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波

（红河学院国际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鸠摩罗什译经与汉语言文字传播

洪 波

（红河学院国际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在历史上的汉语国际化进程中，汉语言文字传播的途径是全景化的，是伴随着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与扩散的。宗教与语言的关系极为紧密，佛经汉译成为佛教进入中华文化系统的标志，而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的译经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对中国以及朝日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传播。

华化佛教；鸠摩罗什；译经；汉语言文字传播

自公元前3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起，印度佛教从南北两路向外传播。从印度南部传入中国云南的傣传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属南传佛教，其经典为巴利文系统；从印度北部经中亚、西域传入中国的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其经典主要为汉字系统；传入中国西藏、内蒙古等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其经典为藏文系统。

佛教传入中土，从语言文字传播的角度来说，既是中国佛经经译的开始，又是中国语言文字生活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它不是伴随着民族、操不同语言的人群的接触而发生的，……是少数僧人和大量的翻译文献，及随之而来的广泛深入的文献传播。”[1]287自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安世高来华在洛阳译出《阿含部》等教典35种41卷，到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经译沉寂，共890年。这期间汉传佛教理论家辈出，发生出天台宗、三论宗、唯实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八宗，最终成为禅、净合流的中国汉传佛教。[2]25

在语言文字国际化传播史上，“字母跟着宗教走”是字母学的一条规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外来宗教传播不同的是，中国高度的文化和悠久的文字，挡住了印度字母的渗入，佛经汉译成为佛教进入中华文化系统的标识。汉译佛教经典以及华化佛教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形成华化佛教圈。

西域高僧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或主持翻译的汉译佛经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华化佛教圈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讨论鸠摩罗什译经与汉语言文字在华化佛教圈的传播。

一 鸠摩罗什东来及译经

西域是佛教传入中国中介地，甚至是来源地。鸠摩罗什（343(4)-413年），汉译名为童寿，天竺人[3]，出生于龟兹。古代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是佛教兴盛之地，《晋书·四夷传》记述有：“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鸠摩罗什早期活动于龟兹和西域，按《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记载，他先学小乘佛教，后得莎车王子传授《中论》和《百论》，并改宗大乘佛教。公元359～385年间，罗什在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龟兹王(白纯)为造金师(狮)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4]盛传“有年少沙门鸿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5]前秦符坚仰慕鸠摩罗什声名，383年派骁骑将军吕光兵伐龟兹及焉耆等国，他对吕光说：“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释送什。”[4]49-50公元385年，吕光灭了龟兹，劫罗什到了凉州。这时苻坚被杀，吕光立国后凉，罗什也就留居其地达十五六年之久，开始了在中原地区的生活。在此期间，罗什学习了中国语言文字，并对中国过去的译经进行了研究。弘始三年（公元401年），罗什被姚秦第二代姚兴请到长安直至弘治十五年（公元413年）逝世。姚兴“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迭，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4]240“……邀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讲学译经，支持法显赴印度等国取经访问，轰动一时，遂使长安成为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6]422

佛经汉译“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始点，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出发点。”[7]佛经汉译的历史是悠久的，梁启超先生说：“故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末不足道矣。”[8]168佛教在初传期（两汉至西晋时期）的经译是私译，“在道安以前，译经恒为私人事业”。[9]211东晋以后，“佛教势力扩张后，帝王奉佛，译经遂多为官府主办。”[9]211鸠摩罗什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逍遥园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吸引3000多僧人前来长安跟随他从事佛经的传布和翻译工作。“盖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9]210译场既是经译场所，又是高僧为僧徒宣讲和阐释佛学经译的场所，史称“什门四圣”的道生、道融、僧睿、僧肇即是在译场听讲、学习、修持而培养出的中土佛学人才。经译与传习的结合，使翻译同时成为佛学传播方式。

罗什之前的安世高、支娄迦谦采用直译译经，“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鸠摩罗什通晓汉语，采用意译的新经译方法，“童寿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苟叄鄙俚之词，曷异屠沽之谱？然则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倘深溺俗，厥过不轻；折中适时，斯谓得译经之旨矣。”[10]周作人对罗什经译的评价甚高，认为“什法师最有名，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因新的需要而兴起,但能恰好的利用旧文字的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亦并可作古代翻译文学看也。”[11]

