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微

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孙 微

关于杜甫生前文名大小的问题，目前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然而这些争论往往将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混为一谈，从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其实并不一致。杜甫因天宝九载冬献《三大礼赋》而骤得赋名，此后其诗名一直为赋名所掩，这才是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杜生前文名主要差异之原因。杜甫的友人中少有称其诗才者，却多赞其赋才，杜甫亦常以汉代赋家扬雄、司马相如自称。杜诗中诸如“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等，都透露出杜甫对当时这种认知错位的无奈与感喟。

杜甫生前；赋名；诗名；《三大礼赋》；唐人选唐诗

一、杜甫生前诗名的表现及学界的分歧与争论

此外，我们通过杜诗还可以看到，杜甫生前并不能说籍籍无名，相反，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乏对其才华的赞誉者，但这些赞誉多数却并不是指其诗才。杜甫十四五岁刚在文坛崭露头角之时，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便曾对其大加赞誉，《壮游》诗曰：“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同诗又说：“许与必辞伯，赏游实贤王。”假若再证之《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之句，以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就可以知道崔尚、魏启心以及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李邕、王翰等人，对少年杜甫的文学才华都颇为赏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还说：“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可知尚书左丞韦济亦曾在朝廷的同僚中推奖杜甫的诗歌。应该说此时杜甫的诗名还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故而陈铁民先生曰：“如果是时杜甫诗名已盛，还需要如此宣扬、推荐吗？”*陈铁民：《试论唐代的诗坛中心及其作用》，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所论甚是。上元三年(762)九月，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诗曰：“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诗中将杜甫比作阮籍和颜延年，并以“最能诗”赞之。广德二年(764)前后，任华有《寄杜拾遗》曰：

除了杜诗的记载以外，文献中较早提到杜甫生前诗名的，都是中晚唐人，如李肇《唐国史补》就称杜甫为“位卑而著名者”，且与“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等人齐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53页。。孟啓《本事诗·高逸第三》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啓：《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15页。按照孟啓的说法，杜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称为“诗史”，这说明其诗名起码在“流离陇蜀”之后就已经很大了。此说对后人影响甚著，然而《本事诗》中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却颇为可疑，因为在孟啓之前的文献中根本见不到任何称杜甫为“诗史”的记载。据学界考证，《本事诗》成书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以后*胡可先、童晓刚：《〈本事诗〉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龚方琴：《〈本事诗〉成书年代新考》，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三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14页。，此时上距杜甫之死的大历五年(770)已有122年，显然孟啓本人并不可能亲历杜甫生活之“当时”，然而在《本事诗》之前的文献中却没有其他任何关于“诗史”的记载，则此说为孟啓杜撰的可能性较大，故裴斐先生曰：“‘当时号为诗史’，一如刘昫所说‘天宝末甫与李白齐名’，并无文献根据，实为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辞。”*裴斐：《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关于《本事诗》等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对杜甫生平事迹的杜撰问题，可参拙文《论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对杜甫生平事迹的杜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1期。由于《唐国史补》、《本事诗》这些文献出现时间较晚，其内容多为中晚唐人伪托杜撰，故不当引以为据。

总之，由于杜诗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上那样复杂的情形，目前学界对于杜甫生前到底是诗名昭著还是默默无闻仍存在着巨大分歧。持遭受冷遇说者，可以冯至先生为代表，其在《论杜诗和它的遭遇》一文说：“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像杜甫写的这样杰出的诗篇，在当时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冯至：《杜甫传》，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坚持认为所谓诗人生前受到轻视是一种误解。如张浩逊认为，杜甫的诗名在生前就已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张浩逊：《生前文章惊海内，身后垂名动万年——论唐人对杜诗的接受》，《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张起认为：不能据唐人选唐诗未选杜诗就认为杜甫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诗人，这是因为选家在选录诗歌时受其认知水平、审美标准的制约，因而其选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或极端的自我性*张起：《牛溲马浡皆有意，不许后生漫涂鸦——唐人选本不选杜诗不能证明杜甫是二流诗人》，《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

