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庆东 刘金源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工匠法令》与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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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为应对16世纪中叶人口危机、经济波动与社会变迁引发的劳工问题，英国政府在继承中世纪劳工立法的基础上，于1563年出台《工匠法令》。《工匠法令》授权治安法官推行学徒制、强制劳动、限制劳工流动与厘定工资等核心条款。《工匠法令》顺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切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得治安法官的积极推行，从而有效化解劳资纠纷与维护社会秩序。《工匠法令》奠定了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劳资政策的框架，诠释了家长制劳资政策的基本内涵，形成了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有利于英国社会的稳定转型。

《工匠法令》；治安法官；家长制；劳资关系；英国

《工匠法令》与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

初庆东 刘金源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率先探索化解劳资纠纷的有效机制。从14世纪开始，英国政府通过劳工立法的方式规范劳工市场、调整劳资关系，后经逐步完善，从而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其中，1563年颁布的《工匠法令》(StatuteofArtificers)*尽管亚当·斯密、利普森等人使用《学徒法令》这一简称，但查洛纳认为该法令中关于学徒规定的条款很少，而且学徒仅仅是成为工匠的一个阶段，因而主张使用《工匠法令》。参见W.H.Chaloner,The Skilled Artisan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50—1850,London:Historical Association,1969,p.6.本文采用《工匠法令》之称，特此说明。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劳工法令之一，它奠定了16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劳资政策的框架。

国外学术界关于《工匠法令》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索罗德·罗杰斯与R.H.托尼围绕《工匠法令》的辩论为代表，前者认为《工匠法令》是雇主与领主“压榨劳工工资，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的“阴谋”，后者则认为《工匠法令》增加了劳工工资*Thorold Rogers,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London:W.S.Sonnenschein,1884,pp.398—399.R.H.Tawney,“The Assessment of Wages in England by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in W.E.Minchinton,ed.,Wage Regul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David & Charles:Newton Abbot,1972,pp.40—41.。 此后，利普森和赫克舍从经济政策的视角出发，认为《工匠法令》在保障劳工的经济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III,The Age of Mercantilism,6th edition,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64,pp.252—278.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trans.by Mendel Shapiro,Vol.I,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2,pp.224—232.。基斯·凯尔萨尔、玛格丽特·戴维斯、宾多夫、罗伯特·斯坦菲尔德、道格拉斯·海等学者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考察《工匠法令》条款的推行与影响，认为《工匠法令》旨在维护社会稳定*Keith Kelsall,“Wage Regulation under 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in W.E.Minchinton,ed.,Wage Regul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pp.93—199.Margaret Gay Davies,The Enforcement of English Apprenticeship:A Study in Applied Mercantilism,1563—164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S.T.Bindoff,“The Making of 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in S.T.Bindoff,J.Hurstfield and C.H.Williams,eds.,Elizabeth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London:Athlone Press,1961,pp.56—94.Robert J.Steinfeld,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1350—1870,North Carolin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Douglas Hay,“England:1562—1875:The Law and Its Uses”,in Douglas Hay and Paul Craven,eds.,Masters,Servants,and Magistrates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1562—1955,Chape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pp.59—116.。总体来看，国外学界围绕《工匠法令》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视角也比较多元化，但这些著述较少关注劳资关系与劳资政策层面，对政府、雇主与劳工三者在劳资纠纷化解中的关系尚未展开充分研究，而本文则希望在这一方面做些补充。相较而言，国内学界对《工匠法令》的关注较为薄弱，主要零散涉及《工匠法令》的内容*刘金源等：《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9页；柴彬：《英国近代早期的劳工工资问题与国家管制》，《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金燕、马约生：《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工资的国家干预》，《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金燕：《英国前工业社会的劳工立法研究》，《历史教学》2012年第8期。。基于此，本文将《工匠法令》置于英国前工业化社会的具体历史语境中，通过考察《工匠法令》的出台与推行，管窥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劳资政策。冀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一、劳工问题与《工匠法令》的出台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劳工问题集中表现为工资问题，正如多布森所言：“不论雇佣、纪律及其他方面在不同时代对特定集团的利益有多重要，劳资纠纷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便是工资问题”*C.R.Dobson,Masters and Journeymen:A Prehistory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717—1800,London:Croom Helm Ltd,1980,p.29.。《工匠法令》的出台与工资波动有很大关联，而工资波动又与劳工的供需关系、传统习惯、法令规制等因素密切有关*L.A.Clarkson,“Wage-Labour,1500—1800”,in K.D.Brown,ed.,The English Labour Movement,1700—1951,Dublin:Gill & Macmillan,1982,p.17.。这些影响劳工问题的“小环境”又与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工匠法令》的出台是“小环境”与“大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16世纪中叶的饥馑与瘟疫引发人口危机，造成劳工短缺，成为《工匠法令》出台的直接动因。尽管16、17世纪英国人口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在16世纪中叶出现下降，因为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馑与瘟疫*J.A.Sharpe,Early Modern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London:Arnold,1997,pp.35—38.。1555年和1556年，英国发生严重饥馑，随后又爆发瘟疫，其波及范围广且死亡率高。时人描述这场瘟疫：“从未见过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和造成的死亡人口如此之多的疾病……从1556年的饥馑开始，(人口死亡)在随后两年里愈演愈烈。1557年夏天，瘟疫波及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口相继死亡……如此多的农民和劳工或死亡，或病倒，以致在收获时节无人可用……1558年夏天，瘟疫再次袭来……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染上此病。”*John Strype,Ecclesiastical Memorials,Vol.III,Part II,Oxford:Clarendon Press,1822,pp.156—157.费希尔根据坎特伯雷、约克、利奇菲尔德、诺维奇、莱斯特、伍斯特和格洛斯特等地的遗嘱进行统计分析，认为约有20%的人口死于瘟疫，而以工资为生的劳工死亡人数可能更多*F.J.Fisher,“Influenza and Inflation in Tudor England”,The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New Series,Vol.18,No.1 (1965),p.127.。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认为，在1557—1559年瘟疫期间的死亡率高于1541—1871年间的任何时候。饥馑与瘟疫使英国人口在1556—1561年间减少了5.5%*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A Reconstr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8—209.。16世纪50年代末的饥馑与瘟疫造成的人口危机使劳工数量大幅减少，供不应求。史蒂夫·拉波波特指出，直到伊丽莎白统治初期，伦敦的劳工市场仍然是供小于求。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雇主就抱怨雇佣劳工的困难*Steve Rappaport,Worlds within Worlds:Structures of Life in Sixteenth-Century Lond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7—88；pp.145—153.。劳工短缺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为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工，英国政府颁布《工匠法令》予以应对。

