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题材作品的互文性及其德国想象

2017-01-28张宗蓝

枣庄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庚子德国

张宗蓝

(1.枣庄学院文学院, 山东枣庄 277160；2.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赛金花题材作品的互文性及其德国想象

张宗蓝1，2

(1.枣庄学院文学院, 山东枣庄 277160；2.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赛金花曾是晚清驻德使馆里的公使夫人，从晚清到当代以赛金花为题材的作品不绝于缕，主要写她随夫出使欧洲在德国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以及庚子国难时，凭借和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的交情，挽救京城民众。因赛金花而引发的德国想象在不同时代的文本中具有互文关系和欲望化写作的倾向。赛金花“女色救国”与民间对德国的想象有其一致性，也和晚清使西日记有一定的联系，它们共同塑造了社会集体想象中的异国形象。

赛金花；公使夫人；德国想象；出使日记；互文性①

赛金花曾是晚清驻德公使洪钧带赴欧洲的如夫人，也是作家用生花之笔塑造的传奇人物。以赛金花为题材的作品，从晚清到当代不绝如缕。在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中德国形象作为“他者”，在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中具有欲望化色彩。正如巴柔所说，一切异国形象都源于对自我和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我意识之中，代表着一个民族对异国的集体想象，具有“言说自我”的功能。赛金花形象的塑造与民间对德国的想象有其一致性，也和晚清使西日记有一定的互文性关系。

妓女赛金花原名傅彩云，作为苏州“花国状元”，她被丁忧在籍的状元洪钧纳为小妾。洪钧于光绪十三年(1887)，奉命出使德、俄、奥、荷四国，曾朴在《孽海花》中写“系出名门的洪夫人”不愿到外国与洋人“握手接吻”，遂命她跟随出洋做驻德使馆里的公使夫人。作为出使大臣的侍妾，在各类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中，她被塑造成德国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宠儿，这个深受德国皇后喜欢的“放诞美人”被青年军官瓦德西热恋着。及至庚子国难时，八国联军也仅是以几个德国军官及其统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的形象出现，瓦赛相遇是不可避免的巧合，赛金花凭借与联军总司令的交情挽救京城和民众，成了民众心中的“九天护国娘娘”。王德威评价她“以淫邪之身，颠倒八国联军统帅，扭转国运，是20世纪中国最暧昧的神话之一”[1](P12)。

一、晚清文人笔下的赛金花与使西日记的互文性

赛金花形象的缔造者当数与她同时代的曾朴、樊增祥等人，曾朴的《孽海花》是赛金花题材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而赛金花在文学作品中的最早呈现则是樊增祥的《彩云曲》。

《彩云曲》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樊增祥在序言中介绍了赛金花的出身，和她随夫出使时“出入椒廷，独与抗礼”的外交能力，以及被异国君王所重视的殊荣。诗中大段铺叙她随洪钧出使到异国的情景：“女君维亚乔松寿，夫人城阕花如绣。河上蛟龙尽外孙，房中鹦鹉称天后。使节西来娄奉春，锦车冯嫽亦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盘敦双龙赠宝星。双成解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环佩。妃主青禽时往来，初三下九同游戏。妆束潜随夷俗更，语言总爱吴娃媚。侍食偏能厌海鲜，报书亦解翻英字。凤纸宣来镜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宽。谁知坤媪山河貌，留与杨枝一例看。”[2](P5239)这些描述突出了她被异国君主所宠爱的情景，但却有一个知识性的讹误，即把洪钧出使的德、奥、俄、荷当作英国。这种讹误产生的原因在于晚清国人对西洋各国尚且分辨不清，对德国的想象是以英国为模板而形成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当时国人对西方世界了解不多，对欧洲各国也没有明确的认识，晚清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有“大致相同和漫长的统治时期”[3](P5)，人们更熟悉与大清国一样是女王主政的大英帝国，民间对德国的想象一开始就这样张冠李戴地被英国遮蔽着。

