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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与忏悔

2017-02-06赵瑜

山西文学 2017年1期

1969年底,我的父母携全家下放晋城巴公镇。寒风霜雪,我们乘敞篷卡车,在太行山上一路攀行,走向未知。告别古城之际,吴增义、刘小四、高明宪三弟兄冒雪相送,我心苦痛,无语凝重,泪湿衣襟。一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沉沉幻象,重重魔影……

是体育运动, 拯救了我那荒诞而又芜杂的少年劫难。

1970年以来,我本是晋城巴公化肥厂一名青年学徒工,却因为地区体委上调体育骨干, 常常外出受训。成年累月在多个青少年集训队打篮球,练自行车。“文革”乱世,国省地三级体委解散了职业运动队,我只能混了一天算一天。与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每月还有青年工人一份工资,日子比别人宽松些。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担忧前途,心有不甘,又非常无奈。

1975年落实干部政策,我父母从巴公化肥厂和高平县革委会调回地委,重新工作。全家又搬回了晋东南地委大院。我仍在自行车队苦练。

1976年9月中旬,地直单位和长治市10万人集会,在八一广场悼念毛泽东逝世。阴雨连绵不止,人心复杂难测。

晋东南, 是仅次于陕北延安的中共第二大根据地,但人们的思想情感, 却与延安民众有着很大不同: 抗战中,是国民党川军李家钰所部,浴血长治誓不降敌,百姓尽知。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牺盟会,在太行太岳各县建政,名义上仍然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统帅。老八路一二九师到来后,人们心中普遍认为,是晋东南小米和城乡老百姓养育了中共大军,保全了各级干部,最后胜利靠的是太行太岳人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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