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龙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民国时期的“白领阶层”
——《民国知识人》中的历史透视

王金龙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一书从教育制度史、人物传记、都市政治社会史与文化史等四个视角全面、系统考察了新型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踏出乡村、进城参与都市文明场域的完整生命历程。近代新式教育催生了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知识、价值观念上与传统的分疏使其难以再回到乡村，而不得不踏入城市，参与都市文明场域的建设，并最终成为政府公权力统摄下的知识分子。从新型知识分子这一人生历程中，可以管窥近代教育、政治、都市等社会变迁中诸多不为人知的深层面相。

知识人；新教育；乡村；都市①

叶文心教授新出的《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一书分别以教育制度史、人物传记、都市政治社会史以及文化史四个视角系统考察了“知识人”在“废了科举以后”而踏出乡村、进城并参与都市文明场域这一从传统乡村到现代都市的完整生命历程。作者通过“知识人”这一群体人生轨迹的时空转换，揭示出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等诸多变迁中不为人知的一些深层面相。

何谓“民国知识人”？“知识人”专指哪些人？这一概念涉及作者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选择。对于学界多从主流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考察近代都市的研究取向，作者认为都市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是都会中层，也就是参与新型经济以及文化活动的人，即民国时期都会的“白领阶层”。作为知识工作者的主体部分，他们是民国知识分子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但由于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上的意涵，如作者所说的“往往仍然在‘民族资产’‘小资’的标签之下”，故而使他们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多隐而不彰。故对民国这一“白领阶层”的考察，既是出于一种史学的研究视角，也是出于作者的一份人文关怀。

一、新教育制度与新知识人的产生

1905年晚清政府正式宣布废科举，使历时千余年的科举选官制寿终正寝。与此同时，新的教育体制也开始建立起来。新学制的核心是小中大三级的学校教育制度。相比于科举制对“非世俗”的留恋，新教育体制面向的则是世俗教育。在程度上，新教育强调“学龄”的概念，将西方儿童心理学与文化社会学引入到教育中，在儿童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区分性教育。“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1](P94)，新教育相互衔接的制度，塑造了经由县城的小学到州府的中学，再到通都大邑的大学这一完整人生历程。显然，官方是要重构一个全国性的纵向教育体系，以便将各地都包括进来。

然而，民初的“新教育结果反而使得中国社会的城乡、区域、贫富的种种差距得到了制度性的表述，教育体系因而助长了国内社会分疏的表述”[2](P10)。为何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之间会出现如此反差？这还要到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去考察。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教育规划，但它却没有从上到下贯彻、落实新教育的行政机制与能力。相反，各省却成立了由新型士绅领导的省教育会。它们对各自的新教育制度，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拥有主导性权利，并且各地往往因其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教育规划与设计。如作者所举的江苏、浙江两省虽都是当时教育最发达的省份，但两者却有不同的教育规划与实践。以黄炎培为首的江苏教育会提倡实业教育，通过各级实业学堂传授农业、会计等专业知识，以便学生快速就业，服务社会；而浙江省却与此相反，它提倡的是道德教育，注重的是各级师范学生的培养。两者的区别说明各地虽然共享新教育的理念，但在具体的落实上，“尤其在中小学教育这个层次上，教育应该完成什么样的社会任务，以及教育国民应该有何偏重”[2](P15)，各省却有不同的考虑。可见，相比于帝国大一统时代的产物、也是维系大一统重要工具的科举制而言，“理念上向往一致，实践上地方分疏”的新教育则体现了一种多元取向共存、共主的局面。

对此，作者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例作了进一步分析。作者将民国时期的大学分为五类，即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社会型大学(类似今天的野鸡大学)以及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大学。作者认为以上各类大学主要是由地方性的分疏造成的，“地方分疏的现象，体现在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使得大学本身呈现好几种不同的形态。尤其在学程与知识的取向上”[2](P18)。如南洋公学对科技工程管理的注重、燕京大学对新闻学与社会学的偏好、圣约翰大学对医学与经济学的推崇、复旦大学对商学法学的青睐以及国民政府控制的诸大学对地质、农学、生物学的强调等等，都显示出民国时期各类大学不同的学科倾向与培养诉求。在不同专业知识熏陶下，各类知识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开始投入以新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重组中。如作者所说，科举的废止与新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仅改变了知识的内涵，“而且也牵涉到知识传播的发生，从而重新分配一般人接触到知识的机会，体现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知识层面上的新结构”[2](P10)。