第二，“价格革命”引发的物价波动严重影响了劳工的生活水平，劳工强烈要求增加工资以保障基本生活，这成为《工匠法令》出台的经济动因。16世纪的“价格革命”使劳工上涨的名义工资跟不上食物价格的飙升，这导致劳工的实际工资反而比15世纪有所下降*Thorold Rogers,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p.326.。 1450年到1650年间，英格兰南部农业工人的日工资从4便士增至1先令，建筑工匠的日工资从6便士加至1先令5便士*E.H.Phelps Brown and Sheila V.Hopkins,“Seven Centuries of Building Wages”,Economica,New Series,Vol.22,No.87 (Aug.,1955),p.205.。但劳工工资的增幅不能抵消物价的涨幅，劳工变得更加贫困。劳工的日工资购买力从16世纪初开始下降，到16世纪中叶下降的幅度更大*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599.。拉波波特认为，从15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初，建筑工匠的日工资实际损失约29%*Steve Rappaport,Worlds within Worlds:Structures of Life in Sixteenth-Century Lond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7—88；pp.145—153.。劳工每况愈下的生活现状迫使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例如，1552年7月12日，约克的建筑工人向市长递交请愿书，他们言辞激烈地抗议道：1514年确立的最高工资水平使他们不能养活他们的家庭，因此他们要求增加工资*Donald Woodward,“Wage Regulation in Mid-Tudor York”,York Historian,No.3 (1980),p.7.。面对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英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工资标准，以保障劳工的基本生活需求，这成为《工匠法令》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自中世纪以来的劳工立法传统，成为《工匠法令》出台的法律动因。14世纪中叶的《劳工条例》(OrdinanceofLabourers)和《劳工法令》(StatuteofLabourers)开启了国家通过立法管制劳工的政策。据统计，议会在1351年至1430年间共通过77个法令，其中与劳工有关的法令占三分之一强，而且在15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又相继通过多项劳工法令。劳工立法的目的主要有3个：限定工资水平、限制劳工流动、保障劳工合同的实施*Chris Given-Wilson,“The Problem of Labour in the Context of English Government,c.1350—1450”,in James Bothwell,P.J.P.Goldberg and W.M.Ormrod,eds.,The Problem of Labour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York:York Medieval Press,2000,pp.85—100.。为达到上述目的，劳工立法主要从4个方面规范劳工市场：一是劳工在合同期限内擅自离开雇主者将受到监禁的严厉惩罚；二是强制要求劳工为雇主工作；三是要求农业劳工以年或其它常用的时间段而不是天作为雇佣时间单位；四是厘定工资*Robert J.Steinfeld,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1350—1870,p.22.。《工匠法令》便是继承了中世纪劳工立法的传统，成为之前劳工法令的集大成者。

