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宁，马益英

(1.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2.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欲望之像：《在未知的中国》诺苏形象机理诠解

刘振宁1，马益英2

(1.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2.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在未知的中国》，是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在西南凉山诺苏领地部落中游历观察和体验探险的记录。该著堪称清末民国时期西人书写近代西南图像的翘楚之作，又恰似一面西洋镜，系统映照出了凉山腹地近代诺苏族民众生相。究诘该西镜东像的生成机制，“被俯视的尴尬时代”和“遭书写的文化语境”构成了化生形象的外部环境；受此“历史场”和“文化场”影响，在关涉诺苏形象内在质性的书写策略和意义表达中，不仅藏掖着从“见证叙事”经“英雄叙事”到“启蒙叙事”三重并置模式，隐含着西方话语、国家政权和诺苏本土互为“他者”的三重文化语境或“语词关系”，而且承载着撰述者“化中国的传教需求”。因此，《在未知的中国》构建的诺苏形象，在现实之镜表象下表达的是撰述者的欲望。

诺苏形象；成因；义理；特质

一、导言

1903年11月24日，英国循道会士柏格理在痛定思痛与深度反思后，毅然弃绝了业已恪守17年之久的内地会“立足城镇”“面向汉人”传教策略，将目光从此前紧盯着的汉人及其生活中移开，坚定地投向了崇山峻岭的芸芸众生。稍事准备，从云南昭通结伴涉江北上四川凉山腹地，跨过阻隔南北的金沙江自然天堑，踏上了亘古以来被视为汉人与洋人生命禁区，深入时称诺苏领地大本营这方化外绝域，采用相遇、接触、参与、嵌入等次第模式，零距离接触了诺苏普罗大众，深度感知了诺苏世界各阶层和家支间的社会情状，主动融入了当地民众生活进程，由此不仅揭开了久存于心的诺苏世界神秘面纱，而且把行记、调查、体验及宣教中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历险记》(1908)、《苗族纪实》(1919)、《在未知的中国》(1921)和《柏格理日记》(1954)等著述中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表达，内容涉及族群称谓、外貌体征、民族性格、婚姻家庭、服饰礼俗、族际交往、族群治理、物象风俗及族群文化等面相，全面再现了特定历史与空间下诺苏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貌，勾勒出了社会百态下的形象图志。检视该西镜东像的形成机制即可洞见，它不仅藏掖着从“见证叙事”经“英雄叙事”到“启蒙叙事”三重模式，隐含着西方话语、国家政权和诺苏本土互为“他者”的三重文化语境或“语词关系”，而且承载着撰述者“化中国”的传教需求。

二、形象概述

《在未知的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泛指经东人达与东旻翻译注释的七部英文著作汉译本统称，狭义上特指上述英文著述中柏格理的专著《在未知的中国：一个传教先驱在中国西部野蛮而未知的诺苏部落中长时间游历的观察、体验和探险记录》(In Unknown China:A Record of the observations,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s of a pioneer missionary during a prolonged sojourn amongst the wild and unknown Nosu tribe of Western China,1921)。

众所周知，在形象学研究论域里，基于西人自身体验和情感认知的游记，从古以来一直是展现异域形象的优先手段。法国比较文学家谢弗勒有云：“游记可以很好地揭示其撰写者的精神和心理架构，游记也往往观照应加以破译的对外国的集体形象的各种假设。”[1]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狭义上的《在未知的中国》这一游记写本为基本文献和立论依凭，同时又兼及摘用了其他著述中的相关论据。

狭义所指的《在未知的中国》共由31章构成，堪称一部近代诺苏知识的百科全书。单从“中国西南的土著居民”“一顿诺苏风味的晚餐”“火塘边的奇谈”“封建体制”“土目的故事”“原住民的品性”“神秘的三重奏”“我们如何制止冤家械斗”“为鬼怪所支配”“求婚与背水”“书面语与手抄本典籍”等章标题即可洞见，大凡诺民、诺居、诺食、诺文、诺婚、诺俗、诺行等系统知识，可谓无所不包，共同勾勒和构筑了该特定历史语境下西南诺苏民众的现实轮廓和生活图景。除此基础性文献含蕴的诺苏信息外，在探究诺苏形象机制与文化义理中，适度参考和兼取了柏格理同道教友、后继者并亲人的相关著述的相关知识。

