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栋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山东抗战文学初探

张栋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中国抗战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而作为抗战文学研究一部分的山东抗战文学研究，更少人问津。本文即在山东抗战史实与原始文学资料的基础上，阐明山东抗战文学研究之缘由，整理山东抗战文学的创作脉络，以及探究山东抗战文学的未来发展空间。

山东；抗战文学；正面战场；敌后战场①

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抗战文学一直是作为一种附属性的部分存在。著者多将抗战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史中第三个十年的组成部分，列举的也多为名家名作，这种现象在诸多文学史中非常普遍。在笔者看来，文学史的写作者对于抗战文学是存在偏见的，并未将抗战文学当做一个整体的审美对象，并进而予以观照、研究，只是想凭借少数的作家创作来还原抗战的历史图景，从而轻易忽略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与具有巨大研究价值的抗战文学作品，这在当前亟需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之浩繁，作家数量之丰富，作品类型之多元，作品实际效果之显著，与其他任何时段之文学迥然有别。因此，笔者在此着重点明抗战文学研究之重要性与紧迫性，并在前人研究与自身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展开抗战文学之一部分的研究，即山东抗战文学的初步探索。

一

之所以将山东抗战文学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和山东省在中国抗战历史中的身份密切相关。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其东端紧邻朝鲜半岛，与日本隔黄海相望。在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定的“武国”方针与“大陆政策”的统摄下，其武力扩张已初现端倪，而山东半岛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侵华的跳板。1894年7月23日，日军袭击山东栖霞牙山的中国驻军，这是中国被侵略的开始，也是中国军民反抗侵略的开始。自1894年7月的牙山遇袭始，至1945年12月27日上午10时中国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李延年，在济南与日方代表细川中康、寒川吉溢等共同参加的日军受降仪式止，山东军民的抗战历史长达半个世纪。

半个多世纪的抗争，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山东军民为反侵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八年抗战为例，据1946年4月的统计，山东总人口29591100人，抗战时期死亡、伤残、被抓人数达到3766597人，占总人口12%；农具、房屋、衣服、粮食、牲畜等各项损失达到了惊人的19040亿元(法币)。[1](P999)自甲午海战的屈辱记忆，到接受日军投降的那一天，山东人民无一日不是在战争的阴影与日军的淫威之下苟活。半个多世纪的抗争，山东涌现出了无数的抗日英雄，也诞生了无数感人的抗战事迹。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我们回过头去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除了史料之外，文学创作成为另外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重要窗口。

对于战争的文学表现，相对于历史表述，是更为形象的。在战争进行的特殊阶段，创作者亲历着战争对于人所造成的巨大的生理与心理创伤，他们面临着战争的恐怖与死亡的威胁，同时又有着对于侵略者与反叛者的仇恨，以及反抗的激情。另外，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成为他们表现的对象。创作者在创作时可能并没有产生让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的宏愿，他们想做的是对这一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作点滴的记录，因此他们的努力，在现在看来都弥足珍贵。对于山东抗战文学来说，因其抗战跨度时间之长，抗战文学的渊源也更为久远，创作者分属不同的阶级，既有队伍里的士兵，也有文学组织的文化工作者，亦有传统的知识分子，当然更脱离不开广大的人民群众。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等，以及对于旧文艺形式(如平剧)的再利用，因此对于山东抗战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不仅有利于山东抗战文学面貌的整体呈现，也有利于更大层面上的中国抗战文学的全面观照，继而充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现在有必要对“山东抗战文学”作一概念上的界定，进而确定研究范围。就“山东抗战文学”的范围来说，笔者认为是可以扩大的，而不仅限于现代文学。就如一位论者在论及抗战文学时，认为“在中国文学史脉络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与当代文学抗战题材、现代抗战文学与近代以来的国难文学、现代抗战文学与古代文学史上的爱国文学等之间，亦可展开比较研究”[2](P238)，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山东抗战文学的范围，起始自清末的文学，因为“早在1901年，洪兴全就创作了反映中日甲午战争全程，表现反日爱国主题的《中东大战演义》，高太痴也以此战为背景，创作了一部名为《梦平倭虏记》的小说，以一场梦中的胜利，既表达了压在国人心头的强烈愿望，又反映了现实中的无奈与悲哀”[3](P108)。清末乃至民初的创作，加之抗战时期的作品，乃至当代文学阶段涌现出的山东作家的创作，这些共同形成了山东抗战文学的范围。