作为新知识的载体，新知识人已经与传统产生了隔阂，他们很难再回到那个强调道德、“非世俗”的乡土中，相反，俗世化、理性化、专业化的认知诉求使得他们不得不踏出乡关。

二、踏出乡关：时空折变中的际遇与张力

民国时期，仍然延续的传统以及不断切换的空间场景在新知识人的内心中塑造出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作者以人物传记的角度切入，对此进行了深刻地分析：“近代的时间跟空间，比起古代的时间与空间，呈现若干特质，这些时代特质跟传记的主体会相互作用。我们为民国知识人构绘图谱，就必须把所谓‘近代’中国的若干时间跟空间的特质加入，这样既可以丰富传记叙述，又可以把平常一些所谓‘想当然尔’的成分，以及跟隔套之外、令人出乎意料的一些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区分。这样才能进一步突出特定时代的某些特质。”[2](P50)

所以，为适应时空变迁下的近代社会，读书人必须离家、走出乡土进而跨入异质的空间，即相比乡土这一“熟地”而言的文化上的“生地”。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就是新型知识人摆脱血缘、地缘关系而进入都市空间的过程。[3]这一过程如实的反映在记录个人历程的传记之中。近代知识人表现出的求新求变、日新又新的时代诉求，也超越了传统的修身养性，不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道德图景，而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提升的知识境界。而传统传记的书写方式并不能帮我们清晰而生动地理解近代人物在时空折变中的人生经历。

新知识人求新求变的人生轨迹当然要置于近代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动中才能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近代以来，西方已作“张口噬人之势”[4](P97)，失落的中国被建构、想象成一个生产落后、贫穷、愚昧的场域，这跟以前所谓的“文明昌盛之都”是截然相反的。这种中国陆沉、外洋上升反映的正是文明空间秩序的错位。然而“这个空间关系的重组，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境界之外。在中国本身的范畴里，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教育机制，租界成为中国境内一个文明的新亮点。一些历代名城古都成为闭塞的内地城镇”[2](P58)。可见中国内部空间的错位重组并不逊色于外部的想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新知识人要适应不断重置、不断交错的空间，他们必须要踏出乡关。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概念理论上的抽象描述，而是辅之以典型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作者以金华—杭州—上海为一个三层空间架构，以施存统这一具体人物的空间位移为脉络，具体考察这一空间架构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所形成的势差。金华是浙江传统文化的中心，是浙江理学与传统的灯塔，然而废科举后，其耀眼的光芒也随之消逝。与此相反，浙江一师所在的杭州则在新文化风气中冉冉升起，取金华而代之。但相比于已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杭州也只是这一空间架构中的一个中转站而已，并不是终点。施存统从金华出来，到杭州接受五四新文化以及世界思潮，在此过程中成功与新知识界建立了文字上的联系。这使他再难融入金华乡下的同时，也为他成功地以“软实力”完成社会知识网络建构进而踏入上海作足了准备。

新知识人这种时空际遇，表现出新式教育与传统观念、价值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另一方面展现出的则是都市(上海)、省会(杭州)与乡下(金华)在空间特质上的文化反差。在这一张力与反差之间，知识人既要把握住流变的时间，又要不断进出异质的空间。在内地——省城——都会的空间转换中，新知识人经历的张力与反差使其人生历程割裂开来。他们一旦“踏出乡关”，便与过去永远疏离。

三、进城、参与都市文明场域

进城(作者在此专指上海)后，时间标准化的工作与生活就成了知识人的常态，因为“标准化的时间是现代城市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日常结构，是白领阶层在现代化城市里最基本的体验”[3]。作为都会中的白领阶层，知识人依靠其专业知识技能在复杂的组织架构中从事资源以及符号的生产，成为城市主要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阶层。至此，文化与社会、文化精英与工商各阶层开始产生了紧密互动，这是近代城市社会的一大特色。[5]

