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萌 毛新瑞 蔡梦彤 贾 茜 郭春彦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8)

1 引言

空间想象对数学创造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880年,Galton首次明确提出数字具有空间特性。随后,Dehaene 等人(Dehaene,Dupoux,&Mehler,1990)首次发现了SNARC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效应。SNARC效应即被试对数字做按键反应时,对于较小的数字,按左键的速度快于按右键;对于较大的数字,按右键的速度快于按左键(Dehaene,Bossini,&Giraux,1993)。研究者大多用“心理数字线(Mental number line)”来解释该效应(Gibson &Maurer,2016;Hartmann,Grabherr,&Mast,2012;Shaki &Fischer,2014),即人们将数字表征在一条自左到右的“心理数字线”上,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的表征位置对应反应键的空间位置,当两者位置一致时被试反应加快。根据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的空间位置与反应键的空间位置的对应关系,可以区分一致反应方式与不一致反应方式：一致反应方式即反应键的空间位置与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的表征位置一致,左键对应小数、右键对应大数;不一致反应方式即反应键的空间位置与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的表征位置相反,左键对应大数、右键对应小数。SNARC效应则表现为一致反应方式快于不一致反应方式。自SNARC效应提出以来,大量研究运用多种刺激材料(Jonas,Taylor,Hutton,Weiss,&Ward,2011;Shaki,Petrusic,&Leth-Steensen,2012;van Dijck &Fias,2011)、实验任务(Hartmann&Mast,2017;Hoffmann,Hornung,Martin,&Schiltz,2013;Mills,Rousseau,&Gonzalez,2014)及反应方式(Fernández,Rahona,Hervás,Vázquez,&Ulrich,2011;Riello &Rusconi,2011;Rusconi,Bueti,Walsh,&Butterworth,2011)验证并扩展了SNARC效应。

多项研究发现,当数字材料异号时,大小判断任务中存在明显的符号捷径机制(Sign shortcut mechanism) (Krajcsi &Igács,2010)。符号捷径机制表现为被试能够以数字符号作为判断依据,仅凭借正负号差异就可以迅速做出大小判断,将负数判断为“小”而将正数判断为“大”。先前行为研究仅能够表明符号捷径机制可以加速被试的判断,但是这一机制以何种形式影响SNARC效应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