就山东抗战文学的包含内容而言，笔者认为包括几个方面：其一，亲历山东抗日战场的文学创作，且主要发表于战时山东出版的刊物，这些作品以其时效性、纪实性见长，因战争环境的复杂，作品多散佚，因此需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进行；其二，并未亲自参加山东抗战的创作者所写关于山东抗战的作品。这些创作者的成员多非战士，而是有一定艺术素养的文化工作者，因此其视角颇不同于山东抗战的亲历者，理应纳入山东抗战文学的研究范围；其三，以回忆视角反映山东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多见于战后，可以作为战时抗战文学之对照。

就山东抗战文学的创作类型而言，笔者认为是极其丰富的。不仅有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类型的文学创作，也有许多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创造的诸多新类型，如山东胶东地区抗战时期举办的“五·四”文学艺术创作大竞赛中，就有报告文学、速写随笔、话剧、小调剧、锣鼓剧、诗、杂耍、歌曲等诸多文学艺术创作类型，这些类型的文学创作的发掘与分析，是山东抗战文学整理与研究的应有之义。

二

对于山东抗战文学的研究，应凭依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学术态度，而不应单以某种主观偏见，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以往关于山东抗战文学的研究专著(尤其是现代文学)并不多见，而在仅存的研究成果中，也存在着比较大的认识偏差。如《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一书，该书是山东抗战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关于山东敌后战场的文学资料也较为详实，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以及研究态度方面仍然存有问题。著者认为“山东解放区的文艺，是与革命武装斗争结合的，是与群众结合的，与政治结合的，与实际斗争结合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所产生发展起来的执行为工农服务的基本方针的崭新的文艺。它始终是革命的、前进的、属于人民大众的。绝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谈起文艺，文艺死了，谈起科学，科学死了，谈起教育，教育死了，谈起出版事业，出版事业也奄奄一息！’(见昆明文化界关于《大后方文化运动的检讨》)”[4](P7)。对于著者的观点，我们本不必求全责备，因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研究者的视野与眼光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这些研究成果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让我们以科学、辩证的态度重新整理既有的史实与文学资料，进而提炼出尊重史实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观点。

《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一书存在的缺失，是没有客观地评说山东抗战文学的整体，有意对某些文本进行了遮蔽。这种遮蔽，一是对清末民初山东抗战文学的整体忽略，除却前文所说的《中东大战演义》等小说，山东民间创作也比较丰富。比如1895年初日军侵略威海卫后，在烟威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大刀磨得飞飞快，

单等倭寇来。

来一个，砍一个；

来一排，砍一排。

砍少了，挖坑埋。

砍多了，填大海。

砍得倭寇破了胆，

再也不敢来。[5](P4)

文词简洁、形象，其中的“倭寇”一词颇有时代特色，是山东抗战文学初期的珍贵文艺创作，这类资料极为匮乏，需要及时补充。

另一种遮蔽，则是对正面战场文学创作的忽视。中国抗日战场由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组成，缺一不可。可是在新时期之前的抗战史以及文艺创作史的写作中，正面战场成为被自觉忽略的对象，敌后战场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但在真实的抗战历史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相辅相成的，正面战场因其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部队，从而有效支援了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战况之激烈、伤亡之惨重、胜利意义之重大，在抗日战场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拿山东抗日战场来说，山东全境成为敌后区的时间是在1938年5月19日江苏徐州沦陷，“1939 年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鲁南”[6](P1)，并于之后完成入鲁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陆房突围，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于1943年8月离开山东，到达皖北阜阳。也就是说，八路军在山东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同时，国民党的对日斗争也在同时进行，只是在徐州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正面对抗已为数不多，多是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在山东的抗日战场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日作战是同时进行的，而面向战争的文艺创作显然不可能只针对其中一方面，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一部分的文艺创作早已湮没无闻，需要重新发掘出来。因此，山东抗战文学的组成，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这二者亦是相互补充的。

以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台儿庄战役为例进行说明。台儿庄位于山东与江苏的交界地带，北连津浦铁路，南接陇海铁路，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带。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已有在临沂、汶上、济宁、滕县等地爆发的外围战，国民党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等也在战中殉国。自1938年3月17日临城陷落，第二十军团汤恩伯布防台儿庄，至4月2日总共命令发布，一直到4月7日战役结束，前后历时22天。在这场残酷的战役中，“中国守军依靠步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少量重武器，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五、第十师团对台儿庄的进攻，歼灭日军11984人，击落日机2架，击毁日军装甲车11辆、大小战车8辆，缴获步枪1万余支、轻重机枪1000余挺、大炮31门”[5](P49)。这场战役虽没有挽救徐州失陷的命运，但却给侵华日军以巨大打击，周恩来的“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也适时支援了台儿庄战役的战略布局，时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的郭子化也参加了战斗。另外，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峄县抗日人民义勇队、枣庄抗日职工救国会等民间力量也以自己的战斗支援了战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诸多文艺工作者也以艺术创作的形式纪念这次战役，将抗日斗争推向高潮。戏剧创作如罗荪、锡金合创的三幕剧《台儿庄》；报告文学如张天虚的《运河的血流》，谢冰莹等的《第五战区巡礼》；通讯报道如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散文如老舍的《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适夷的《台儿庄战绩》；鼓词如赵景深的《台儿庄》；古诗文如韩邦亭的《台儿庄大捷赋》等等。另外，日本作家博田栋亦有一部根据自己参加台儿庄战役的经历所写的小说《台儿庄》，这是颇具有史料价值的小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以上所列举的作品只是正面战场文学的一部分，有更多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究，从历史与艺术创作层面再次还原那场伟大的战役。

