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

范仲淹《岳阳楼记》首句就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一年，即1044年，副相范仲淹正主持庆历新政；下放岳州的滕子京在筹划几项大工程。就在这年秋天，汴京城里爆出一桩公款吃喝事件，“震动都邑”，举国议论。一顿饭怎么会弄出这么大动静？

第一，参加饭局的干部很有名气，人们喜欢围观。第二，饭局组织者对处理结果非常抵触，情绪很不稳定，最终气死了。第三，在同情者看来，在《宋史》上和历代文人笔下，当事人很可怜，差不多是个悲剧英雄。事实到底如何呢？

宴会很奢华

饭局的组织者叫苏舜钦，当时才气冲天的明日之星。他的工作单位是进奏院，相当于各地联合驻京办，但有两点与现代驻京办不同：一是负责搜集中央最新政情动态、抄录中央各机关文件，编印成报纸分送地方领导参阅。二是为加强管理，一把手由中央政府派人担任，经费由中央财政解决。

秋季祭神是个热闹日子，按例各单位都要组织职工会餐和文娱活动。有人建议了：年年在食堂搞，大家都烦了，能否出去吃？苏舜钦从善如流，说既然出去搞，就要吃好玩好。

当时汴京城餐饮娱乐业十分发达，但高消费的钱从何来？苏主任有办法：靠山吃山。把成堆的草稿纸、旧信封、没发出去的报纸、有印刷错误的废报，甚至崭新的文具和邮袋，统统拉到收购站，小金库瞬间建成。苏舜钦很有领导范儿，自己还掏了点钱。

有钱就是任性。活动在一家顶级酒楼隆重举行，大家放得很开，玩得很嗨。请了文艺工作者唱歌弹琴、陪酒伴舞。有人借着酒劲作起了打油诗，把孔子、周公和皇上挨个戏谑了一遍。到了深夜，多数人睡的睡、醉的醉，苏主任精神正好，叫办事员先撤，然后叫来了几个官妓……

就在他们津津回味的时候，御史中丞王拱辰拿着宋仁宗的手谕，把这帮好汉请到了规定地点。十多名参加者统统受到惩罚，包括宋诗第一人梅尧臣；苏舜钦处分最重，被开除公职，而且“永不叙用”。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进奏院狱”。

本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苏舜钦不答应。

苏主任很生气

苏舜钦坚决认为自己是冤大头，至死不服气，将剩余的人生统统交给了这件事。

先是托关系。苏舜钦不是一般人，后台硬得很。他可有个好朋友欧阳修啊，办案组长王拱辰正是欧阳修的老同学。欧阳修知本分，两手一摊，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我怎么开口呢？庆历新政进展不利，自己也快下岗了。苏舜钦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老岳父，当今首相杜衍！老杜正后悔把闺女嫁错了人，差点儿动手。

接着是找借口。苏舜钦此时最恨的是一个叫李定的人，这人是太子办公室的小干部，梅尧臣的外甥，听舅舅说各机关单位的能人都在，很想混个脸熟。他兴冲冲地跑到酒楼，提出自费参加。苏舜钦可能酒喝多了，说了一句伤人的话：你层次不够。李定下不来台，扭头就去了御史台。后来苏舜钦逢人便说，李定对我有意见，故意找茬害我。

再就是发牢骚。苏舜钦写信向欧阳修诉苦，中央和地方机关祭神节活动经费都是这样来的，进奏院怎么就不行？何况我还自掏了腰包。前任们谁不是这样干的？到我为什么就是问题？要处理一块处理！

他甚至对恩师表示不满，说去年滕子京同样是公款吃喝，只受到轻处分，领导照当、岳阳楼照修，不就是你老范说的话吗？把我一撸到底，眼里还有我老丈人吗？

最后，只有自我安慰。眼看没指望了，苏舜钦一边卷铺盖，一边跟欧阳修表白：我想通了，何必天天为别人累死累活？以后我要做生意，造园林，想旅游就旅游，不挺好吗？

好不容易挨到庆历八年（1048年），朝廷突然决定起用苏舜钦，任命他当湖州长史，负责办公室工作。官虽不大，却显然是给出路。但他并不领情，朝廷光发了任命书，并没发平反文件，怎么有脸工作？于是，他在这种情绪中离开了人世，年仅四十岁。

苏舜钦到底有没有问题

苏舜钦理由一大堆，牛角尖钻到死，单单绕过了事实本身，其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

宋代经济发达，喝酒享乐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风气，政府早就设立了史上少有的喝酒税。宋代官员的工资是历代最高的，是汉代的10倍，比清代高好几倍，但公款吃喝仍然难免，有时还很严重，所以苏轼说官场是“酒食地狱”。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制度如果跟不上，高薪未必养廉。

因此，从宋太祖起朝廷建立和完备了公务接待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抓公款吃喝问题最具体、最严格。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名人，陆游、张孝祥等人都曾因此被严肃查处过。那么，苏舜钦犯事到底冤不冤？

第一个问题：公费还是自费？宋代有一项财务制度，叫做“公使钱”，即合法的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差、办事开会需要公家管饭的，发给“券食”，就是领饭票吃食堂。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经费都属非法。至于节日期间单位卖公物会餐，属于私卖公物，严重的应该“杖九十”。如果确实是少量废品，朝廷不会上纲上线。进奏院纸张多，顺便又把非废品一块卖了，所以小金库比一般单位胖得多，不然不敢那样烧钱。因此说苏舜钦搞公款大吃大喝，并不过分。

第二个问题：公客还是私客？按照“公使钱”相关制度，参加消费的人员规定明确。苏舜钦攀比说大家都这样、本单位过去也这样，但他回避了要害，他组织的是哥们儿的私人聚会，跟职工福利和公务活动八竿子打不着，不然李定凭什么要参加？用公款支付私用叫做“监主自盗”，可判死刑，这是王拱辰最主要的指控，也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还干了什么？宋朝法律规定，突破公务接待的具体规定，“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喝花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一个逃不掉。这场活动吃喝玩乐一条龙齐全，明显违法。

家有家规，行有行规。官员这个职业意味着要向社会让渡部分私人权利，所以有的事别人能做，官员不能做；柳永能做，苏舜钦不能做。作为一个官员，苏舜钦如能恪守起码的职业底线，怎么可能违法犯罪？

总之，苏舜钦不但违反了职业操守和行政纪律，而且触犯了刑法。朝廷只给了他行政处分，应该说是宽大得体的；后来又决定重新起用他，可见不是一棍子打死。苏舜钦得了便宜还不满足，拿生命和全家幸福为错误埋单，糊涂啊。

假如他是个明白人

苏舜钦的祖父是宋代第一个状元，当过首相；父亲是前工部侍郎；《宋史》还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早早就被称为宋代的李白，加上年纪轻，前途一片光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犯错误并不反常，不知错才是问题。成功的事业往往是纠错的过程，成功的人无非是知错认错改错的人，失败者总是“连失败都有理”。

苏舜钦是典型的失败者性格，破罐子破摔，把问题统统归咎于外因，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他也不是成熟智慧的政界人物——假如他真认为有人害他，更应从严约束自己才对，为什么主动授人以柄呢？他不论客观事实，没有对错标准，倾向我的就是“君子”，批评我的就是“小人”。这种非理性、无原则的认识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早该抛弃了。

“严管就是厚爱”，此话有深意。关键是能明白和体会到“厚爱”。做个明白人，不但对社会有益，自己也受益。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