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喆，1906年8月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横塘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参加过平江起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从1938年秋开始，他转战在大青山地区15个春秋，为夺取绥蒙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军时期，他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5次负伤，3次负伤不下火线，受到军（团）甚至中革军委通令嘉奖，逐渐成长为一名虎将。由于脸上有一道明显刀伤，他被大家戏称为“姚一刀”，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参加平江起义，随部奔赴井冈山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27年春，已是21岁的姚喆当上了家乡的乡农民协会主席。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长沙驻军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很快，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湖南。各地的农会组织被国民党新军阀破坏，大批农会干部惨遭血腥屠杀。姚喆也属被“通缉”之列，在当地无法容身，只好逃离家乡。

流落他乡的日子不好过。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如此下去终究不是个法子。“当兵去！”姚喆听到湖南独立第五师有个随营学校在南县开学招兵的消息，立刻动身前去。

他辗转赶到南县，随营学校已经开学。在补考时，从来就没有学过数学的姚喆傻了眼，结果交了白卷。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校长、共产党员黄公略亲自找他谈话。

“在家干什么的？”黄公略问。

“在家种田！”

“上过学吗？”

“读了3年半私塾，父亲病逝，家境穷念不下去了，一直在家种田。”

“那为什么要来当兵呢？”

“没得办法子嘛……”

姚喆感到这位校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官架子，便把这些年来的辛酸苦辣一股脑儿倒了出来。黄公略知道他是一位农会积极分子，被迫从邵阳赶来报考，如若不取，连回去的路费也没有，于是决定录取他。姚喆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随营学校这期学兵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思想追求进步的青年，也有一些是被通缉、受迫害的农民协会会员。黄公略遵照党的指示，同共产党员贺国中、黄纯一等一起积极培养和发展革命力量，秘密准备武装起义。

7月22日，在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下，独立第五师一团在平江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夕，贺国中接到彭德怀等关于将随营学校师生带往平江参加起义的通知。于是，贺国中率随营学校100多人，以打野外的名义，星夜兼程，于7月23日午后赶到平江县城，加入起义行列。姚喆他们抵达时，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挺起胸膛，迈着整齐的步伐，受到了一团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24日下午，在平江城内的月池塘，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平江起义的胜利。彭德怀、滕代远讲了话。他们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陈述军阀部队官长们克扣军饷、士兵生活痛苦等情况，讲了平江起义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着重指出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党，红军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军队，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起义部队编为红五军，接着，随营学校被解散，编入第七团，姚喆被分配到七团团部特务排，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随七团开到平江北乡梅仙地区，担负通城方面的警戒任务。

平江起义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慌忙调集7个团的兵力，分5路直扑平江。贺国中奉命率七团回援平江，与一团一起同国民党军激战竟日。姚喆第一次参加战斗。由于敌众我寡，彭德怀等果断指挥部队撤出平江，转移到湘鄂赣边界通城、修水、万载、铜鼓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不断围攻和“会剿”，红军与超过自己十几倍的强敌作战，损失较大。不久，部队返回平江黄金洞一带休整，缩编为3个纵队。姚喆被编到第三纵队当副班长，后又当了班长。部队正在编组的时候，敌军又一次开始“会剿”。上级决定，红五军一分为二：黄公略率一、二纵队留在平江、浏阳地区坚持斗争；彭德怀、滕代远率军部和三纵队向南冲破敌军包围，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设法与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系。12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在宁冈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姚喆和战友们一起，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登上井冈山，投身于井冈山斗争烽火之中。

井冈山很险峻，方圆数百里，只有5条羊肠小道可以上山。姚喆所在的八大队奉命守卫白泥湖路口。战斗中，姚喆的左手挂了花，但他不怕牺牲，带领全班战友与敌人苦战七天七夜，打退了敌人几十次进攻。

湘赣之敌在“会剿”井冈山失败后，立即纠集反动军队仗路把关，对红军穷追不舍。红五军一方面要拖住敌人，以策应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战略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尽力避免与优势之敌打硬仗，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彭德怀率领这支年轻的红军队伍，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敌人展开了辗转周旋。

