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

(北京大学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家族史研究·

清代宝应刘氏家学历久传承原因述论
——从家风、家教及姻娅说起

李晓明

(北京大学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Studie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Longtime Passing-on of the Lius’ Clanlore of Baoying in Qing Dynas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nTradition,Tutoring and Marriage——LI Xiao-ming DONG En-lin 摘 要：宝应刘氏培育出多位学者，家门著述颇丰，终清一代学术传衍不辍，这与刘氏谨严的家风、良好的家教、稳定的姻娅圈密不可分。刘氏尊奉祖训、谨身节用的家风，有助于族人中形成励志向学、敦品立行的氛围；家塾的授业与长辈的指导，有利于子孙文化的普及与学问的精深；稳定的姻娅交往圈，将文化家族中的女性带入刘家，便于羽翼家族教育，辅助家学传承。此外不断适应学风的治学特点，使刘氏家学得以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对宝应刘氏家学传承问题的归因，进一步丰富了家族史与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学术转型课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宝应刘氏家学；传承原因；家风；家教；姻娅；顺应学风

作为清代扬州重要的学术世家，宝应刘氏在《论语》学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治《论语》者，盖以刘氏为集大成矣。”其实“宝应刘氏，代有闻人”*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106《端临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97页。，除了为学人所熟知的“刘氏三世”——刘台拱、刘宝楠及刘恭冕外，宝应刘氏还出现了诸如刘彦矩、刘履恂、刘宝树、刘瑢、刘岳云等多位学术名流，家门著述涉及经、史、子、集，且数量丰硕，在学术传承上呈现出稳定的延续性，终清一代学术脉络清晰，“这不仅在扬州罕有其匹，就是在清代学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作为刘氏外房子孙，现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1916—2013)一贯信奉刘氏五之堂家训，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足见刘氏家学生命之盛、影响之深。

在清代众多的学术世家中，宝应刘氏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曲阜孔氏家学相比，虽不及其底蕴深厚，不过刘氏没有官方扶植厚待的背景，只是下层或边缘学者的代表；与仪征刘氏家学相比，二者均为扬州学派闻名的学术家族，但是宝应刘氏的家学源头可以追溯至晚明，具备明显的宋学色彩；与一般家学学有专门不同，刘氏在学术上秉持开放性的原则，随学术变化而始终处于学潮之中。率先对宝应刘氏之学术展开讨论的当属张舜徽先生，张先生在《清代扬州学记》中对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刘岳云等人的生平学行及治学大要进行梳理，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刘氏家学传承问题，笔者见有罗检秋《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罗检秋：《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及刘建臻《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述略》*刘建臻：《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述略》，《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二文。罗文透过学术传衍理路，总结刘氏学者“调和汉宋”、“注重操守”、“留心经世”的特性，但未对其学术传承进行归因分析；刘文则在总结宝应刘氏家学特点时，将刘氏学术历久传承归因于能够顺应学风变化，实乃真知灼见。然笔者以为仅局限于顺应学风的探讨显然是不充分的，例如钱穆先生在论及魏晋时期世族的传衍时就曾指出“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盈持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才是“维护此门户于不衰”的主要因素*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9—310页。。其实，家风、家教及姻娅交往等在宝应刘氏家学传承中的作用不容轻忽，这是笔者对刘氏家学旺盛学术生命力成因考察后得出的印象。下面就此略作考论，望专家不吝指正。

