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胜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墨子》复译与译者话语权建构策略比较研究

刘立胜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文章以《墨子》在历时语境中的两种复译本为例，从传播学五要素，即主体、内容、受众、媒介与效果等方面探析中外复译者在话语权建构策略上的异同及深层次原因，综合考虑译者话语权建构的效果及影响来评价典籍复译，为当下国学典籍的海外英译提供启示与借鉴。

《墨子》复译出版；话语权建构；中外译者比较

一、引言

国学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海外翻译出版对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典籍翻译的海外传播效果与译者的话语权建构策略紧密相关，就其内涵而言，这一话语权就是对典籍核心概念的定义权、典籍译介策略的制定权以及就典籍翻译是非曲直的评议权与裁判权，掌握话语权一方在典籍翻译中就会获得优势地位与主动权。不可否认，国学典籍翻译中国内译者的话语权建构至今仍有所缺失，这主要体现于译者在典籍翻译主体选择、翻译策略、受众对象、出版机构及国际译评方面话语权争夺意识的缺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而如何正确定义与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

《墨子》内容广博，在先秦时期与儒学并称于世，有“世之显学，儒墨也”之谓。墨家思想中“赖力节用”“尚贤尚同”“节用非攻”“非乐非命”及“兼爱交利”等哲学观念分别从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及人际方面阐释了社会和谐思想，切合当下国家提倡的和谐社会主义理念，对于建构和谐世界、反对霸权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时至今日，《墨子》共有英译本12部，其中节译本9部，全译本3部。1875年，来华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首先在TheChineseClassics第二卷第三章用近20页篇幅讨论杨墨学说，并选译《兼爱》上、中、下三篇。后续英译本分别为：TheEthicalandPoliticalWorksofMotse(梅贻宝，1929，国内译者)、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Series(Joseph Needham李约瑟，1954)、MoTzu：BasicWritings(Burton Watson伯顿·华兹生，1963)、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Wing-Tsit Chan陈荣捷，1969)、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ence(Angus Graham葛瑞汉,1978)、TheCityUnderSiege(Robin Yates叶山，1980)、ReadingsinClassicalChinesePhilosophy(Philip Ivanhoe艾文贺，2001)、MoziI,II(汪榕培、王宏，2006，国内译者，全译本)、TheCompleteWorksofMotzuinEnglish(Cyrus Lee李绍崑，2009，全译本)、TheMozi：ACompleteTranslation(Ian Johnston伊恩·约翰斯顿，2010，全译本)和Mozi：AStudyandTranslationoftheEthicalandPoliticalWritings(John Knoblock约翰·诺伯洛克和Jeffrey Riegel杰弗瑞·瑞杰尔，2013)。但是目前对《墨子》复译研究仍有诸多不足，大部分研究多从某个理论视角进行个案研究，围绕几部复译作品而展开的历时比较研究则较少涉及。本文选取《墨子》英译代表性的国外华兹生译本MoTzu：BasicWritings(1963)[2](以下简称“华译本”)及国内汪榕培与王宏译本MoziⅠ，Ⅱ(2006)[3](以下简称“汪译本”)为例，考察比较不同时期中外译者在典籍复译的话语权建构策略方面有何“共性”与“个性”，探讨当前国学典籍在国外社会文化语境中“走进去”的综合路径。

二、中外译者话语权建构策略比较

(一)话语主体：中外译者模式选择

综观国学典籍外译史，译者的主体大致为国外传教士与汉学家，虽有较少国内译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其译作的影响力尚无法与国外译者相比。英国学者格雷厄姆认为“翻译都是外译内，而非内译外，这一规律少有特例”[4]37。国内学者胡安江、胡晨飞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从理论上探讨了理想的译者应该是那些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及中国情谊的汉学家群体，而比较现实的译者则是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的“中西合璧”[5]56-57。 但不可否认，典籍翻译译者模式选择的关键还在于译者自身，即对翻译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的核心主体。