总体而论，《在未知的中国》所呈现的诺苏普罗大众形象共由6个基本层面构筑而成，即繁复的族群称谓、彪悍的外貌体征、别异的衣着服饰、自然质朴的族群性格、化外的封建体制以及“蒙昧”古朴的文化意识。①*① 参考拙论《现实之像：<在未知的中国>诺苏形象疏论》。当然，每个层面言说指符背后，都承载着对应的文化隐喻，粘附着书写者自身文化的生命气息和评价标准，体现着“他观”审视角度与认知心态。例如，天然朴质的族性体载着化外无知的悲怆之情，封建的生态表达出了边缘与差序格局命运，等等。

所谓文学形象，是指“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2]120。而形象机制及其文化精神内涵与现代启示的探求和疏诠，往往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的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就此剖别诺苏形象映射出的鲜明特征，发现它明显带着注视者或叙事者母文化传统的痕迹，在社会化运作和文学表达过程中，负载着包括注视者个体精神欲望和情感意志。倘若就形象运作机制进行拆解疏论，则会明见诺苏族民的衣食住和老病死等面相，则往往是传教士们着力观察、重点记述、深度描写的“异在”成分处。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意义，并不以形象同现实间的契合度或相似度为探究重心，而是重在考察对异国的文学描写与所谓的“被注视者”文化的关联性问题，重在讨论文本如何与历史和社会铰接问题，重在解决形象制作外在“知识场”与“历史场”问题[3]。因此，在系统审视和学理探析形象的形成原理时，既需要 “出乎文本之外”，更应“入乎文本之内”，通过对文本遣词达意、叙事法则、文体特征、等级关系、故事情节等层面进行条分缕析，探究出文本与外部语境相互铰接情况，从而究诘出形象到底是怎样的这一最基本问题的答案。

三、形象制作外部语境观照

如前所论，形象形成的动力线包括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是在外部与内部双向梳理和有机融通中形成的。形象研究关乎外部形成环境与内部文本属性两个方面，外部研究讨论文本是如何与历史和社会铰接的，旨在解决形象制作的“知识场”与“历史场”问题；内部研究重在剖析呈现形象特点的文本，关注形象的生成机制与本质属性问题。那么，《在未知的中国》事关近代诺苏形象书写建构的外部环境与文本特质究竟如何？它们又是如何成为构筑形象的动力线的？

“要想了解一个文化形象的所有组成成分是怎样被筛选出来，又怎样变成一个文本的成分和读者大众的文化参照系，就应从文本中‘走出来’，将文本与史学家们提供的解释相对照”[2]138。

就建构空间言，柏格理同诺苏民族精神交往和对后者的形象构建，覆盖了滇黔川边的广大行走地区，形成于一个动态发展的宏大“故事空间”之上，起于早年昆明城郊彼此间的意外相遇及近距观察后产生的浅表印象，承于昭通城外对诺苏地带的北望与遐想，转于亲涉凉山诺苏区零距离触感和嵌入式体验中的观察领悟，合于黔西北安氏土目大地上宣教大花苗中的反观认知。这是一个长时段与大空间转换格局下的形象构筑过程。

