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庄 孙敏

《公牍学史》是我国近代文书学的开山之作，作者是许同莘。这部著作主要围绕公牍史论、治牍者论、公牍理论三个方面展开。作者站在沟通政事、学术、公牍、文章的高度，对近代之前我国的公文发展史作了系统的评价，并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治牍者和公牍撰拟的相关理论。目前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著作内容的评析，但鲜见对其文化及学术成因等深层次问题的探求。本文通过对《公牍学史》的精研细读，尝试勾勒出《公牍学史》的文化与学术渊源。《公牍学史》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及学术理念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且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创新。这种继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继承

纵观《公牍学史》全书可以发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许同莘及其《公牍学史》。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不断发展，最终构建起了庞大而严密的儒学体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对许同莘撰写《公牍学史》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对某些问题的公正评价。

儒学经典《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1]“三不朽”的价值观念影响深远，成为古代仁人志士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其中，“立言不朽”更是主导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著述理念，使其在著书立说时常怀有一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期望。他们希望通过著作流芳百世，因而厚积薄发、严谨行文成为古代许多文人的共同态度。许同莘在《公牍学史》自序中也有“吾求其故而思衷之于先正，则取前人之言比而观之，以为前世立言之君子，其为道不同，要之必以明学术达事理为本。于是探其本源，穷其流失，著于篇”[2]的言论，可见《公牍学史》立意之高远、目的之明确。他希望《公牍学史》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儒家思想对许同莘著述的影响在《公牍学史》三个部分中都有所体现。公牍史论部分，许同莘论述我国公文发展源流、评价历代公文文风、品评各朝公文名篇大家，论述较为客观，评价也大都中肯。但是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同莘的某些评价有失偏颇。如他对秦代公文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指出后代公文的文字专制是“秦人之罪”。这一评价明显受到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因而抹杀了秦代公文在我国公文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在品评历代公文名篇大家时，儒学价值标准对《公牍学史》的影响更是显露无疑。儒家将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放在评价标准的首位，所以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因“德行”而否定了李斯和曹操的公文。李斯是秦代的公文大家，他的《谏逐客书》是秦代公文的杰出代表，有理有据、言辞大气。曹操的公文简洁明了、实用性强，一改东汉时期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但是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因为李斯、曹操身上缺乏儒家所看重的道德品质而否定二人的公文成就，更将秦代的焚书之过归于李斯一人，将魏晋以后公文的形式主义之弊归于曹操一人，有失公允。另外一些值得肯定的作家作品，如隋代文人刘炫，也因“人品卑劣”，其公文被许同莘认为是“殊不足取”。

治牍者论部分，许同莘提出了“积学”、“晓事”、“立诚”、“得中”、“养耻”、“去忍”六点要义，均蕴含了儒家思想。儒家“尚学”，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许同莘也在“牍髓·内篇”将积学放在第一位。“晓事”，意为明辨事理，早在《礼记》中就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的言论，许同莘将“晓事”放在第二位，强调明辨事理的重要性。“立诚”、“养耻”两点要义对应了儒家传统的伦理纲常。“去忍”、“得中”两点要义，分别对应儒家“仁”的核心思想和“中庸”的道德准则。许同莘提出，在从事公文工作时，要仁厚行文，去除内心残忍，这正对应了儒家“仁”的核心理念。另外，他指出，公文撰拟人员应公正处理日常事务，不偏不倚，正对应儒家的“中庸之道”。许同莘将儒家思想融入治牍者论，对提升公文撰拟人员的学识素养和品德修养具有积极作用。

公牍理论部分，许同莘提出了“述指”、“法后”、“通俗”、“酌雅”、“甄微”、“虑远”六点要义。“述指”、“通俗”、“酌雅”、“虑远”指出了公文撰拟的基本要求：主旨通德达情、内容周远可行、语言通俗典雅。“法后”脱胎于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法后王”即“法今”，以当世贤明君王的做法为规范，与“法先王”思想一起构成了儒家传统的政治观。许同莘这里“法后”指“师法近代”。他主张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用心治牍的精神意境。“甄微”论述了公文撰拟的更高要求：“曰胸襟广大、曰气象光明、曰气息深厚、曰得风人之旨、曰有自然节奏、曰有言外味。”[4]这些论述正如王毓、孔德兴二人在校点后记中所评论的“作者认为以上乃是治牍的理想境界，这些议论，也并没有超出儒家思想的藩篱”[5]。

