苏俊华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商贸流通的基本发展水平和发展基础构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对外发展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中部地区的平原地势，居民对农业发展的传统意识；西部地区的阶梯性地势等都是造成商贸流通发展非均衡性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差异

引言

随着物流体系的逐渐完善、交通水平的逐步提升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连接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的商贸流通企业的需求呈现指数式增长。以批发零售业为例，其商品销售额从1994年的35161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541319.8亿元。图1给出了1994-2014年批发零售业全国范围的商品销售额和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两者具有相同的增长趋势。商贸流通行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具体来看，其对GDP的贡献率从1994年的72.55%提升至2014年的85.13%。因此，近年来学者针对商贸流通业的研究也逐步丰富起来，但商贸流通业是一个综合性、涉及面广的行业体系，构建一个有效的测度方式对于丰富相关研究和提升测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据此，本文首先构建商贸流通行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之后根据上述体系测度省级区域层面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并分析地域发展差异性，以期为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供相关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较多，其测度方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单一指标测度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效率测度方法、综合指标体系测度方法。就单一指标而言，学者分别采用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人均销售额、批发零售业人均销售额等）、商贸流通业对经济的拉动效率水平（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来测度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陆静，2016；黄亚林等，2016）。这种测度方法单一，测度的行业面相对较窄，具体测度指标也无法体现商贸流通业综合性的特点。就DEA效率测度而言，普丹萍（2014）基于商贸流通业发展效率水平的角度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测度，投入方面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交通运输、邮政及仓储业的资本投入，批发零售业的资本也作为资本投入之一，采用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业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产出方面采用上述行业的总产值和行业增加值来表示。相比于单一指标测度法而言，数据包络分析法涵盖指标的信息量相对丰富，效率测度相比规模测度更能反映商贸流通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更具有可参考性和建设性，但是其毕竟属于一种投入产出的比较水平，无法体现出当前地区的商贸流通业规模，对于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较低且资源配置绩优的地区来讲，缺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就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而言，多数学者基于商贸流通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构建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指标体系。任保平和王辛欣（2011）从“地区发展对流通业的影响、流通业对地区发展的影响、流通业自身发展状况”三个评价面，6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构建测度体系。任保平（2012）运用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分析资本、劳动、技术等基本因素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综合影响，并对其发展方式进行测度。陈姗等（2013）构建包括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贡献、状况和成长力4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评价。由此可见，既有的综合评价体系多以商贸流通业与经济发展交互关系为基础，而非精准地针对商贸流通业自身发展水平及其发展基础。另外，由于行业发展变化较快和统计局有关统计标准的变化，《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商贸流通行业的统计口径和归纳结果在2009年发生一次变动。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研究时间起点设定为2009年，以商贸流通业的基本水平和发展基础为基准构建综合测度指标体系，之后采用可以客观赋权重的熵值法进行测度分析，最后分区域研究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并据此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

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测度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商贸流通业并未有一个确切的概念界定，本文参考王玲芳（2012）的分析，认为商贸流通业主要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从事商品流通的行业和服务于商贸流通的行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由此可见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如果采用单一指标进行测度则无法综合体现商贸流通的行业特点。基于此，本文构建商贸流通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基本发展水平、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基础两个方面进行拆解，进而测度其发展水平。但受限于资料数据的统计口径和可得性，本文选择了表1中所表述的2个基准指标层和6个测度指标。

基本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商贸流通业的企业数量、从业人数和产出水平三个方面。企业数量越多，表明商贸流通行业发展规模越大，提供的流通业务量越大，有利于商贸流通业发展。从业人数的多少表征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越多，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贡献就越大，而经济发展和个人就业的稳定可以反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产出水平表征了商贸流通业最直观的发展成绩，产出水平越大，商贸流通业发展越好，反之则越差。

（二）测度方法

考虑到商贸流通发展的综合性特点，影响其发展变化的相关因素影响程度存在地域差异，因此本文在确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基本指标的权重时，采用可以客观赋权重的熵值法进行测度。如本文假设有m个待评地区（待评方案），n个评级基本指标，以此存在一个基础的数据矩阵X=（xij）m×n。具体测算步骤为：第一，非负数化处理。为确保面板数据在求取熵值的时候存在异义，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非负数化的平移处理。对于正向指标，X`ij=（Xij-min（X1j，…，Xnj））/max（X1j，…，Xnj）-min（X1j，…，Xnj））+1；对于负向指标，X`ij=（max（X1j，…，Xnj）-Xij）/（max（X1j，…，Xnj）-min（X1j，…，Xnj））+1。第二，测度j项指标下i方案的贡献率：P=Xij/ΣXij。第三，熵值：Ej=（-1/lnm）×Σpijln（Pij）。第四，差异系数。对于第j项指标，指标值Xij的差异越大，其对方案评价就越重要，熵值就越小。差异系数的公式：Gj=1-Ej。第五，第j项指标的权重：Wj=Gj/ΣGj。第六，各方案的综合评分：SCi=Σ（Pij×Wj）。