第五，地方政府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日益严峻的劳工问题，这为《工匠法令》的出台提供了实践经验。16世纪中叶，一些城市为解决劳工短缺的情况，开始规范劳工市场，特别是着力解决工资问题。例如，在考文垂、伦敦和约克，市政府厘定建筑工人的最高工资*Steve Rappaport,Worlds Within Worlds:Structures of Life in Sixteenth-Century London,p.95.。1560年和1561年，北安普敦郡和白金汉郡治安法官厘定的工资标准高于1514年劳工法令的最高工资标准*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III,The Age of Mercantilism,p.253.R.H.Tawney and Eileen Power,eds.,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I,London:Longmans,1924,pp.334—338.。同一时期赫尔的劳工骚乱，迫使北方委员会在1560年8月指令赫尔市长管制劳工，要求治安法官执行劳工法令，强制60岁以下且没有工作或拥有土地不足以养活自己的身体健全者接受工作，禁止劳工迁移*Donald Woodward,“The Background to 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The Genesis of Labour Policy,1558—1563”,pp.36—37.。这项指令在之前劳工法令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其中很多条款被写入《工匠法令》。1561年，白金汉郡治安法官负责厘定农忙时节的日工资，同时规定雇主雇佣劳工必须以年为时间单位。在农忙时节劳工短缺的市镇，治安法官有权强制劳工接受工作*“William Tyldesley’s letter to Cecil”,in R.H.Tawney and Eileen Power,eds.,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I,pp.334—338.。白金汉郡的实践成为《工匠法令》的先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最终在1563年议会颁布《工匠法令》。

《工匠法令》共40条款，其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学徒制条款，即任何人在没有完成“至少七年学徒期”的情况下，不得从事“任何技工职业”。二是强制劳工劳动和限制劳工流动的条款，即30种职业的劳工雇佣时间一次“不少于一年”，要终止雇佣合同需要提前3个月告知对方。“无故辞退劳工的雇主需缴纳40先令罚金，无故逃离雇主或拒绝为雇主工作的劳工将被监禁。”治安法官有权强制符合条件之人“为任何行业中任何需要劳工的雇主工作”。劳工“不得擅自离开城镇、教区、百户区或郡”，违反规定的劳工将被处以监禁和鞭刑，而雇佣此类劳工的雇主需缴纳5镑罚金。三是厘定工资条款，即郡的治安法官、城镇的市长或镇长在每年复活节季审法庭召开之时，根据“不相关且率直之人”的建议“商谈年份收成以确定技工、劳工、仆人的工资”。“雇主如果支付劳工高于厘定的最高工资，将被处以5镑罚金和10天监禁，劳工则被处以不少于21天的监禁。”*R.H.Tawney and Eileen Power,eds.,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I,pp.338—350.