就构建年代言，柏格理跋涉西南各地并撰述《在未知的中国》等系列著作的年代，大约起于初抵云南昭通后的1888年2月，而止于殒命威宁石门后的1915年9月。那时的中国，正值深重灾难的清末民初时期，处于一个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悲惨时代。就形象制作的“知识场”与“历史场”言，总体上处于一个梁任公所称的“‘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4]窘境之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①。*①参见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1/c_1119897047.htm。仅光绪年间(1875-1908)日紧一日的外侵及国势言，先后历经的压迫有：中俄改订条约失伊利，中法开战丢安南，中英交涉保西藏，中日战役割台湾和辽东，俄法德干涉租胶州、威海卫及旅顺。“这几场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5]。遭受“列强”威慑和侵凌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如晦，而身处国难乱世的中国人，虽然在扼腕切齿中不断反思所以自湔拔，不断探寻经世致用观念，谋求救亡图存、中华振兴良策，以拯斯民于水火和扶大厦之将倾。不得不承认，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动荡变局的晚清帝国，早已处于积贫积弱中。如此衰颓国势，不仅使中西文化间已然的平衡态势受到了全面挑战，而且使国人素来抱持的文化心态遭到了彻底瓦解。对自道光之季剧疾变革后的文化景象，陈寅恪先生明言道：“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6]

与之相似，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费正清的论断是，“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7]4。

外族侵凌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近代中国常常处于“被描写”的境地。这是一个弱势民族、文化在与强势民族、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即在强势民族文学家的作品里，中国人“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②*②参见《鲁迅文集·杂文集·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转引自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晚清民国时期中西实力我弱彼强悬殊巨大的现实情状，不但确立了形象制作的“历史场”与“文化场”，锁定了文本如何与历史和社会间的铰接关系，而且设定了注视与被注视、书写与被书写身份对象。一旦形象书写话语权得以确定，写本自身的叙事法则、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人称、语词关系乃至故事情节等，也就随之确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知识场”与“历史场”，所以在西人事关晚清中国的各种直接叙事或间接书写著述中，“失语症”“被俯视”“遭书写”等特点显而易见，共同成为了文本的底色。究其原因，一则在于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 西方对中国的乌托邦幻想已消失殆尽, 西方视野之下的中国已变成停滞落后的象征。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专家王立新曾坦言：“以征服‘落后’地区和对‘劣等’民族传播‘先进’文明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精神’”，是晚清民国时期入华传教士自身无法超越的“时代精神”。在种族和文化优越感上，该“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带着征服的心理、施主的傲慢和种族的偏见来布道，自信掌握普世的真理和最高的评判标准，坚持自己有权谴责和挑战中国的风俗和礼仪，用基督教来取代中国的传统伦理和信仰，通过强加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传统”[8]。

再则，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性，在认知和剖别异己的文化时，“外来者”(outsider)既不可能以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去审视和体认“族内人”(insider)的文化，也不可能通过精确“深度描写”去展示和研究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声音与信仰以及“自我”概念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9]。因此，一切形象皆为“他者”镜像。

公允地讲，通观晚清民国时期入华传教士的著述文献，大凡涉及西南诺苏普罗大众形象刻画的思想内涵，无论是对外在表象生活的描绘，还是就内在隐秘世界的反映，特别是有关族民族群结构、阶层等级、经济状况和毕摩崇信方面的书写和判定上，都较为客观。但又不能不承认，“欧洲人关于非欧洲人的形象，即使不能说是全部，甚至主要部分不是对这些人的客观真实的描述，而是他们思乡恋旧与不满情绪的投射，是关于他们自身与他们的历史的评价”。①*①Henri Baudet.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87 pp.33s.6d.转引自周宁著：《跨文化形象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细读《在未知的中国》便可感知，从著述写本字里行间尤其是关键语汇中，不时映射出了叙事者操控话语强权的痕迹，也不时闪烁着叙事者自身的影子。在用自己的思维、术语、概念等文化话语记述特定的异己文化本文过程中，总是或轻或重地映上了自身的影子和打上了自身观念的烙印。仅以叙事文体和表达特性言，无论是就蒙昧乡野风情的浅近而表面化的叙述，还是对自然化点滴生活与心态变迁的“现象流”记述，抑或是关于文化传统，宗教习俗及社会景象的深度刻画，无不充盈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态和气息，而被俯视、被书写、被猎奇、被异托邦化则是隐蔽其下的书写主推力，其中落后又往往是书写文本的主色调。观察者主体观念和集体想象的嵌入，使注视者在体察被注视者文化时，已然的作为底色参照系的自身文化处于一种时隐时现状态，有意无意间使自身文化因子(心理认知与宗教情怀等)充当了考量标尺或道德金律，并在述说与书写中将自我身影、自我形象和集体想象物表达，或多或少地投射到了诺苏民族形象构建中。因此，建构出的诺苏形象，既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的差距，也凸显出相互间存在着的异质性张力。若不充分认识和理性化解，就难免造成如下负面影响：于其生成时代，会导致误解甚至仇恨，走向由偏见而隔阂，由隔阂而怀疑，由怀疑而互恶，由互恶而相残的发展趋势。晚清民国时期，金沙江南北两岸汉族同诺苏族间的紧张关系即为明证。无论是在柏格理的著述中，还是在民族学家杨成志的实地调查报告里，“汉人视他们固如蠢豕狞犬，他们视汉人亦如洪水猛兽”[10]情状都有详尽记述。

