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唐宋八大家”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家，他们还有另一重身份：都是官员——韩愈做过吏部侍郎，柳宗元当过刺史，王安石做过宰相，欧阳修、苏辙做过副宰相，曾巩在多地任过知州，苏轼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苏洵也当过秘书省试校书郎。这些文豪兼官员，一个共同特点是酷爱读书。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一生，即是酷爱读书学习的一生。在《进学解》一文中，韩愈借学生之口，说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又说自己“性本好文学”，“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

柳宗元也是这样。他遍读先秦两汉典籍，在《读书》诗中说自己“幽沉谢世事，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指导韦中立作文，说自己作文的经验是“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显然，这些书籍都是柳宗元精读过的。柳宗元在永州时写过《辩〈列子〉》《辩〈文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等文章，对《列子》等著作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书籍，自然也是柳宗元仔细读过的。

欧阳修也酷爱读书。《欧阳公事迹》说欧阳修自幼喜欢读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读书，是欧阳修一生的爱好。直到晚年，他作《读书》诗，还这样写道：“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他把读书看作天下最快乐的事情。

苏轼嗜书如命，向来为人所知。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讲：“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他认为，唯有书籍是又有用，又能给人带来愉悦，且用之无穷的。苏轼一生都在不间断地阅读书籍。他被贬黄州时，更是以读书为乐：“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还留下这样的趣事：一日他读杜牧《阿房宫赋》，读了好几遍；每读彻一遍，就再三嗟叹，到很晚还不睡。有两个老兵，都是陕人，服侍左右。坐得久了，很以为苦。一人操着口音长叹：“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曰：“也有两句好！”头一人大怒，说：“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从中可见苏轼痴迷读书之一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这都是苏轼读书的心得体会。

王安石也是无所不读。既读儒家经典，也读其他各类书籍。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邵氏闻见录》还有一个关于王安石读书的故事，说韩琦任扬州知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扬州任佥判。王安石每晚读书至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琦疑其不检点，夜饮放荡，对王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你看，整夜读书，竟造成了误会。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认真读书的时间较晚，他曾说自己“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但苏洵为读书，下了非常大的决心。他“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曾巩和苏辙也都爱好阅读。曾巩在《南轩记》中，讲自己在这间书屋中的读书情形：“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苏辙在《张恕寺丞益斋》中写道：“人生不读书，空洞一无有。”“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画。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乐如听钧天，醉剧饮醇酎。”在读书中体会到纯真的乐趣。

唐宋八大家对读书的酷爱，让他们有理想，有境界，有才华，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通过读书，他们开阔了视野，提升了人生境界。读书让他们超越身边环境的局限，能够了解历史上志士仁人的精神世界，并受到深刻影响。欧阳修就说：“每一读其书，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瑰杰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识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数千百岁之后，徒得其书而一读之，犹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际，使人希慕称述之不暇。”（《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唐宋八大家以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自己的榜样，因此，他们无论是在哪儿为官，都能为民众做好事。韩愈在潮州只做了八个月的刺史，却赢得当地长久的尊敬和崇拜，以至于让那里的山与江姓了“韩”。

酷爱读书，让唐宋八大家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因此能够正确看待和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对生活中物质方面的不足，能够淡然处之。如苏轼在密州做官时，物质条件很差。他在《后杞菊赋并序》中写道：“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苏轼作为一个州官，竟然要去采野菜度日。但他并没有抱怨，“求杞菊食之”，尚能“扪腹而笑”。显然，苏轼对物质生活的匮乏是不甚在意的，这样的官员，自然也难生贪腐之心。

由于读书，唐宋八大家特别重视精神生活而看淡物质享受，这是值得敬佩的。可以说，多读书，读好书，也有廉政教育的价值。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