一、恭奉祖训，谨身节用

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其对家学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鲍鹏山：《家风乃吾国之民风》，《光明日报》2014年2月24日，第3版。。底蕴深厚的家风，熏染着家族后世恭奉祖先遗训，延续家族所秉承的学术文化传统。家风与家训紧密相关，家风往往于家训中可窥见大略。刘氏家族于明朝初年迁自苏州，此后一直著籍宝应。自三世祖刘贵开始，刘氏就流传下来不少有关训诫子孙的诗文。刘贵在《诫子》诗中，首先介绍了刘氏家族迁居宝应的基本情况，其后训诫子嗣云：“汝克贤才，刘氏其昌。汝不贤才，刘氏其亡。维瓝绍瓜，不绝如缕。仰思祖考，俯瞻门户。惟读惟耕，惟学惟农。兹惟克家，惟汝适从。俭能知耻，忍能守身。予将旦暮，从尔先人。”*刘贵：《诫子》，《清芬集》卷1，道光十八年刻本，第2页。从这首《诫子》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刘贵希望本族子孙成贤成才，并将此与家族的发展壮大、兴盛紧密相连；第二，刘贵提出要想成为“贤才”之具体做法——“惟读惟耕，惟学惟农”，即半耕半读，耕读传家；第三，在道德方面，子孙要勤俭持家，隐忍不争，以此达到“知耻”、“守身”的目的。刘贵训诫子孙，从俭忍持家、耕读传家两方面着手，使其成为能让刘氏昌盛的“贤才”。无独有偶，刘宝树(宝楠之兄)的《示子》诗中“不怨抱关隐，儿贤抵万金”*刘宝树著，秦跃宇点校：《娱景堂集》卷下《示儿》，《宝应刘氏集》，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94页。一语，同样印证了刘氏先祖的愿望。

孔子尝云“学而优则仕”，无数的士子饱尝十年寒窗之苦，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由此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宝应刘氏子弟在前人的感召下，励志向学，“昔人称刘氏人才之盛，甲于群邑。”然而刘氏子弟举业并不顺利，多为秀才或举人出身，从事着地方教谕或儒学训导的工作；进士及第者仅有刘永澄、刘彦矩、刘台斗、刘宝楠、刘岳云等数人而已，之后的仕途也不通达，形成了“或穷而不仕，或仕而不达”*刘宝楠：《清芬集·征文启》，第2页。的境遇，这与刘氏自身不重举业、注重品行的家风有关。刘世謩在给其子刘台拱的信札中写道：“源岷《雅》、《颂》读毕，须温习背诵《小学》，是作人样子，……如今看得子弟聪明，可以读书，更要早早教他立品好义,徒能文，取科第，不是上乘，恐非贞修公之望于子孙者”，“源岷识字百余，并能辨别偏旁之同异，看来天分甚好，将来可以读书。更教之立品俭用，便是祖遗家法。”*刘宝楠：《清芬集》卷3，第23—24页。可知刘氏将树立品行当作子孙读书的第一要务，单纯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不能满足刘氏先祖的要求。当然刘氏并非简单地蔑视科试取第，刘永澄尝云：“举业虽小道，舍此无由进身。虽身有其德，苟无其位，孔孟无设施之地矣。”可见刘氏先祖意识到作为“小道”的科举不可尽弃，其是读书人实现抱负不可或缺的主要途径，但刘永澄亦以为“士不当以科名自喜”，“从来金闺鼎甲、烜赫一时者多矣，今垂休青史者几何？人生无三立，死即猯狢，噉尽科名，何益人毛发事耶。”*刘永澄：《刘练江先生集》卷2《举业》、卷3《读史》，第392、402页。相比炫耀一时的科名，刘氏更重芳名垂青。历史上儒家有“三不朽”之论，即立德、立功、立言，刘氏正是根植于此立德不朽之论，子孙后世则益以立身行己为重。

