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试论我国经书校勘史的分期

李慧玲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有关我国经书校勘问题，学界论述甚多。而经书校勘史分期问题，论者盖寡。从我国经书校勘所使用的方法而言，经书校勘历史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两汉至南宋，是谓萌芽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雌黄”法；第二期，南宋末年至明末，是谓过渡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考异”法；第三期，有清一代，是谓成熟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校勘记”。

校勘史；雌黄法；考异法；校勘记①

经书校勘，在我国古籍校勘中，首当其冲，最为国家和私家所重视。纵观我国经书校勘的历史，由萌芽到过渡，由过渡到趋于成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窃不自揣，略述管见如下。

一、经书校勘的第一个历史时期：从两汉到南宋，是校勘的萌芽期

本时期经书校勘的特点是：使用的校勘的方法主要是雌黄法。这一时期的校勘代表作，一是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的校理秘书，从而产生《别录》《七略》，而《汉书·艺文志》则是其删繁就简之作。一是唐代初年颜师古的《五经》定本。

说到这一时期的校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下列的话是大家熟知的：“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人们在引用这段话时，一般强调的是校勘人才难得。本文的引用，则意在揭示其校勘方法――雌黄法。

雌黄是一种颜料，可以用来涂抹误字。使用雌黄法，实际上就是使用径改之法，没有任何校勘记之类的东西。使用雌黄法，底本的原始面貌将受到破坏，无法使读者认知底本的原貌。正因为如此，对校勘者的学识要求就不得不高。刘向是怎样校勘经书的，实例无存，不得而知。所幸我们从传世的刘向《别录》遗篇中尚可窥知一斑。刘向《列子书录》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1](P9)

从中可以看出，刘向校勘《列子》时，首先是参稽众本。他使用的版本相当多，其中既有宫内藏本(中书本)，又有官府藏本(“太常书”、“太史书”)，还有私家藏本(“臣向书”、“臣参书”)。从“以校除复重十二篇”以下，可以说是一个泛泛的校勘说明：删除了多少重复的篇，篇中的章也有混乱的情况，又举例说明错字很多，最后达到定稿等等。可见这时候还没有校勘记，有的只是一个版本说明和校勘说明。而这个版本说明和校勘说明只不过是“录”(即后来的“提要”)的一部分。

唐初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也仍然沿袭雌黄法，《旧唐书·颜师古传》云：“太宗以经籍去圣久逺，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荅，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2](卷74)

正是因为《五经》定本中还不曾有后世那样的校勘记，只有“定本”，所以颜师古为了答复诸儒的质疑，才不得不“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试想，如果“定本”附有现成的校勘记，还用得着如此费口舌吗？

在我国经书校勘历史上，雌黄法的使用历时最长，直到宋代，占主导地位的校勘方法仍是此法。试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3](P12)此处将雌黄法之妙处，刻画得惟妙惟肖。此则材料记述的是北宋官方校书的方法。

再看南宋陈骙《南宋馆阁録》有关书籍校勘的说法：“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圏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圏，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诸点发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所校书，每校一部了毕，即旋申尚书省。”[4](卷3)

这篇《校雠式》，是校勘学史上一条宝贵的文献，使我们对宋代的具体校勘方法了如指掌。我们今天在校勘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讹、衍、脱、倒四种情况，当时的校书者是如何处理的，《校雠式》已说得十分明白：遇到讹字，先用雌黄把它涂灭，然后写上正确的字。遇到衍字，就用雌黄把它圈起来。遇到脱字，就在脱字处添入；如果字旁地方小，容不下要添入的字，那就将要添入的字写在天头地脚，用朱圈作为标志。遇到两个字的位置颠倒了，就用乙字的勾画来表示。除了校勘问题，此篇还对句读、点发(点书)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说明。

以上材料记载的是官方校书，至于私人校书，也是使用雌黄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贺方回状貎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但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雌黄法就是径改法，此法历时悠久，前后超过千年。

二、经书校勘的第二个历史时期：从南宋末到明末，是校勘记的过渡期

过渡期校勘的特点是：校勘的范围由《五经》扩大为《九经》，又由《九经》扩大为《十三经》。同时，校勘的对象也随着扩大，由经文而兼及注文，又由经文、注文兼及疏文。校勘的方法，虽然雌黄法还时隐时现，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已不代表事物发展的主流方向。当时，以“考异”为名的校勘记已经出现，并显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代表作是南宋末年廖莹中的《九经总例》和元代岳浚的《九经三传沿革例》①。不过，这种“考异”，还不具有普遍性，仅仅限于举例性质，和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校勘记还相差甚远。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经总例》和《九经三传沿革例》来说，其中属于《毛诗注疏》的“考异”，仅有五条，今举二例：