笔者以为，以上诸种解释虽各有见地，但论者往往只关注杜甫生前的诗名，而都忽略了杜甫生前的赋名，这样一来虽见仁见智，聚讼纷纭，却一直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研讨杜甫生前的文名需要搞清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前提，即杜甫生前的文名包括诗名与赋名两个方面，二者虽有交叉，却并不一致。若对诗名与赋名不加区分而笼统讨论杜甫生前名气的大小，就容易沦为伪命题。

二、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杜甫在文坛上名声和地位的正式确立，主要是由于其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人们由此认识了杜甫的文学才能，并在此后一直以文章之才目之。这与后人对杜甫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落差。正因为杜甫在当时骤得赋名，其诗名长期为赋名所掩，才造成了当时人对杜甫文学才能认识的偏差和错位，而这应是当时唐诗选本不选杜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杜甫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而骤得文名

(二)杜甫之朋辈多称述其赋才，却鲜有称其诗才者

杜甫与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均有交往，然而我们只见杜诗中称道李白等人的诗才，却不见上述诗人对杜甫诗歌哪怕只言片语的赞誉。如前所述，当时文人也有不少称赞杜甫诗才的，这些赞誉多是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诗人的少年时期，有李邕、王翰、崔尚、魏启心等人；另一时期，则是诗人的晚年，有郭受、韦迢等人。杜甫《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诗后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我们注意到崔尚和魏启心在赞誉少年杜甫文学才华的时候，称其“似班扬”。在中国文学史上，班固和扬雄都以赋闻名，可见这两位文坛耆宿对少年杜甫的称赞，是针对其文赋创作中显露的才华而言。也许是出于科举入仕的目的，杜甫此时的文字训练似乎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赋上，还未倾其全力于诗歌创作。无独有偶的是，作于大历三年(768)秋的《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云：“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可见老友顾诫奢也是以扬雄和司马相如来比拟杜甫的，这与当年崔尚和魏启心的评价真是惊人的相似！作于天宝七载(748)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曰：“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题下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可见河南尹韦济曾以孔融之才称誉杜甫。在建安七子中，孔融亦以文章擅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其为“扬、班俦也”。因此从韦济称赞杜甫的话中，我们也隐约可见杜甫早年倾力于文赋创作的影子。

杜甫赠给好友高适的不少诗歌中都对其诗歌称赞有加，如“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适》)、“独步诗名在”(《闻高常侍亡》)等；但是在高适赠杜甫的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上元元年(760)，杜甫初到成都时，高适有《赠杜二拾遗》曰：“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玄》，即《太玄经》，汉代扬雄曾模拟《周易》而作《太玄》。高适在赠诗中将杜甫与扬雄进行比拟，称其文笔近似扬雄，显然是赞许杜甫的文才，却并未称道其诗才。这说明在老朋友高适的心中，对杜甫的文赋之才有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的得来，极有可能源自杜甫早年耸动人主的《三大礼赋》。而杜甫的答诗《酬高使君相赠》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可见杜甫本人非常认可高适这一赞许，虽然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文章还远达不到扬雄《太玄经》的水平，但认为自己赋作的水平倒是可以与司马相如相仿佛。“赋或似相如”，说明了诗人对自己赋作成就和才能的高度自信。应该说高适的这一评价，代表了杜甫朋友们对他的一般看法。也就是说，在周围朋友们眼中，杜甫首先是一个以作赋知名的文章之士，这应已为大家所公认，而且杜甫对这样的评价也相当认同和接受。杜甫《堂成》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旁人”对杜甫的认知与评价。

在杜甫的朋友中，只有严武对杜甫有过“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的评价，从这个评价来看，严武真不愧为杜甫“知己中第一人”*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9页。，但这个评价在当时无疑属于另类。当然，严武也常以赋名称赞杜甫，如其《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云：“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其中“莫倚善题《鹦鹉赋》”，仍是称赞杜甫的赋才，《鹦鹉赋》乃汉末祢衡所作，故此诗是以祢衡之赋才来比拟杜甫。从严武这种称赞中，我们似乎仍可看到杜甫文名源于献赋的影子。可见在严武眼中，老杜虽也不断用诗歌与其唱酬，但他最看重的仍是杜甫的赋作，严武这种看法与高适也颇为相似。