当然，正面战场文学创作之外，敌后战场的文学创作也是不容忽视的。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因其与所服务对象的紧密关系而留存了更多的丰富的原始资料，也给今日的研究带来了便利。在《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中，著者从小说、报告文学、戏剧、诗歌四方面介绍了山东敌后战场文学的情况。在作家介绍中，既有那些已建立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如周而复，也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艺爱好者，而且后者占据了绝大多数。除了专著介绍内容之外，不能否认的是广泛留存于民间的鲜活的文学资料，比如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开展得国民教育中，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对象。“处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国防教育是其基本方向，因此承载了宣传发动民众抗日的任务，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如小学国语课本中就有这样的内容: “日本要亡我们的国，日本要亡我们的家，他要做主人，让我们当牛马，不当牛，不当马，誓死保卫我国家。”学生及其家长因此“共同被植入抗日意识”，令日军深以为困。”[7](P11)因此，山东抗战文学的研究既要有宽广的视野，也要注重细部的发掘。清末民初国难文学的再审视，正面战场文学的重视与原始资料的收集，敌后战场文学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当的整理归纳，这就是现阶段要做的工作。

三

有论者认为，“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3](P108)，对此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从文学的意义上讲”中的“文学”如何定性，单从时间阶段上来看，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因其对抗战事件与抗战人物等的精准描写与直观感受，而拥有了战后文学难以企及的现场感、真实感。即使如论者认为抗战文学中的“文学”是工具性的存在，那么这种“工具”的文学性也不亚于战后，只是在时代的不同阶段，文学的表现形式不同。以战后的文学创作条件去要求战时文学的创作水准，这种态度显然是不科学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中，与以上论者持相同意见的恐怕不在少数。但更让人不解的，是研究者对于中国抗战文学这一个整体存在的偏见，对这一阶段文学研究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有些研究者看来，抗战文学作品多速成之作，千篇一律，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或者在一些注重理论的研究者那里，抗战文学是没有理论支撑的，理论与作品难以契合。出现以上看法，笔者认为无外乎有以下可能：一是抗战文学多发表于战时出版的报刊、杂志，且呈散佚状态，对于这些资料的收集需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有些研究者不能放低姿态去做实地的调查取证；二是相对于抗战文学这一仍未广泛开辟的领域，一些研究者仍倾向于做一些容易出学术效益乃至经济效益的课题，抗战文学研究显然不易出效益；三是对于一些理论至上的研究者而言，抗战文学难以用所谓的“理论”去条分缕析地进行说明，研究这种文学类型吃力不讨好。但在笔者看来，从事抗战文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可供开拓的领域，而且也是研究者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历史虽已发生，但历史值得铭记，值得花大力气去走进历史的角落，重新描绘那些被隐藏起来的历史图景。山东抗战文学研究大有可为，笔者认为其仍有许多可开拓的空间，试列举如下：

(一)文学文本原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有70余年，战时的混乱情况下，许多原始资料并未成系统地留存至今，其中一些丢失、散佚，甚至被焚毁，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此，山东抗战文学研究的第一步，便是要尽可能地把仍存留的资料收集起来，这是一项繁琐、艰苦的工作。山东省有17地市，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每一个地方都有过抗日的英雄事迹，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做到科学搜集，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二)山东抗战文学理论研究。这里的“理论”当然并非是一些研究者眼中闪耀着神圣光环的西方理论，而是土生土长的，诞生于抗战文学实践过程中的理论。这些文艺理论因为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战文艺的创造而具有某种即时性，在当时有效指导了抗战文艺。蓝海就曾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一书中概述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分别从“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提高与普及”“中国化与民族形式”“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民主与文艺”“新文艺运动的总结与发展”等八个方面做出了极为详实的分析。[8](P328～376)而山东抗战文艺理论的研究也多结合山东实际的斗争情形与文艺创作之实际，亦较能实事求是地做出评析。山东抗战文艺理论涉及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创作鼓励的政策及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等，具体到文本则有诗歌、戏剧、小说、童话、旧戏改造、农村剧团等诸多方面。比如贾霁在谈到剧团演出时，认为“战争环境不允许一般舞台剧形式的东西，所以，在支前活动当中，随队剧团和村剧团都采取短小精悍、集体性特别强的歌舞，以支前工作活动为主要内容，而往往是表演真人真事，他们说这是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演什么。另一种则是做什么就演什么，如担架队就演《火线抢救》等等”[9](P171)。这种评论充分照顾到了战时的创作环境，因而立论较为诚恳，也较有说服力。一些文艺创作形式是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催生出的产物，因而对其探讨就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这些独特的文艺理论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象。

