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娇

（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由人类学“田野”到民族音乐学“田野”说起

商文娇

（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田野”是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同人类学一样，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通过仪式”，是考验民族音乐学家的重要“评估标准”之一，也是考验学科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人礼和重要标志。地方性知识是学者们只有通过长期在“田野点”进行学习、观察才能获得并被纳入学科研究。

田野；田野调查；参与观察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在人文学科范畴内，诞生以及拓展了诸多的理论方法。就人类学学科而言，田野工作以及相关的民族志，如今成了人类学学科的核心内容，因为从专业社会化和训练来看，田野工作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无以伦比的优势，田野训练使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学科知识，成就了许多“真正的人类学家”。田野在人类学科认知中，被提升到高价值论的核心地位，被认为是有别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等文化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人类学研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其独特性基于它的“参与观察”这种田野调查手段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

一、传统的人类学田野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随着对“文化”一词概念的不断深入探讨，作为特殊文本形式的田野笔记也成为人们反思和分析的内容之一。人类学家是通过远足他乡进入“田野”才能体验文化的，正是因发现存在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并对其进行研究，才使人类学成为一门地域性科学。

人类学坚决主张到“异域”去做田野，是为了抵制大多数西方高等学府对文化和社会的狭隘理解的欧洲中心论，但是做或没做“真正的田野调查”这个问题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田野地点的等级性认识依然存在于人类学的职业实践中。不得不说，人类学家对于“田野地点”的选择，关系到人们对“田野”的观念上的认识以及对“田野点”划定的“纯正级序”即等级性认识，也直接关系到人类学家们的社会地位、求职等方方面面，人们排斥那些没有在“非洲”或者“中美洲”进行研究、没有从事跨国发展研究而是从事本土研究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少了人类学的色彩，田野点的调查也不那么纯正，不但地位低，甚至还会背上某个不好的名声，严重影响他们的求职以及学位的获得。

“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城镇、邻里等），他们是在村落里研究。”这是格尔茨在他的一篇常被引用的文章中指出的。他认为人类学研究要对获取知识的形式进行一些思考，人类学获取知识的真实性要比其他任何学科都依赖于参与观察者的经历。格尔茨毕生致力于对世界文化做“深”的解释，其著作《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解释》就有着这样的追求与期望。这种人类学传统研究方式——“像他人看我们审视自身”、以“他人的眼光”入乡随俗地进行实地观察，进入到到对远方文化的迷恋，进而迈入人文世界，进行主位研究，进行沟通、解释、对话、理解、交流，在理解他人的同时明白自己，明白他文化如同我们的文化一样成熟、意义丰富。笔者以为，格尔茨的这句话还意在研究对象，并非只能选择“异域”、“国外”，他强调的是参与式观察这个重要方法。

二、民族音乐学的田野

学科建立思想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的民族音乐学，如同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起点高、视野广阔。虽然多年来一直因学科名称而争论不休，但几十年以来学科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远的不讲，只说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工作，首先，它得益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指导思想，民族音乐学科快速的发展，使它的研究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延伸，其学科交叉的性质也日显突出，如我们所知道的，它的学科主要思想来自于人类学和音乐学，同时也借鉴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经过近20多年来的发展，当今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又继续扩展到几乎可以说是研究人类所有的音乐。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通过仪式”，如同人类学一样，同样是考验民族音乐学家的重要“评估标准”之一，并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是民族音乐学家过渡到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人礼。学科同样建议，要在田野点呆够一年或者更长时间，这样就可以在多样化的背景中，去了解一个社会年度周期及四季交替的生活风貌，尤其是在音乐方面的变化，获得有价值的资料。参照人类学田野的调查方法，民族音乐学在参与观察法的四个等级中，提倡和推荐作为“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即公开观察活动。研究者参与到当地的表演、即兴和创作当中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学生，使获得的田野资料更为有效，更能加强对资料的理解程度。

得益于现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点选择范围，从概念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都甚为广阔。早期人类学家一味追求着奇异的、异域情调的、不熟悉以及不同的文化现象，因为这些才会受到人类学权威期刊和电视传媒的青睐，相反，后起之秀的民族音乐学却为人们以及学科打破了这个认知：无论是村庄、城镇的，还是都市、流行的，遥远少数族群，临近城市音乐，传统的、现代的，在研究对象和题目以及田野点上，这个分列的等级观念已然被抛弃。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同费孝通所说的：“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1]无论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田野点的划分除了空间维度以外，还应该包含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不应该再是单纯的“地理”环境的划分。

三、田野中的性别

田野调查实践中，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不得不说性别歧视现象似乎是不能规避的一个现象，最少在如今的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中也还是存在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祭祀仪式、祖先崇拜等文化事项时，这个时候仅有勇敢探险的满腔热情还不够。如女性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点的选择，取得通过仪式资历以及求得和人类学专业对口的工作方面，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着一些无奈。无论是“艰难”地区（出于人身安全问题考虑）田野工作的难以进行，还是“困难”方面（对女性有禁忌）的调查，必须承认，在模糊标准中还是明明白白存在着一定的性别歧视。“理想田野调查”，还是比较钟情于那些充满男性魅力的“原型偶像”们。人类学研究传统上钟情于“他们”而非“她们”，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田野调查也许完全是基于无私的学术动机的想法和观念，出发点并不会因艰险的调查过程而搁置，但“适宜性”的确是人类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不得不考虑的一部分，否则，调查很可能会因无法持续下去或者获取不到理想的、真实的田野资料而导致半途而废甚至失败。当然，相对而言，因为音乐的本质是个人的、表现的、艺术的并情感的，所以，实际田野调查中，女性民族音乐学家参与观察的范围还是要比女性人类学家的范围宽泛很多，如内特尔在《民族音乐学研究》第三部分“多元视角下的音乐”中讲到：“女性田野工作者往往在同时向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学习中获得成功，这并不令人意外……实际上，尽管女性在所有学科中也同样受到了排挤，但她们很早就为民族音乐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的主要成就就是谱写了那一时期的经典。1950年后，包括格特鲁德·库拉特、夏洛特·佛里斯比、贝利佛·戴蒙德和塔拉·布朗纳在内的女性学者仍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的领军人物”。内特尔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女性民族音乐学家在研究上做出的特殊、重要的贡献，而佛朗茨·博厄斯则在人类学刚在美国出现的时候就鼓励女性进入到这个领域。

显然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调查都是田野工作者必须通过熟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知识合法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摆脱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来对“他者”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关于田野，关于田野调查，关于田野点的选择以及田野调查者的性别、身份等问题，总会让人们不断地内省和反思学者在田野中的位置，并且不断重新审视和认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认识田野调查本身的性质，洞察田野中各种事项后面的意义。

[1]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2][美]古塔·弗格森,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赵晓荣.主体间际分享:“他群”“我群”互动的田野[J].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

[4]刘谦.“活”在田野——论田野工作之于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03).

[5]刘蔚.《离我远去”还是“身在其中”？——对人类学“田野”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05月19日 15:5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www.cssn.cn/shx/shx_bjtj/201405/ t20140519_1176996.shtml.

商文娇（1969—），女，江苏沛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音乐、区域音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河湟流域多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14ED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