(三)杜甫诗文中对其赋名之记录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是诗赋并提的，且先说赋才，后说诗才。《敬赠郑谏议十韵》曰：“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曰：“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曰：“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从以上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杜甫既以赋才见知于当时，也常以祢衡、扬雄这些汉代赋家来自比。其《进雕赋表》亦曰：“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可见杜甫亦是以扬雄、枚皋自我期许的。《进雕赋表》又曰：“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有余篇。”此表是写给皇帝看的，以杜甫心性的忠直，表中所云，必为实录。杜甫称自己从七岁以来“所缀诗笔”大约已有一千多篇。所谓“诗笔”，涉及到六朝的“文笔之辨”。一般认为，有韵之文为文，无韵之文为笔。因此杜甫三十九岁前所作的千余篇作品中，除了诗赋之外，还应有相当篇幅为文章。其实在杜甫献《三大礼赋》之前，杜甫的文章才能已为时人所认可，如天宝九载(750)，驸马郑潜曜就曾请杜甫为其岳母皇甫氏撰写《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杜甫在碑文中曰：“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是说自己之狂傲，虽如魏晋之嵇康、阮籍，而碑诔之文，尚难企及汉代崔骃、蔡邕等撰碑大家。这当然是杜甫的谦虚之词，不过从中可以见出，杜甫是以崔骃、蔡邕的文章之才自比的。另外，杜甫《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云：“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则秦少府一定是以“文章伯”对老杜加以称许的。《宾至》亦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看来这位来宾一定也是先对杜甫说了“久仰文章大名”之类的话，杜甫才会以“岂有文章惊海内”来作答，这也从侧面说明杜甫当时在社会上的名声是与其“文章”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为玄宗所赏的《三大礼赋》。《宾至》这一联从平仄声律来看，将“文章”二字换成“诗歌”或“歌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杜甫却只对这位慕名而来的友人说“岂有文章惊海内”，因为杜甫知道，让他“惊海内”的只有文章，而非诗歌。同样地，杜甫在名篇《旅夜书怀》中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诗意，“名岂文章著”和“岂有文章惊海内”一样，都富有酸楚的弦外之音，那就是“文章”之名乃俗世之誉，而我诗歌之才却一直难有知音。萧涤非先生对“名岂文章著”一句解释道：“这是不服气的话。一般人都认为我献赋蒙赏，以文章著名，哪知我的志愿并不在文章呢。”*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萧先生此论准确地把握住了诗人激愤的心情，可称胜解。又杜甫于大历三年(768)夏在江陵作《又作此奉卫王》云：“白头授简焉能赋？愧似相如为大夫。”悬揣诗意，当是卫伯玉于新楼落成以后，请杜甫作赋，而杜甫则以年老力竭推辞，可见杜甫斯时之赋名是闻名遐迩的。此外，杜甫在其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又云：“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陈琳虽名列建安七子，诗、文、赋皆能，然其得名，乃因其《为袁绍檄豫州文》，其最为当世所重者乃其章表，而非诗歌。曹丕《又与吴质书》即曰：“孔璋章表殊健。”故细味“述作异陈琳”，其实与“名岂文章著”正是同样的慨叹。若明乎此，如果我们再反观杜甫晚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那样的哀叹，就可以知道杜甫生前的诗名确实是非常衰微和寂寥了，而这诗名的衰微不彰则是因为受到了赋名的长期掩盖，这种社会认知的错位让诗人觉得是那么的无奈与孤独。

(四)附论：从“文章四友”看唐代的“文章”观念

在唐人眼中，“文章”概念包括了诗赋表章奏记等诸多体式在内，但“文章”与“诗歌”之间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自六朝开始，已有“文笔”之分、“诗笔”之辨，人们已经习惯将是否有韵作为划分诗与笔的标准。而作为与诗歌对应的狭义“文章”概念，多是指书奏、制诰、表章等，并非特指诗歌。然当代有学者提出，“文章即诗歌”是唐代流行的文学观念*吴光兴：《论唐人“文章即诗歌”的文学观念》，《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并举出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以及《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为例证来加以证明，这其实是一种以后例前的想当然。韩愈以广义的“文章”概念涵盖了诗歌，并不能说二者就完全等同。另外，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二者对举，虽可理解为互文见义，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文章即诗歌”。而且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史来说，既然六朝时期人们已经普遍具有区分“文”与“笔”的意识，那么到了唐代怎么又突然大幅退步，以致将“文章”的概念又等同于诗歌了呢？这都是不易讲通的。为了说明初盛唐时期“文章”概念的具体含义，下面以“文章四友”为例，谈谈当时“文章”与“诗歌”二者之间的区别。