从《工匠法令》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工匠法令》的出台是为了应对人口危机与“价格革命”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其方式和内容是继承中世纪劳工立法的传统，其目的是保障劳工供应与劳工的基本生活水平，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二、治安法官与《工匠法令》的推行

根据《工匠法令》的规定，治安法官不仅有义务监督七年学徒期的执行、强制劳工劳动、限制劳工流动与厘定劳工最高工资，而且有权力惩罚违反《工匠法令》的劳工与雇主。由此可见，《工匠法令》确立了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治安法官起源于14世纪，到16世纪时治安法官成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中枢，执掌行政与司法大权*关于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研究，参见初庆东：《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治理研究(1560—1660)》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治安法官职责广泛，而化解劳资纠纷成为治安法官在近代早期行政权力扩张的一个重要表现。

治安法官根据《工匠法令》厘定工资的文件称为厘定工资表。厘定工资表的数量成为衡量治安法官推行《工匠法令》力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根据历史学家明钦顿(W.E.Minchinton)在1970年的统计，全国现存的厘定工资表共有1452份，其中在《工匠法令》颁布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治安法官共颁布1344份。特别是从1620年到1750年间，治安法官平均每年颁布8份厘定工资表，高于其他年份。从1760年开始，治安法官颁布厘定工资表的数量急剧减少。具体到郡或自治市镇，治安法官颁布厘定工资表的数量各不相同。其中，西约克郡(129份)、米德塞克斯郡(100份)与威尔特郡(85份)治安法官颁布的厘定工资表数量最多*W.E.Minchinton,“Wage Regul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in W.E.Minchinton,ed.,Wage Regul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pp.19—21.。 据此可知，治安法官在《工匠法令》颁布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比较积极地推行厘定工资条款，而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情况已不多见。

《工匠法令》要求治安法官根据本郡“年份收成”厘定最高工资，这就决定了各郡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标准存有较大差异。从1563年到1566年，治安法官在一些郡厘定的最高工资标准翻了两番，而在另一些郡则仅增加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Ann Kussmaul,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6.Paul L.Huges and James F.Larkin,eds.,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Vol.II,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pp.219—227,265—270,285—287.。1669年，东约克郡治安法官发布厘定工资表，年最高工资(有肉和酒)比1593年厘定的标准增加78%，同时规定日最高工资。1679年，治安法官再次颁布新的厘定工资表，比十年前上涨36%。到18世纪早期，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情况已不多见*G.C.F.Forster,The East Ridi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York:East Yorkshire Local History Society,1973,pp.57—58；p.56.。东约克郡的情况再次证明，到18世纪中叶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做法已是强弩之末。

治安法官通过季审法庭与即决法庭推行《工匠法令》，裁决劳资纠纷并惩罚违法的雇主与劳工。季审法庭是郡所有治安法官的法庭，也是郡中所有重要官员的会面之所。劳资纠纷是季审法庭审理案件的主要类型，其中又以工资纠纷所占比重最大。例如，北约克郡季审法庭在1605年到1608年间共受理20份与《工匠法令》相关的讼状，其中有8份讼状与厘定工资条款有关*R.H.Tawney and Eileen Power,eds.,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I,pp.376—378；p.376;p.377.。在沃里克郡，1652年季审法庭判决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支付拖欠托马斯·贝温顿(Thomas Bevington)6个月又3周的工资，年工资标准是8镑10先令*S.C.Ratcliff and H.C.Johnson,eds.,Warwick County Records,Vol.III,Warwick:Shire Hall,1937,pp.125—126,139—140;pp.125—126，139—140.。治安法官也惩罚违反《工匠法令》而支付超额工资的雇主。例如，1572年，埃塞克斯郡季审法庭传唤27位超额支付工资的雇主*William Hunt,The Puritan Moment:The Coming of Revolution in an English County,p.64.。

《工匠法令》规定雇佣时间不少于1年，而且劳工与雇主双方均不能随意终止雇佣合同，需要提前3个月通知对方。例如，1605年，东约克郡的1名仆人因在雇佣期内无故离开雇主而被告上法庭*R.H.Tawney and Eileen Power,eds.,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I,pp.376—378；p.376;p.377.。又如，1649年，东约克郡的1名木匠在未完成工作的情况下擅自离开雇主而另觅工作，结果被雇主起诉，季审法庭判决这名木匠1个月监禁，另需支付雇主5镑罚金，此外还需向新雇主缴纳同样数额的罚金*G.C.F.Forster,The East Ridi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York:East Yorkshire Local History Society,1973,pp.57—58；p.56.。再如，1652年，沃里克郡的1位木匠因为无故离开雇主而被告上法庭，季审法庭判决他赔偿雇主10先令8便士的罚金*S.C.Ratcliff and H.C.Johnson,eds.,Warwick County Records,Vol.III,Warwick:Shire Hall,1937,pp.125—126,139—140;pp.125—126，139—140.。

