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勇 撰 崔雅琴 译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黄 勇 撰 崔雅琴 译

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中国哲学；王阳明；动力之知；有待感发理论

一、引言：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哲学界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虽然美国哲学协会(APA，即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年会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分会上中国哲学专场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尽管仍然主要出现在小组议程而非主要议程)，同时研究中国哲学的英文出版物数量也有了较大提高，但至少依旧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在研究型大学，尤其一流研究型大学里，缺乏具有中国哲学专长的学者。布鲁雅(Brian Bruya)最近便对此作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在具有博士项目的美国大学哲学系从事专职中国(或亚洲)哲学研究的所有九位学者中，只有四位一开始是作为中国(或亚洲)哲学学者而被招聘的(其余的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专长，如伦理学和古希腊哲学，而进入具有博士项目的哲学系，他们或者一开始对中国哲学也有一些兴趣，或者只是在进入这些研究型哲学系以后才开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而全美哲学博士项目中总共仅有九位专职中国哲学学者能够指导博士学位论文”*Brian Bruya, “The Tacit Reje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merican Philosophy Ph.D. Programs: The Case of Chinese Philosoph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4 (2015): 370.。其二，与研究中国哲学或亚洲哲学的专门刊物相比，综合哲学期刊发表的中国哲学论文少之又少。奥伯丁(Amy Olberding)发表在本期美国哲学协会通讯上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她发现综合哲学期刊自1940年以来每十年只刊发了三到四篇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且无增长之迹象*Amy Olberd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ider Philosophical Discourses: Including Chinese Philosophy in General Audience Philosophy Journals，”APA Newsletter 15. 2(2016).。

当然，上述两项研究不过是证实了中国哲学研究者很久就已经有的，尽管有些含糊的共同感觉。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本文将突出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受到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第二部分)，并以王阳明研究中的若干方面作为例子来具体说明如何在这样的双重约束下从事研究(第三部分)。由于这样的研究有可能被指责为对中国哲学断章取义，我在本文的结语部分将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还需要满足第三重约束。

二、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双重约束”

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上述第一点：即使(或者正因为)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当前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哲学系仍应该聘请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这样他们可以引进西方哲学家目前没有关注但应该关注的问题，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不过，本文旨在质疑第二点：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西方主流哲学家目前所关注的问题。当然，要使他们信服，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只是抱怨现状，而是应该比西方主流哲学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扭转这一不尽如人意的局面。事实上，他们既然不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某天突然来兴致阅读中国哲学，因为他们确实忙于处理一些令他们，同时也令我们或应当令我们感兴趣的哲学问题。相反，我们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若想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应该熟悉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就这些问题所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观点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要看看中国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是否有不同的、更好的观点。这在本质上就是奥伯丁所说的双重约束，只是在表述顺序上颠倒而已。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种双重约束，笔者曾作如下陈述：“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有最终发言权。”*Huang, “How to Do Chinese Philosophy,” 133.由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整体上优于西方哲学，这种比较研究所选择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系统性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比较研究中，至少在初始阶段，我们将不讨论某些在中国传统中可能非常重要，但对西方哲学家而言太过陌生或很难与他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要么西方哲学家已经提出令人满意(或至少比任何可以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发现的观点更令人满意)的看法，要么西方哲学所发展的观点虽令人不甚满意，但中国哲学也无法提供更好的看法。我们的比较研究不涉及这两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应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虽然旨在从中国哲学中寻找更好的办法解决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这种办法的学者必须先确定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才开始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其解决方案。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会这样做，但研究者也可能先是觉得某个中国哲学的观点特别有意思且意义重大，然后去看西方哲学家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然而，这两种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候，研究者可能看到西方哲学传统关于某一具体议题的代表立场很成问题，但在中国哲学中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研究者可能发现某个中国哲学观点特别有意思，但它对于解决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并无助益，因为它所涉问题不是西方哲学所要处理的，或是因为西方哲学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展出了同样有意思或更有意思的见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熟悉中西传统，可以判断中国哲学中的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帮助解决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问题，然后仔细研究这两个传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具体看法。