简而言之，在中西方力量对比极度失衡背景下，主宰着注视与表达权的柏格理，于其塑造的近代诺苏形象中，留下了显明的母国“社会集体想象”印记和种种“先入之见”观念，进而“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以此为‘公理’来注视、读解、描述异国”[11]。正如学者东人达所言，“在不少问题上，往往带着西方人的眼镜来观察，或以当代西方标准来评价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曾走过的进化历程，得出偏颇以至错误的结论”[12]。所以，无论在《在未知的中国》里还是在《中国历险记》中，诺民身上都背上了诸如闭塞、蒙昧、粗野、封建、落后、迷信等贬义符指。以诺民指称为例，除常用Nosu一词外，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还有Mantsz，Lolo，aboriginals，hillmen，wildmen，tribesmen，tribespeople等刺眼语汇。

四、形象书写文本结构疏论

美籍学者浦安迪说：“一个故事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被叙述出来，往往比故事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13]那么，当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天秤都偏向于柏格理等西人，外在表达和书写权都被操控其手时，所撰述的论著文本及其塑造的晚清民国时期西南中国形象，是通过怎样的文本形式和叙述法则制作的呢？如此形象又具有何种特点和属性呢?

(一)三重并置叙事模式

具体而论，《在未知的中国》构建的诺苏形象，既有柏格理身处非诺苏聚居区时的主观臆造成分，也有其亲临实地体验感悟后的第一人称心影笔录，同时还兼具其他在场者与缺场者以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间接转述或带有部分杜撰性质的镜像，当然，三者间既有内在嬗递性亦具差异性。譬如，《中国历险记》《在未知的中国》及《柏格理日记》等著述，往往是柏格理在场亲历人生际遇后用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写就的直接叙述性文献，运用的是最基本最常用的顺叙叙述方法，即依照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自然序列，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感情发展的进程来进行顺序叙述的。至于《柏格理传记》和《中国传教士先驱柏格理》等论著，主要以第三人称转述别人故事的间接叙述，适度交叉使用了补叙的法则，以使在场者的第一人称直叙与本体立场同缺场者转述与追忆回溯补叙，在方法上互为补充，于内容上相互印证。一言以蔽之，近代西南诺苏形象形塑于一个复式书写结构，具有多维叙事面相、多重并置叙事语境、交叉互印叙事视角等特征，在叙事模式上主要采用了“见证”“英雄”和“启蒙”三重并置模式。

1.见证叙事。主要体现在“第一人称”与“非聚焦”两个方面。柏格理带有很强的见证叙事，内地会为了拯救这些人的灵魂，首先持有一种已然观念或既有前提，就是这些人的灵魂需要被拯救。他们迷信，他们落后，他们吸大烟，他们抢婚甚至宿花房，首先体现的就是一种见证叙事。就像当年林耀华先生和杨成志先生在西南凉山调研时，也曾有过凉山是需要改变的观念，因为凉山娃子在那里，而且晚上他们听到了枪声，面临过恐吓。

