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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丞相莱公功第一

2017-02-07

月读 2017年1期
关键词:真宗丁谓辽国

在传统评书《杨家将》中,有一个“吏部天官”寇准,他足智多谋、风趣幽默,经常搞得皇帝、王爷、大臣们哭笑不得,却又离不开这个“老西儿”(旧时北京民间对山西人的戏称)。1997年,葛优在古装轻喜剧《寇老西儿》里面成功地塑造了聪明正直、不畏权贵的峡谷县令寇准,于是寇准作为正面喜剧角色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然而,当我们回归正史,会发现作为历史人物的寇准与艺术形象“寇老西儿”有着很大差距。历史上的寇准不像评书、电视剧里那样风趣,也不是“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拷过地瓜”的断案高手,他是北宋初期的著名宰相,在宋太宗、宋真宗时期有很大的影响。

一、《宋史》中的寇准

据《宋史·寇准传》的记载,寇准十九岁就高中进士,这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的事情。当时宋太宗喜欢“面试”新进士,看到年轻的考生,往往将其黜落。寇准年未弱冠,大有被黜落的风险。有人劝他虚报年龄,寇准回答:“我正处于进取之时,怎么能欺骗皇上呢?”当然,寇准并未因此失去进入仕途的机会,他中进士后,先后做过两任知县、一任通判,官声甚佳,故被调入朝廷,在主管财政的三司工作。宋太宗下诏求直言,寇准应诏上书,说了很多关系朝廷利害的话,太宗对他很赞赏,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并让他管理部分官员的选授事务。不久又晋升他为枢密副使,跻身执政之列。这时的寇准年方而立,却已出任朝廷要职,堪称政坛上的一颗

新星。

宋太宗去世后,其子真宗继位。真宗早就有意重用寇准,但寇准性情刚正,真宗担心他和同僚相处不来,一直拖到景德元年(1004),才下诏拜寇准为相。这一年,辽国多次派遣小股骑兵滋扰宋朝国境,但又不与宋军正面交战。消息传到朝廷,寇准说:“这是辽国派来麻痹我们的,请把精兵强将派到要地镇守,以防入侵。”当年冬天,辽军果然大举攻宋。

面对辽军入侵,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以避之,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入蜀。真宗就此询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回答道:“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应该将其处死!如果御驾亲征,辽军自会遁去;纵使不亲征,我军长期坚守,使其师老无功,仍然能够取胜,为何要远去楚、蜀之地?一旦人心摇动,敌人乘虚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真宗听了寇准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前往

澶州。

到了澶州以后,宋真宗又犯了犹豫不决的毛病。当时澶州有南北二城,中隔黄河,真宗驻扎在南城,不敢北渡,寇准与大将高琼一起,极力劝说真宗渡河。真宗被二人打动,率领亲军卫士登上北城的城楼。当他的仪仗出现在城上时,宋军士气大振,“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城下辽军则相顾失色。此后,真宗命寇准在城上主持军事,寇准号令严明、军法整肃,获得了将士们的信服。宋军坚守十几天后,辽国大将萧挞览中弩阵亡,辽军士气日渐低落,终于写密信来求和。此时真宗已经厌战,希望尽快结束战事,便派近臣曹利用到辽军议和,并吩咐道:“只要我方支付的银、绢合计在一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则对曹利用说:“虽然已有旨意,但你答应辽国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十万,过了这个数字,回来我就将你斩首。”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的条件定约而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局势从宋朝要仓皇迁都到能够逼迫辽国议和,寇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真宗的宠臣王钦若却是寇准的政敌,他在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在澶州之战中,寇准是以真宗为“孤注”,只不过侥幸没有赌输而已。真宗本来就对澶州之役心有余悸,于是便日渐疏远寇准。景德三年(1006),寇准被罢相,出知陕州,王钦若则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晋身执政之列。此后,寇准虽然又有两次重新入相的经历,但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不复从前了。