华兹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专门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历史、诗歌典籍的翻译与研究。其二战时在日本的短暂停留激起了他对汉语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回国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中文，并师从美国最早《红楼梦》译者王际真教授。在其影响下，华兹生非常注重译入内容的语义准确、文风赏心悦目与行文流畅。华兹生翻译《墨子》的目标定位清晰明确，他在本书序言中指出：此译本属于亚洲经典译丛系列(Translation from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委员会旨在以此向西方读者传播亚洲传统思想与文学著作；译本价格低廉，以增加译本的销售量与课堂用书数量(“To give them much wider circulation in the home and classroom than heretofore is the aim of this series”)[2]v。为方便读者理解，除在译本中列出中国早期朝代纪年表(Outline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外，他还在引言中详细介绍了墨子生活的历史背景、重要概念、行文方式、原作影响及自己的翻译策略等，也表明了其采用节译本而非全译本的原因是为避免重复(“In the translation I have,in order to avoid repetition,in most cases translated only the subsection which seemed to contain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complete exposition of each topic,though in a few cases I have translated two subsections dealing with a single topic”)[2]3。这说明其翻译意图与目标在于向英语读者普及中国文学与文化基础性知识。国内《墨子》译者汪榕培与王宏是典籍英译专家，尤其擅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翻译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先后完成了《老子》《诗经》《庄子》等国学典籍的英译工作，其中多部入选《大中华文库》。在英译《墨子》时，译者王宏[6]55-56指出：此译本高度重视典籍文本考辨，遵从“明白、通畅、简洁”的翻译原则，并希望在纠正华译本中误译、漏译的基础上，力争使复译本体现时代特点，为更多国外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墨子博大精深学问的平台，以扩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

(二)话语内容：译作类型与策略选择

译作类型是翻译过程中文本形态的表现方式，旨在描写目的语文本生成机制及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相互关系[7]，其具体内容包括：直译与转译、首译与复译、节译与全译等。而翻译策略的选择既取决于译者的惯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以《墨子》英译为例，华译本虽是理雅格、梅贻宝及李约瑟之后的复译本，但其译文系直译本，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蓝本，同时参考了不同英译本及日语译本，以便全面解释原文中的难词、典故与段落。在译本结构方面，华兹生只选取了原文53章中最能体现墨子精神的14章进行翻译，他认为，这些章节内容涉及“尚贤”“尚同”“兼爱”等11个核心主题，对于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而汪译本则属国内首部《墨子》全译本，也是依据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并在参考《墨子直解》《墨子白话今译》及《墨子全译》等书的基础上详加考辨，以最准确地传达原文之意义。译者王宏[6]56认为全译本的必要性在于：华译本与今相距40余年，无论在语言转换及内容表达方面都有必要重新规范，学术界对原文的考证和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必要使其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汪译本属英汉对照，共两册，全书分为编辑总序、译者前言、目录、墨子肖像、原作、现代中译及英译。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策略体现了其翻译目的、翻译风格及对原文的理解，也显示出其文化价值趋向，以“非乐”(上)中的第一句话为例：

(1)原文：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墨子间诂》251页①)

华译：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benevolent man to seek to promote w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world,to eliminate what is harmful,and to provide a model for the world.[2]110

汪译：The benevolent men must seek to promote what is beneficial and abolish what is harmful and take it as a model for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to follow.[3]259、261

从华译本的句型和用词来看，其译文重视表达的流畅性。“It is... to... ”是口语句式，在用词结构上体现出明显的交际性。译文清晰流畅，通俗易懂，让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够找到阅读源语文献的感觉。汪译本中此句却显得比较庄重，近乎以一种说教的方式来要求读者为达到“仁者”的标准必须做以下事情，虽然忠实于原文，但影响其可读性。而且在结构方面由一个主语统领三个谓语，在表达方式上不够灵活，与其“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精神实质”的翻译目标尚有些距离。当然，汪译本在保留原作的文化方面要强于华译本，作为国学典籍研究专家更能体会到原文中所表达的深层次文化意蕴，而华译本则经常对传统中国文化做误译或误读，如《墨子》“非攻”(下)中的一例：

(2)原文：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墨子间诂》152页)

华译：T’ai-tien journeyed to pay his respects to the Chou ruler,the river cast up its chart,and the land brought forth the “riding-yellow” beast.8King Wu ascended the throne,and in a dream he saw three spirits who said to him：“We have already drowned Chou of Shang in the power of wine. Go and attack him,and we will surely cause you to win victory over him!” So King Wu went and attacked him,and replaced the state of Shang with that of Chou,and Heaven presented King Wu with the yellow bird pennant.[2]58

8A mythical beast,said to resemble a fox and to have two horns growing out of its back.