通览《在未知的中国》全部三十一章，“我(们)”的第一叙事人称可谓“一以贯之”。如首章《佩戴珊瑚串珠的姑娘》开篇即是“她坐在熊熊燃烧的木柴火一边的泥土屋地上，我则坐在火边的一张黑熊皮上”[14]171；而尾章《环绕着佩戴珊瑚串珠姑娘的石块》的结束段为，“我眼观这条将南北两边连接在一起的华丽的白云通道，由此推测在汉人军队踏进那些山岭的各条沟壑时，将会带去变化、毁灭、偶像崇拜的庙宇、缠足、不悦目的坟堆及或许从很远地方运来的巨大、笨拙的棺材”[14]383。

为了达到对边疆特定族群形象书写、西南认识与思想认知效果，柏格理在其著述中主要采用了非聚焦型视角进行表达。所谓非聚焦又称零度聚焦，非聚焦型视角又称“上帝的眼睛”，是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视角，擅长作全景式的鸟瞰，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可以时而俯瞰纷繁复杂的群体生活，时而窥视各类人物隐秘的意识活动。如在“原住民的品性”和“为鬼怪所支配”两章对诺苏普罗大众的族性及精神世界的刻画中，柏格理以全知视角加深描手法，对作为诺苏祭司与文化代言人的毕摩阶层倾注了大量心力和笔墨，就其身份地位与社会职能进行了深度评述，进而以可敬的对手、文化的垄断者及失职的医护者等标签式语符对毕摩形象进行了多重界定。此外，柏格理其他教友并后继者在相关事件的记述、追忆中，所采用的大多是多重内聚焦型视角，同样的事件被叙述多次，每次根据不同人物各自的位置现出。也就是说，让不同人物从各自角度观察同一事件，以产生互相补充或冲突的叙述。

一般而言，见证叙事所言说的故事往往体载着亲历性，所表达的内容往往以“忠于事实”为应然原则。“只有真实经历者本人才有权利说，这是‘我’的经历。‘我’不只是一个方便的叙述角度,而且是一个对经验真实的承诺和宣称”[15]。因此，苏珊娜·费尔曼《见证的危机》所论，“见证是一种言语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陈述”[16]。循此推知，基于非聚焦见证叙事之上的故事文本《在未知的中国》，从各种“见证”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真实性和亲历性，而且从中更多地承载着叙事者操控话语权力的痕迹，映射出了一种全视全在与全知全觉的注视权和裁定权的基调，闪烁着叙事者自身的文化影子。无论是外在显性模式、视角、人称、空间的择取，还是内在隐性文化内涵及思想实质的书写表达，作为见证人、注视者和叙事者的作者，都有着言说的自由和书写的权力。一言以蔽之，“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17]。

2.英雄叙事。西方人在哪里都有英雄的情结，这在柏格理撰述的系列论著中体现得尤为浓烈。柏格理历经过多次死亡威胁，几次差点为道献身(丢掉性命)。见证后面就是牺牲故事叙述，这些都是基于牺牲故事上的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表现了英雄的成长历程，以便更具有教化意义。通读《中国历险记》《柏格理传记》特别是凉山诺苏部落中冒险体验记录《在未知的中国》便可感知，尽管大部分篇章表面上举重若轻地在描绘柏格理等传教士奔走西南各地宣教的人生际遇和生活琐事，但是实质上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往往是关于在险恶环境中历经的各种生死苦痛和无畏壮举，它们汇聚成一部典型意义上的英雄叙事文本，塑造出了包括其本人在内的一个个有胆有识不畏牺牲的硬汉形象。“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柏格理有狂热的献身精神，他的一生充满了生与死搏斗的传奇色彩”[18]124。

仅从《柏格理墓志铭》中便可窥见柏格理英雄般的人生轨迹和英勇壮举叙述。譬如，先生“少懍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理，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感无不深省，足令堕者起而懦夫兴，恶胆寒而悲心慰”[18]299。释读上段铭文，便会即刻感知到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鲜活地闪现眼前或跃然纸上。若需对形象特征加以归纳，那么高才勇哲、殊胜行愿、周遍巡历、坚毅笃实、殚精竭虑、植众德本、开化群生等语汇无不妥帖。