(1)《鸱鸮》“予尾翛翛”，监本、蜀本、越本皆作“修修”，兴国本及建宁诸本作“翛翛”。及考疏，则曰“旧本作‘消消’，定本作‘翛翛’”。又考《释文》，则“翛翛。素雕反”。盖监、蜀、越本以疏为据，兴、建诸本以《释文》为据也。今从《释文》。

(2)《生民》“实覃实吁”，笺云：“吁，谓张口呜呼也。”诸善本皆作“呜”，余仁仲本作“鸣”，盖以“呜”字骇俗而从“鸣”字也。及考疏则曰：“吁音呼，字又从言，故为张口呜呼，是其声音已大于呱呱之时，因言张口呜呼，即说声音之大。”今从疏及诸善本作“呜”。

《九经总例》和《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这样的话语甚多：“此类甚多，不悉举”、“如此者甚多”、“姑疏一二于下”，均表明了此二书的举例性质，归纳性质。不过也不足为怪，因为此二书的书名中本来就均有“例”字，这种做法，可谓名副其实。

这种名为“考异”的校勘记，和雌黄法相比，所显示出的优越性不言而喻，它的广阔发展前景，也不言而喻。廖莹中按照《九经总例》刊刻的九经，今已不存。而岳浚按照《九经总例》刊刻的所谓相台五经，今尚有存者。相台五经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原因不止一个，但“考异”这个特点，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经书校勘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即有清一代，是校勘记趋于成熟定型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校勘记趋于成熟定型的时期，其顶峰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校勘的范围定型为《十三经》，校勘的对象也定型为《十三经注疏》。校勘的方法，雌黄法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可以说有关《十三经注疏》校勘之作，佳制迭出，各有千秋。按其先后顺序来说，先有日本山井鼎、物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接着有殿本《十三经注疏考证》，接着有浙江嘉善贡生浦镗的《十三经注疏正字》，接着有卢文弨的《十三经注疏校纂》，最后是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基本上都是乾嘉时期之作。从名称上来说，叫《考文》者有之，叫《考证》者有之，叫《正字》者有之，叫《校纂》者有之，叫《校勘记》者有之，颇不一致。上述校勘之作，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最后出，阮校吸收了其他几种校勘记的优点，避开了他们的缺点，这就使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有可能成为上述几种校勘记中的集大成之作。其集大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通贯全书的凡例。凡例，是统率全书的纲领，校勘有无章法，端在于此。与清代其他几种校勘之作相比，阮元的《凡例》最为可观，它谈到了各经底本的如何精心选择，谈到了通校本的如何精心选择，谈到了参考的古人校勘成果和近人校勘成果，可谓体大思精。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篇重要的校勘学文献，有承先启后之功。所谓承先，是指承《九经总义》《九经三传沿革例》之先；所谓启后，恐怕即是从今天中华书局总编室的《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中也可以看到《凡例》的影响。

第二，洞知带有全局性的校勘难点所在。校勘《十三经注疏》的难点在于经文、注文、疏文、《释文》，四者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后人为了阅读方便，才将四者合为一体。人们在合并时，忽略了孔颖达作疏所使用的经文注文之本，并非就是陆德明作《释文》所使用的经文注文之本，而孔颖达、陆德明所使用的经文注文之本，和我们今天所用之本又不尽一致，如果对上述种种不同的产生缺乏历史的认识，而盲目地求其一致，或强彼就此，或强此就彼，其结果必然是越校越乱，治丝益棼。而纵观清代经学校勘著作，能够全面深刻地认知这一问题的，恐怕唯有阮元一家。

第三，标明所用底本，且底本必择善本。

第四，参稽众本，且多多益善。以《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注疏》为例，阮校《毛诗注疏》所用的参校本中，经本有二，经注本有三，注疏本有三，在清代五家校勘著作中，数量最多。详见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兹不赘。

第五，能够掌握当代最新校勘成果。阮本校勘记设有“引用诸家”一目，所谓“引用诸家”，实际上就是要引用的当代最新校勘成果。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引用诸家，注明的有七家。据笔者调查，还有两家隐而未彰，实际上是九家。“引用诸家”的设置，必然会提高校勘质量，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不仅校勘文字的讹脱误倒，而且校勘版式行款。例如《毛诗正义序》，闽本、明监本、毛本于此下题“唐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案：十行本题于卷第一之首，移在《序》下者，非其旧也。凡序、经、注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写，唯章句低三字；闽本以下分高低数等，又多提行，皆非其旧。[5](P267)