1930年农历正月初二部队从安西圩出发，姚喆他们班担任尖兵，请湘剧艺人带路，绕过敌人埋伏地带，进寻邬县（今寻乌县）境时，已经是正月初四了。部队连日兼程行军，很少休息，战士们疲惫不堪，休息时连歌也唱不起来。这天，姚喆看到彭德怀背着一个皮包和一只装满军用地图的伞袋，跟大家一起行军，走得挺起劲。休息时，彭德怀和姚喆他们坐在一块，一边擦着汗，一边提高嗓音问：“怎么样？苦不苦呀？”

“苦是苦啊，没得法子呀！要革命就要吃苦！”姚喆几个人答道。

彭德怀开玩笑地说：“对啦！革命就是苦差事。我过去在军阀那里当团长，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现在当军长，跟你们一样走路啦！”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吃饭时，彭德怀拿个碗在姚喆班里和战士们一起吃。虽然只有一点青芥菜，大家吃得特别甜。这一天行军也走了不少路，途中还同地主武装挨户团、红枪会打了一仗，可大家依旧情绪饱满，精神抖擞。

2月中旬，部队转移到于都桥头。当地有中共秘密支部，有游击队，对周围情况熟悉。部队休整了几天，侦察敌情的人来报告：敌人在于都城只有一个营和县靖卫团、警备队。领导决定急行军70公里，连夜赶到于都城下。姚喆他们架起梯子悄悄爬上了城墙。红军部队迅速包围了敌人的营房。里边敌人正在呼呼大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到3个小时，红军解决了敌人一个营。于都一战，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还有两挺机枪。于都一带群众都称颂这支红军为天兵。

提一盏马灯带领部队攻城，被敌砍了一刀

1934年1月，已升任红三军团红四师十团参谋长的姚喆随军第二次入闽作战，上级下达了攻打沙县的战斗命令。

开始，姚喆指挥所部在沙县东北部的青州阻击南平来援之敌。当兄弟部队两次攻打沙县未果后，军团命令十团参加攻城。于是部队急行军赶到沙县城郊。天色已黑，姚喆不顾行军疲劳，立即投入攻城准备工作，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地形。晚20时，对敌发起攻击。攻城部队引爆了沙县西门坑道内的炸药。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20多米宽的缺口。姚喆带领50多人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攻上突破口，掩护后续部队进城，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因为夜黑看不见路，姚喆让通信员点起一盏马灯照明。他嫌通信员提马灯的动作迟缓，自己接过马灯跑在前边。在一个街头巷尾拐弯处，隐蔽在黑暗中的敌人向他猛砍一刀，他的左颊骨被砍断，左脸从太阳穴到嘴角边被切出个大口子，顿时鲜血直涌，头部、脸上、身上都是血。姚喆当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当姚喆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3天以后，躺在宁化红军后方医院的病床上。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既不能手术，也不能缝合，只能靠每天用盐水消毒。姚喆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天几夜。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他终于渡过难关，活了过来。

沙县一仗，歼灭守城之敌两个团，缴获大批物资，缓解了当时部队装备物资方面的困难。姚喆在这次战斗中作战勇敢，报经红军总政治部批准，荣获三等红星奖章一枚。当年的《红星报》曾予报道：“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姚喆在四师十团任参谋长，当沙县战斗指导突入城与敌格斗被杀伤，平时工作积极，给三等奖章。”

这一仗之后，姚喆的左脸上留下了一道三寸多长、一指多宽的大伤疤。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姚一刀”。

10月，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中央红军开始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中央将保卫总队3个大队编为保卫团，后称政卫团，姚喆任团长，张南生任政委，一路上担负着掩护、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首长安全的重任。遵义会议后，机关压缩，政卫团编散，大部分补充到红三军团，姚喆当了十团团长。

不到十天，姚喆在赤水土城战斗中负伤，子弹打在右腿膝盖下边的骨头上，贯穿而过。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红三军团卫生部。

