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亚丽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清水江文书语言学研究综述

肖亚丽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对近些年来的清水江文书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包括俗字研究、地名研究、词义研究以及其他研究，与清水江文书的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相比，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存在起步晚、成果数量少、视角不够开阔、专题研究不够深入等不足，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都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清水江文书；语言学研究；锦屏文书

清水江文书指的是13世纪至20世纪期间流传在贵州省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历史文献，其时间跨度近700百年[1]99。清水江文书数量可观，据学者估计，公私收藏的文书合计约有50万件之多[1]101。这些文书长期星罗散布于民间，是“藏富于民”的珍贵文献，20世纪50年代被学界发现，80年代开始陆续整理公布，2010年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三批入选项目。国内外学者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继“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之后我国民间文书的又一大发现，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法律、历史、文化、习俗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极具研究价值。本文拟就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概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指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思考和建议。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

(一)俗字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书写者绝大部分是当地略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且手书手写，因而文书中夹杂了大量的通俗字体，给文书理解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最容易引起研究者注意，已有11篇单篇论文和1篇硕士论文。唐智燕在清水江文书俗字研究上着力最多、成果最多，先后发表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误释俗字补正——兼论俗字研究对于民间写本文契开发利用的重要性》(2013)[2]、《文字释读规范与清水江文书整理》(2013年)[3]、《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一)》(2014)[4]、《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二)》(2014)[5]、《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三)——兼论民间文书标题的构拟问题》(2015年)[6]等5篇论文，对《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清水江文书》(第一辑)中总共92个俗字的误释、漏释问题进行了辨析与补正，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清水江文书的解读，也丰富了俗字学的内容。此外还有闫平凡《浅析清水江文书俗字的价值》(2012)[7]，将清水江文书俗字分为见于传世字书、不见于传世字书、有当地通行手书别体三大类，指出俗字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地域民族文化教育原貌，是正确理解和利用文书的基础，也有利于构建汉文字学的完整体系。该文篇幅不长，对清水江文书俗字的分类只是简单举例，其研究意义也只是简略性介绍。魏郭辉《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价值及俗字成因考析》(2014)[8]从历史、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书写者及行业用途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清水江文书俗字产生的原因，历史原因是指清水江文书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保留了传统汉字俗字；区域文化原因是指清水江文书具有汉语言文化和苗侗民族文化的交融特点，比如山名、地名采用汉字记音；民族文化原因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改用汉姓现象，或者是苗族内部使用俗字现象；书写者及行业用途原因主要是指绝大多数文书是由于民间人士书写不够严格而产生了俗字。卢庆全、黑维强的《贵州契约文书俗字“文艮”考释》(2015)[9]、《贵州民间文书“八呈”合文考》(2016)[10]两篇文章都是从合文的角度考释清水江文书中的俗字，认为“文艮”是“纹银”的合文、“八呈”是“八成”的合文。陈婷婷的《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俗字浅析——以数词弍、叁、肆为例》(2016)[11]对“贰、叁、肆”三个字的不同书写形式进行了分析，《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俗字考例释——以“”“旺”为例》(2016)[12]分析了“、旺”二字的俗字演变过程，其硕士论文《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俗字研究——以钱、据、恐等字为例》(贵州大学2016年)对天柱文书中的十六个俗字进行释读,追溯源流,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例证比较丰富。

(二)地名研究。清水江文书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地名出现相当频繁，因此地名考释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内容。目前已有4篇专题论文，内容各有侧重：张明、韦天亮、姚小云在《清水江文书侗字释例》(2013)[13]中分析了文书的汉字记录侗语地名现象，列举了10个典型的侗字，如“圭”在侗语里意为小溪、“登”意为水塘、“德”意为下面、“捆”意为路、“亚”意为田、“梭”意为干、“岑”意为山坡、“盤”意为半山腰、“老”意为“大”、“达”意为森林；李一如的《清水江中下游苗族契约中苗汉语互借机制研究》(2014)[14]分析了文书中的汉字记录苗语地名现象，将其分为纯汉字记苗音地名(如“皆里松依”)、半苗半汉地名(如“乌遂溪”)、汉译苗语地名(如“杨梅冲”)三种类型；王宗勋《清水江文书整理中的苗侗语地名考释刍议》(2015)[15]对汉字记录苗语和侗语地名现象都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十五种命名类别，有：依山因水命名、以山水地形特点命名、以所在位置命名、以该地较突出物命名、以所在地形形象特征命名、以人或人群命名、以动物名称命名、以物产命名、以气候特点命名、以在该地发生的特殊事件命名、以建筑或拓展命名、以人类活动场所命名、以宗教信仰活动命名、以氏(宗)族血缘关系命名、因气味而命名，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地名在书写形式上有音译、意译和音意混合译三种方式；杨庭硕、朱晴晴《清水江林契中所见汉字译写苗语地名的解读》(2017)[16]则是对锦屏县加池文书中苗语地名的专题研究，文章首先对汉字译写苗语地名做了一个概略说明，然后分析了其书写方式有纯粹用汉字音译书写苗语地名、纯粹用意译方式书写苗语地名、音译与意译各半用汉字译写苗语地名，指出其地名译写有多样化现象，当地常用地理标识、人文要素来建构地名。总的来说，这四篇文章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清水江文书中的汉字记苗语侗语地名考察详实细致，诠释准确，对人们正确地解读文书内容很有帮助。

(三)词义研究。目前仅有魏郭辉《清水江契约文书疑难字词考释》(2013)[17]1篇文章发表。文章结合《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以及历史文献对清水江文书中出现的“用度、凭、受分、理落、亲识、需索、修槁、修理”八个常见词语进行了考释，又对“出洗、生理、多端、挂清、罚楚、雅谊、了局、强梁、幅、扒”十个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该文运用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训释词义，能够帮助人们畅通文意，进一步理解文书的内涵。