《工匠法令》的学徒制条款也是季审法庭关注的重心。例如，1606年4月29日，东约克郡两名劳工因未参加学徒训练而被起诉；1608年7月12日，1名木匠因为只接受两年学徒期而被起诉至季审法庭*R.H.Tawney and Eileen Power,eds.,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I,pp.376—378；p.376;p.377.。又如，1632年，多塞特郡的1名学徒因为多次逃跑和犯错而被告上季审法庭，法庭判决解除师徒关系，并将学徒关入教养院，直到有新的师傅愿意收其为学徒*Terry Hearing and Sarah Bridges,eds.,Dorset Quarter Sessions Order Book 1625—1638:A Calendar,Dorchester:Dorset Record Society,2006,p.201.。

17世纪中叶之后，与《工匠法令》相关的劳资纠纷案件很少出现在季审法庭的卷档中，而是由1名或两名治安法官在季审法庭之外的即决法庭裁决劳资纠纷。例如，剑桥郡治安法官托马斯·斯克莱特(Thomas Sclater)在1667—1683年间审理24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9%；白金汉郡治安法官罗杰·希尔爵士(Sir Roger Hill)在1693—1705年间审理28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5%；萨福克郡治安法官德弗罗·埃德加(Devereux Edgar)在1700—1716年间审理270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10%；威尔特郡治安法官威廉·亨特(William Hunt)在1744—1749年间审理17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3%；达勒姆郡治安法官埃德蒙·图(Edmund Tew)在1750—1764年间审理380起劳资案件，占其所受理案件总数的27%*Douglas Hay and Paul Craven,eds.,Masters,Servants,and Magistrates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1562—1955,pp.72—75.。尽管由于治安法官个人的社会地位、勤政程度相异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使治安法官审理劳资纠纷案件的数量有较大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治安法官努力化解劳资纠纷。

在上述治安法官通过即决法庭裁决劳资纠纷的案例中，达勒姆郡治安法官埃德蒙·图是裁决劳资纠纷数量最多的治安法官，而且劳资纠纷在其裁决的所有案件中所占比重也最大。埃德蒙·图裁决的劳资纠纷中，学徒、仆人和其他劳工发起的诉讼远比雇主发起的诉讼数量要多。劳工发起诉讼的原因主要包括虐待、工资纠纷与解雇等。年轻的学徒和仆人最容易遭受虐待。例如，1位仆人起诉其雇主在合同期限内将她辞退，而且雇主不但拒绝支付她工资，还用刀具抽打她*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eds.,The Justicing Notebook (1750—1764) of Edmund Tew,Rector of Boldon,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00,p.194；p.160;pp.22—23；p.22.。又如，1位学徒起诉他的师傅打他，不给他食物和工资，还威胁他*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eds.,The Justicing Notebook (1750—1764) of Edmund Tew,Rector of Boldon,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00,p.194；p.160;pp.22—23；p.22.。师傅拖欠或克扣学徒工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埃德蒙·图对工资案件的裁决包括即可签发令状，要求立即偿付或致信被告，强化雇主的义务，维护劳工获得工资的权利，但很少判决双方解除合同*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The Magistrate,the Commun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n Orderly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Historical Research,Vol.76,No.191 (Feb.,2003),pp.62—63.。雇主发起的诉讼则以劳工逃跑为主(占78.3%)，其余案件则与劳工的不服从有关。在雇主发起的诉讼中，埃德蒙·图对劳工也很少采取极端的判决*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eds.,The Justicing Notebook (1750—1764) of Edmund Tew,Rector of Boldon,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00,p.194；p.160;pp.22—23；p.22.。埃德蒙·图裁决的劳资案件主要围绕《工匠法令》的工资与雇佣合同条款，这也表明治安法官通过即决法庭积极推行《工匠法令》。