二、维系香火，诗书传家

刘氏在物质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兴办家塾，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对此有着精当的总结：“在必要时，宗族还施医舍药、操办丧事、照顾老人和寡妇，特别是：兴办义塾。”*[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3页。刘永澄尝记述道：“时岁大饥，……先妣日不再食，府君慰之曰：亲色喜两儿书声高，足当午餐。近塾师初授《劝学篇》，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等语，府君严屏之，谓始进即导以富势，而于《出师》、《陈情》诸编及文信国《正气歌》、《衣带赞》，令不孝兄弟恒诵之。”*刘继善：《掩关集》卷首《明镇江府儒学训导刘府君行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从上文中反映出：一方面，刘氏在饥寒交困的情况下，不忘要求子孙坚持读书，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刘永澄生活于明朝万历年间，刘氏家塾此时就已开办。刘宝楠曾对少时的家塾时光有所记录：“予少与从兄云书同居东门故宅，读书获古堂，群从中最相友爱”，“从弟巨源年十岁，予年十二，同塾学诗”，“从父端临命与其子巨源同师乔德谦，肄业于家塾”*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703页。。可见年幼之时，刘宝楠与从兄刘宝篆(字书云)、从弟刘源岷等众多同族兄弟一道受学于家塾——获古堂。家塾之中的教授内容“不效寻常八股门径，使仿论记体，往复条畅，颇能自达其意”，如刘源岷“四岁入塾，读《毛诗》，数过成诵”*刘宝楠：《清芬集》卷5，第10、16、11页。，又如刘永沁“复注《孝经》以教孝，殆欲悬之家塾，启我后人”*刘纯学：《恩选贡生刘府君行略》，《清芬集》卷6，第30页。，再如刘履恂(宝楠之父)“幼时习诗，长乃博览经史、百家之说”，可知刘氏家塾并非专为举业服务，其主要是以传授《毛诗》、《孝经》为主，培养刘氏子弟读书识字、吟诗作赋等基本学习能力。家塾中的授受，使得文化素养在尽可能多的刘氏子弟当中得到普及，提升家族整体的文化素质，为日后刘氏子孙学业的精进做好了铺垫。此外，“先世自镇江府君以下，七世学《易》”*刘宝楠著，张连生点校：《念楼集》卷8《皇朝登仕郎国子监典簿显考刘府君行状》，第298页。，“镇江府君”即刘继善，自刘继善七世讫刘履恂，均有研习《周易》的传统，但是否在家塾之中进行传授则未可知。

三、世代联姻，羽翼传承

冯峰在《扬州学派形成考论》一文中曾指出：“扬州考据学群体以联姻的方式，使学者之间形成一个婚姻的集团”，同常州学派限定于刘、庄两家的通婚相比，“扬州学者的婚姻圈涉及家族更多”，家族联姻在扬州学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轻忽的*参见冯峰：《扬州学派形成考论》，《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透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中宝应学人之《朱卷》的考察，刘氏作为扬州的学术家族，在宝应当地与王懋竑家族、朱泽沄家族、乔可聘家族及成孺家族保持着世代联姻的传统，如刘履恂两娶于乔氏，刘宝楠父子同娶于王氏，特别是与朱氏，朱彬曾记述道：“吾家自高祖侍御公与刘氏缔姻，先祖光禄公为石埭公壻，吾姑母适蓼野先生，婚姻洽比，于今五世矣。”*朱彬：《游道堂集》卷3《表弟刘保临七十寿序》，第624页。朱氏、乔氏、王氏、成氏之间亦保持着紧密的姻亲关系，如王懋竑云：“余邑王、乔两氏，世有姻，余乔之自出，又壻于乔”，其又“与同邑止泉朱公联姻好，夙称道德交”*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15《叔母张太宜人八十寿序》、卷首《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8册，第363、188页。，另外，朱宗贽、朱宗文娶于成氏，朱氏女嫁给成集成、成孺等*参见顾廷龙等：《清代朱卷集成》第5册，第387页；第385册，第203页；第158册，第106页。成蓉镜之子成肇麟为冯煦从母之子，冯煦之母为宝应朱氏之女，故成蓉镜娶于朱氏。，由此可见宝应当地的文化家族联姻是多点连线，纵横交错，形成了庞杂的姻娅网络。