此时的姚喆，并不在意自己这点伤，而是由于遵义会议精神刚刚传达，知道毛泽东已回到领导岗位，心情非常舒畅。在这里，他见到了先来养伤的老战友李寿轩。一见面，姚喆便高兴地张大了嘴：“哎呀，是你呀！怎么你还没死啊？不肯去见马克思吧！”

李寿轩也笑着说：“死不了，老姚，你怎么也跑来了？”

姚喆耸耸肩膀，摊开双手：“是啊！有啥法子呢？这一次马克思还不要我，任务没完成，不批准啊！”

“你呀，就是见了马克思，恐怕也要跟他老人家开开玩笑吧！”

他们谈起平江分手后的情况，讲到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激烈战斗间隙里匆匆见的几面。当讲到高虎脑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时，姚喆激动地说：“那是拿人拼出来的啊！虽然部队的干部战士是那样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可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重点‘围剿，还去死打硬拼，根据地越打越小，大家思想上一直想不通，经常议论，毛主席怎么不出来领导我们呢？现在好了，毛主席回到了领导岗位，上下都痛快了！”

姚喆一高兴，拍拍大腿，竟忘了自己的腿伤。

后来，重伤员被转到军委卫生部休养连，姚喆和李寿轩、钟赤兵、白志文等都在一起。部队流动性大，抬担架的老乡不好找。有一次，要出发了，姚喆的担架还没找到人抬，他一拄拐棍，就试着站起来自己走。

“老姚，莫犯蛮，你的脚走不得，快坐我的担架！”李寿轩一把拉住他，不由分说把他按到了自己的担架上。

这段时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四渡赤水，抢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然后北渡金沙江，消灭了大量敌人，摆脱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姚喆是个听见枪声心里就痒痒的人，在担架上怎么躺得住啊！刚过金沙江两天，他的腿伤尚未痊愈，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休养连，一瘸一拐地担任了红三军团教导营一连连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甘苏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姚喆奉命调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任参谋长。七十八师是刘志丹带过的部队，是陕北红军的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不久，中央决定以七十八师、骑兵团和二十八军等组成北路军，刘志丹任司令员，姚喆任参谋长。尔后，他相继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在西征战役第二阶段，部队途经安边时，发现安边县城之敌已经调走，只有300多人的保安团守城。七十八师首长经过研究决定主动攻打安边县城，一边请示前总和军团领导，一边部署部队围城。上级的意思是，安边有城墙恐怕不易攻下，不同意攻城。姚喆认为上级可能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变化，只要能消灭敌人，我们还是应该主动出击。师政委崔田民同意这个观点。于是他们指挥部队，乘敌不备，当天夜晚便一举攻占了安边县城。后来在攻打盐池县城一夜未克的情况下，姚喆又说服领导，重新布置兵力，在骑兵团的配合下，打下了盐池县城，全歼守敌马鸿逵部2个连和民团200余人，缴获枪支200多，还有200多匹战马及许多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急需的给养。对于安边和盐池两次战斗胜利，前总和军团部都发来电报，表示奖励。

日伪军不得不承认“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骑兵”

1936年8月西征战役结束后，姚喆调由地方部队新编的陕甘宁独立第一师任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战，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姚喆被分配到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八旅任参谋长。9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次日，部队由驻地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这时，太原到大同一线整个晋北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一二师部队便在北同蒲路沿线出击日军，破坏交通，发动群众，抗日救国。

同年7月，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决定以一二师七一五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支队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挺进绥远敌后的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同出发的还有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几十名干部以及所属由太原中学师生组织的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出发前，时任一二师政委的关向应亲自从朔县赶到七一五团驻地贾家堡向支队领导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大家，只要时刻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紧密地团结各族人民，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胜利。

