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灏

摘 要：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与神话二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理性的超感性世界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由于理性的核心被解读为“自我持存”，即为了实现永恒的存在而进行自我束缚与自我异化，所以超感性世界的核心也是自我持存。超感性世界的瓦解意味着僭越的理性之真正归位。然而，终结超感性世界的任务既要靠历史唯物主义对理性真谛的真正揭示，更需要共产主义的现实实践。

关键词：启蒙理性；神话；超感性世界；自我持存；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16.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34-06

众所周知，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宗教曾经构建了一座庞大的超感性世界——上帝之城，而从近现代伊始，哥白尼的“日心说”撬动了墙角的第一块青砖，笛卡尔的“我思”侵蚀了这座古老城堡的地基深处。高举科学与理性两面大旗，人类一步步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消灭了一切神话与愚昧、田园与传统，人类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化自然。现代文明通过在星空中点缀人造卫星宣告自己的强大，借助不夜城的光芒照亮了茫茫的黑夜，人类将上帝之城从天堂拉入了尘世。“手持夺光利剑的天使把人类驱逐出了天堂，踏上了技术进步的大道，而天使本身成了这种进步的象征。”[1]166

尽管《启蒙辩证法》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德国纳粹统治时期，而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理性似乎重回正轨。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理性的反思却不仅仅限于对极权主义的思考，他们对科技和大众文化工业等方面的批判同样深入骨髓。尽管科技呈现爆炸式进步，但是疾病、战争、分配不公、贫穷、环境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接近10亿人甚至依然为温饱问题所困。与此同时，人类却耗费了无数财富用于准备战争或已经用于军事、政治、金融等各种内耗，人的异化与物化伴随科技文明的发展日益加剧。于是我们试问，人类的理性究竟去哪儿了，理性真的能够为我们建成真实的理想国吗？

一、超感性世界的前世今生：从神话到启蒙理性

通过对奥德修斯神话冒险故事的重新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得出一个结论：神话就是最早的启蒙。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历程是一部返乡的旅程，就像一切哲学都不过是一种思乡病，其实都只是在追寻自我，这似乎也暗示着理性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我。

在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中，奥德修斯欺骗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无人”。“以‘无人的名义，奥德修斯通过否认自身，向自己确认了自身；通过遗失自身，来拯救自己的生命。”[1]50奥德修斯通过“非同一性”（放弃自我）而赢得了“同一性”（自我持存），于是理性在最初就玩弄起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同一性就是非同一性，非同一性就是同一性，而欺诈成为了自我持存的有效手段。通过耍弄改名换姓的诡计，理性在对其相反方面的适应中最终得到了彻底实现。“奥德修斯式的狡诈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救赎了的工具精神，他让自己臣服于自然，把自然转换成为自然的东西，并在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过程中出卖了自然。”[1]47奥德修斯的狡诈靠的是牺牲与放弃，而这种狡诈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原始巫术与祭祀中的欺骗因素。“祭祀也就变成了一种合理交换的巫术模式，变成了一种人支配神的工具：对众神的僭越恰恰是通过尊奉众神的制度而实现的。”[1]41奥德修斯的诡计都有着牺牲自然神的背景，其结果是让神臣服于人类，这是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重新颠倒：本来是人创造了神，而非神创造人，人只是由于恐惧自然而去膜拜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但通过牺牲的方式却使得神又重新成为了人的工具。恐惧是人类在幼年时期对自然最初的情绪，甚至恐惧也成为了人类成熟时期的潜意识，把恐惧当作保护手段是一种消极适应环境的表现。人类将对自然的认识等同于自然，并以这种狡诈的方式同自然进行交往。面对恐惧，最重要的是自我持存，为了生存，主体可以不择手段。“观念只是一件工具。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式来支配自然。”[1]31