治安法官推行《工匠法令》的司法实践，即使到18世纪中叶“虽然工业规模日益扩大，但治安法官确保雇主与劳工行为合法的传统作用依然十分重要”*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eds.,The Justicing Notebook (1750—1764) of Edmund Tew,Rector of Boldon,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00,p.194；p.160;pp.22—23；p.22.。可以说，如果没有治安法官的积极实践，那么《工匠法令》便不过是一纸空文。《工匠法令》的出台顺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切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获得治安法官的积极推行。但随着工业革命蓬勃开展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和自由放任经济理论逐渐成为国家政策后，《工匠法令》的厘定工资条款和学徒制条款先后在1813年和1814年被废除。

三、《工匠法令》与家长制劳资政策的形成

《工匠法令》奠定了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劳资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即家长制(Paternalism)。家长制强调“服从”与“保护”，目的是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持社会秩序。无论是作为政治思想，还是作为社会实践，家长制在近代早期达至鼎盛时期。正如戴维·罗伯茨总结的那样：“都铎人文主义者和议会立法促使以下三个方面获得极大发展：一是家长制的出现；二是有文化、有基督教信仰和有道德的乡绅与贵族越来越多地承担有产者的义务；三是家长制国家的确立。”*David Roberts,Paternalism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London:Croom Helm,1979,p.12.《工匠法令》的出台与推行正好印证上述3个方面的发展，成为家长制劳资政策的集中体现与诠释。

首先，《工匠法令》是家长制理念的集中体现。“家长制”是一个宽泛、松散的概念，其核心原则是“下级社会成员不能获得或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实际权益，只有通过自愿服从高级社会成员而得到保护，从而取得应有的权益。互惠是这种关系的本质，而保护也常常意味着控制。”*Alan Fox,History and Heritage: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5,p.3；pp.3,10.在劳资关系领域，家长制强调雇主在宗教、道德或社会责任的指引下管理雇工，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效益，雇主的经济行为需要受到道德的约束。作为对雇主承担义务的回报，劳工需要绝对服从雇主*Alan Fox,History and Heritage: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5,p.3；pp.3,10.。简言之，家长制在劳资关系中体现为雇主管理与保护劳工，劳工服从雇主。当雇主与劳工出现劳资纠纷时，则由代表国家的治安法官根据家长制理念来化解。家长制理念在《工匠法令》中获得具体呈现。法令禁止雇主虐待劳工或拖欠劳工工资，同时又禁止雇主提供高于法令规定的工资；法令禁止雇主无故辞退劳工，同时又强制劳工不得无故离开雇主。《工匠法令》集中体现了治安法官与雇主、治安法官与劳工、雇主与劳工三个层面的“保护”与“服从”关系，诠释了家长制理念的内涵。

其次，《工匠法令》是乡绅和贵族“承担有产者的义务”之例证。《工匠法令》授权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而治安法官的担任者则以乡绅和贵族为主。以肯特、诺福克、北安普顿、萨默塞特、伍斯特和北约克等6郡为例，乡绅担任治安法官的人数从1562年的78位增加到1636年的163位(其中1608年有202位)，而乡绅在整个治安委员会中的比例从1562年的54%增加到1636年的61%(其中1626年占64%)。与此同时，贵族担任治安法官的人数从1562年的35人减少为1636年的15人，所占比重从25%降为6%*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p.51—52.。由此看来，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与贵族之和约占治安法官总数的三分之二。乡绅与贵族不仅出任治安法官，而且在任期间积极推行《工匠法令》。例如，达勒姆郡治安法官埃德蒙·图遵循家长制理念裁决劳资纠纷，他极少判决雇主与劳工解除雇佣合同，并在很多案件中强化雇主的义务，保护雇工的权力*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The Magistrate,the Commun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n Orderly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p.62—65.Gwenda Morgan and Peter Rushton,eds.,The Justicing Notebook (1750—1764) of Edmund Tew,Rector of Boldon,pp.22—23.。治安法官无论是厘定工资，还是裁决劳资纠纷案件，均表明乡绅和贵族积极“承担有产者的义务”。

