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龙

展品解说牌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作用的再研究

□ 李小龙

展品解说牌是博物馆展品与游客间沟通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有效支撑。在先前的研究中，博物馆的解说牌一直做减法，力求使内容表述“简洁、清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来到博物馆不再是单纯的为了猎奇，更多的是要学习一地的历史脉络，了解一地的风俗过往。尤其是伴随着越来越多高水平、高层次的游客来到博物馆，他们需要更加完善的文物展品信息。本文将从“展品解说牌的分类”、“展品解说牌的内容”、“关注展览的实际效果”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以说明展品解说牌内容应顺应时代要求，做加法，不断丰富信息量，以便更好的服务大众。

解说牌 博物馆 展品 社会教育功能

随着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博物馆已成为人们了解过往、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乃至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许多的专家、学者也都应着时代的要求，对博物馆的功能与意义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诸多有益的观点与建议。其中，在展品解说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理论[1]就是解说牌文本内容的“ABC 原则”[1]和“3-30-3”法则[2]。不容否认，在一定时期内，这些原则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但也并不是说其毫无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导致解说牌的内容一减再减。此举虽然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却无法有效地把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在游客面前，导致与博物馆研究文物、服务大众的初衷相悖。因此，本文将从展品解说牌的有效运用入手，探讨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一、展品解说牌的分类

谈及解说牌的分类，首先应明确解说及解说牌的定义。通常意义上，我们把“解说”理解为一种“非正规的教育活动”，用来揭示“景物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而“解说牌”作为“自导式解说媒介”，则是一种为与游客交流信息而题写的金属板、木板、塑料板或空间。

在博物馆中，笔者认为展品解说牌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针对单个展品放置的小说明牌（以下简称“说明牌”）；二是悬挂于展厅，介绍背景知识的展板（以下简称“展板”）。说明牌与展板相互搭配，互补余缺，共同诉说着展品的故事与价值，共同诠释着展厅的主题与特色，共同向参观者传递着博物馆的意义与历史底蕴。

也正是缘于此，才应处理好解说与展品的关系，让解说的内容全面而有侧重，真实而有深度；才应处理好展厅解说牌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关系，使说明牌与展板的使用效果同博物馆自身定位与特色相结合，不应“千馆一律”、“千厅一律”。

二、展品解说牌的内容

考虑到博物馆展品解说牌的作用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参观者了解、认识展品，而每个人在“知识储备”、“文化底蕴”上又存在着差异，所以，解说牌的内容应尽可能涵盖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就是说要在有限的空间内，把文物信息最大化的表现出来，展示在世人面前，让所有人各取所需。

丹·罗姆曾在“视觉化思考”理论研究成果[5]中说到：“任何复杂信息都可通过一个搭配文字的图例得到呈现。”如果把其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应用到博物馆中，就是要求解说牌“图文并茂”，不再单一的进行文字介绍。

（一）文物说明牌

说明牌是单个展品介绍的主要方法，也是游客了解文物的重要途径。在游客自身文化素质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开始不满足于博物馆现有说明牌上的“名称、时代、尺寸”等简单信息，转而希望获取更多的知识内涵；另一方面，作为博物馆本身，也应通过种种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让不同经济能力的人获得与专人讲解质量相当的专业“静”服务，让不同层次的人也都能在各自的认知里各取所需，各有收获。所以，加强说明牌的信息量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综合展览及实际工作需要，笔者认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在保证“一器一卡”的基础上，在说明牌上插入展品的照片、文物号、功能作用、详尽尺寸，以及流传经历、研究现状等内容，必要时可借助于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如二维码等）来实现。对一些有特殊价值、意义的珍贵文物，可在说明牌之外，单另做展板详加论述。

当然，这也是说明牌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是会涉及到许多细节性的问题：比如说明牌字体的大小、间距的远近、颜色的搭配等。尤其是对于一些生僻字、词的注释等，都应加以关注。如果可能，亦可根据实际情况制作相应的英文解说牌，以丰富内涵，增加受众。

（二）展板

虽然说明牌与展板的功能有交叉，但受制于各自的条件、目的要求，两者的内容介绍重点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说明牌着重于器物本身基础信息的说明，与之相比，展板则在对展出展品背景知识的介绍上更胜一筹。通常来说，展板内容包括了发掘梗概、时代背景、图解分析、重要意义等，虽无大的问题，可也没有出彩的“点睛之笔”。