汪译：The virtuous Taidian came to serve King Wen;a mysterious chart emerged out of the Yellow River;a magical horse jumped from underground. When King Wu ascended the throne,he dreamt three spirits saying to him:“We have made King Zhou of the Shang Dynasty wallow in wine and sexual pleasures. Go and wipe him out. We will ensure your victory.” So King Wu attacked the mad king and replaced the Shang Dynasty with the Zhou Dynasty. And for this,Heaven bestowed a royal flag on him.[3]163

原文中，“泰颠”为贤臣，因《墨子》中有“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之说。“乘黄”又名飞黄，系传说中的神马名。“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而“黄鸟之旗”则指赤色军旗。上述华译本没有忠实地传达出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意象，欠缺对原文文化负载词的理解。而汪译本则完整地理解了蕴含丰富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词语，并在译文中较好地实现了传递信息和文化交流的双重目的。译者汪榕培[8]36提出：“在个别场合下，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的内涵的时候，则采用解释性的译法。这样做比大量加注更为可取，读者不必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以上汪译本中添加了“virtuous”“magical”及“royal”等词，这可以使译文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方便读者理解。对于深浸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学典籍，在其英译中，需要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化功底和深刻的理解能力，辨别考证古今语言文化差异，重视中国文化中出现的虚词、一词多义、古今词义辨析等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原文的内容。虽然华兹生作为汉学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了解深刻，但与国内译者汪榕培和王宏相比而言，在传达原文忠实性方面仍显得有所不足。因而，忠实的译本符合国学典籍“走出去”的总体目标，但在译介策略上需要更加注重译本的流畅通俗，以使其为目的语读者所广泛接受，并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最为理想的结果是译者集两种能力于一身，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由于中外译者的翻译目的及目标定位不同，其英译本差异较大。

(三)话语对象：读者类型比较

目的语读者是国学典籍对外传播的接受主体和反馈主体，读者的接受是考察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课题。大致而言，目的语读者可以分为研究型读者和普通读者，前者对异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和接受度，而后者则往往以母语文化为立场，以娱乐消遣的心态阅读译本。译者在翻译时偏向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立场，但也需要考虑译文读者的类型，以促使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出去”与“走进去”。

华兹生[9]在“翻译的乐趣”报告中指出：“我的翻译一直坚持将亚洲文学与文化思想传达给英语读者，所以不使用任何有意拉长与读者距离的技巧。”他通过翻译开辟了一个将原文作者的思想传达给无数读者的渠道，其英译本的读者指向是普通的大众与大学里的本科生，而非研究者。另外，他选择以流畅口语化的现代美语翻译《墨子》中凝练的古汉语，旨在让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容易理解中国文化，译本注重表达的流畅性，并且始终坚持这种翻译表达风格。美国学者傅汉思[10]288评价他：“当今还健在的人群中，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华兹生那样用优雅的英文为读者翻译了这么多中国文学、历史与哲学作品。”国内《墨子》汪译本设定的读者对象也是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译者王宏[6]58指出，本译本以此目标对象来制定“明白、通畅、简洁”的翻译原则与技巧，在让读者看得懂的基础上，译笔要灵活而不拘泥于原文结构，以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此译作被列入《大中华文库》这一以向海外传播原汁原味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大型系统出版工程，其总编辑杨牧之认为：“我们组织出版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3]8实际上该英译本经常为提供历史背景而加注或文内解释，且受到文库统一要求与体例的约束，在译本设计上采取中英对照，古汉语原文及现代汉语译文在先，英译在后，其在设计编排上的定位并非针对国外普通读者。从其整体翻译目的和具体体例推之，汪译本的读者实际上既包括国内英语研究者、学生，也包括国外研究型及普通读者，读者目标的非针对性可能影响到其在国外的传播效果。