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公牍学史》，更是伴随了许同莘的一生。作为在中国传统家庭成长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的中国西学传播渐广，许同莘所受的教育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6]。儒家思想在许同莘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后来他留学日本，归国之后仍然遵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晋升机制：学而优则仕。许同莘一生历经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各种政权的更迭，儒学思想始终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

二、对《文心雕龙》的借鉴

《文心雕龙》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实际上它也是古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公文发展史的理论专著。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在内容和结构方面对《文心雕龙》均有借鉴。

《文心雕龙》全书共五十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论和批评论。文体论从《辨骚》到《书记》共二十一篇，其中的《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和《书记》七篇，在对公文文种进行划分的基础上，系统完备地论述了从上古到南北朝公文发展演变的情况，阐述公文文体风格、写作手法，评论历代公文作家及作品。许同莘《公牍学史》的公牍史论部分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公文部分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从上古到晚清的公文发展演变史。《公牍学史》分八卷，以时间为轴论述了上古、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和清代的公牍，每一卷又分别以这一时期的公文制度、公文文风、公文作家作品以及作者的评论、观点等作为小标题，对历代的公文作了系统的梳理，以历史为线索将公文的产生、发展、演变串联起来，深入剖析了历代公文的内容、风格、程式以及公文的处理等内容，并通过对历代公文作家与作品的评论将作者的观点融入其中。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从《神思》到《总术》篇共十九篇，其中《神思》篇探讨文章的构思问题；《体性》论述作品风格和作者性格的关系；《风骨》篇论述文章所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定势》篇论述不同文体所决定的体势问题；《情采》篇论述文章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熔裁》篇论述文章如何熔意裁词；《指瑕》篇论述写作上应该避免的种种弊病等。《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是针对“文章”这个大概念而言的，所以既包括辞赋这种“有韵之文”，又包含公文这种“无韵之笔”。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在吸收这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专门针对公文这种“无韵之笔”的有关理论和技巧，开创了公牍理论，即“牍髓·外篇”和“治牍须知”部分。“牍髓·外篇”阐述公文撰拟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选用高度概括凝练的二字小标题，提出了六点要义。其中，“述指”要义中的“别其体裁、举其要旨”、“微显婉尽”、“理胜于辞”等主旨表达技巧都是对《文心雕龙》的继承和发展。“治牍须知”部分主要阐述公文撰拟的具体心得，是许同莘多年从事文书工作实践的经验，与理论阐述紧密结合。

《文心雕龙》的批评论主要是《才略》、《知音》、《程器》三篇，《才略》篇评论历代作家的主要成就；《知音》篇论述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程器》篇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许同莘吸收了这部分内容，将部分评价标准和思想应用于对历代公文作家作品的评论，另外还通过刘勰对创作主体的论述，发展了文书人员所应掌握的职业技能和道德修养，开创了治牍者论，即“牍髓·内篇”。

《公牍学史》在结构方面也进行了创新。不同于刘勰的先按照文体分类，再添加《时序》、《通变》两篇文学史论，许同莘直接按照朝代顺序分卷论述，以史为轴，串联起文体、程式、文风、作家作品评论等内容，将文体论与文学史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利于展现公文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公牍学史》论述方式的进步。另外，刘勰将创作主体的论述放在批评论部分，并且批评论只有三篇，这使得《文心雕龙》的创作主体论显得有些薄弱。许同莘将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融入公牍史论，单独开篇论述治牍者，凸显了治牍者的重要性，这样的结构更具逻辑性和层次感，也更科学。

三、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理论的继承

六朝骈文盛行、华而不实的文风严重影响了文坛的健康发展。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古文运动”，意在摒弃浮靡、革新文坛。作为力扛唐宋文坛的作家群体，唐宋八大家构建了完备的古文理论，提出了明确的古文主张，形成了继西汉之后文章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对后世文坛影响深远。唐宋八大家对许同莘《公牍学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修养论”。唐宋八大家对文章作者主体修养的论述可谓一大创新。他们首次对文章作者所应具备的德、才、学、识进行了论述。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他认为道德是作者的内在涵养，文章是道德的外在表现。正如清代著名文章家姚莹在其《复陆次山论文书》中所指出的：“唐以前论文之言，如曹子桓《典论》、陆士衡《文赋》、挚虞《文章流别》、刘彦和《文心雕龙》，非不精美，然取韩昌黎、柳子厚、李习之诸人论文之言观之，则彼犹俗谛，此未易为浅人道也。大抵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