从社会关系上看，宝应刘氏与当地文化家族所构成的稳定联姻圈，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巩固了彼此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家族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如刘台拱与朱彬为表兄弟，二人“每有所得，辄以书札往来辨难，必求其是而后已”*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68《朱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07页。，台拱精于三礼，朱彬在《礼记训纂》中多用其说，并非偶然；刘岳云与冯煦(朱氏外孙)同受学于成孺门下，与其子成肇麟“无三日不见，见则上下其议论”*唐文治等：《刘佛卿先生传志》，《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1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221页。，可见学问上的切劘，实以联姻背景作为支撑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姻娅家族参与到了刘氏的家族教育之中，如刘宝树幼年受学于乔绍庭(字研农)门下，“道光三年八月，母舅研农先生七十诞辰，宝树成童时，受业先生之门，不可无一言为寿”*刘宝树著，秦跃宇点校：《娱景堂集》卷中《母舅乔研农先生七十寿言》，第78页。；刘宝楠受学于乔德谦，对此他尝自云道：“先太孺人为先生从父姊”，“宝楠早侍师门，服膺道素；……肃承检诲，旷若发蒙。”*刘宝楠著，张连生点校：《念楼集》卷8《清故修职佐郎候选儒学训导乔先生墓表》，第306页。二乔为刘宝树、宝楠兄弟之舅氏，刘氏兄弟幼年承其教诲，受益匪浅。特别是刘氏与姻娅家族的纽带——嫁入刘家的妻媳，她们本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如刘世謩妻朱氏“尝读书，能操笔为文”*刘台拱著，秦跃宇点校：《刘端临先生文集·先府君行述》，第27—28页。，刘履懏妻成瑞华“颇涉书史，知大义”等，她们通常可以协助其夫治家教子，如成瑞华“敬其君子，治家有法，教子义方，可谓巾帼完人”。在夫君早逝、诸子孤幼之时，刘氏妻媳更是毅然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肩负起诸子幼年发蒙的责任，如刘宝树、宝楠之母乔氏在“不孝宝树生数岁”之时，“教以识字，口授《毛诗》。比入塾，戒勿与群儿戏，为文待府君阅毕，必亲阅，有进益，乃喜。”在刘履恂过世之后，“时不孝宝楠才五岁，太孺人授读如前。少长就傅，督晚课，膏油不继，惟灶上置一灯，命读书数十过，迨釜轑而油已竭矣。尝语不孝等曰：‘吾日旰不得食，不以为饥；岁莫不得衣，不以为寒，汝曹勤读书，我虽苦不怨。’”*刘宝树著，秦跃宇点校：《娱景堂集》卷中《先妣乔太孺人行述》,第79页。再如刘东“三岁而孤，家极贫，……王太孺人篝灯南向绩，府君兄弟三人以此列坐读书，倦则以水喷面，或夏楚并下，府君学业日进。”*刘洛瑞：《文林郎直隶候补知县刘府君行略》，《清芬集》卷7，第8页。刘氏妻媳不仅劝进子弟向学，还严于监督，不惜命读数十遍，乃至采取体罚手段，可谓用心良苦。正是有这样“严母”的督促，为刘氏后学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功底。

刘氏妻媳还有训诫诗流传下来，如乔氏《示子》诗写道：“我爱白莲花，不以汙泥滓。我爱青松枝，不以霜雪死。世态异炎凉，草木全其始。如何戴帽饧，见热不能起。蓬直岂以麻，其质能自强。相彼芃兰枝，柔靡随风扬。根株俱委顿，践踏良堪伤。质性不自立，谁能相扶将。”又成瑞华《命子》诗云：“嗟尔弟与兄，失母何年少。男儿生世间，志气当紧要。切记母在言，更须依父教。自古圣贤书，作忠本乎孝。”*刘宝楠：《清芬集》卷4，第10—11、22页。两首诫子诗均立足于子孙的道德品行，要求子孙像白莲与青松一般自立自强，时刻谨记父母教诲，以秉承刘氏孝风为己任，这与宝应刘氏谨身节用的家风一脉相承。正是得益于如此醇厚家风的长久熏陶，才有了“刘氏世以孝弟称乡里”的美誉*刘台拱：《文林郎拣选知县先兄馀斋行述》，《清芬集》卷10，第1页。。

宝应刘氏并不限于当地的联姻圈，与仪征阮元家族联结“秦晋之好”则是最好的证明。刘氏同扬州文化家族保持稳定的联姻关系，这有助于维系自身的文化印记，从中汲取养分，这在《论语正义》中便有所体现。刘氏与阮元结为姻娅，阮元同焦循亦有姻亲，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对焦、阮二人之学多有继承：刘氏治学“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便是“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刘恭冕撰，高流水点较：《论语正义后叙》，《论语正义·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8页。；《论语正义》对义理的阐释以继承为主，创见无多*刘宗永：《论清代宝应刘氏家学之〈论语〉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5页。，其对“仁”、“性”、“一贯”的解释多是承袭阮元之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将姻亲融入到自身的家族教育之中，特别是刘氏妻媳，她们敦品厉行，督促向学，是家族中的“贤内助”，对家学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德才双馨，顺应学风

