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凤岐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红旗谱》中对传统侠义小说的叙事的继承和发展

贾凤岐*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红旗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通过对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叙事的借鉴、吸收和发展，精彩的描绘出了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农民如何由家族复仇走向阶级斗争的带有史诗般性质的作品，并为重建“中国的叙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红旗谱》；侠义小说的；叙事

在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红旗谱》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的典范之作，在出版后便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推崇。小说中复杂众多的人物，曲折波荡的情节，广阔的思想内容，以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功利性，使其在叙事方法和叙事结构上对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叙事进行了相应地继承和发展。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叙事方法传奇性和通俗性的继承，使小说更加充满趣味性且浅显易懂，从而符合广大人民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水平，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扩大了其受众面；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叙事结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改变，使其由传统的单纯表现家族恩怨的传奇演变成了具有正义性的农民革命小说。这种叙事上的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分析《红旗谱》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红旗谱》对传统叙事的继承

《红旗谱》对传统叙事的继承首先表现在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上。(1)以为父报仇作为小说的引子。在小说开头通过一桩上辈之间的历史纠纷事件——“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身份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并通过朱老巩(父)的失败及其临终前对儿子小虎子的嘱托：“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1]作为故事的源头，从而掀起了为父报仇的新篇章。同时，在这里朱老巩父亲的角色也与传统侠义小说中的家族或者国家相对应，显示出了报仇的必要性。(2)负仇出走——复仇而归。在中国传统的侠义通俗小说中，通常会在为父报仇的主要脉络中穿插进一个小的离去——归来的模式。主人公在家破人亡之后为生存背井离乡，在外面练就一身本事之后再归乡为父报仇。这种大结构中套小结构的模式即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又增添了故事的传奇性。同时这种模式也符合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关于“报仇”这一行为的潜意识的认知模式。因此作者梁斌在《红旗谱》中也相应地采取了这种模式，使小说适应了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模式。

其次《红旗谱》叙事手法上也借鉴了传统侠义小说的所常有的传奇性和通俗性。(1)小说中独特的传奇性。在小说中，作者从一开始便通过朱老巩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小说营造了一种替天行道的侠义性。随后朱老忠的返乡复仇以及朱，严两家在报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信、义等品格更是对传统侠义小说的一脉相承。如在小说中朱老忠在去见被捕入狱的严运涛受阻时：(1)他又想起古书上说的“梁山伯的人马，还截过法场……”。[1]这种侠义性推动了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使小说更加生动形象，具有传奇色彩。(2)小说中的通俗性。因传统小说多被看做是娱乐的工具，因而文人在创作时多采用浅俗易懂的市井语言。在《红旗谱》中，作者为了符合出农民的身份特征，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同时也为了让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延续了这一传统的叙事方法，用通俗易懂的白描和具有北方地域色彩的民间口语作为全文的描写手法，使语言更加直白，故事也浅显易懂，从而满足人们的阅读水平和阅读方式。如朱老忠常常挂在嘴边“出水才看两腿泥”

二、《红旗谱》对传统叙事的发展

《红旗谱》对传统叙事的发展与其继承相照应，首先表现在叙事结构的转折上——由传统的家族复仇转折到阶级革命。梁斌在《红旗谱》出版后曾发表多篇文章来讲述《红旗谱》的创作过程。并在《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中说道：“《红旗谱》从短篇发展到中篇，又从中篇发展到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苏联小说，时时刻刻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2]因此，虽然《红旗谱》以为父报仇开始，但若和传统小说一样以报仇成功为结局显然不符合时代及政策所赋予它的使命性。为了使“农民复仇”与“阶级斗争”相连接，改变了传统小说中把“返乡复仇”作为全书的高潮和把“报仇成功”或“放下恩怨”当做结局，而是把朱、严两家三代不断与冯家两代人之间不断地斗争作为小说的发展，并在斗争中第三者——贾湘农出现后，把整部小说推向了高潮，在最后留下了一个十分具有意味的开放式结局，从而使整部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得到了加深。

其次，《红旗谱》在叙事方式上也与传统的侠义小说有所不同。虽然小说有意借鉴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但为了突出“农民革命斗争”，小说在叙述语言上做了多方面的改变，尤其是人物的对话方面，加入了许多带有政治宣言性质的官方话语。如江涛对严萍讲“目前的农村经济状况，讲到农村的剥削关系”[1]以及朱老巩和朱老忠在护钟及报仇的时所呐喊和宣扬的始终是为了“全村四十八户被冯家剥削和压迫的村民的利益”[1]，这样的话语虽引起的政治功利性常常为人们所批评，但不可否认，这些话语也巧妙地使小说更好的由传统的“农民复仇”转化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并通过农民复仇的过程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使“家族叙事作为一种隐形结构存在于革命历史小说。”[3]

长篇小说《红旗谱》自出版以来，受到了不同时代褒贬不一的评价。作为十七文学中的优秀小说，虽然受政治影响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我们不可否认它的出现对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的影响。尤其它所表现出来的在叙事方面的独特的探索，更是为重建“中国的叙事”奠定了基础。

[1]梁斌.红旗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163，239.

[2]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J].文艺月报，1958(5).

[3]曹书文.50-70年代家族叙事的隐形书写[J].文艺争鸣，2008(4).

贾凤岐(1992-)，女，汉族，河南安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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