鸠摩罗什长安僧团经译质佳量大，唐沙门智升撰的《开元释教录》刊定罗什共经译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可谓是中国经译史上的新纪元。现在常用的佛经估计40-50%为鸠摩罗什所译，其中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大的经论就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三论》《成实论》《阿弥陀经》等等。

表1 余雷先生整理罗什译典情况表[12]

鸠摩罗什经译使中国有了良好的佛经译本和系统的教义，大乘空宗的思想得以广泛流传。鸠摩罗什所重译或新译的不同乘部的佛典, 成为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产生的佛学思想根据。[13]罗什重译的和新译的佛教典籍, 成为“中国各佛教学派、宗派用来建立宗教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14]292促进了后世佛教学派和各宗派的建立和发展，例如，成实宗的主要经典是《成实论》，三论宗的主要经典是《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是《法华经》，中国化禅宗受到《金刚般若经》的较大影响。“汉译经律论三藏佛典的基本完备，其功绩当归于罗什。”[15]

二 鸠摩罗什经译与华化佛教宗派及其在东北亚的流布

中国佛教在公元4世纪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公元6世纪经朝鲜半岛三国传入日本，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和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佛教宗派先后直接传入日本。[16]6世纪末至10世纪初，佛教中国化完成，具有中华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宗派出现，并对东亚、东北亚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17]韩国的佛教是会通中日佛教的结合点。[17]

儿时，我就很喜欢阅读课外书籍。那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闲钱购买书籍，于是我便时常与那些家里有藏书的上海知青子女交朋友，目的就为了便于到他们家中借阅书籍。

鸠摩罗什的经译《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中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话经》《成实论》《金刚经》《阿弥陀经》等，在日本佛教常用佛典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影响深远。

天台宗是中国最初成立的佛学宗派，以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创宗者是智顗（538—597年）。陈朝时有高句丽僧人般若到金陵师从智顗，新罗僧人玄光、缘光分别师从慧思和智顗，但是，天台宗未能传到朝鲜。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767—822年）入唐师从天台宗六祖湛然学习天台宗教义，回国后创办了日本的天台宗。11世纪末，新罗僧人义天到中国学习天台宗教义，1089年创办了朝鲜的天台宗。

依据罗什翻译的《中论》《十二门论》及提婆《百论》三论，吉藏（549—623年）创立了三论宗。吉藏《大乘玄论》卷1云：“摄山高丽（僧）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从北土远习罗什师义，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值隐士周颙，周颙因就师学。”日本僧人安澄《中论疏记》卷1云：“高丽国辽东大朗法师，远去敦煌郡昙庆师所，受学三论。齐末梁始，来入摄岭山也。”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年），吉藏的弟子高丽僧人慧灌传三论宗入日本，成为日本三论宗的始祖。出生于吴国曾师从吉藏的福亮，入唐留学归国后成为日本三论宗第二传。大宝元年（701年），智藏的弟子道慈入唐师从元康修习三论宗，归国后成为日本三论宗第三传。日本三论宗的三传都在大唐修习佛学，自然修习罗什的经译，较好地掌握汉语言文字。

成实宗，主依《成实论》。唐代传至日本，但渐归没落。高丽的慧慈、慧观，百济的慧聪、观勒法师等，皆通《成实》三论，百济的道藏撰有《成论疏》十六卷。在日本，因成实宗与三论宗同时传入，因而多附于三论宗而共习之。圣德太子曾就学于慧慈、慧聪、观勒法师等，作三经疏，以《成实论》为法相的入门。

13世纪时，日本天台宗僧人日莲(1222—1282年)根据天台宗所依据的《妙法莲花经》开创日莲宗。日莲推崇罗什经译《法华经》，奉其为至高经典。

三 鸠摩罗什译经与华化佛教圈汉言汉字传播

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南亚诸国的传播，是以汉字和汉文典籍担当文化传播的载体。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其经译成为佛教融入中华文化系统的标志。在很长时间内，朝鲜、日本、越南佛教使用的是汉语佛经，中国是翻译经典，朝、日、越是抄写经典。华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汉译佛典也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传播。鸠摩罗什经译对汉语言文字的国际化进程有着巨大贡献。

汉语言文字国际化使用与东亚、东北亚邦国的汉文书籍（汉籍）的输入密不可分，其中包括了中国化佛教经籍的流布。唐代书籍编撰业发达使得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进入鼎盛时期。日本遣唐使团入唐学习的学问僧、学问生以及请益生、请益僧归国时把大量的汉文典籍和佛教经译带回日本。据日本学者统计，至唐代为止，日本有中国典籍1800余部，18000余卷，而且隋唐时之经史子集各部均有，大致已摄取隋唐时代宫廷藏书之一半。[18]316日僧玄昉，一人即带回经论1076部，合计5048卷。[19]10

