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波

雍正皇帝，是古往今来帝王中的一个异数。

通过品读《雍正朱批谕旨》这一被后人称作“天下第一痛快书”的雍正亲笔御批，仿佛看到了一个极其率真、天真的雍正。在给臣下蔡珽的批示里，掩饰不住雍正帝的笑点： “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自己笑得如何，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这种颇有趣味的政治家实在不多见。有时，他会在谕旨里自谦道：“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鄂尔泰之深。”

在给王国栋的谕旨里，他发现自己弄脏了奏折，特意写上“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

雍正皇帝的嗜好十分古怪，比如将某物改成另一物。鼻烟壶改成水盛，“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狮子改洋狗：旁边的狮子不好，着改做西洋狗。图章改镇纸，“将字磨去，配做压纸用”。这些特点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又是性格善变、做事极端认真的人，见到养心殿东暖阁地砖色调不合，即命更换。

治国理政

在兄弟们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给外界一个不问世事、看世事如浮云的超然印象。这期间，他频繁与僧人们来往，除此之外，他便专注读书，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成集，名为《悦心集》，倾力打造“天下第一等闲人”的形象，以避开政治漩涡。然而，他的心何曾安静清闲，只不过用这种烟雾去遮住对皇位更为迫切期盼的内心。

从“天下第一闲人”到“天下第一忙人”的身份转变，他自己也改口颇为自得地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自负之情可见一斑。

康熙皇帝晚年由于倦政，实行“宽仁”之政。这些在雍正皇帝看来，宽仁之政无非是懈怠的废弛，帝国的机器和零件蒙上了厚厚的尘垢，为此他将操起权力的工具，开始重新打扫，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局面。正如大臣李绂所说：“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雍正皇帝改革的胃口很大，“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

雍正皇帝理政一周年之际，他告诫臣工说：“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这样才能“筹国是，济苍生。”雍正皇帝批田文镜的朱批很有代表性“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密折制度的发展沿袭，让雍正皇帝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掌控了官员的动态，在军机处的紧密配合下，雍正处理政务虽然繁忙，却井井有条。雍正皇帝喜欢群臣互相告密，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

《啸亭杂录》讲了这样的事情：一官入都引见，购置新帽子，为熟人所见，告知其故，次日引见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不要弄脏你的新帽子。就是说买帽子的当天已经有人报告了。鼎甲出身的官僚王云锦在新年休沐日在家与好友耍叶子戏，忽然丢掉一张。一天上朝，雍正问他元旦干什么了？王云锦如实回奏，雍正对他的诚实很高兴，说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说完从袖子把叶子拿出来给他看。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特殊成长环境的历练，这种自信绝不是自我吹嘘。清查财政亏空，是雍正皇帝理政的一大手笔。他因此发狠说：“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具体做法：第一，限时补足亏空；第二，责任上司分赔；第三，亏空官员一律革职与“追变家产”；第四，组织官吏亲身去看对贪污官员执行死刑时的场面，用血腥场面进行警示教育。

雍正皇帝反腐以及推进养廉银制度的习习清风瞬间吹遍了这个古老帝国。通过雍正皇帝勤勉的带动，逐步形成了“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的局面”。

13年的理政，雍正皇帝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每一年，雍正皇帝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才会休息。

御臣有术

中国传统政治属于人治，雍正帝将它推向了新的高峰。雍正帝的情商极高，对臣下文字斗嘴极其从容，喜怒毫不掩饰，除了他痛恨的官员外，对自己欣赏的官员也是呵护备至。

理政之后，他无情地对手足兄弟进行残酷打压，“阿其那” “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痛苦和尴尬，不管谁对谁错，雍正皇帝在上台后的手足相残，确实过于残忍。缺乏亲情的支撑后，他逐步形成自己的朋友圈，铲除年羹尧、隆科多后，他急需重新寻找政治上绝对可以信赖的臣下。于是，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这些雍正班底核心成员配合开展新政。

作为他核心政务圈的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张廷玉，他都分别予以特殊关爱。

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云南布政使李卫咯血，获赐药物，雍正皇帝让他“爱养精神，毋事勉强”。

李卫不是科举出身，雍正恰恰欣赏他大老粗办事果断作风。为了更好地使用他，雍正多次对他表示关怀提醒“尔以年少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

宠臣田文镜是早期雍正帝新政的极力推行者。在河南，他的努力如同黄河一般汹涌澎湃，这种巨浪的冲击有时竟会颠簸远在北京的政权大船。雍正皇帝以极大的勇气支撑他有时并不太占理的立场，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当作“模范疆吏”标杆。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一定程度上，雍正皇帝能够包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臣下，前提是绝对从维护他的角度出发。太子太傅朱轼坚决反对雍正皇帝推行的“耗羡归公”，雍正并不发怒，反而让他做大学士，去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对西北用兵，由于每次反对都无效果，他心灰意冷，以病辞职。雍正皇帝用极其温暖的口气劝慰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非常感动，从此不再有辞职打算。

相较而言，张廷玉与鄂尔泰算是雍正帝最为亲密的大臣，所以在他的遗嘱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禀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张廷玉该是整个清代做秘书最成功的一个，由于雍正帝为政细致烦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帝意。雍正皇帝随时都有召见他的可能，一日晋谒三次，更是家常便饭。

如果说张延玉是雍正皇帝内务的重要助手，那么鄂尔泰则是雍正皇帝实施政治改革的重要伙伴。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他曾对新任云南巡抚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他敢于说雍正帝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皇帝体察到了他的真诚所在，在朱批说：“朕实含泪观之。”

雍正皇帝这台孜孜不倦的政治机器在帝国政治中留下了太多让人掩卷沉思的故事，终其一生并未见其倦政，直到猝然而逝，留下了许多历史解不开的谜团。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