部队从五寨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分昼夜地向大青山挺进。当时正遇日军“扫荡”玉南山。李井泉、姚喆指挥部队避开敌人，从右玉北上。天下着大雨，部队冒雨行军，闯过山洪，经沙乎子、板城村到达蛮汗山脚的太平寨。为了接应后方给支队运送1400件皮衣，姚喆带领一营在大榆树韭菜沟转了五六天。敌人风闻八路军挺进绥远，赶忙调集兵力围阻。姚喆率部在崞县窑附近与敌交锋，打了半天，撤到马鞍山下。

可那天敌人就像影子，甩不掉，摆不脱。下午部队进入一条山谷，这里怪石嶙峋、树木繁密，抬头看去只有巴掌大的一片天。姚喆指挥先头连队调头埋伏在山石树丛中。谷底尘埃未落，日军便举着膏药旗摇摇摆摆跟了进来。

“啪！”枪声一响，深沉的回音震荡着千山万壑。敌人顿时慌了神，先头部队一打，后面的大尾巴压在谷外乱成一团。不久，日军稳住阵脚，在火力掩护下打了上来。支队指战员居高临下，一阵排子枪，一顿手榴弹，打退了日军的冲锋。两个日军指挥官挥舞东洋刀，兵分两路包抄过来。姚喆立即命令连长、指导员各带一个班迷惑敌人，自己带着战士们从中间冲杀下去，俘虏了那两个日本军官。十几分钟后，姚喆命令撤出战斗，赶上大部队。可那两个日本军官赖在地上哇哇直叫：“喆八路的大大的狡猾，战术的不懂。”

战士们气愤至极，有的拖有的踢。这时，姚喆从后边赶来，拿起缴获的东洋刀，猛地搁到一个俘虏的脖子上，大喝一声：“死拉死拉的有！”

“天皇武夫”吓得从地上跳起来，战士们大笑起来。

“懂战术的是强盗，抢别人的土地。不懂战术的打了胜仗，因为这是在中国，我们是共产党。”姚喆厉声说着。两个俘虏战栗地瞧着寒光闪闪的东洋刀，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大青山横亘于绥远中部，东西长200多公里，南北宽二三十公里。山南是肥沃的平川，山北是绿毯般的草原。这里住的大都是蒙古和汉族人民，也有少数回、满族。自从日军入侵后，日伪据点林立，白天黑夜枪声不断，日军、伪军、土匪、团团子（国民党的“自卫军”）肆意横行，奸淫掳掠，弄得百姓东奔西跑，流离失所，茫茫草原笼罩着一片哀伤和忧苦。为了迅速打开局面，组织群众抗日，李井泉、姚喆等支队领导确定，先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扫除群众心头的阴云。

随即，姚喆积极协助李井泉指挥部队东袭陶林城，歼敌一部；北攻乌兰花，全歼守敌百余人；继又利用归绥武川公路之蜈蚣坝一带险峻地形设伏，击毁日军汽车10余辆，消灭日军少佐以下官兵80余人；接着向绥西挺进，连克石拐子、萨尔沁和后窑子矿业公司等地，歼灭日军百余及伪军600多人。连遭打击的日伪军惊慌之余，急调日军5000余及伪蒙军2个师分5路展开“围剿”，妄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李井泉、姚喆等根据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导思想，将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组成小分队，将四支队和动委会干部组成随军工作组，分散活动，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小分队避敌锋芒，巧妙隐蔽，伺机而动，牵着敌人来回转圈，弄得敌人东奔西窜，疲于奔命。敌人到处遭袭击，却始终摸不清、找不着八路军主力。有一次，从陶林和旗下营出犯的两伙日军得知大滩驻有八路军的消息，同时向大滩扑来。当夜他们同时发起攻击，双方都以为抓住八路军主力，互相打了4个小时，才发现八路军早已离开此地。

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绥蒙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之大振。人们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队伍。”大青山支队趁机大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初步建立起包括绥西、绥南、绥中三区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插在日本侵略者的脊背上。