神话与启蒙同样都是对自然的一种虚假的澄明，在这种所谓进步中，人类或许离最初的自然却是渐行渐远。

海妖塞壬的故事则充分揭示了神话、统治与劳动三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奥德修斯没有参与劳动，甚至他在下达了命令后放弃了对劳动的直接指挥；水手们与劳动对象十分亲近，却不能享受劳动，因为他们被堵塞了感官，这也许是异化劳动的神话原型，同时这也代表着理性在最初对于感性的压制，这种压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统治者用理性压制自己的感性，并同时获得艺术享受与自我持存；另一个方面统治者用理性压制被统治者的感性劳动与享受。由于统治与劳动的分离，统治者很快便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从而把思想限制在组织和管理的工作范围之中。“但是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2]187思想实际上变成了统治与自我统治的机器，社会的过度成熟，靠的是被统治者的不成熟。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所谓神话与启蒙，都不过是人同自然交往的关系产物，从用神话到用理性去解读自然，表面上看来，前者是愚昧，后者是科学，但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伴随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自然在表面上似乎对主体彻底臣服，而人类在对自然的盲目统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启蒙的本质是一种抉择，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对统治进行抉择。人们总是在臣服自然与支配自然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1]25在反神话的初衷里，从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启蒙一步步发展成为了新的神话。从近现代开始，科学与理性共同构成了超感性世界的新的两大支柱，它们甚至相互融合，像国王的两位将军一样，共同征服一切尚未被征服的地域。科学技术催生了现代工业，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启蒙理性孕育了现代文化产业，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精神饰品。

回顾超感性世界的历史，从表面来看其似乎是一部理性的外化史，正如在黑格尔看来，超感性世界有着自己的独特传承，“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和世界。”[3]58

然而，不论是哲学的思辨理性、宗教的信仰理性、伦理的道德理性、政治的制度理性、经济的计算理性、纳粹的极权理性、科学的工具理性，一个个超感性王国要么在理论上陷入悖论，要么在实践中走入歧途。因为人终究不是某种单一的人，人不是某种“具备理智的动物”、“上帝的子民”、“有道德的动物”、“政治的动物”、“经济人”或者“国家的人”、“掌握科技的人”，任何将人抽象化并以此为本体试图建立某种超感性世界的观念都只是空想或者谎言。“自此时起，存在就分解为逻各斯和外部的万事万物。这种对自身存在与实在的区分压倒了其他一切区分。世界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主宰。”[1]5由于理性坚持逻辑上的优越感而试图凌驾于超感性世界之上，于是所谓理性的外化史不过是一部理性的僭越史，理性自一开始就与所谓客观、中立的立场格格不入。

二、超感性世界的自我持存

超感性世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也不是一个纯粹想象中的虚幻世界，其离不开感性世界，却又竭力试图超脱感性世界而实现永恒的自我持存。超感性世界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形成了以自我持存为核心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

追溯超感性世界的本质，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随着感性世界的发展，超感性世界也在不断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4]17

由于感性世界往往只是反对超感性世界的词句，所以超感性世界只要改变自己的表象，感性世界便认为已经推翻了旧有的超感性世界，却不知道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推翻一个具体的国王只是意味着另一个的上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基础上的，在人类的自我持存中，理性实践起源于巫术时期的模仿行为，这种模仿本身是效仿周围世界，然而虚假投射则是把自身等同于周围世界，模仿的目的是把陌生的事物变成熟悉的事物，而虚假投射则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混淆在一处，并将熟悉的东西看成敌对的。如果将这种看法再向前推一步，意味着整个超感性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虚假的投射，因为人所建立起来的对象世界是一种产物，主体是根据他在感觉中所投射的外部事物的迹象，来创造他身外的世界。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自我是投射的最终产物……即便是一种被独自加以客观化的自我，也只能等同于专门为其设定的客观世界。主体内在的洞察力，也仅仅存在于精致和丰富的外在感觉世界中。然而，如果这一约束被割断了，自我也就僵化掉了。”[1]174因此，他们反对实证主义或者旧唯物主义，因为在那里，自我只是既定事实的单纯记录，如果不对事实加以反馈，其就浓缩为一个点；他们更反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自我用它毫无根基的基础来创造世界的话，其只能表现为某种单调乏味的重复。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真正的精神意味着反思——理性的真正生命，才可以产生有意识的投射，但是理性在走向神话的道路上早就遗忘了反思。