个人认为，展板的主导内容不应囿于以上信息，更多的应该是对展品研究成果的展示，即在契合展厅展览主题（尤其是一些本身即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博物馆）的基础上，从关注同一质地，或者同一类别文物的现状下，开始着重于对相关器物组合及其衍生意义的说明。在文字表述上，要抓住器物及其组合的独特性，排除繁琐的论证过程，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出组合的内部联系。相应的，这也要求博物馆在布展伊始，就要有意识地把存在关系连接的器物陈列在一起。

三、关注展览的实际效果

“良好的解说”是活化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博物馆做好展品内涵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展品研究不单单指馆藏的精品，对于一些相比较而言不是那么珍贵的一般文物，尤应加以重视，而非笼统地给一个一般性的名称。毕竟，每位游客来到博物馆参观展览的目的不同，对展品的需求也不相同，或许，在一些游客看来，能真正引起他共鸣的并不是所谓的“镇馆之宝”，而是特定环境下的一件“不起眼”的藏品。

“良好的解说”需要促进对整体展览效果的烘托和渲染。在展品解说牌上，就是所有的设计思路、展示方法都要与展览主题相得益彰。从解说牌的内容到风格、字体到间距、外观到颜色，都要有深入的考量：一是要确保将器物（组合）基本信息介绍清楚，做好研究成果的展示；二是要把握好解说牌与器物、解说牌与环境间的关系，使之庄重而不失风度、时尚而不失韵味、创新而不显“不类”，起到独具特色而又升华主题的效果。

“良好的解说”也离不开对展品解说牌的科学摆放。鉴于单个的文物说明牌尺寸较小，且指向性明确，摆放并无特殊要求，只要布局合理，统一放置于各个器物前即可。但是对于展板，因受限于馆内展厅空间、展览主题等因素，最好还是在避免对整体布展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器物，特别是器物组合的摆放位置进行悬挂，“画龙点睛”，做好说明牌的有益补充。

最后，“良好的解说”还要注重对游客游览反馈信息，尤其是关于展品解说牌建议的处理和解决。正如前文所说，游客的认知水平和文化储备是不同的，所提的意见也必定会千差万别。作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要及时有效地对问题进行收集整理，挑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意见，以及有启发、有见地的思路，有针对性的采取“补救”措施，同时把有关信息反馈给游客。在不断地“整改”中，提高展品解说牌的“科学性”与“含金量”。

四、结 语

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静态的“解说牌”呈现出来的。对参观者而言，解说牌却是他们与展品进行沟通了解的重要桥梁与纽带；而对博物馆而言，解说牌是反映其对展品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

所以，从“展品解说牌”的角度来看，要想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好展品研究，不断充实和丰富解说牌的内涵，同时，注重对游客反馈意见的收集、整理和及时落实；不断改进展厅展品的陈设方式与各类解说牌的样式，让“千厅一律”的布展方式“动”起来，让“一成不变”的基本陈列“靓”起来，让“不言不语”的文物藏品“活起来”，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尽情感受博物馆文化的熏陶。

[1]即具有吸引力（Attractive）、简洁（Brief）、清晰（Clear）。

[2]即多数游客仅花3秒左右观看解说牌，信息传达主要停留在标题和图片上，有兴趣的游客会持续观看解说牌约30秒，信息传达集中在文本的一、二段，仅少数游客会在解说牌前停留3分钟，以仔细阅读解说牌中的文字和图片内容。

1.罗芬等《生态文化解说可视化的研究——基于森林生态文化视角》，《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02～107页。

2.刘艳、王民《博物馆解说牌示文本创作研究》，《热带地理》2010年5月，第30卷第3期，318页。

3.钟永德等《旅游解说牌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探讨》，《中南林学院学报》2006年26期，97页。

4.丁素平、赵振斌《基于游客需求角度的解说牌系统研究——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江西农业学报》2008,20（6），151 页。

5.杨围围、乌恩《视觉化思考理论在环境解说牌内容设计中的应用初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第5期，第8卷，138页。

6.朱慧芬、孙玲、施凯依《中国博物馆展品解说牌英译研究——以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为例》，《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14卷第2期，46页。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