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治钊

1962年，邓小平同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能下。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78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这是我党领导人明确提出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就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来讲，重温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导职务终身制

为什么要提出“能上能下”呢？这还得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说起。自苏联斯大林时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皆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没有任何条款规定，然而实际操作中均是这么执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也曾提出不搞终身制，但事实上领导干部的任职仍然是无限期、不退休。这样不成文的规定，直接导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出口不畅等问题，其危害当然不可小视。邓小平同志批评了此危害的严重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此外，还有干部老化和断层的问题。参加革命比较早的老干部，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1980年前后就有七八十岁高龄，出现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现象，有的还在重要岗位任要职，行走困难且不便，还要人搀扶着，坐几个小时更成问题。邓小平形象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由于出口不畅，堵塞干部上下渠道，年轻干部上不来，总量偏少、比例较低、梯次失衡，后备干部储蓄不足，导致机构臃肿、功能重复、人浮于事，长此以往，必然后继无人，出现干部断层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妨碍和贻误了改革开放大局。见此现状，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可见，邓小平同志的“能上能下”的思想，起初是针对领导干部老化问题提出来的。为了彻底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各级党委要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来个大转变”，“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在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倡导之下，1982年，我国宪法通过了全国人大正副委员长、国家正副主席、国务院正副总理、中央军委正副主席、最高法院正副院长、最高检察院正副检察长等，由终身制向任期制转变，标志着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法治化，成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里程碑，从而使干部制度改革迈向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改革难免出问题，在新老交替中，年轻干部缺乏领导经验，很多老同志转不过弯，感觉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离开领导岗位，造成了新老交替难的问题。

对此问题，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同志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采取如此过渡交替的办法，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从而为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培养新人铺平道路。”

1982年，为了给全党作出表率，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毅然退出第一线，担任中顾委主任；1987年，邓小平同志又退出中央委员会，并不再担任中顾委主任；1989年，邓小平再次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完全脱离所有领导岗位；1993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取消中顾委这一机构。中顾委存在了11年，圆满地完成了过渡时期新老交替的任务。从1982年起，近千名高级领导干部逐步退到第二线，全国各地近百万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干部交替工作。

逐步实现“能上能下”

显而易见，干部能上能下，焕发出活力，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创新。如果说，当初能上能下，侧重于干部到龄退休，那么，当前重点难点则是调整不胜任者。对于干部退休，早已有了明确规定，现在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及时调整不胜任干部方面取得突破。1986年以来，各级采取了不少新举措，如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推行干部职务聘任制和试用制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新的政治生态已形成，好的政治环境已产生。然而，总的来看，步子还没完全迈开，尚未常态化、机制化。

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完善考核是基础，扩大民主是关键。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职务的通知》，探索以干部德才表现为标准推进能上能下，迈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

（摘自《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