（二）超感性世界的同一性

“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1]5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旧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对同一性的追求，因为绝对的第一性根本不存在，超感性世界对存在的同一化注定是对感性世界的肆意裁剪，所有不能被同一的存在都被认为是虚空或者幻象。在纳粹统治那里，这种对同一性思想的追求走向极致，每个人都不再是个体的人，而犹太人根本就不被承认是人。个人首先都是作为国家的个体而存在，不然就将在肉体上被消灭，而肉体上持存的前提是自我意识的牺牲。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纳粹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他们指出：“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是完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丧失了相似性，才会发觉确实如此。”[1]131于是，对于个体来说，要么是极权主义下的无个性，要么是资本主义工业和文化下的虚假个性，总之，人都是没有自由和个性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最终落到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上，因为相对于极权主义，甚至阶级统治是暂时可以接受的，所以守住理性的底线成了第一要务。这种观点固然有着强烈的历史背景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极权社会中，集体的理性与个体的理性似乎达到了矛盾的极端状态，以致冲破了底线，同一性变成了极权主义，每个人都是理性存在的个体，纳粹分子在家或许也是好丈夫、好父亲，然而整个集体的行为却是文明的对立面，甚至连野兽都不如。

（三）超感性世界的阶级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反复强调启蒙理性的核心原则是自我持存，而康德所谓要摆脱的不成熟状态指的是不具备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所以他们认为：“斯宾诺莎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句话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有了这一原则，资产阶级在宗教与哲学上的分歧才没有了。从方法论上把一切神话学意义上的自然足迹都彻底消除之后，自我也就不会再是肉体、血液、灵魂，甚至原始自我，但是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1]23他们将斯宾诺莎的自我持存概念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自我原则结合起来，于是自我持存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每一个个体的持存，更是指以普遍的、先验的自我为理性的根据。自我持存理性即先验理性，其行使立法的功能，是人的行动的最后根据。自我持存成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支撑着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石。“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变成了一种完美无缺却又虚幻无实的操作方式……在统治者中间，狡诈的自我持存表现为法西斯主义攫取权力的斗争形式；而在个别人中间，这种自我持存却已经表现为不惜任何代价对社会不公的适应能力。”[1]79少数人的统治总是以多数人的名义来实现，集体在现实中不过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谓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在本质上不过是一部分同另一部分人在自我持存上的斗争。正如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44

（四）超感性世界的颠倒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与神话之间关系的解读表明，从巫术时代开始，神权与世俗的权力就从未分离，所以理性与世俗的权力也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统治关系所包含的根本对立与深刻矛盾，这意味着统治的力量必须不断强化，而这种强化往往表现在对超感性世界的精心经营上。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中赤裸裸的主奴关系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之上的人与人的关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思想不是一个主人随便就能控制得了的奴隶。自从人定居下来，并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统治本身被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此，它必然会对自身形成限制。工具赢得了独立性：独立于占有者意志之外的精神中介作用，缓解了经济领域内的不公。”[1]29-30对于统治者来说，思想是一个危险的工具，既可以成为统治者的宣传媒体，也可以成为斯巴达克斯的自由宣言，所以左手拥有强权，右手必须掌握“真理”，从绝地天通到焚书坑儒，超感性世界的灿烂鲜花最初作为少数人生命力张扬的产物，最终的命运却总是不得不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因为理论要么出卖灵魂，要么在肉体上被消灭。超感性世界往往都是被精英所垄断的，不管是神话与巫术，还是科学与理性，权力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超感性世界自我持存的本质不过是统治者的自我持存，这种持存必然意味着对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之间真实关系的颠倒。由于超感性世界不过是由感性世界所派生，为了实现对感性世界的统治与驾驭，主体必须极力贬斥客体，然而如果主体得不到客体的反馈，便会丧失自身的力量源泉，因为超感性世界的真正生命力在感性世界之中，所以超感性世界必然会走向毁灭。

超感性世界的种种特征决定了理性的僭越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这种僭越不仅仅是不合理的，更是充满危险的，法西斯主义的盛行便是最好的例证，即便到了今天，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等人类难以克服的顽疾，均表明这种危险并没有被终结。