天禧四年(1020)初,宋真宗突发中风,皇后刘氏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寇准此时恰任宰相,向真宗单独奏事,请求以皇太子(后来的宋仁宗)总知军国事,不料事情泄露,寇准遂被罢相,改官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内侍周怀政图谋拥立太子即位,以寇准为相,剥夺刘后执政的权力。事发后,周怀政被处死,寇准也被连累,先是被贬为道州司马,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不久即卒于贬所。寇准去世之后归葬洛阳,灵柩到公安县时,当地许多百姓折下竹枝插在路边,挂上纸钱焚烧,以寄托哀思。据说,这些本该枯槁的竹枝竟然活了下来,长成一片竹林,当地人称为“竹林寇公祠”。寇准生前得人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应当如何评价寇准

早在寇准生前,时人对他就有很高的评价。与他同登相位的毕士安曾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杨亿作寇准拜相诏书,说他:“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毕士安、杨亿固然都与寇准友善,但他们对寇准的称赞并没有过度的揄扬。景德元年的澶州之役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澶州之役前,宋朝对辽国将要入侵已有察觉,前述寇准的先见即为一例,并且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部署防御、制订方案等。然而在战争初期,宋朝委派在河北边境的统帅举措失当,导致辽军长驱直入,连续越过镇州、大名等重镇,直逼黄河北岸,宋朝陡然落入下风。如果不是寇准力挽狂澜,逼迫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宋朝的未来犹未可知。对于寇准在这一役中起到的作用,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有很高的评价。宋真宗就认为寇准有“社稷功”,王钦若虽然攻击寇准“孤注一掷”,导致他罢相,但寇准依然为世人所敬重。寇准去世后,范仲淹说:“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时代稍晚的王安石也在一首题为《澶州》的古风中评价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可以说,澶州之役奠定了人们对寇准的评价。

此外,刚强正直、光明磊落也是寇准为人所尊重的品格。宋太宗很欣赏寇准的才华,对他连续提拔,但寇准并不因此而讨好皇帝。在出任枢密院直学士后,寇准奏事时曾惹得太宗愤而起身,要回内宫,寇准不但没有表现出惶恐之状,反而上前拉住太宗的衣服让他坐下,坚持把话说完。事后,太宗称赞寇准道:“我有寇准这样的大臣,就像唐太宗李世民有魏徵一样啊。”又有一次,春耕时节遭遇重大旱情,太宗下诏询问政治得失,群臣多以“天数”对答,只有寇准答道:“天下大旱,是量刑失当的表现。”这使得太宗很不高兴。后来太宗平息了怒气,召寇准询问,寇准请求太宗并召两府大臣(宋朝称中书省为东府,枢密院为西府,也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两府长官合称为两府)。两府到齐后,寇准当面指责道:“祖吉、王淮都因贪污受贿获罪,祖吉的情节较轻,尚且被处死;王淮贪污钱财在一千万以上,因为是朝廷重臣王沔的弟弟,只被杖责,最近又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不是量刑失当吗?”宋太宗因此痛责王沔,吓得王沔顿首谢罪。寇准当时只是枢密院直学士,虽然在朝中的地位已经不低,但与参知政事这样贵为副相的重臣还是没法相比的。寇准敢于直指刑罚有失当之处,更不惜当面得罪重臣,这种既刚正且磊落的作风,确实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更难得的是,寇准终生未曾改变这种作风。天禧三年(1018)六月,寇准再次入相,丁谓同时入为参知政事。两人一起吃饭时,有羹汤溅到寇准的胡须上,丁谓起身为寇准擦拭,寇准看不惯丁谓柔佞的作风,笑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丁谓“甚愧之”。次年真宗生病后,寇准又向真宗说:“太子年幼,应该选取方正大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佞人,不能辅佐少主。”丁谓由此更加怀恨在心,故协同刘后等人将寇准连续贬谪,先是出知相州,很快又徙知安州,再贬为道州司马。真宗去世后不久,寇准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实际等于流放到当时视为烟瘴之地的雷州半岛。从三登宰辅之位的元老陡然变成被流放的罪臣,寇准的境遇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从未因此表示过后悔。

寇准被贬到雷州后不久,朝廷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以宰相身份成了“顾命大臣”的丁谓既专权又贪贿,民间怨声载道,京师有民歌唱道:“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很快,丁谓就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当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到州境迎候,并送去一只蒸羊作为礼物。此时,寇准家的仆人听说丁谓到了附近,纷纷想要去报复他,寇准得知后,就把仆人关在家里,直到丁谓离开雷州才放出来。时人因此称赞寇准宽宏大量。