绥远地区土匪很多。他们勾结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大烟，不给就动酷刑。土匪“天天过大年，夜夜入洞房”，每过一地，如大水冲坡一样，什么都冲个精光。为保护群众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以利对敌斗争，支队领导决定集中兵力，各个消灭这些股匪。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姚喆指挥5个连的兵力，围攻流窜到土城子一带的康德胜匪部。夜里11时左右，清脆而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土匪们还在屋里抽大烟，听见枪声一响，像被捅破的马蜂窝一样，乱哄哄地仓皇溃逃，有的被打死，有的做了俘虏。这一仗我军缴获了数百匹马，救出了三四百名被匪徒抢去的妇女。第二天一早，乡亲们都扶老携幼纷纷从山沟里跑来领人领马。深受匪徒凌辱毒打的妇女一见亲人，哭泣着控诉匪徒们的罪行。许多群众感动得含泪向八路军道谢。有位姓王的老乡拉着姚喆的衣袖对乡亲们说：“八路军打日本，剿土匪，保护老百姓，真是咱们的大救星。现在天气这么冷，他们还穿得这么单薄，我们应该想想办法呀……”

这话正说到大家的心坎上，当天老乡们就送来许多皮衣、鞋袜，还有大批牛羊肉。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少都来送行，依依不舍。

此后，大青山支队又先后消灭了几股土匪，直接保护了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八路军、热爱八路军，各族青年纷纷带着枪、骑着马前来参军。

支队领导及时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指战员们很快学会了骑马、喂马的本事，掌握了马上射击、劈刀等骑兵技术。每天早晨，战士们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奔在草原上，展开跑马比赛，马上瞄准、马上劈刺。一眼望去个个健如猛虎。有一次，组织跑马比赛时，姚喆问：“小伙子们，怎么样？”

战士们骑在马上，挥着战刀，大声回答：“参谋长，美得很，敌人来千儿八百，也不够我们收拾！”

到了下午，骑兵们在归营的路上唱起了自编的歌曲：“大青山上，马成群，兵成林，千军万马打日本……”

到1939年初，支队已实现一人一马，成为一支威武的骑兵部队。延安的报纸报道了大青山支队“步兵一夜变骑兵”的事迹。后来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一二师批准，大青山支队正式改编为骑兵支队。

1939年春，李井泉到延安汇报工作，姚喆代理支队司令员。1940年初，姚喆集中绥西、绥中部队统一行动，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武器装备最好、气焰最嚣张的十二团包围缴械，继又将十一团、十三团先后歼灭，狠狠打击了顽固派势力。为在群众中消除误会，姚喆还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把顽军、匪徒与日伪军相互勾结的来往密件当众宣读，揭露他们反共反人民、叛国投敌的罪行。2月，绥中顽军在随林一带集中1000多人，扬言要与骑兵支队决战。姚喆及时识破敌人阴谋，亲自带领4个连和敌人兜了两个圈，乘敌不备，利用夜幕掩护，从侧面袭击敌人。一夜之间歼敌2个连，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日军气急败坏，又拼凑了万余人，分5路向大青山腹地银矿山、五塔背等地展开更大规模的“扫荡”。他们推行所谓“囚笼”政策，到处扎据点，在山区和平原交界处，特别在铁路沿线挖了许多又深又宽的封锁沟，大小沟口用石头和水泥垒起高高的封锁墙，并大肆吹嘘：“八路军的骑兵这下子可不能在铁路边来回窜了，根本下不了平川啦！”

可是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拆除封锁墙，填平封锁沟，配合八路军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姚喆指挥部队采取“敌进我退”的方针，四处出击，袭击日军后方，弄得日伪军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日伪军的这次“扫荡”一无所获，不得不承认：“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骑兵。”

李井泉在1939年11月从延安回大青山后，又于1940年7月奉调晋西北工作。姚喆接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至1941年，整个大青山骑兵支队发展到3500余人，根据地建设达到相当规模。大青山地区和晋西北地区连起来，形成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捍卫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同年5月，姚喆奉命到延安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情况。当时，由于日军封锁，延安在经济上很困难，他们筹集了一批银元、药品带去。当姚喆率七八十名骑兵，押着17匹驮骡途经雁北平鲁南台村休整时，遇到了一场战斗。这天上午，村外山冈上哨兵突然鸣枪报警，随后传来阵阵枪声，看来敌人来得不少。战士们立即拉马备鞍，准备战斗。姚喆沉着地向部队发出命令：骑兵队伍从北面山沟迅速上山抢占制高点；运输队的人赶紧绑好驮子，准备撤退；自己带司令部的几个人从小山渠抄近路上山。