前文已述，刘氏家族希望后世子孙成贤成才，并将家族之发扬昌盛寄托于此，而非万贯家财。无独有偶，刘宝树在《悼家藏书燬于火文》中亦认为：“士大夫家之盛衰，在所藏书。其盛也，高车驷马，良田华屋，不足为子孙计长久，惟所藏之书，俾之耳濡目染，可以承先，可以启后。”即便家族衰落，凭着藏书之濡染，家声亦可复振*刘宝树著，秦跃宇点校：《娱景堂集》卷中《悼家藏书燬于火文》，第76—77页。。丰富的藏书，有助于开拓读书视野，这是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大程度而言，刘宝树将藏书作为家族盛衰的标志，也是出于子孙成才的考量。刘氏如此重视人才的培养，将其作为家族发展之基础，反映出刘氏是以传承学术文化作为第一要务，这与清代政治色彩浓郁的曲阜孔氏、仪征阮氏形成了鲜明对比：曲阜孔氏自汉代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后，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优厚的封赐，占据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迨至明清时期，孔氏家族“俨然成为文臣班首”*李伯齐、王勇、徐文军：《山东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是在政治上享有特别优渥待遇的文化家族。也正基于此，曲阜孔氏的政治意义远超其自身的文化符号。终清一代，孔氏家族未有鲜明的“专学”，除孔广林、孔广森等个别学者在礼学上颇有建树外，其他孔氏学者在学术上并未取得突出成果。作为扬州学派中期之领军，阮元长期身居要位，有“三朝阁老”、“九边疆臣”之誉。其子阮常生、阮福亦因阮元之功勋而得以荫官。阮常生、阮福与“一代儒宗”阮元相比，在学术上的造诣则逊色了许多。阮福《孝经义疏补》在成稿之初，并未得到阮元的肯定，“斥皆陈言俗解”，是书在阮元“指训”之后方得以刊行。而在《阮彬甫观察传》中，除了少许介绍阮常生工于楷法、精通诸篆之外，大量的篇幅均是表彰其勤政爱民之宦绩，连其著述《后汉洛阳宫室图考》、《小云吟馆诗钞》亦未提及*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483、513—514页。。阮氏家族在阮元之后就迅速衰落，基本退出了学术历史舞台。究其缘由，盖是宦情太重，未能一以传承文化为己任。

对于人才的理解，刘恭冕有着精辟的论述：“才兼有德，未有无德而可称为才者，……才者，徳之施行所云而周焉者也。”刘氏以为“德”是“才”之必要条件，无德便是无才，这与之前强调“谨身节用”的家风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刘氏并非重“德”而轻“才”，“才”较“德”而言有时是更难以获取的：“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必非无德，故夫子言才难不言德难也。”*刘恭冕著，秦跃宇点较：《广经室文钞·才难说》，《宝应刘氏集》，第558页。因此他认为片面的强调“德”、“才”都是不可取的：“离德而言才，固非。即以有德为有才，亦非也。”*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9《泰伯》，第311页。只有做到“德”、“才”双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方是刘氏所认可的人才。之所以有如此认识，是因为刘氏自始至终承载着程朱理学，其“居邑东门，累世恪守家学，谨身饬行，邑人称道学家，辄曰东门刘氏”*刘宝楠著，张连生点较：《念楼集》卷8《皇朝登仕郎国子监典簿显考刘府君行状》，第297页。，在考据风行的乾嘉时期，刘世謩以为轻易地否定宋学是不可取的，他曾云：“近日名士专尚注疏名物之训诂，而轻易宋儒之专讲义理为非，是可知所反矣。”*刘宝楠：《清芬集》卷3，第23页。在考据学的大背景下，刘氏没有盲目跟从世风而丢弃旧有传统。刘台拱深受其父教诲，“一生以宋贤之义理涵养身心，而以汉儒之训诂理董经籍。”*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564页。他意识到汉学、宋学均有其自身价值，对两种学问持有开放态度，即便引来他人的不满*如汪中在《致端临书》中写道：李惇“相见时，每以足下笃信宋儒为恨”。参见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文集》第5辑《致端临书》，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37页。，刘台拱亦不为所动，以理学严于律己的同时，精研考据之学，不为臆说与妄断，终与王念孙、王引之及汪中被时人赞有“四士三美”之誉。在乾嘉这个“道问学”的“独霸时代”，“尊德性”的字样虽不时出现在学者的笔下，“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空泛的门面语，实际已无所指涉了”*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0、203页。，而宝应刘氏却真正地践行了“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一名言，在融入汉学大潮的同时，秉持自身宋学的底蕴。刘氏家学传统作为一个“鲜活”的例子，很有力地证明了“内在理路”说之合理性：“六百年的宋、明理学传统在清代并没有忽然失踪，而是逐渐地溶化在经史考证之中了。”*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53页。