照一般人看起来,寇准在丁谓被贬时的表现,未免过于“以德报怨”,而之前两次直斥丁谓,似乎又显得太过刻薄。实际从寇准的角度看,之前他批评丁谓是为国家前途而直言不讳,并不是因为私人矛盾而攻击同僚;此时丁谓远贬海南,已经是穷途之客,但靠痛打“落水狗”来出气,在寇准看来却是“小人”的行为。从这件事上,我们大概也能看出寇准性格中光明磊落的特点。

总的来说,寇准是一位“能断大事”的杰出政治家,他刚直、坚毅、光明磊落,又有应变之才。尤其是在澶州之役这样的紧要关头,他能坚持己见、力挽狂澜,堪称北宋初期的一位出群之才。宋真宗临死时曾对人说:“可以托付后事的,只有寇准、李迪。”然而寇准卒于雷州,终究未能再入中枢,不可不说是遗憾了。

三、我们可以从寇准身上学到什么

《尚书》中有《酒诰》一篇,传说是周公对弟弟康叔的训诫,其中有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意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而要把人当作镜子。这与唐太宗所言的“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其实是一个意思。像寇准这样的著名政治家,正是我们“知兴替”“明得失”的一面镜子。

寇准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是他能谋善断的卓越才智。澶州之役初期,辽军越过宋朝重兵把守的定州,直插河北东部的深州、祁州,取东道南下,寇准顺应局势修改了战前的预案,命定州驻军分兵一部北上骚扰辽国的后路,主力部队南下集结于河北中部,与来自京师的部队夹击辽军。由于定州驻军迟缓不进,辽军继续南下,寇准又按照实际情况修改计划,决定在更靠南的大名乃至澶州集结军队抵抗,并说服宋真宗“亲征”。在澶州抵御辽军期间,寇准一方面整肃军令,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表现得镇定自若、举重若轻,成功稳定了军心。在开局严重不利的前提下,宋朝仍能在澶州之役中取得相当的成果,这是寇准谋略的显著体现。

其次是寇准“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寇准拜相后,常要主持官员的晋升工作,当时的常例是按照年资提拔,寇准则经常不按“既定次序”,唯才是举,这让同僚冯拯等人很有意见。后来又遇到官员选拔工作,有人示意中书省吏向寇准呈递“例簿”,即记载官员晋升惯例的册子,寇准对此不屑一顾,说:“宰相的职责是选用贤才、罢退不肖。如果按照例簿用人,一个小吏都能做得到,还要宰相做什么?”当时一班循资而进的平庸官僚攻击寇准“好人怀惠,欲人畏威”,但寇准所任用和看重的往往是有能力、敢作为的人才,这是不可否认的。宋代从真宗、仁宗时代开始,用人特重资格,后来遂积弊丛生,至王安石拜相,才力图矫正,提拔了很多相对年轻的才智之士。从这一点说,寇准的人才选拔政策可视为王安石的先声。纵观历代的铨选制度,循资用人是一种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方式,但却容易使人丧失进取心,不能因才施用。而寇准唯才、唯实的用人风格,则值得今人

借鉴。

第三,寇准有光风霁月的胸怀,值得我们景仰。虽然同时代的人经常说寇准“刚褊”“刚忿”,但纵观寇准一生,实不曾压制、打击过什么人,反而总是被别人排挤(他做执政也好,做宰相也罢,长则一年多,短则几个月,必被罢职,转而出任地方官。与寇准先后为相的王旦、向敏中、冯拯等人都能长期任职,而寇准有如此功业,反而不得久居朝中,若说无人排挤他,实在是不可信的)。这样一个屡遭排挤、最终远贬以殁的人,却没有流露过对谁的怨恨。即使是陷害他最起劲的丁谓,在被贬海南、路过雷州时,寇准还是送去了一只蒸羊,以表故人之情。这样广阔的胸怀,确实是人所罕有的。

当然,寇准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如喜好享受等,这又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古语说:人无完人,我们不妨将寇准当作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他的长处,我们具备的,可以继续发扬;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汲取。他的缺点,我们已有的,必须急速改掉;没有的,也要避免染上,这才是我们“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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