光绪二十九年(1903)，樊增祥入京朝觐，因他本人是庚子国难的见证者，[4](P280)京中好友鼓动他补叙庚子年间流传的赛金花故事，于是又作《后彩云曲》。在诗前序言中,他交代了诗作的创作背景，“思庚子拳匪之乱，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尔时联军驻京，惟德军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结舌。赖彩言于所欢，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5](P157)。诗中写到八国联军劫掠京城时的情景：“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获池鱼殃。瓦酋入据仪鸾座，凤城十家九家破。”[5](P158)。但重点是突出了瓦德西贪恋赛金花的美色，铺陈了这对在柏林结识的故人逢重后的情节：“武夫好色胜贪财，桂殿清秋少眠卧。闻道平康有丽人，能操德语工德文。状元紫诰曾相假，英后殊施并写真。柏灵当日人争看，依稀记得芙蓉面。”“历乱宫帷飞野鸡，荒唐御座拥狐狸。将军携手瑶阶下，未上迷楼意已迷”[5](P158)。《后彩云曲》仍然讲到赛金花与英后合影之事，但强调的重点是德国将军对曾经的驻德公使夫人的迷恋。诗中还写了赛金花在议和中的斡旋以及仪銮殿大火事件：“言和言战纷纭久，乱杀平人及鸡狗。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胠箧休探赤侧钱，操刀莫逼红颜妇。始信倾城哲妇言，强于辩士仪秦口”。“将军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钗泽。普法战罢又今年，枕席行师老无力。女闾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须亲虎额。不随槃瓠卧花单，那得驯狐集城阙？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火马飞驰过凤楼，金蛇舕舚燔鸡树。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袴。”[5] (P158)樊增祥这位正统文人在《后彩云曲》中对赛金花的记述，是从“女人是祸水”的观点出发，申明“荡妇”“害及中外文武大臣”，这种论调在序言中就以“祸水不足溺人，人自溺之”点明诗旨。诗的最后写到瓦德西归国后因赛金花而获罪：“君王神武不可欺，遥识军中妇人在，有罪无功损国威，金符铁券趣消毁。太息联邦虎将才，终为旧院峨眉累。”[5](P159)在诗中他将瓦德西的好色作为赛金花救国的契机，把赛金花在庚子国难中的轶事记之以诗，但目的却是为“出入青楼者鉴”。这首使樊增祥诗名大盛的诗作，也为后世赛金花题材作品中的德国形象奠定了情欲化叙事的基调。

历史小说《孽海花》是赛金花题材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原创者金松岑，这位中国的“女权先锋”却也是“红颜祸水的迂腐逻辑的推演者”[6](P165)。他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写了《孽海花》前六回，把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希望用微言大义的小说启迪民族的觉醒。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狭隘，遂建议作大的修改，欲写六十回并拟出回目，金松岑遂以写小说非己所长，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的《孽海花》以公使夫人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期间的诸多历史事件，展现了内忧外患的晚清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公使夫人的头衔使得这位名噪一时的奇女子在《孽海花》中不但成了德国社交界的翘楚，还被飞蝶丽皇后冠以“放诞美人”的称号。光绪十六年洪钧任满回国，不久因病去世，他死后傅彩云被洪家扫地出门，不得已又重抄旧业，从上海到津、京，曾经的公使夫人更名为赛金花，备受达官显贵热捧。1900年间，执掌国政的慈禧太后妄想利用义和团灭尽洋人，八国联军入城后她却挟光绪帝西巡逃难。曾朴在《孽海花》中杜撰了国难时期的瓦、赛恋情，此种想象在后世各类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中不断演绎。而庚子事变的亲历者也曾描述国难时赛金花利用与瓦德西的交情挽救京城与民众。高树在《金銮琐记》中，写有瓦、赛苟合的诗句：“京国相逢掩面啼，罗敷即是使君妻。仪銮殿上新巢暖，旅燕成双瓦德西。”并附以注：“庚子联军瓦德西，在京城遇赛金花傅采芸，往年海外旧好也。瓦住西苑仪銮殿，采芸夜往陪宿。”[7](P79)

燕谷老人在历史小说《续孽海花》中甚至写到她在停战和谈受阻时，受李鸿章的请求和克林德夫人斡旋，以立牌坊的形式代替皇族向德国道歉、维护了民族尊严。蔡元培在《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中也提到他先是不理解曾为何以妓女傅彩云作为《孽海花》的线索人物，后又强调“拳匪之祸”时，“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算是差强人意，后来刘半农、张竞生等要替他做年谱，谋生计，还是这个缘故”[8](P41)。赛金花“女色救国”就这样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至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