(四)其他研究。也有研究者另辟蹊径，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清水江文书，较有新意。比如张新杰《锦屏文书的语言功能认知研究》(2011)[18]尝试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来说明清水江文书具有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他又在《清水江文书整理的语言学分类标准探究》(2016)[19]中从语篇的角度将清水江文书分为合同类、证明类、证件类、官方通知类、法律文书、民间文献、宗教信仰类、军事与治安类书、教育和艺术类共九个类别。李燕娟《清水江文书中单位量词语义的体验认知基础探析》(2014)[20]对清水江文书中的量词“坵”“块 ”“幅 ”“把”“团”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几个量词在文书中反复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当地苗侗民族对所生存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环境中各种实体进行量化表达的结果；李艳娟还有一篇文章《清水江文书中单位名词语义的体验认知基础探析》(2014)[21]通过对一份山林契约的分析，指出清水江文书中名词的排列顺序体现了苗侗民族身体、大脑和世界之间互动并体验认知的结果，也是他们对客观和主观世界独特的识解方式的反映。

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清水江文书语言文字的专门研究非常薄弱，有两个明显的不足。

(一)研究起步晚、成果数量少。清水江文书虽自明清时期起已在黔东南苗侗地区流传数百年，但是一直鲜为人知。1950年代贵州省民族工作者在调查当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过程中才零星发现了婚姻类历史文书，1964年贵州民族研究所杨有赓从民间收集到300余份，1998年杨有赓执笔《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出版才向社会公布了极少量的契约文书以及碑文。从1964年正式收集文书计算，清水江文书的民族学研究至今已有近50年的时间了[22]。相较而言，该文书语言学领域的专门研究起步甚晚，如果从2012年闫平凡的《浅析清水江文书俗字的价值》算起，至今不过五年时间。

清水江文书一经面世，因其在研究明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法制、政治方面显而易见的学术价值而迅速引起国内外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青睐，经过50年的不断研究，在整理辑录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进入“深入研究”阶段[22]43。整理辑录方面的成果有：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 1736-1950年) 》(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陈金全、梁聪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启贵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高聪、 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学术研究方面，在民族习惯法、社会经济史、人工林业史、村落史等视野下进行清水江文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如：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 ——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徐晓光《原生的法 ：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的法人类学调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还有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近20部，更有为数众多的期刊论文。相比之下，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由于起步晚，因此研究成果数量少。据对中国知网所收文献统计(截止2017年3月15日)，单篇期刊论文不过20篇，硕士论文只有1篇，尚无一论著出版。于此可见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差距。

(二)视角不够广阔、专题研究不够深入。目前对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契约文书的俗字考释和地名考释上，研究领域不够开阔；已经开展的专题研究内容仍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清水江文书的俗字研究文章数量最多，但是基本上是考释性质，数量也有限，还没有穷尽性研究，清水江文书俗字的特点、类型等需要深入研究。地名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但都是考释汉字记录民族语言的地名现象，且多是从构词方式入手，还没有文章涉及到汉语地名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研究，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词义训释对把握文书内涵意义重大，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最薄弱，只有魏郭辉的一篇文章对文书中的部分疑难词语进行了词义解读，还有更多的疑难词语、方俗词语有待考释。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综观现有的清水江文书语言学研究现状，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清水江文书的不断整理和刊布，其语言学研究价值值得不断发掘，可以在以下方面开拓和加深研究：

(一)开展各种类型文书语言特点研究。现有的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主要是契约文书类，而清水江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山林契约、家规族谱、诉讼词稿、官府文告、乡规民约、账簿书信、碑刻墓志等多种类型，可以从语言风格学角度出发，考察不同类型清水江文书在格式、套语和文字使用上的语言特点。

(二)开展清水江文书语言文化研究。清水江文书与当地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探寻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可以以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为基础，开展地方历史、民族文化研究，可从文化符号解析、文化背景考察、文化心理揭示几个方面探讨其历史来源和形成原因,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语言现象和文化传统。

(三)深化清水江文字研究。文字研究是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必要工作。目前仅整理了一百多个俗字，今后需要继续收集和补充清水江文书的俗字，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清水江文书俗字的类型和特点。

(四)加强清水江文书词汇研究。在词汇研究方面，一是要继续加强单个词语的词义考释；二是要探寻词汇的来源和构成；三是开展词汇的专题研究，比如同义词、反义词、方言词、文言雅词等。

[1] 张新民.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8-102.

[2] 唐智燕.《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误释俗字补正——兼论俗字研究对于民间写文契开发利用的重要性[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4)：36-39.

[3] 唐智燕.文字释读规范与清水江文书整理[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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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智燕.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二)[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4)：46-52.

[6] 唐智燕.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三)——兼论民间文书标题的构拟问题》[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1)：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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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吴才茂.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1):39-52

LiteratureReviewontheLinguisticResearchofQingshuijiangDocuments

XIAO Ya-li

(SchoolofHumanities,KailiUniversity,Kaili,Guizhou, 556011,China)

The current paper reviews the previous linguistic research studies on the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including folk characters, names of places, and senses of words. Compared with other subjects about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such as history, ethnology, law and sociology,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on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has such disadvantages as late start, few quantities of achievements, narrow view and lacking of further study on certain topics.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linguistic research; Jinping documents

2017-06-30

肖亚丽(1970-)，女，贵州锦屏人，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

H136.4

A

1674-621X(2017)04-0047-04

龙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