诚然，纵观柏格理入华传教的整个历程，可谓一路冒棘披荆，即使以九死一生言之也不为过。在其初入中国，便因翻船而差点溺毙于长江。而在辗转传教于崔嵬险峻的西南各民族村寨期间，多次因山路崎岖不善骑行而几乎被抛下悬崖，十数次遭遇会党、土匪、土目以及官吏的暗杀，1907年4月8日“哈利米”苗寨被毒打到命悬一线，直至1915年9月16日为羊以身殉职。仅就1903年11月的诺苏腹地探险而论，出于获得“一个民族的皈依”和用基督教道德把诺苏民众从世代无休止的“打冤家”中引向互相亲善友爱的双重愿望，柏格理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和超人的机智，躲过了数次汉族官员与诺苏土目勾结的谋杀，零距离接触到了大本营深处的诺苏民众，在嵌入式体验观察中，实现了化家支械斗和启边民新知的目的。凭借如此的热心毅力和献身精神，柏格理收获了“化鴂舌为莺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间而天上。彝族引领，汉族皈依”[19]和“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18]299的硕果。

如此书写表达显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英雄叙事模式，柏格理身上体现出了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式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英雄叙事下的柏格理，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正如亨利·史密斯在《苗族纪实》中所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显示出了一位传教士应具备的品质，他像雄狮一样勇敢，几乎具有不可胜数的智谋，热情奉献于他的工作，还有一往无前的气概、深邃且远大的目光，他对苗族和云南、贵州边远山区其他被漠视的民族怀着执著的爱心，并随时准备为他们去死——而事实上他有多次几乎要杀身成仁”[20]。亦如甘铎理于《柏格理日记·前言》中所论，“青年人特别为柏格理所吸引。他焕发的精神和幽默感，他的勇于探索，他屡遭拘押的危险经历，以及他的虔诚和真挚，这一切都使他的品格更易于激励他人”[21]。

3.启蒙叙事。“在西方文学的巨著中看到了一种对所谓次等世界的持续的兴趣，这些地方充斥了次等有色人种，随时可以让许多鲁滨逊·克鲁索来干涉”[22]9。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彭文斌教授认为，“西方在西南的叙事都有见证成分，包括见证这个社会、见证少数民族、见证他们的风俗、见证他们迷信、见证他们需要被改变。以此为基础，再进入到以英勇雄壮、无私献身为内容的英雄叙事，最后启蒙叙事。就是一切封建落后、野蛮愚昧的文化习俗都应得到改良”。①*① 彭文斌教授在2017年4月29日贵州大学主办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文化走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循此，那就是在柏格理等西人眼中，凉山奴隶娃子人身需得到解放，心灵应有所皈依，灵魂该获得救赎，已然的社会经济体制应该终结，陈旧的文化陋俗理当被革新改造。究其原因，凉山腹地处处存在着有别于西方的“异”。“由诺苏土目统治的土地，意味着一片充满阴谋、法律不行、道德败坏、劫掠、权奸、谋杀及大量其他类似行为的土地，它的恐怖气氛不由令人沉思，若是贴近它去体验一下，还将感知更大的恐怖气氛”[23]278。就人种言，“旅行者不管取哪条道路进入中国，他立刻就会觉察身处于一个充满新奇的国度里，就会发现身处于一个看起来在衣食住行诸方面与欧洲和美国均截然不同的人群中”[23]194。就性格言，诺苏人憨厚而蒙昧，既崇巫尚鬼又不谙世情。大凡对未闻之事、初见之人、未睹之物，都极为好奇又无限恐惧。“他们或许不似印度人那样崇信宗教，但他们又表现出深深的迷信色彩，并且害怕未知的事物，生活在对未知力量经久不衰的畏惧之中”[23]186。就生存状态言，诺苏人不但在无休止的部族冤家械斗中人人自危，而且始终承受着土目统治下等级森严的阶层差序压榨。

