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余庆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政治优势，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政治逻辑和历史经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将权威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加以研究，并使权威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从国际共运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权威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总委员会的权威，曾经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攻击国际权威、分裂国际中央的阴谋。在1872年海牙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将巴枯宁开除后不久，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马克思当即将该书找来进行批判性阅读，对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并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

什么是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一书中说得十分明确：“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需要有权威，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

为什么要有权威？根据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科学和价值的统一、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的原则，恩格斯指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源于人类生产、发展的需要，对任何组织来说，只要存在联合活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服从。在大工业时代，“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

权威有什么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威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同样，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运用权威的力量。在总结1872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因运用权威而存在，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而灭亡。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利用这个权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张树立权威，但与传统世袭制、宗教权威观又不同，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基础之上的、科学的、辩证的权威观。

列宁也一直在同反权威的思想作斗争，并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理论。1900年前后，列宁反对当时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不要任何权威的主张，指出工人阶级要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最后解放，就必须有权威。列宁认为，首先，“工人阶级为了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其次，列宁从阶级、政党、领袖与群众辩证关系入手论述了权威必要性。他认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同党的领袖们的作用分不开的，因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虽然“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三，党的领导机关要努力成为一个权威机构。他指出：“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二、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将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与建构坚强中央领导集体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我们党几代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同党内不要权威、破坏权威的思想进行了彻底斗争。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国民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中就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两个原因，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就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抗战初期，针对王明右倾思想和宗派主义行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成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

针对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首先，毛泽东阐明了领导权的内涵，于1940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明确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其次，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团结在党中央周围。194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1943年5月，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更是要求全党：“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第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94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这一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957年，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强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在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一方面，要打造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另一方面，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任何权威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即“班长”来负总的责任。“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可能发挥好权威作用的。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两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角度出发，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就是党的力量保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三、从当今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看，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当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时度势，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符合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要努力做到：

坚持“四个服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是处理党内关系、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最基本的规则。其基础是少数服从多数，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新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坚持“四个服从”，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

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思想基础。新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和政治本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做到“三个看齐”，坚决做到令行禁止。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任何工作都要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尤其是在涉及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决服从中央命令，自觉与党中央步调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牢记“五个必须”，不断提高党性觉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不仅是我党历史传统的发扬和继承，又是革命和建设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既体现了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又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提供了具体遵循。切实做到“五个必须”，要求党员干部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