部队很快上了山，战士们各自找好掩体，子弹上膛，准备开战。姚喆命令：“不要急，近了再打！”

对方也发现部队登上山头，更加猛烈地向山上开火。枪声乱作一团。姚喆仍不慌不忙地冷静观察对面的阵势。突然，他一摆手，说：“不要开火，可能是自己人！”随即命令警卫员小田：“你去和对方联络一下！”

“自己人？”小田有些犹豫。

“我从枪声里听出来了，你快去！”姚喆果断地说。经过联络，果然对方是八路军雁北支队。一场误会解除，大家对姚喆的沉着冷静和善于判断情况钦佩不已。

姚喆等到了延安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他们，表扬了大青山军政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几年来大青山抗日斗争的成绩。

“不打不成交嘛！过去是仇敌，现在变成朋友……”

1945年8月，姚喆等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部队应即收复平绥沿线重镇，阻止敌人东进，迫使日军就地投降。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1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全线总反攻。大青山抗日部队在姚喆等指挥下随即参加绥远战役，配合晋绥军区主力和晋察冀军区一部同时行动，迅速截断平绥铁路，收复沿线的丰镇、集宁等城镇。同时收复的还有绥西的百灵庙，绥东的兴和、商都，绥南的清水河、和林、凉城等县城。大青山地区的绥西、绥南、绥中、绥东根据地连接起来，并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绥远战役之后，姚喆随中共绥蒙区委和绥蒙军区机关进驻集宁。

集宁是绥东重镇，是控制平绥铁路的军事必争之地。1946年1月13日夜晚，国民党傅作义部以全部兵力分别袭击卓资山、集宁、陶林等地。姚喆接到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和政委李井泉的命令，立即乘车赶到卓资山帮助指挥反击，很快将进犯之敌击溃。可是，集宁已被傅作义部占领。1月14日早，贺龙、李井泉电令姚喆，指挥骑兵旅和第二十七团、九团等部迅速反击，夺回集宁城。姚喆当即率部催马扬鞭、日夜兼程，于15日下午到达，连夜组织火速攻城。为了争取时间，他亲自带领突击队猛冲猛打，终于在16日上午11时击溃进犯之敌，夺回了集宁镇。

同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全面内战。9月，傅作义部队再次对集宁发起进攻，一场激烈的集宁战役又打响了。姚喆深知，守住集宁对保卫张家口、保卫通向张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意义。他反复动员所属骑兵旅和第二十七团、九团及七一五团部队，付出再大代价也要守住集宁。国民党军凭借美式装备，在空军配合下，以炮兵、骑兵、步兵联合作战。战役开始后，敌人在督战队驱赶下，蜂拥而上，拼死冲击。

姚喆指挥所部顽强阻击，打退了一次又一次冲锋，阵地前留下一堆堆敌人尸体。敌人又以尸体填壕，亡命死攻，侵占了卧龙山阵地和集宁西半城，我军退守通顺街、南财政街一带，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战斗十分残酷，姚喆始终坚守在老虎山指挥部，镇静指挥所部鏖战3天3夜。后来，集宁城内的水塔、面粉公司等制高点又被敌攻占，情况非常危急。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加之敌军援兵陆续进到集宁地区，总指挥部命令绥蒙部队于黄昏撤出战斗，把包袱甩给敌人去背。指战员们不肯撤离，经再三命令，部队才全部转移。姚喆带领指挥部人员最后离开老虎山阵地，经苏集撤到丰镇。

不久，第二十七团、九团和七一五团随晋绥野战军主力西调陕北保卫延安，敌人趁机打通平包铁路，占领两侧城镇。姚喆命令所部转移到绥察草地一带。他带领绥蒙军区警卫营，掩护绥蒙区党政机关人员撤到左云、朔县、右玉等地休整。