概而论之，在柏格理等人的启蒙大叙事下，遥远东方既神秘诱人，更危险堕落。从诺苏聚居地凉山这一整个中国缩影中所表达出的声音和揭示出的观念就是，“他们”和“我们”处处不一样，历史停滞、经济落后、政治专制、习俗败陋、精神奴役，整体上可以锁定在“停滞、专制、野蛮或半野蛮”的空间性他者位置上。因此，“把文明带给原始的或野蛮的民族的设想”[22]1和用基督教文明来启蒙和拯救“蒙昧山民”，也就理所当然。从这种知识与权力合谋的文化机制与表达方式中，既建构起了“原始野蛮”的东方形象，也以此实现了自身“文明”身份的认同。借亨廷顿的逻辑就是，“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24]。

综上所述，以柏格理为代表的西方人士有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西南书写的各种著述中，在叙事策略上大都运用了见证、英雄和启蒙三重并置模式。

(二)文本表达语境窥解

为了到达上述期待效用，《在未知的中国》等论著，大都采取显性与隐性并举的三重“文化语境”表达方式，从而使写本词汇、等级关系与故事情节三个关乎形象生成机制与本质属性问题得到了凸显。

“文化语境”指“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 ”[25]。究其内涵，主要包括“文化形态”和“认知形态”两个层面。前者由“文化场”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宗教伦理等组成；后者意指“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认知能力与认知心理等。

不得不注意的是，“在探讨近代西洋镜中的中国形象时，必须考虑到有他者的话语，也有互动的话语；既要看到华夏民族从北向南有秩序地推进，也要看到西人自东向西从通商口岸向内地推进的模式，还要看到少数民族主动自南向北去汉地文化区求学和寻找启蒙意识的主体能动性发挥方面”。①*①彭文斌教授在2017年4月29日贵州大学主办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文化走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释读《在未知的中国》等著作即可明见，在文本叙事系统中大都存在着西方话语、国家政权和诺苏本土三个互动“他者”对象。撰述者在傲然俯视心态下，持有一种先入之见的“他观”角度，从注视被书写者诺苏民众外在物态生活入手，渐次深入到民众的精神文化世界，以此拱筑起近代凉山诺苏原生性“全景图”。在叙事策略上时空交错并置，通过将叙述者文化作前景化处理，将主体汉民族文化作背景化反衬观照，突出跨文化语境下的形象书写和情感表达。因此，柏格理等的近代中国西南诺苏形象言说与书写，实质上摄融了三重并置叙事语境：位处显现的被注视者(叙事客体)文化语境，隐性的注视者(叙事主体)本位文化语境，以及映衬者(如主体民族汉族)作为参照系的文化语境。三重文化语境所对应的思想内涵分别是：集中展现近代诺苏民族风土人情相系的文化与所处社会经济生态情状，可称为族群生态文化；涉及主体汉民族及其依存的儒释道思想文化，可称为伦理制度文化；与此并存的，是处于隐性状态的以自身基督教本位立场为书写语符的文化，可称为灵性信仰文化。在被书写过程中，显性的被注视文化内容多寡与属性判定，往往受到作为映衬物的叙述者主体自身文化和处于缺场状态的其它文化语境的双重影响。

通读相关文献文本，如此这般的对应性或反观性书写语句可谓俯拾皆是。譬如，诺苏人身材高大健硕的形貌特征言说依据或参照系，在于汉民族和苗族体质这一已然的对应尺度。“诺苏人具有类似的外貌特征。同汉族与苗族相比较，他们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种族，并因此使自己获得了普遍赞许的非常尊严和自豪感”[26]。又如，在描述和评说到凉山诺苏地区风土习性时，柏格理同样以处于非在场汉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等陋俗为参照。“与汉族人比起来，姑娘和妇女的地位要高得多，没有实行缠足，也绝没有杀害婴儿的情况”[27]682。再如，在描述诺苏地主老七的人生际遇并阐述悲痛根源时，柏格理的立论根据来自自身的文化立场和价值标准，“财富与权力，被监禁的妻子、奴隶，还有流血，这是一种多么可鄙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听从真理，成为基督的信徒，他们就会过上一种比现在要幸福得多的生活”[27]768。总之，无论论及诺苏人外在体貌表征还是内在族性精神，叙事语境上大都映射出了汉民族与书写者自身文化的倒影。