最后，《工匠法令》是家长制国家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制国家理论认为家庭是国家的缩影，而父亲的自然权力和无上权威则揭示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本质。国家的政治权力等同于父亲的自然绝对权力Gordon J.Schochet,The Authoritarian Famil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17th-Century England,London:Transaction Books,1988,pp.268—269.。绝对权力与服从仅仅是家长制的一个方面，家长制也强调保护与关爱。正如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598年所言：“(国王)作为父亲的义务包括养育、教育和管束子女，即国王必须关心他的臣民。”Johann P.Sommerville,ed.,King James VI and I:Political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65.家长制国家积极干预劳工问题，为此颁布《工匠法令》，并敦促治安法官予以执行Paul L.Huges and James F.Larkin,eds.,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Vol.II,pp.210—227,233—235,265—270.。例如，1595年，枢密院致信治安法官：“我们必须知道那些因为饥馑年代里不能增加工资的纺织工匠和他们的家庭正陷入贫困之中，请你们务必代表纺织工匠们与呢绒商进行交涉，保证纺织工匠们获得合理的工资。”John Roche Dasent,ed.,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1595—1596,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01,p.44.国家要求治安法官考虑劳工的实际生活情况，增加他们的工资，以此彰显国家对劳工的关心与体恤，这成为家长制保护的内在要求。又如，1614年，枢密院晓谕威尔特郡治安法官：“呢绒商支付(劳工)的工资还是四十年前的水平，尽管物价已经翻了一番。你应该召集呢绒商，查明劳工抱怨的实情，尽你全力根据目前情况合理厘定工资。”E.G.Atkinson,ed.,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1613—1614,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1,pp.458,653.国家根据《工匠法令》保护劳工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与惩罚不服从的劳工，强制劳工接受厘定工资标准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III,The Age of Mercantilism,p.259.。

在前工业化社会，治安法官作为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扮演着地方社会的“家长”与“父亲”角色。治安法官根据家长制理念化解劳资纠纷，将雇主与劳工看作其实践家长制保护与控制的对象，同时雇主与劳工在家长制思想的指导下知悉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由此形成了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政府、雇主与劳工三方联动的家长制劳资纠纷化解机制，这一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与推进国家有序发展。

综上所述，《工匠法令》诠释了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家长制劳资政策的内涵。家长制国家的根本诉求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实现社会稳定。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政府颁布《工匠法令》，授权治安法官在遵循家长制理念的基础上，兼顾政府、雇主与劳工三方的权益与义务，以此化解劳资纠纷，从而确保三方生态的平衡与稳定。从雇主角度来说，《工匠法令》不仅强制劳工接受雇主的工作，而且禁止劳工自由流动；从劳工角度来说，《工匠法令》保障他们不被任意解雇或遭受虐待，并获得合理工资；从政府角度来说，《工匠法令》有利于维护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因此，《工匠法令》所蕴含的家长制劳资政策，成为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英国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的形成研究”(13BSS029)、“20世纪以来英国劳资关系史”(15AZD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社会转型时期英国治安法官研究(15—18世纪)”(CCNU16A0302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CHU Qing-dong LIU Jin-yuan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School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The making oftheStatuteofArtificerswas tightly related to the crisis of population,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mid-16th century.With the tradition of medieval labor legislation,the government issuedtheStatuteofArtificersin 1563.According totheStatuteofArtificers,justices of the peace were empowered to enforce its core clauses,which covered apprenticeship,compulsory labor,restricting labor mobility and wage regulation.Because the law was in accord with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atisfied the interest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justices of the peace enforcedtheStatuteofArtificersactively,and solved the industrial disputes,that was vital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Moreover,the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was based ontheStatuteofArtificersin pre-industrial England,which interpreted the paternalis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The law made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as the principal power of mechanism for industrial disputes solution,and it was very helpful to protect social transition.

StatuteofArtificers；justices of the peace；paternalism;industrial relations；England

K561.33

A

1005-605X(2017)01-0091-07

初庆东(1986- )，男，山东莱芜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资博士后，历史学博士；刘金源(1972- ) ，男，安徽望江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