(四)话语平台：翻译中介选择

翻译中介是一个宽泛概念，系指介于译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文艺事业资助人、沙龙组织者、期刊、出版社或某种机构实体，在传播翻译作品及构建其话语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聚焦华、汪两个《墨子》复译本出版发行过程中的出版社、学术机构、基金项目等因素，来探讨两者的翻译中介选择在其话语权建构方面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华兹生至今已发表30余部著译作品，包括《墨子》在内绝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双方建立了长久友好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出版了许多在当时独树一帜且后来成为经典的书籍，在亚洲文明研究与翻译方面做了诸多工作，该校前校长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是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根据华兹生本人自述，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学会正在找人重译早期中国哲学的重要著作，并为译者提供津贴，华兹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接受了这一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与埃兹拉·庞德、锡德·科尔曼、艾伦·金斯伯格和加里·斯奈德等保持书信来往，并请他们指导译作[11]。其自身学术资本的积累，加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这一著名出版平台、日本创价学会的资助及学术界知名学者的推介为《墨子》英译本在目的语国家的出版与发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汪译本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出版计划，由国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项目1994年启动，选题共110种，无论译者、译本选择与阐释，都能代表我国当时高级别的翻译水平。但典籍英译在西方的接受状况还需要考虑国外发行销量、国外图书馆的借阅流通量、西方学者的参考和引用及译著的再版和修订等指标。Worldcat作为世界范围图书馆和其他资料的联合编目库，其收藏情况能大体反映该图书在海外的接受与流通情况。根据笔者统计，截止2016年11月华译本MoTzu：BasicWritings1963年、1970年及2003年版在中国大陆之外其他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收藏量分别为388、69和211，而汪译本Mozi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量为40，具体有加拿大(2)、美国(28)、英国(1)、日本(1)、新西兰(1)及我国台湾(1)、香港(4)、在国内办学的国外知名高校(2)，后者从收藏数量和地域分布情况来说都明显逊于前者。这种不尽人意的状况，不仅是译文策略等问题，更因为没有很好地利用翻译中介等各种平台让英译本获得更多的国外读者。

(五)话语反馈：译评比较

典籍译作出版后的发行效果如何取决于它是否能引起目的语国家汉学界、读书界的关注并赢得权威书评机构及书评家的积极评价，因为其主导着欧美文化语境中跟阅读翻译作品相关的舆论，影响并形塑着目的语读者的选择、阐释及价值判断[12]5。据笔者统计，Amazon网站上有8位读者对华译本进行反馈，评价甚高，择两位读者评论列于下：

Wiredweird:“In fact,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or’s notes,the voice is so distinct from other Chinese tradition that some claimed Mo Tzu was not Chinese at all... ”

J. Harlon：“... Burton Watson is an outstanding translator. However,my qualm with his translation is that it is by no means the complete text—which is really disappointing. ”

除对华译本的翻译策略及风格进行评价外，读者对《墨子》的内容及传达的思想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显示出很强的关注度和兴趣。通过Amazon网站对两译本进行检索，华译本销售数量靠前，处于中国文学英译海外销售前列，而汪译本在此全球最大的网络图书销售平台尚未检索到，更显示出其在欧美读书界引起的关注不足及推介平台的局限。另外，华译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国外名校选作汉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内容，并已成为中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国外首位全译《墨子》(2010)的伊恩·约翰斯顿[13]xi在评述《墨子》英译时，更是忽略了汪译本，认为在过去的80年间，只产生了梅贻宝(1929)、华兹生(1963)和艾文贺(2001)这三个英文复译本。汪榕培2011年10月在湖南大学召开的“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认为目前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典籍英译实际上是“自娱自乐”，并没有真正走到欧美读者那里去②。虽然汪译本在国内评价很高，但多从英译本是否忠实原文及翻译目的而言，实际上其对海外普通读者的影响力有限。

三、中外译者话语权建构策略异同对于典籍外译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墨子》华译本与汪译本的中外译者话语权建构策略比较，笔者认为华译本在国外影响力方面要高于汪译本，但汪译本在忠实度方面更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总体战略目标。本文对中外译者在《墨子》英译方面的优缺点及其传播效果综合比较，可以为当下国学典籍英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成功地“走进去”提供一些启示。

(一) 典籍复译要有明确的读者定位，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

《墨子》复译者都是在参考前人译文的基础上，旨在推陈出新，赢得对原作的阐释话语权。译者话语权建构是一个综合而系统的过程，对其评价需要全面客观，既要审视译者的翻译目的与读者定位，又要考察其译介策略及其与诸翻译中介的互动过程，评价其译本的接受情况，以真实反映译者的复译本在目的语国家的传播效果。读者群的设定会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因而如果《墨子》目标读者为研究型读者，则需要译者采取“厚重译法”(Thick Translation)，英译本中加上疏解、评注及术语解释等，翻译策略上需要以异化为主，以忠实传达原作的内容，使译本具有研究和收藏价值，吸引国外的汉学界专业人士。如果译本面向国外普通读者，则需要在表达形式上让读者感觉自然亲切，更符合目的语表达规范与阅读习惯。为此，可以在保留原作核心内容的同时，对不符合传播目的的内容作相应缩减，努力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国外普通读者的话语环境和接受环境建立认同，扩大英译本的读者面。两种不同的定位与策略都能以不同形式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通过对上述两复译本的比较，我们发现汪译本因目标读者群定位不准，设定面向国外普通读者的定位后，其译本却只注重准确度而未能充分考虑读者阅读习惯等，进而影响了其国外传播效果。