宝应刘氏生活在社会底层，许多族员生活比较拮据，“他们受理学经世传统的熏陶，也因地位低微而接近社会现实，更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故他们较之江南一些汉学名家更容易走出纯考据的象牙塔。”*参见罗检秋：《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特别是晚清的刘岳云，承刘氏累世之学，在学术上“绝无门户之见，尝言汉学之要，在典章制度而非仅训诂字句；宋儒所讲，即圣人微言大义而非若阔论空谈”，成为刘氏家学之殿军。刘岳云尝从学于包括刘恭冕、成蓉镜、刘熙载、吴子登在内的多位学者，“虽转益多师而博观约取，归于有用，不局于一家之说”，之后他到上海，“乃益讲求中外实学，从西士傅兰雅、无锡徐雪村观察游，得西国理、化之传。”*唐文治等：《刘佛卿先生传志》，第219、221、223页。这段同傅兰雅、徐寿(号雪村)的交游经历，进一步羽翼刘岳云的西学功底，使其“于西学无所不通，而不为所囿”，让他在学术上真正做到了“兼赅中西”。刘岳云关注着动荡的时局，一直究心于经世实务，尤其是西学东渐，有感于国人渐次“誉西而谤中”的背景下，作《格物中法》一书，是书主旨在于“申中抑西”，“使天下知戎之技皆中国所自有”*刘岳云：《格物中法》，《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综合卷》第7分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93—894页。，使得刘氏成为晚清经世潮流中“西学中源”学说的重要代表。尽管他的主张未必得当，“要在当日自不失为识时达变之士”*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564页。，在清末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列强眈眈环伺，国势岌岌可危，西学亟亟而入，传统频遭质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而与宝应刘氏齐名之仪征刘氏，则并未完全融入经世学潮，特别是与刘岳云同时期的刘寿曾兄弟，“汲汲于完成家传之学而呕心沥血，多补充辑佚而少建树”，刘师培虽有“援古经世”、“以西证中”之举，但晚年的他对此有过反思，以为多是“率意为文，说多未莹”，他“最为满意的还是用传统方法治传统学术”，其治学最终回归家传旧路，对早年经世之举则不大认同*参阅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3、153、195页。。

由上可晓，宝应刘氏自始至终没有抛弃自身理学传统，在乾嘉时期融入汉学潮流，在道咸之后又融进经世风云，对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均没有主奴之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均可保持开放的态度*其实刘氏的学术开放性也得益于广泛而历久的交游，其佼佼者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刘岳云自不待言，就是在康雍时期——刘氏家学式微之际，刘氏学人诸如刘中柱、刘家珍等亦以喜结名士为乐。如此历久地保持与学者的交流，使得刘氏可以较快获取学界最新动态，紧跟学术潮流发展。，做到兼容并蓄，使得刘氏家学一直处于清代学术大潮之中，与清代学术同步发展而传衍开来，“体现着顺应学风变化而变化的显著特征，这应该是刘氏学术生命力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建臻：《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述略》，《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也是清代其他家学所不具备之特性。

五、总结

综上所述，宝应刘氏自身十分注重本族学术的传承，在家族内部要求子弟谨身节用，树立良好的道德操守，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举业仕进；时常讲述先祖的遗训、诫告，参之以古人先民的大义与德言，让子弟耳濡目染先世德行，使得刘氏家族中形成了良好的学行观——德才双馨，可谓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始终将学术与德行并重；在物质生活上对族中寒苦之户进行救济，将孤幼引入家塾之中，普及文化教育，本族长辈进而对后学进行学业指导，将自己的学问经验尽相传授，促进刘氏子弟成才。中国古代的文化家族大多是科第世家，宝应刘氏却不尽然，正如刘宝楠所感叹的那般：“吾父兄皆有过人之才，而官不足以副其所学，又且得官而不及仕，仕而不能久。”刘宝楠著，张连生点较：《念楼集》卷8《皇清修职郎安徽五河县学教谕刘先生行状》，第302页。刘氏在科举仕途中行之未远，相反在学术道路上却是经久不衰，体现出强盛的活力。