1947年夏，晋绥第五军分区并入绥蒙军区，所属第二团与各县大队统归姚喆指挥，骑兵旅也从草地回到绥南。姚喆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曾指挥攻克平鲁、清水河等城镇，扩大整编地方武装，厉兵秣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48年8月，骑兵旅、第二团和区县地方部队整编为晋绥军区第八纵队，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兼任纵队司令员。9月26日拂晓，姚喆指挥第八纵队到达集宁骆驼脖子、玻璃图、三岔口一线，指挥部设在玻璃图西山上。当日18时30分，攻城战斗打响，经过一夜激战，至27日11时解放集宁，全歼守敌2000多人，缴获近百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同时，丰镇、凉城、和林等地也被攻克。国民党军博作义部仓皇抽调北平、张家口兵力向西驰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姚喆指挥所部奋勇抗击，后奉命撤出集宁。10月7日，第三兵团集中兵力围歼进犯集宁之敌两个骑兵旅时，敌已弃城东逃。

10月11日，在丰镇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第八纵队十四旅与北岳军区部队留守集宁、兴和地区掩护开辟工作，姚喆率第八纵队主力随兵团主力向绥西、绥北进军，解放了陶林、乌兰花、武川等地。至此，除归绥以外的绥远广大地区已全部解放。

接着，姚喆率部乘胜前进，攻克国民党军据点陶卜齐、旗下营、白塔等地，集结于归绥城周围，准备参加对归绥的总攻战。这时，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野战军已挥师入关，为稳住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的国民党军，不使其逃跑而就地全歼，毛泽东指示撤围归绥。绥察战役结束后，姚喆所部即奉命转至集宁、丰镇地区待命。

平津战役后，绥远的国民党军已完全陷于孤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战略方针，准备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争取这支国民党军投奔到人民阵营中来。中央军委关于绥远作战方针问题的指示指出：邓宝珊、董其武在绥四五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出于夏进占五（原）、临（河）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

然而，一直在前线同这支国民党军作战的第八纵队，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求战情绪十分高涨。1949年1月28日，第八纵队在旗下营经2小时战斗，击溃国民党军董其武部l个团，俘敌700余人，还想继续打下去，解放归绥城。但在1月30日接到上级停止向董军进攻的命令，2月1日又接到纵队主力从旗下营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整训的命令后，姚喆执行得非常坚决，他坚信上级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部队的情绪较大，有的同志在部队后撤时流着热泪说：“到嘴边的肥肉吃不上，立功的机会没有了。”“董其武这个绥远的土皇帝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姚喆在部队中广泛进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学习中共中央的有关战略方针和军委的有关命令。3月20日，晋绥军区李井泉政委专程到卓资山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通过传达学习和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的思想境界开阔了，提高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增强了理解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的自觉性，逐步消除了抵触情绪。

姚喆还命令所属部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绝不主动出击，停止对董其武部队的瓦解工作，改称董部为友军，以缓和双方敌对情绪，减轻对董部压力，造成和谈气氛。同时，他又教育部队不能放松战斗准备，及时揭露顽固分子“借水养鱼”、伺机反扑的阴谋，打消他们东山再起的幻想，促使董部走光明道路。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为适应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绥蒙区改为绥远省，由第八纵队改编而成的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同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姚喆率军区机关移驻集宁城桥西，军区部队全部撤到集宁附近，进行军政训练，积极准备迎接绥远的和平解放。

为了加速绥远起义进程，中共中央委派傅作义和邓宝珊亲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8月28日他们途经集宁车站，受到绥远省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情迎送。姚喆登车时，傅作义说：“过去我的觉悟低、觉悟晚，曾有过几年同解放军不愉快的历史，造成了对不起人民的罪过。”

姚喆听后风趣地答道：“不打不成交嘛！过去是仇敌，现在变成朋友。你交了北平，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题图为姚喆中将）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