五、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到中国来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7]584。用柏格理自己的话就是，“余之来华，惟希获得一种民族之信仰，完成余之夙志，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18]74。

反观柏氏的一生，做“上帝忠臣”“树立十字架的旗帜”是其至死不渝的职志。他之所以在弱冠之年便别离故国而梯行东渡，之所以28年跋涉于崔嵬险峻的中国西南而义无反顾，之所以从不言弃地出生入死于各民族山寨村落，之所以与时俱进地采用相遇、接触、嵌入、造字、易俗、救疾、施教等“由人间而天上”手段，其本意无非一个，那就是使这个世界上“异教徒”最密集、人口最众多的国度沐浴到上帝的恩泽，从而实现收获东方灵魂的明志。

为了将这一宏愿化为现实，柏格理除了废寝忘食地穿梭于各乡民村寨、舌焦唇敝地指导莫道者识字读经、苦心积虑地怜恤孤苦外，还利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而无能力同列强对垒的历史背景，并在中华民族备受侵凌致使话语权旁落的文化语境下，将知识和权力合谋，在行走、注视、感知和书写中撰述了《在未知的中国》等系列著作。借助书写表达和形象建构等进路，通过“见证叙事”“英雄叙事”和“启蒙叙事”的有机结合，在叙述者本位文化前景化、主体汉民族文化背景式反衬化的前提下，着力刻画了封建土目统治下身处化外、仇杀不断、野蛮蒙昧、崇巫尚鬼中的近代诺苏形象。就表达逻辑言，见证叙事和英雄叙事意在外在言说自由和表达权力的确证，而启蒙叙事则旨在内在文化内涵及思想实质的判定。循此推知，正是由于诺苏人愚昧又野蛮、落后又恐怖，所以用“进步”“文明”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信仰把他们教化过来，自然无可厚非也理所当然。因此，《在未知的中国》的诺苏形象，实质上是在假借现实之影表达撰述者“以基督教化中国”的欲望。借安·斯陶乐《种族与欲望之教育》论及西方人欲望与主宰性话题之言，就是“资产阶级喜欢自己的镜像，喜欢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戏仿式的颠覆，所有这一切都在殖民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资产阶级的自我确证和自我教养所倚赖的是一系列相互重叠的话语置换和区分”①。*①Ann Laura Stoler.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译文引自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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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Image:InterpretationontheImageofNosuofInUnknownChina

LIU Zhen-ning1, MA Yi-ying2

(1.CollegeofLiteratureandMediaandCommunication,Guizho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2.CollegeofHistoryandEthnicCulture，Guizho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In Unknown China is a book about a record of the observations, 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s of a pioneer missionary, Samuel Pollard, during a prolonged sojourn amongst the wild and unknown Nosu tribe of western China,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image of southwest of China from the view of western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and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reflects the real life of Nosu people in Liangshan area. Because of the eastern image from the western mirror, the overlooked embarrassing period and writing cultural context construc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dditionally, with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writing strategy and meaning expressing on the inner characteristics of Nosu people reflect three modes, that is, witness narrative, hero narrative and enlightenment narrative. The book contains three cultures of the western utterance, national power and local culture of Nosu people and also carries the narrator’s missionary need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Nosu image in the In Unknown China reflects the desire of narrator.

image of Nosu; cause; argumentatio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2017-09-02

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英语文献中的贵州形象研究(1860-1949)”(GDZT201506)阶段性成果。

刘振宁(1964-)，男，四川蓬安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宗教学；马益英(1967-)，女，四川蓬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督教与近代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

K28

A

1674-621X(2017)04-0113-09

刘兴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