如果说《文心雕龙》对许同莘的影响重在公牍史论和公牍理论，那么，唐宋八大家对许同莘的影响则重在治牍者理论。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将文章作者主体的修养问题发展为“牍髓·内篇”。他将治牍者所应具备的学识和道德修养总结为六点要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其中立诚、得中、养耻、去忍为“德”、晓事为“才”，积学为“学”、“识”。许同莘首论治牍者、次论公牍对古代“文如其人”的文章批评论，尤其是唐宋八大家首重主体的“修养论”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其次，“文气论”。此论与“修养论”密切相关。许同莘在公牍史论部分的唐代卷中着重评价了韩愈的公文。他引用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这篇碑文高度评价了韩愈的文坛成就。许同莘指出，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韩愈的公文成就：唐承南北朝之敝，一代官文书，气格卑靡，虽贞观、开元之盛，以视东汉经术之饰，终有逊色。独昌黎上规姚、姒，下逮庄、骚，不独文章雄视百代，即奏状之文，亦复谨严浑厚，以一语抵人千百。[7]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写道“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简称“气盛言宜”。类似的说法还有欧阳修的“著气为文”等，主张以气论文，即注重将人内在精神状态的“元气”，转化为文章的“气势”，强调作者对文章的决定作用。因此，“文气论”与上述唐宋八大家的“修养论”相表里。《公牍学史》中，许同莘十分看重公文的“气格”，他称赞韩愈一改之前公文的卑靡气格，浩然大气、挥洒自如，而对于南北朝时期公文“气格卑靡”的现象明显不满。

再次，“文道论”。“文道论”是唐宋八大家古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唐宋八大家都注意到了“文”与“道”的关系。其中韩愈和柳宗元在前人的基础上，都主张“文以明道”。“文以明道”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其中“道”即儒家思想、治世之道，“文”是语言艺术。可见唐宋八大家的“文道论”重道并不轻文，提倡文与道俱，这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文以载道”的重道轻文明显不同。许同莘在公牍理论部分指出公文“明理”的重要性。他引用了南宋著名文人汪应辰的论断：“文章之用，不过叙事与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正，理必得其正。”[8]他也推崇辞理兼俱的公文。基于上述理念，他褒扬西汉公文和韩愈公文，因其以明理为主；也赞赏陆贽的公文，因其虽用四六却能阐发精义，辞理兼具，令人刮目。他贬抑南北朝和明代公文，或因其华而不实，“魏晋以后，诏诰奏记之文，多辞采而乏骨干”[9]，或因其冗长繁琐，“空疏无实，空疏而不知自返，遂流于叫嚣猖狂，而国事随之”[10]，皆以文道论为标准。

四、对晚清中兴名臣学术思想的吸纳

清政府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内忧外患不断，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农民起义之后，政权得以延续，并开展了“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呈现出了一些革新向上的气象，这就是晚清的“同光中兴”。这个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中兴”的历史时期诞生了封建统治最后的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世人称之为“晚清中兴名臣”。其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同为湖湘文化主将，李鸿章为曾国藩的学生，张之洞又是胡林翼的门生。作为胡林翼的学生和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与这些晚清名臣交集甚广。他在公牍史部分的清代卷中高度评价了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公文，又在公牍理论“牍髓·外篇”中单独列出“法后”要义，主张师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治牍的精神意境，可见晚清中兴名臣对许同莘《公牍学史》的影响之大。笔者认为，晚清中兴名臣对许同莘及《公牍学史》最重要的影响是立意。这具体体现为三点：其一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其二是“学兼汉宋”的学术，其三是“光明俊伟”的文章。

许同莘在《公牍学史·凡例》中开宗明义：“是编之作，将以沟通政事、学术，公牍、文章。”[11]许同莘这一“政事、学术、公牍、文章”八个字相结合的论述立意直接脱胎于曾国藩。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学体系可以用“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八个字概括。其中，义理、考据分别代表宋学、汉学，辞章代表文学，经济代表政治时务，要求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不难看出，《公牍学史》的立意来源于曾国藩，而“沟通政事”之说即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许同莘要求公文注重时务，直接起到救世除弊、振兴国家的作用，这一思想贯穿全书。《公牍学史》的两卷“辞命”更是“经世致用”的直接产物。许同莘在八卷公牍史后单列两卷辞命史，以历史为线索，以历代著名辞命、作者的评论、观点等作为小标题，系统论述了辞命这种特殊文体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作者对辞命的见解。对于为何要编写这两卷辞命，许同莘在凡例部分指出：“外交辞令，为文书一种。此体自昔所尚，今日尤要，故别为二卷，附于编末。”[11]这说明他单独论述“辞命”这一文体，主要是出于时代原因：清末的“被动挨打”让国人看到了外交的重要性。因此，许同莘的两卷辞命史，不仅仅是对各朝代辞命的系统梳理，更重要的是借古论今、服务现实。