(二) 注重翻译中介作用，确保典籍外译传播效果

为了更好地在国外出版发行，典籍译本不仅需要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还要了解出版发行渠道及营销网络。为此，国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加强与国外译者及汉学家的沟通交流，研究具体读者群的文化心态，然后决定采取学术性的全译还是普及性的节译、摘译或编译等。另外，也需要加强与国外出版社的交流合作，采取国内外出版社共同出版或版本转让形式，或将国内译者典籍译本直接由国外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以数字化音像视听产品及动画影视剧等形式全方位开拓国外市场，从而引起国外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也需要国内政府部门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及制度保障，除了继续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及“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以外，还要在前期调研及完善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国学典籍国外英译出版的资助，并积极促进国内外翻译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

(三)坚守典籍外译的文化立场，培养高素质人才

在国学典籍英译过程中，需要坚守传播国学典籍文化的立场，即“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以保证其不被歪曲和误读，同时注重国外读者的接受和认同。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要树立文化自觉与自信，充分认识典籍外译的国际话语权建构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墨子》汪译本译者所采取的以我为主，旨在传播国学典籍的文化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唯有如此，才可以加强中国典籍英译本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但由于其仅依靠国内出版社，在流通发行及译作评论方面不能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对国外读者的影响力尚难以与华译本相比。西方汉学家人数太少，仅仅依靠这一群体无法实现国学典籍“走出去”及“走进去”这一庞大而艰巨的目标。为此，需要培养大批有较高专业学术素养和外语功底,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翻译人才和学术出版专业人才。与通俗读物英译相比，典籍英译对译者学术水平和语言水平的要求更高，因此需要努力为培养高水平外译人才队伍创造条件。同时，需要鼓励学术编辑、学术出版人参与学术科研活动，加强对职业出版经纪人及代理人等翻译中介人才的培养，以利用其既了解中国典籍文化，又熟知国外出版发行市场之能力，促进国内外典籍英译出版的有效合作。

总的来看，典籍外译任重道远，中外译者译本优劣不一，在国外的影响效果不同。以上对《墨子》中外复译本话语权建构策略的比较说明，我们需要在典籍外译过程中具有明确的读者定位，注重翻译中介的作用，坚守文化立场，培养高素质的典籍外译及推介人才，以确保国学典籍外译的传播效果，更好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的进程。

注释：

①华译本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墨子间诂》(孙诒让，1954)为蓝本，汪译本也以此为蓝本，同时参阅了十余种不同的版本和今译本，本文所录《墨子》原文摘自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的孙诒让《墨子间诂》。

②转引自李宁：《〈大中华文库〉国人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发表于《上海翻译》2015年第2期第77页。

[1]梁凯音. 国际话语权：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N]. 中国教育报，2011-12-06(11).

[2]Watson B. Mo Tzu：Basic Writings[M]. New York &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3]汪榕培，王宏. Mozi[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4]Graham A C. Poems of the Late T’ang[M]. Middlesex：Penguin Books,1965.

[5]胡安江，胡晨飞.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4)：55-61.

[6]王宏. 《墨子》英译对比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6)：55-60.

[7]姜秋霞. 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汪榕培. 让庄子从东方走向西方[C]//比较与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9]Watson B. The Pleasure of Translating[EB/OL]. (2001-05-01). http://www. keenecenter. org/download_files/Watson_Burton_2001sen. pdf.

[10]Frankel H.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11]译言训练营. 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沃森专访：我的翻译之路[EB/OL]. (2011-11-18). http://article. yeeyan. org/view/ycamp/232826.

[12]刘亚猛，朱纯深. 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J]. 中国翻译，2015(1)：5-12.

[13]Johnston I. The Mozi：A Complete Translation[M].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2010.

AStudyontheRetranslationsofMoziandTranslators’DiscoursePowerConstructingStrategies

LIULishe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XuchangUniversity,Xuchang461000,China)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wo retranslations ofMozi,the retranslators’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ng strategies are expounded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subject,content,medium,audience and effect to explore their special effect and underlying reasons,which can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current “going out” of Chinese classics.

retranslations ofMozi；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comparative study

2016-11-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5YJA74002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YY0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5-ZD-206)；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刘立胜(1979-)，男，山东沂水人，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H315.9

A

2095-2074(2017)01-00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