知识人以专业知识技能建构起都市中的专业化职业结构。这种“专业结构一旦形成，享有权位的人便自然而然地以优越的专业知识以及德行操守自居，不许他人轻易挑战”[2](P99)。知识与道德共同成为专业权威合法性的基础。白领阶层如果想要升迁，不仅要在如会计、外语等专业技能方面上不断努力，还要在道德上有着相当的表现。比如银行金融业中，年轻人要想在其中迅速蹿升，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在爱国主义的理念下，将银行金融作为为国家积累财富、帮助中国实现富强以与外国竞争的重要手段。

知识人凭借自己的专业文化知识，在都市“新型经济中谋求一份以专业为升迁标准的丰厚工资”，来实现各界理念中所共同建构的都市中层的理想生活。正是这种文化与经济资源的相互作用，生产、建构出了现代城市文明，并吸引着无数青年继续进城以寻求工作机会。然而僧多粥少的残酷现实最终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凸显无遗，仅靠知识往往并不能成功换来就业的机会，反而血缘、地缘的纽带仍然是寻找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一矛盾“挑战了晚清新政以来，都市中层文化建构以社会公平性作为主导的论述”[2](P107)。一旦失去了公平，知识人就成为“利益圈外，知识圈里”的不平群体，这势必影响民国时期整个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知识人进城后，作为都市文明场域中的一员，也要受整个场域的影响与制约。作者以照相机、印刷机等新式资讯技术使用的普遍化为切入点，认为资讯技术的更新，结合传播方式的市场化以及企业化，经营、建构出一批诸如出版业、报业、广告业等新型文化企业，这些新式企业通过雇佣场域内的专业知识人，进一步刺激了知识信息的专业化、企业化。尤其是照相机与印刷机的结合，促成了二三十年代信息的企业化、资讯的商业化，丰富了报纸通讯社的表述方式，为当时都会中层提供了新型职业化的就业机会，但“随着传播科技以及资源与组织的企业化，民国时期的都市知识生产进入到一种新的文明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有人被包装成封面人物，有的人领导机关组织，牵引潮流风骚，还有更多的人默默计时、按工取酬，成为文化企业中的专职知识工作者”[2](P136)。

都市文明场域中自然少不了政府的权威渗透。职业的知识专业化，使得律师、医生、会计、出版等都要有从业证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教育、内政等部门分别利用法规，从相关业务角度对专业的认定进行审核，并颁发营业执照，规定面向公众的权利义务。更为甚者，“以后无论新学校的成立、新专业的学程建构、新职业的证照颁发、新企业的组织立案，全都需要通过政府法规经常性的系统运作，来保证它的内涵与质量，也就是保障专业知识的企业市场运作能够名副其实，在日常生活每日的知识生产跟消费环节之中建构公信力，使这个市场能够持续运作”[2](P138)。

最终，在都市文明的场域中，企业的知识专业化分工与市场机制、政府规章以及认证制度交互作用，“把上海的白领薪资者统合在一个有效的生产机制之下”。政府也将权利渗透到专业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使知识人成为政府公共权力统摄下的知识分子。

《民国知识人》一书从废科举之后催生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教育制度出发，系统考察了民国知识人踏出乡关、进入城市并参与都市文明场域的完整生命历程，生动再现了那段特殊时期中城市中产阶层文化价值取向中的新旧分疏、时空折变下人生历程中的张力与反差以及都市文明场域中的角色参与等诸多面相，从而为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社会提供了一扇崭新的视窗。

[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美)叶文心.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04,(3).

[4]钱穆.文化与教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5]许纪霖.近代上海城市“权利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责任编辑：杨全顺]

The White-collar Clas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Intellectu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Jin-long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The book the Intellectu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cedure and maps studies the new intellectuals’ whole life of departure from the village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entering into the urban area to particip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in citie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the biographies、the urban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e. The new-style educational system breeds the new intellectuals, who possesses the knowledge and values which have no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 leading them keeping away from village and have to enter into the urb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of cities. In which case, they become the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ublic power from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whole life of the new intellectuals, we can have a restricted view of the education、political and the cities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ntellectuals; the new education; village; city

2016-10-20

王金龙(1989-)，男，山东济南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C912

A

1004-7077(2017)01-01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