三、超感性世界的瓦解与人类史前时代的终结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3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处于人类的史前时代，这意味着即便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思想上开始瓦解整个超感性世界，但如果旧世界没有在现实中被彻底瓦解，旧世界便会不断制造新的意识形态大军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力图将新的思想绞杀。“除非具有超感性神话性质的现代世界本身实际地发生解体，否则的话，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就不可能真正垮台。”[6]25-32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人误解的重要原因，由于真正的旧世界并没有被终结，甚至某些以旧思维方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解读也沦为了超感性世界的组成部分。

撰写了《启蒙辩证法》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哲学，属于比较激进的一类，他们针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然而亲眼见证了纳粹噩梦般统治的他们却更加强调首先要守住理性的底线，他们甚至不敢向前看，因为在他们看来，退一步是纳粹，进一步是苏联，都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极权主义。特别是后来又单独撰写了《否定的辩证法》的阿多诺，在哲学上他批判同一性，同黑格尔彻底决裂，在辩证法中强调彻底的否定性。然而在现实中他却十分保守，阿多诺拒绝革命运动，当他倡导的社会批判理论被激进学生在德国1969年的造反运动中付诸实践时，他却表示不可理解。他发表声明，悲叹道：“当我建立我的理论模式时，万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弹来实现它。”[7]2阿多诺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种种顾虑，但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思想家中却并不少见，由于离开了人民，思想上的巨人往往沦为行动中的矮子。

超感性世界并非从来没有被瓦解过，然而在历史上，其瓦解却意味着重生，而重生后的超感性世界往往以更加高明而稳固的方式继续凌驾于感性世界之上，因为以往的这种瓦解都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表面上表现为理性的不断自我持存，但本质却是由于感性世界的力量不足以彻底摧毁超感性世界。在阶级社会中，从奴隶到农民再到工人，感性世界在不断积攒力量，但与此同时，超感性世界却积攒了更多，只有资本的巨大动力才可能将史前时代的矛盾推向极致。“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4]18，19马克思反复强调了要用现实的力量去实现真正的解放，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以往一切旧革命的重复，因为其不仅要打碎旧世界，更同时彻底颠覆理性的超感性世界。这种颠覆是僭越的理性之真正归位，其前提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否定和新唯物主义的真正确立。“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133在唯心主义那里，对理性的推崇本质上是对少数精英和权力的膜拜，理性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对理性的拒斥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依然是抽象的，其不能澄明何为感性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让理性真正归位，更不可能真正拥抱人民。“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17与后现代颠覆理性的神圣权威、将其完全踏在脚下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更强调实践的价值，理性不应该被抽象抬高也不应该被过分贬低，只有在能动的、生活的实践中，人才能学会正确地运用理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意味着开始从根本上开始对超感性世界的瓦解，超感性世界的终结也意味着感性世界的真正解放与自由，然而这种解放是从思想上开始的，却不能止步于此。

颠覆超感性世界不能仅仅靠形而上的哲学革命，更需要感性世界的现实革命。“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8]105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共产主义并不是某种超脱于现存状况的虚幻存在，只能像天国一样在祈祷和幻想中存在，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实践的对象。所以共产主义绝对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超感性世界，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超感性世界，这意味着其将比上帝的天国更加遥远而空虚，因为在基督教那里，人被许诺死后可能前往天堂，而对于我们这一代甚至往后的很多代人来说，即便死后也许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不是被许诺给无产阶级的天堂，那种仅仅作为空想的共产主义在现实中难免沦为一种口号，表现为一种虚伪。“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31共产主义不是精英的想象或设计，而是感性世界中人民鲜活的实践，其没有也永远不会凌驾于感性世界之上，任何将共产主义运动超感性化的理解和行为都是对其真谛的背弃。就像黑格尔所说：“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3]260共产主义正是这样的真实理想。

从起源到兴盛，超感性世界彰显了其巨大的生命力，然而时刻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力量攫取自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可以成就超感性世界，也可以颠覆超感性世界，在通向自由王国的路上，人的异化与回归终归是同一条路。正如黑格尔所说，“它自以为是在追逐着自己的保存和特殊利益，实际上却做着相反的事情，亦即把自己消解掉，使自己成为整体的一个环节。”[8]35以自我持存为核心的超感性世界在这种不停歇的追逐道路上，终究会走向终结。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吴晓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J].江苏社会科学，2009，（6）：25-32.

[7]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