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约仑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鲍勃·迪伦：那歌声中的指引
——一项诺贝尔“音乐奖”引发的沉思

刘约仑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公布后引发了诸多争议。文章立足于这件标新立异的“获奖事件”，从声音审美的角度剖析鲍勃·迪伦歌声中的“新”与“异”，针对“学科饱和”现象究其原因、寻求方向。全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述： 1、那爆裂的温柔——一种兼容的声音概念；2、那“新”中的“美”——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平衡；3、那歌声中的指引——声音的引导性——一种循环中的“流变”，此中步步深入，渐入沉思。

诺贝尔“文学奖”；音乐；声音；指引

引言

《纽约时报》说：“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给了一个音乐奖”，更多人都说：“诺贝尔奖第一次给了一个歌手。”2016年10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揭晓，他是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顷刻间，世界一片哗然。有人以此打趣，也有人开始怀疑诺贝尔奖岌岌可危的权威性。的确，“文学奖”变成“音乐奖”，“作者”成了“歌手”，这是多么令人哑口无言的“冷笑话”。当然，也有人赞美着他那充满哲理性的歌词，歌颂着他强大的创造力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而更令人好奇的却是，古稀之年的鲍勃，依然能拥有演唱会场场爆满的盛况与持久的音乐生命力。他那随年岁愈发沙哑的嗓音，似乎更加强了摇滚的随性、民谣的洒脱，还有时间的味道。人们所追随的，似乎也不是被专业训练后的声音美感，或者是那华丽的炫技。他们跟鲍勃一起宣泄着、愤怒着、回味着、期待着，那是一种心与心的融合，一种执着的信奉，一种声音下的指引，而瑞典文学院对鲍勃的褒奖，也确定了他在音乐与文学——这两个本就难分难舍的领域中的影响力。

一、那爆裂的温柔——一种兼容的声音概念

鲍勃的声音——沙哑、散漫、“易碎”。无论哪一点，这都是声乐演唱中最忌讳的“违规操作”。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歌曲中想要表达的丝丝情感，更没有影响听众对他歌声的迷恋与追捧，仿佛那“易碎”的声音也碎得让人悸动。哪怕它爆裂地“摧残”着我们的耳朵，却依然温柔地安抚着每一个人的心。一位昆曲大家在一次讲座中谈及流行歌坛某“天王”时指出：“这歌声毫无美感可言，这只是一种宣泄，可周围的人仍然那么不顾一切地与他互动……”（《纵横三人谈》 2016）难道这些听众已经疯狂到失去理性的审美了吗？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样的声音与表达方式不仅不“美”甚至可能破坏音乐中的文学性吗？答案是否定的。音乐表演者一方面必须考虑听众的爱好与要求，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有责任不断丰富和扩大音乐表演曲目，拓宽听众的音乐审美领域（张前 2004），他们之间其实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所谓“合拍”，用在此处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音乐作品中日益丰富的情感要求、涵盖的种种文学形式，已不能只是通过单线循环的音乐审美模式来支撑。我们所要满足的，是双向甚至多向的关系总和，而这个平衡点的把握只能以个体发展、总体权衡来实现为宜。声音“美”不“美”，方法是否科学，恐怕不能以雷同于“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来评述。正如国内音乐院校大量使用西洋唱法中的发声方法进行声乐教学，认为其科学性和对嗓音的保护是中国的戏曲唱法所不能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潘乃宪曾说：“唱法的科学性是绝对的，唱法的美学性是相对的”。一种最好的鉴赏模式是兼容并包，一种最好的演绎方法是百花齐放，各自争鸣。同一种思维下的声音概念自会在那音乐流动的时空中找到彼此的契合者，丝毫不用担心他们可能会被其他市场排挤或遗漏——别忘了，他们也有他们的“小宇宙”。

二、那“新”中的“美”——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平衡

所谓声音中的文学性，其实更多的是音乐以外的文字指向,如：标题、歌词、作者的创作意向甚至包括他（她）的时代背景等等。声音作为参与艺术表演的重要元素，它的表达更多的是在陈述，而不是将这些文字如何再润色。不论这个声音好坏与否，这些文字的品质始终如一，但当作曲家在歌曲创作过程中将语言材料、声音、意义转化为音乐形式，诗歌或散文被谱成歌曲之后，就已不再是诗歌或散文，而是音乐了（苏珊·朗格 1986）。于是，声音也担负起了塑造“文学意向（而非具象）”的责任，尽管这是次于音乐的。在这样的“意向”中，能包罗怎样的或者哪些声音呢？如何让这个“意向”保持它原始的气息，其实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毕竟，“意向”只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它的容量是不小的，因此，能作为它解释文字的声音媒介不会太少。