《新唐书·杜审言传》称“(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上·杜审言传》，第5736页。。“文章四友”在当时均以“文章”之才闻名，这个“文章”却并不是特指诗歌。总的来看，他们最为世人所推重的体式仍是诏诰策表等文体。杜审言曾自负地说：“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杜审言传》，第4999页。可见他主要是以“文章”而得重名，并对此颇为自负。耐人寻味的是，同时人对杜审言的诗歌赞誉极少，反倒是对其文章词赋甚多推许，如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曰：“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在外郡。”*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曰：“摇笔于万年芳树”、“登君词赋于云台之上”*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武平一《请追赠杜审言官表》曰：“审言誉郁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荣粉署，擢秀兰台。往以微瑕，久从远谪。陛下膺图玉扆，下制金门，收贾谊于长沙，返蔡邕于左校。审言获登文馆，预奉属车，未献长卿之辞，遽启元瑜之悼。”*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六八。可以看到，陈子昂等人是以祢衡、桓谭、贾谊、蔡邕、司马相如、阮瑀来比拟杜审言之文学才能的，显然并不是仅以诗人目之。此外，杜甫在《进雕赋表》中亦称：“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因此杜甫在献《三大礼赋》文名大著之后欣慰地说“家声庶已存”，是说通过自己这次献赋，杜家擅长文章之名终于又一次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如果联系杜甫献赋知名的事实，“家声庶已存”中这个“家声”，多半指的还是杜审言的“文章”之名。可惜的是杜审言没有一篇文章流传于后世*近年唐代碑志不断出土，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收录了杜审言撰《大周故朝散郎检校潞州司户参军琅邪王君墓志铭并序》，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杜审言唯一传世之文。，所以文学史家们在论及杜审言的文学成就时，只能单单称道其诗歌，却完全忽略了杜审言以“文章”傲于当时的史实。

总之，初盛唐时期的“文章”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诗歌”，在作为特指时，“文章”还常常是指与诗体相对的表章奏记等文体。因此杜甫所云“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之“文章”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诗歌，这些诗句都包含着对自己在当时仅以赋名独擅而诗名却湮没无闻之感喟与无奈。

三、杜甫赋名在后世之衰微

通过以上对杜甫文赋接受史的简单回顾，特别是通过两宋、明末清初两次注杜高潮中对杜甫文赋注释的冷寂状况可以看出，自杜甫去世后，人们对其文赋成就已不甚关注；中晚唐以迄宋代，杜甫则仅馀诗名，其赋名已被历史的大浪淘尽，这与杜甫生前的煊赫赋名形成了极大反差。然而我们现在谈论杜甫生前的名声，若不能回到历史的当下，而仅是依据中晚唐人及宋人的结论，显然不能彻底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若能充分重视杜甫生前的赋名，注意将其赋名与诗名加以区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其中就包括了李杜齐名问题、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等疑难问题。

四、结 论

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诗人对自己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自知的，然而他对自己仅以“文章”之名享誉文坛而诗名却衰微不彰的现实，却只能报以无限的感慨与无奈。杜甫的文名鹊起于天宝九载末的献赋，此后其卓著的赋名就如一檠炽烈的灯盏，被世人认作了杜甫的标志性符号。而正是由于其赋名的光芒过于耀眼，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使得杜甫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度被掩盖起来，并一直为当时的诗歌选家及其朋辈所忽略。直至杜甫去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中唐，人们对杜甫文学成就的认识和评价才逐渐趋于公允。此后随着时间距离的拉长，人们对杜甫当年的煊赫赋名已逐渐模糊乃至淡忘，杜甫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变得完全由其诗歌成就所决定了。正是因为在杜甫生前和死后的接受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易察觉的转换过程，所以当代学界在讨论杜甫生前诗名为何不彰的原因时，才会忽略了杜甫当时赋名这个因素，因而就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现在是到了该澄清和扭转这一认识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渭 卿]

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100)。

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杜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