第二，尽管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旨在解决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它并不会像初看起来那样存在歪曲中国哲学的危险。一方面，它不同于试图利用当代西方哲学流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做法，那样的话可能确实会歪曲中国哲学。例如，针对当下美德伦理的问题提出儒家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必主张或论证儒家伦理也是一种美德伦理，至少不必说它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另一方面，诚然，这种研究方式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图景是不完整的，但它本就无意呈现一幅完整的中国哲学图景。这是说，它只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需要其他很多方式加以补充和支持。

第四，奥伯丁正确地强调，“试图促使人们对非西方传统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学者所面临的这种双重约束对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Olberding, “It’s Not Them,” 15.，因为它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两种传统。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法子：不管是就具体的研究项目而言，还是就一般的哲学兴趣而言，把研究的重点缩小到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哲学的子域。例如，如果想看看荀子将如何回应针对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situationism)批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充分掌握针对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批判和《荀子》文本，而这还是办得到的。同时，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应该把熟悉西方哲学的当代著述视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那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中国哲学并没有在总体上优于西方哲学。就某些论题而言，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有更好的东西要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即使在那些中国哲学有更好东西要说的问题上，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仍然可以获益良多。

三、在双重约束下研究中国哲学：以王阳明研究为例

上文简略地说明，在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上，阳明可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当然，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事实上，阳明关于道德之恶的看法可以发展出一个既非逆喻(oxymoron)*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251.又非悖论*Thomas Nagel,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的道德运气概念；他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守仁：《大学问》，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968页。(在一个人对其自身美德的关心要求其关心自然的意义上)可以发展出一种与西方传统中不同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甚至也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美德伦理学；他对道德教化方式的广泛讨论有助于回应美德伦理学所遇到的情境主义责难。如果我们考察中国传统中王阳明之外的其他哲学家，那么可讨论的问题就会呈现指数增长。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必须深入中西两大哲学传统来展开这样的比较哲学研究，也必须明白，我们在试图达到奥伯丁所说的“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尽管如此，我们给出的问题列表可以使我们有信心面对那位哲学系主任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吗？”我们可以响亮地回答：“是的！”

四、结语：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三重约束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至少是为了改变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界的边缘地位，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可以而且应该在其研究中接受奥伯丁所谓的二重约束。就是说，他们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一方面，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为他们(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不能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方面。这是奥伯丁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换句话说，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家也能参与讨论他们(西方哲学家)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一些看法不仅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有代表性的看法不同，而且可能比后者更有道理。这是笔者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但不管是奥伯丁的表述还是笔者的表述，这种双重约束似乎都会使得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工作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为了说明王阳明对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道德运气概念可能作出的贡献，我们就会把王阳明著作中的有关段落从其上下文中抽出来，而这样就可能曲解王阳明这些话的原意。

关于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我们必须说，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一定的抽象(这里所谓的抽象指的是将一位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上下文中抽离出来，而不是指与具体相对应的抽象，尽管这两种抽象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就王阳明哲学的某一个方面写学术文章；每次写王阳明的时候就必须呈现王阳明思想的全貌，因而就必须写专著。并且可能这还不够，因为我们不能把王阳明从其所属的儒家传统中抽离出来：离开了儒家传统是无法理解王阳明的。然而这还是不够，因为王阳明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而中国的佛教又是从印度来的，印度的佛教又与印度教思想密不可分……这样我们就必须写系列专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把某个中国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的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合法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我们把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时，也确实有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的可能。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一位学者的研究过程和其写作过程。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从事写作时，我们只能关注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方面，但这种写作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在从事研究时，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所关注的这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方面与别的方面联系起来，甚至把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影响了他的以及被他影响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对某个特定研究中所关心的这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特定方面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而我们可以将这个因此而得到正确理解的方面从其所属的这个哲学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合理地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就笔者自己有限的经验而言，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哲学中真正发掘出能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作出贡献的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其从事本文所推崇的那种研究时，除了上面提到的双重约束外，还需要接受另一约束，即第三重约束：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能够得到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的认可，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责任编辑 李 梅]

黄勇，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香港)。

译者简介:崔雅琴，华东政法大学校报编辑(上海 20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