第七，体裁纯净。校勘记和考证有别，和注释有别，和通论大义的批语区别更大，几者不应该混合错乱。清代几种校勘成果中，阮校对此问题处理得最为妥帖。

第八，校勘记格式规范。规范的校勘记由被校勘语和校勘语两个部分组成。为了区别被校勘语和校勘语，有的是在二者之间加一个“○”，如殿本《考证》；有的则采取被校勘语使用单行大字，校勘语使用双行小字，如浦镗《正字》、卢氏《校纂》和阮元《校勘记》。阮元的做法更加细腻，凡是经文的校勘记，顶格；凡是注文的校勘记，低一格；凡是疏文的校勘记，低二格。另外，一条校勘记中，有的既含有对校，又含有他校或本校，如何行文才合乎人们的逻辑思维，阮校也是颇费匠心的。如《桃夭》校勘记云：

故尔雅云无夫无妇闽本、明监本、毛本同。案：尔，当作“小”。《小雅》者，今在《孔丛》第十一，此其《广名》文也。《狼跋》、《文王》正义皆云：“肤，美，《小雅·广训》文。”是其证。浦镗云“‘尔雅’上脱‘小’字”，非也。唐人如李善《文选》注之类，多称“小雅”。《汉书·志》云“《小雅》一篇”，误本乃作“小尔雅”耳。[5](P286)

在此条校勘记中，阮校先后使用了对校、本校和他校的校勘方法，但杂而不乱，整条校勘记显得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论证充分，且浑然一体，自成一格。

第九，校勘方法多样。今人谈论校勘方法，往往征引陈垣先生所总结出来的校法四例为说：“一为对校法，二为本校法，三为他校法，四为理校法。”[6](P119～121)陈垣先生在校勘《元典章》时使用了这四种校勘方法，并予以科学的命名。这并不意味着这四种校勘方法始于陈垣先生。这四种校勘方法，是清人普遍使用的方法。以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为例，上文所举《桃夭》校勘记，一条之中，就含有对校法、本校法和他校法。

第十，有严格的覆校制度。阮元《凡例》末条云：“诸经皆旧有校本，复就江浙经生，授经分挍。复加亲勘，定其是非，以成是《记》。”[7](P279)

自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后，校勘记之称日益为大家所熟悉，校勘记作为一种应用文体也正式诞生。但追根溯源，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所以能够臻此境界，其实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有利条件。所谓“天时”，是指康乾之际，不唯国家财力雄厚，而且文化上的建树也硕果累累。山井鼎的《考文》，殿本的《考证》，浦镗的《正字》，卢文弨的《校纂》，次第问世，各有千秋。他们都是阮校之前的先行者、开拓者，他们的校勘成果，为阮校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构成了阮校的坚实基础。所谓“地利”，是指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依托着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经学研究水平最高的江浙地区。所谓“人和”，是指当时的人才济济，以《毛诗注疏校勘记》为例，阮元聘顾广圻这样一流的校勘家为初校，聘请段玉裁这样一流的经学家为覆校。如此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焉得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注释

①根据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的考证，《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与宋代的岳珂无涉，其真正作者是元代荆溪的岳浚。所谓“沿革”者，沿是沿袭廖莹中的《九经总例》，革是对廖莹中《九经总例》有所增补。增补的内容，就是在廖氏《九经总例》前面加了一个小序，在《九经总例》末尾“今则一削一增”一句之后加了一段补入《三传》的话。如此而已。沿袭者多，增补者少。因为《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主体仍是南宋廖莹中的《九经总例》，而且一字不差，学者习惯引用的恰恰是《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主体部分，所以，与其说征引的是岳浚《九经三传沿革例》，还不如说征引的是廖莹中的《九经总例》，这样更合乎实际。此郑樵所谓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者。张文首先发表于《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后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1]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4]南宋馆阁录·校雠式[M].文渊阁四库全书.

[5]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陈垣.校勘学释例[M].上海：上海书店，1997.

[7]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M].清经解.

[责任编辑：杨全顺]

2017-03-2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阮刻《毛诗注疏》研究”(项目批准号：16FZS049)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慧玲(1970-)，女，河南浚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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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7)03-0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