(三)作家与山东抗战文学。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在山东抗战文学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作家。与其他地区相比，如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或者上海、武汉、重庆等战时文化中心，山东在抗战初期即有大批文化人士外流，一些青年作家拿起枪杆走上战场，因此作家队伍不是很壮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研究作家与抗战文学。山东诸多名不见经传的文学创作者为山东抗战文学灌输了新鲜的生命力，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即可以以地域性划分，如鲁南、鲁北、胶东等，或者以某一报纸或期刊为中心，如“《大众日报》副刊《抗战文艺》与山东抗战文艺”等。另外，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与山东抗战文学，也是一个可供开辟的领域。比如臧克家，张中良认为“臧克家在抒情诗、叙事诗、报告文学与诗性回忆录等方面的成就，说明抗战文学决非习见的那样‘有抗战，无文学’，而是在社会视野、精神空间与文体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2](P209)，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以及怀念抗战名将范筑先的作品都与山东抗战相关，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另外，“峻青与山东抗战文学”，甚至“老舍与山东抗战文学”等都可以作为山东抗战文学的研究对象。

(四)当代文学阶段的山东抗战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时期有了较大差别。战争结束之后，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作家开始有余裕整理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不再像战时那样匆忙创作，因此长篇创作开始纷纷出现。比如刘知侠，他的《铁道游击队》就是在他战时创作的中篇小说《铁道队》发展而来，另外如冯德英的《苦菜花》等，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战后乃至当下的山东抗战文学创作，山东籍作家的创作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山东作家生于山东，长于山东，如果说刘知侠、冯德英等山东作家的政治身份侧重更大一些，那么在新时期之后的山东作家作品中，作家的文化身份成为最核心的部分。山东作家以自己作为一个山东人的身份，再次立足于自己成长的地方，重述那段历史，继而彰显当代山东人对于那场战争的追忆与思考。据笔者的总结，这种类型的抗战文学数量与质量越发突出，代表作品有：小说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刘强、解永敏的《盘踞》，常芳的《第五战区》，季桂起的《长河谣》，刘金忠的《故渎》，倪景翔的《龙凤旗》等等；报告文学类，李延国、李庆华的《根据地》，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等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应当与山东近代抗战文学、现代抗战文学连接起来，综合考察，探讨山东抗战文学的发展嬗变，以及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存在价值。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而英雄形象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抗战文学的推动作用的。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不仅是指那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祖国流出鲜血、献出生命的人，也指那些在战场之外默默辛劳工作，为抗日战争奉献自己力量的人。在抗战文学的记录中，这些人的形象同样伟大，他们的事迹也同样值得赞颂。“中华民族在血火交织的抗战中经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增进了民族凝聚力。抗战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历程，表现出中国之凤凰涅槃似的痛苦与新生。”[10](P19)抗战文学的研究，就是为了要记录这种精神的成长轨迹，以及这种精神是如何影响了当下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此，山东抗战文学是抗战文艺整体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山东抗战历史的辉煌与文艺创作成绩之不朽，将会充实山东抗战文学之研究，使研究变得厚重。

[1]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3)[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

[2]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房福贤.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J].理论学刊，2005,(9).

[4]任孚先，赵耀堂，武鹰.山东解放区文艺概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5]丁龙嘉.重整齐鲁河山——山东人民抗日战争纪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韩延明.摭论鲁南抗日民主政权建设[J].枣庄学院学报,2016，(4).

[7]王士花.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J].枣庄学院学报，2016，(3).

[8]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9]刘增杰，王文金，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张中良.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吕 艳]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handong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ZHANG D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has been relatively weak. And a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of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few people feel intrested in the research of shandong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On the basis of the shandong anti-japanes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ound the reason of the study of shandong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d collate the shandong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pace of shandong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Shandong;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Positive battlefield;Battlefield behind

2016-10-26

张栋(1990-)，男，山东滨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004-7077(2017)01-009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