在家族外部，同宝应当地的朱氏、乔氏、王氏、成氏等文化家族保持长久的联姻关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姻娅网，在社会关系上巩固文化联系，进而使得有文化底蕴的舅氏与妻媳参与到刘氏子弟的教育之中，充分汲取姻亲家族的文化营养。刘氏的联姻活动，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行为，用联姻的方式，将文化家族连缀起来，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刘宝楠尝云：

先职方公倡道江淮，父子兄弟力守程朱之学而参酌于东林顾氏、蕺山刘氏之间，由是邑人向风，砥砺名节。若乔御史可聘、张孝廉，其尤著者。国朝康熙时，王编修懋竑、朱上舍泽沄承先职方、乔御史之绪，以上溯朱子之学，其于朱子可云具体。同时若乔处士漌、教谕崇修、先高祖石埭公暨编修之子典簿箴传、上舍之子诸生光进皆各守家学，植躬修行。而乔处士学尤精，为编修所推重。盖邑中道学之盛极于是矣。其后家靖江公、丹徒公父子承王、朱之绪，与王典簿之子大令希伊力守前业，道高德修，为后学典型，流风余韵，至今犹存刘宝楠：《清芬集》卷3，第23页。。

上述之语足见宝应各文化家族互相影响，促进本族学术的传承，进而推动宝应当地学风的形成。宝应联姻网向扬州其他地区延伸，与扬州知名学者连结“秦晋之好”， 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巩固学者之间的交往，促使扬州学者之间保持稳定的切磋与互动，进而有助于清代扬州学术共同体——扬州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潘光旦先生尝云：“大体说来，人口分子中间，流浪性太大的固然不能成就什么事业，而安土重迁的又大都故步自封，惟有在相当的戟刺之下能自动的选择新环境的人，才真正能有为有守，一样成家立业，也唯有这样的人才最能维持久远。”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刘氏自明初由苏州迁居宝应，作为迁徙家族，其流动性不大，又不安土重迁，显露出较强的环境适应力，这种适应力同样也体现在刘氏家学之中。刘氏始终秉持着开放的学术态度，无论是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均能取其精华，兼容并包，使自身一直处在学术的潮流之中而不被裁汰，体现出刘氏对学术风气的较强适应力。宝应刘氏并非显贵门第，是下层学者的代表，“下层或边缘学者往往是孕育一代学术潮流的基础，也是考察、认识上层学者的参照。”罗检秋：《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刘氏的家学传承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清代学术发展的缩影，对这样下层学术家族开展讨论，一方面丰富了家族史、学术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清代学术风潮的转型问题。

[本文为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专项基金重大项目“《皇清经解》点校整理”(0934)、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清代经解文献整理与研究”(CCNU09X00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方 英

Studie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Longtime Passing-on of the Lius’ Clanlore of Baoying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n Tradition,Tutoring and Marriage

LI Xiao-ming

(Compile and Research Center ofRuZang,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ere cultivated many scholars and there published many works in Liu Clan in Baoying,which didn't stop until the end of Qing dynasty.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ict clan tradition,good home nurture,and stable marriage circle.The clansmen of Liu enshrined the ancestral doctrine of prudence and thrift,which is helpful to form the atmosphere of studying hard and behaving well.The instruction of clannish school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elder clansmen benefited the descendants in knowledge acquiring and culture nurturing;their stable marital circle ensured that the clansmen married the good-nurtured girls,who brought their dominant culture to the clan of Liu.This enriched and extended the clanlore.What’s more,the incorporating and adaptive style of study made the clanlore of Liu revolve unceasingly and stay progressive in the academia.To summarize the reasons for the longtime passing-on of Lius’ clanlore is to enrich the studies of history of clans and academics.Especially,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istoriography transformation of Qing dynasty.

clanlore of Lius in Baoying；reasons for long-time passing-on；clannish style；clan nurture；marriage communication；adaptive attitude of learning

K249

A

1005-605X(2017)01-0104-08

李晓明(1987- ),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左中旗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