华化佛教圈僧人的汉语言文字载体的佛教经义著作，体现了汉语言文字传播的成果。以日本为例，智光（709—？）著有《般若心经迷义》和《无量寿经论释》。唐贞元年间，日僧最澄入唐求法，他在台州临海县龙兴寺净土院抄取“天台智者大师所释大乘经等，并所说教迹，及第二、第五、第六祖等传记，并别家抄等”，总计一百二十部，三百四十五卷。《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册55，页1057]最澄除了抄写《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外，尤其著有《守护国界章》《显戒论》《法华秀句》《内证佛法血脉谱》等。最澄的弟子圆仁（794—864）著有《法华迹门观心绝对妙释》《金刚顶经疏》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又如朝鲜义天开创了“东海天台宗”，他收集的经论编撰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又称《义天录》，在佛学史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具有表现鸠摩罗什经译对汉语言文字国际化使用传播贡献的是日本圣德太子，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常为天皇、皇室及臣僚讲罗什经译《法华经》《胜鬘经》等，公元607年(推古15年)为《妙法莲华经》《胜鬘经》《维摩经》三经作注，书名《三经义疏》，即《法华义疏》《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其中的《法华义疏》是圣德太子的真迹，是现存的日本最早的书籍，在日本书法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笔迹。

经籍回流和僧人入华传教，是汉语言文字国际化使用的参照。自唐安史之祸，特别是武宗灭佛、五代离乱之后，佛教各宗的文献资料大都丧失殆尽。以天台宗为例，宋建隆元年（960年），高丽僧人谛观入宋，使天台宗“一宗教文复还中国”，由此中国天台宗逐步走上“中兴”之路。开宝元年（968年），漕使顾承徽舍宅为寺请高丽僧人义通为传教院开山，敷场教观，屡建讲席，直至端拱元年（988年）。高丽僧人谛观和义通两人，一个为中国天台宗典籍的失而复得建立了不朽业绩，一个为宋代天台宗的振兴培养了不可多得的人才。按照天台宗的家谱，义通被尊为第十六代组，门下弟子中以知礼最为上首，继为第十七代祖。[20]

高丽僧人入华为蒙元皇室抄写佛经和讲经，体现了汉语言文字的传播成果。佛经抄经是佛教徒的一种大功德，佛教徒把抄经当成修功积德的最好功课。元世祖喜好施财写经，后嗣诸帝、后妃、诸王、贵族也崇尚写经，并且喜爱楷字匀整精美的高丽僧人写经。元世祖和成宗两朝向高丽国征求写经僧。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世祖诏令高丽遣送写经僧抄写金字《大藏经》。高丽立即派沙门惠永率领100名写经僧到达大都，住进庆寿寺，花了一年的时间，抄成一部金字大藏。高丽僧人惠永兼通法华义理，抄经期间还应大都万安寺堂头的邀请宣讲《仁王经》。[21]

汉译佛经加速了汉语言文字的国际化使用。鸠摩罗什的经译和译场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巨大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鸠摩罗什的佛经汉译既是中华佛教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汉语言文字国际化使用的过程。在历史上的汉语言文字国际化进程中，汉语言文字传播的途径是全景化的，是伴随着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与扩散的。华化佛教或称汉地佛教的形成，体现的是中国吸纳不同文化的融合能力，是历史上的中国在精神文化层面引领东亚东南亚文化的体现。华化佛教传播汉语言文字只是众多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路径之一，研究华化佛教的传播流布对当代汉语言文字文化走向世界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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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良林]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s by Kumarajiva and Chinese Literal Communications

HONG Bo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 China)

As for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story, the approaches of Chinese Literal Communications we re panoramic, which spreaded along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at the material level,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spiritual level. The religion holds a tight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symbolizes the e ntering of Buddhism into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s by Kumarajiva has left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s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uddhist sc hools. The Chinese Buddhism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Chinese Buddhism; Kumarajiva;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Chinese Literal Communication

H195

A

1008-9128（2017）01-0063-04

10.13963/j.cnki.hhuxb.2017.01.018

2016-07-11

洪波（1966-）男，云南蒙自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