关于声音的差异对作品中音乐性的影响，其实是微妙的。评判一种声音的表达如何，首先是立足于音准、节奏的把握，其次是他或她的音色是否适合演绎这部作品，而音准、节奏有一个相对固定、守恒的标准，音色的好恶却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更何况音乐本身的性质都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它所包容的各种元素相对于此也是不稳定的。

试想，如果同一部声乐作品用不同的声音配合相应的风格进行演绎会怎样？它的文学性还在吗？答案不言而喻。所谓声音对文学性的破坏，是在声音审美意识的“大环境”下的评定，可那不是绝对的。对声音美感度的感知，是随人类所处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可以不丢弃任何一种声音下的性格——不管是秉承，还是变异，因为它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正如地球的运转昼夜不停，谁也无法阻止未来将会发生的任何一种可能。

那么，如果用统一的声音再现不同的“音乐意向”又会是怎样的效果呢？音乐表现力单一、薄弱、牵强、审美疲劳，这是无可厚非的。不同的音乐作品、不同的情感要求、不同的角色塑造、不同的语义表达、不同的文学形式，需要的是“多元”的音色对其进行色彩的填充。我们不论技巧、不论风格、也不论声音“好坏”，只要能表达出内心所感所想，能让人顺利、自然地接受、吸收，便不为不好，不为不美。

三、那歌声中的指引——声音的引导性——一种循环中的“流变”

从前，声音是思想内在本质的放射，其力量足以刺透形式的外壳。不是光的本身，就没有任何东西刻意放射，这里是有思想才是光……今天，声音很少与思想联系。有肤浅心灵的人不关心消化思想而特别注意声音。……我的音乐中的声音随着思想的每次转换而变化——感情上、结构上或其他，这是事实……

这是勋伯格在谈及自己用十二音方法作曲的文章中，对声音与思想、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他把声音作为内在思想的外射，而条件是这些声音能与人的思想融通并且灵活转换。可见，声音在音乐文本被各种表演方式转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它对每一个进入到音乐“意境”中人的思维方向进行引导，从而削弱了其在现实“环境”中的自主性。若把声音在音乐表现中的性能从“辅助”发展为“引导”，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在人脑中“注入”与“输出”的全过程：当声音进入人脑，与人的思维发生碰撞，人便在自己的情感理解中对此进行诠释，于是把这种声音的表达作为一种范式，在达到一定的共识后固定下来，然后把在这样的范式下成形的概念“导出”，再塑造，又一次“注入”，但在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却始终存在“误差”，达成共识群体的数量也不一定每次都相同，由此导致了对声音审美概念上的“流变”。而往往，由于人们太过注重声音的色彩，却忘了声音的“开发者”是人这一重要因素。

声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不可见的、以个体为单位且难以复制的多重有机体。它是一个不应被“形式化”的艺术个体，因为每一个声音里都有他独特的味道，从不同的声音中可以导出不同的故事，也自然会有与之相匹配的音乐作品。随着音乐受众人数的不断增加、角度的不断调整、文化风格的不断变迁，甚至噪音音乐的“加盟”，任何一种声音在未来的“市场”中都可能获得一席之地。正如五音不全、音色粗糙的rap歌手，凭借精湛的饶舌技术依然能高能吸粉，也许曾惊叹“三日不知肉味”的孔子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余音绕梁”、令人精神振奋的声音，会是这样。这就是历史的拓展性，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属性所致。

四、结论

鲍勃的“获奖事件”对于艺术领域——不管是音乐还是文学，都是一种启示：对学科及学科间的认证与界定，应该持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他的声音始终没有被时代所淘汰的原因是它触及了听众的心灵，那歌词中的沧桑，他的声音中也有；那音乐中的躁动，他的声音中也有……我们要听的是歌唱中的文学，故事中的音乐，绝不是苍白的“妙音”。有时候，学科的饱和现象并不是实质性的“饱和”，而是在某种思维桎梏下出现的发展过程中的“停滞”，这不过是假象，也是警醒，这时只要及时打开另一扇思维的大门，积极地将学科的边缘拓宽，大胆的去融通，更广阔的视野就会让人豁然开朗。

[1]张前.音乐表演艺术论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潘乃宪.声乐使用指导[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