许同莘“沟通学术”之说与曾国藩“义理、考据”理论有关，但受张之洞的实际影响较大。许同莘重视学术对公文的滋养，在凡例中明言“公牍之文，出于学术。学术积于平时，而致用始于仕进”[11]。“牍髓·内篇”又将“积学”列于首位。许同莘于1902—1907年任职于张之洞幕府，期间正值张之洞幕府的鼎盛时期。张之洞幕府的成员以书生、学者居多，因此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学缘”关系也是张之洞幕府的一大特色。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论及入张之洞幕府的这段经历，他目睹张之洞起草有关典制公文，动辄遍检群书、博考历代之式；耳闻张之洞教育手下幕僚：“汝辈请一名师，须具束修数十百金。今为我办事，我所以教汝辈者，自问不让名师，汝辈不惟无所费，且有所得。而汝辈不肯用心，何也？”[12]张之洞自身的严谨治学、勤恳图治，以及对后辈的深切教诲和激励都深深影响了许同莘。

许同莘在公牍史部分着重评述了《张之洞札各属禁止馈送文》、《张之洞奏请辨认钦州老界折》两则公文。《张之洞札各属禁止馈送文》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两广官场馈赠风气甚浓，各种馈送名目繁多，所以张之洞撰文严禁这种恶劣风气。《张之洞奏请辨认钦州老界折》是法越战争后，法国将越南变为殖民地，提出和中国重新勘定与越南的边界。张之洞博考史籍，参以方志档案，在这篇奏折中列举了十处本就属于中国的地界进行佐证，证论结合。许同莘评价这两则公文一则体现了张之洞的严辨义利，一则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宋学重义理，汉学重考据，两则公文恰如许同莘所评“兼赅汉宋”。张之洞的公文“兼赅汉宋”，与其学术相通。他在代表作《輶轩语》中，概括了自己的治学理念：学兼汉宋，并以汉学为本。许同莘吸收了张之洞的这一治学理念，《公牍学史》中既有明理之言，又不乏实用之辞，并且特别注重考证，凡结论观点皆有据可循。

许同莘“沟通文章”之说也与曾国藩的“辞章”理论有关。许同莘重视公文的气势与文采，这从上述“甄微”提出治牍的理想境界“曰得风人之旨、曰有自然节奏、曰有言外味”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影响可见。同时，曾国藩崇尚阳刚之美的古文理论对许同莘也有影响。曾国藩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桐城派姚鼐提出古文有阳刚阴柔之别，曾国藩于两美之中偏尚阳刚之美，以强化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在《读书录·阳明文集》中指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具、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许同莘《公牍学史》推崇的公牍与治牍的理想境界恰似曾国藩。如称赞西汉公牍“气象宽博”、称赞韩愈文章“雄视百代”、奏状“谨严浑厚”；治牍者论中的“甄微”，提出治牍的理想境界“曰胸襟广大、曰气象光明”，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古文理论对许同莘的影响。

综上所述，许同莘《公牍学史》的论述基调全面接受了儒家思想，其公牍理论和公牍史论主要借鉴了《文心雕龙》，治牍者论主要继承了唐宋八大家古文理论，立意与法度则吸纳了晚清中兴名臣的思想学术。许同莘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同处晚清、交集甚广，因此受其影响最大，“法后”之说难免主观之嫌。但是晚清名臣的公文确有融会汉唐宋明学术文章的优长，许同莘在吸纳他们思想学术基础上所形成的立意，成就了《公牍学史》的高屋建瓴和博大精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许同莘的著述，较为全面地继承了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公牍学史》相对系统的学术思想和较为完整的著述体例，加之受到近代西方学术的冲击和民国行政效率运动的推动，由此开创了中国的文书学，使公文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学术道路。

[1][3]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32.

[2][4][5][7][8][9][10][11]许同莘.公牍学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4,355,390,84,288,50,174,5.

[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

[12]李翰章,李鸿章.曾文正公全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