（三）测度变量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研究时间段设定为2009-2014年。根据201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在基本发展水平方面，可以获取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企业数量、年末从业人数、商品销售额和营业额。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基础方面，可以获取有关铁路、公路、水运等运输业的从业人数，有关铁路、内河航道和公路道路的运输里程，有关铁路、公路和水运的货运量。另外，为进一步分析商贸流通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按照传统的区域分类方法，将研究样本区域分为三大部分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一）基本指标权重分析

表1给出了商贸流通业企业数量、从业人数、产出水平、交通运输人数、运输里程、货运量的权重水平。可以发现基本发展水平的权重为56.59%，发展基础的权重为43.41%，说明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是发展商贸业的必要部分，如果缺失该部分的研究，则会大大降低测度结果的准确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商贸流通业的产出水平权重最大，为21.31%。根据权重大小，基本指标的重要性依次是企业数量、运输里程、从业人数、货运量和交通运输业的从业人数。主要是因为商贸流通业发展中较好的产出水平是该行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动力，但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投入，企业数量可以直观地体现商贸流通行业发展规模大小，运输里程表示运输能力的客观水平，从业人数、货运量和交通运输的从业人数都是取决于企业数量、运输里程提供的供给量，而产出水平体现的是商贸流通业的社会需求，如此在供给需求理论的指导下，社会商贸流通业得以均衡有效的提升与发展。

（二）商贸流通业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

表2给出了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2009-2014年），从上至下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可以发现，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性，由大到小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体来看，2009-2014年东部地区商贸流通平均发展水平依次为3.64、3.62、3.63、3.60、3.59、3.58，中部地区为3.16、3.17、3.16、3.18、3.16、3.17，西部地区为2.87、2.88、2.88、2.89、2.91、2.92。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大约是中部平均水平的1.139倍，西部平均水平的1.251倍，且三个地区的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相对比较稳定，西部地区有小幅提升趋势。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最大，加上海上通道的便利性，对外而言，大量外资企业入驻东部地区投资建厂，带动商贸流通需求；对内而言，东部地区骤增的商贸流通业需求创造了大量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如建筑业、制造业等，而中西部地区正好可以提供东部地区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如此便推动了东部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另外，经济变量的变动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一旦东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快速发展，便奠定了其在商贸流通业的领导地位，在行业标准制定、行业发展方向引导、行业区域分布等方面具有先动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部地区受利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比较适合发展农业，再加上传统的农业发展是根本的观念影响，缺乏创新意识，安于农业发展自给自足的现状。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环境，既不能利于工业发展，又不适合进行农耕生产，因此其适用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交通设施建设均弱于中东部地区。

表3给出了2009-2014年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前五名和后五名，发现2009年和2010年的排名是一致的，2011年和2012年的排名是一致的，2013年和2014年的排名是一致的。但在样本区间内，其省份的变动较小。前五名集中在广东、山东、江苏、北京、浙江和上海，后五名集中在甘肃、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和吉林。样本区间内的第一名是广东，最后一名是西藏。其主要原因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广东属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贸易额及发达程度一直处在首要位置，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初便成立的深圳特区，历史问题造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间接为广东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外在文化溢出效应。另外，受生活环境和个人生活偏好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数来自于广东、福建等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经济反哺的特点。而西藏地区处在高原之上，交通不便，其文化与内地文化差异较大，即使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帮扶，其商贸流通业需求和供给仍远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商贸流通的基本发展水平和发展基础，构建商贸流通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对外发展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中部地区的平原地势，居民对农业发展的传统意识；西部地区的阶梯性地势等都是造成商贸流通发展非均衡性的主要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统一协调的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包括不同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依托我国发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货运、水路运输的网络体系，创新和提升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交通枢纽功能，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商贸流通体系。具体来看，我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有连接南北的京港澳高速、京九铁路、京广铁路，连接东西的沪陕高速、陇海线铁路，均可以协同有效地提升商贸流通业效率水平。商贸中心的构建需要规模企业的引导，需要加强引导世界500强企业进行投资，提升其对周边商贸企业的吸引效应。最重要的是，根据商贸中心的市场地位和权威性，制定一个合理有效的国内贸易流通标准、制度体系，以规范国内贸易的行业发展。

第二，加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统筹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具体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而协调发展就包括商贸流通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消除不利于区域间、城乡间交流合作的制度因素和文化软约束，促进政府、行业、企业、个人之间展开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学习，在交流中创造机遇和挖掘商贸流通发展的增长点。建立区域综合开发、流通的交易平台，具体可以涵盖商业项目投资、流通企业发展融资、商贸流通行业管理等。另外，在健全区域间交流合作机制的同时，应坚持降低对外开放门槛，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加强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参考文献：

1.陆静.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金融扶持机制与实证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16（1）

2.黄亚林，王欢.商贸流通业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6（3）

3.普丹萍.基于DEA方法的中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效率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4

4.任保平，王辛欣.商贸流通业地区发展差距评价[J].社会科学研究，2011（2）

5.任保平.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的评价及其转变的路径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8）

6.陈姗，王勇，曾庆均.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7.王玲芳.浙江省商贸流通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分析[D].浙江工商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