据曾朴的儿子曾虚白介绍，“《孽海花》的最初动机是想写到辛丑年的，可是后来重出修改本的时候，觉得庚子之后，傅彩云就失掉了她做线索的作用，若把她跟瓦德西的一段浪漫史做全书的总结，倒是一个有力量的高潮结法，所以当时决心做到庚子就收束”[8](P43)。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允许，曾朴没能将庚子国难中的历史在书中呈现出来，他对此颇为遗憾，便托付好友张鸿(即燕谷老人)赓续其作。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堪称历史小说，他在该书《楔子》中写到曾朴对他说：“《孽海花》宗旨，在记述清末民初的轶史，你的见闻，与我相等，那时候的局中人，你也大半熟悉，现在能续此书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虽是小说，将来可以矫正许多传闻异辞的。”[9](P2)正是抱着这种“矫正”“传闻异辞”的宗旨，张鸿的《续孽海花》更偏重“历史的真实性”。在《孽海花》中，公使夫人傅彩云与瓦德西之间的缠绵纠葛，是作者有意突出的艺术想象。曾朴的表弟杨云史1936年12月8日《致张次溪书商赛金花墓碑事》中记：“《孽海花》为余表兄所撰。二十六年初属稿时，余曾问赛与瓦帅在柏林私会，兄何得知之？孟朴曰：‘彼二人实不相识，余因苦于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虚构，因其在柏林确有碧眼情人，我故借来张冠李戴，虚构事迹，则事有线索，文有来龙，且可铺张数回也’。”[5](P165)而张鸿则基于“历史”的“考证”，认为赛金花和瓦德西没有暧昧关系，他在《续孽海花》中点明，《孽海花》中赛金花在德国结识的陆军中校瓦德西，并非庚子国难时的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将军。《续孽海花》主要呈现了清末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大历史事件，在义和团血腥排外而引发的庚子国难中，赛金花通过帮德军办粮，借势要求瓦德西保护京城古迹，还解救了许多无辜民众。在议和受阻时，赛金花疏通德国公使克林德夫人，使她不再坚持“要慈禧抵命”，用为克林德建牌坊代替皇族道歉。在“克林德牌坊”落成时，赛金花也应邀观礼，“只见各国的来宾很多，德国的军人尤其来了不少。赛金花大半都认得，一一招呼过了”[9](P456)。“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10](P1)，赛金花作为一个承载着历史事件的人物，由她引发了国人对德国形象的幻想。

文学作品并非历史，二者却有着互文关系，这在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中有集中的体现。“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赛金花题材作品和晚清使西日记也有着“吸收”和“改编”的互文关系。“晚清使西日记是奉旨出使西方的使臣及其僚从所撰的日记”[11](P23)，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要求出使大臣将国外见闻逐日的记录，及时汇报到国内，这是闭塞的晚清时代了解西方的一种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续孽海花》的作者张鸿与曾朴是同乡好友，他在曾朴死后为其所作的《籀斋先生哀辞》中提到：“丁酉，余与君从张德彝、世增读英、法文”[9](P3)，也就是说，曾朴和张鸿曾师从张德彝学习外语。有过八次出洋经历的张德彝对每一次出使都有逐日的详细记录，统称“八述奇”。其中，“四述奇”记载了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经历，“五述奇”则是他随洪钧出使欧洲四国时，在驻德使馆三年里的生活实录。张德彝每次出洋归来所作的《航海述奇》都为当时渴望了解西方的国内士人所乐读，他在《五述奇自叙》中也明确表示把使西日记“视诸同人”，“于当世君子留心外邦风土人情者或不无一助”[12](P7)。张德彝与曾朴、张鸿的师从关系对他们创作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不可能没有影响，使西日记里有关公使夫人的活动可以说是赛金花题材作品的素材来源。

张德彝在“五述奇”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柏林驻德使馆的所见所感，但对赛金花的记述只有寥寥几次。洪钧一行于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来到德国柏林后，赛金花的第一次外出是十月二十四，与使馆众人到“喀尔街兰滋园看马戏”，由“陶、谢(使馆随员陶榘林和谢芷泉)二夫人陪洪如夫人另坐一间”[12](P68)。而光绪十四年新年，洪钧在公使馆宴请宾客，赛金花在楼上招待的客人是使馆德籍翻译“金楷理之妻女，银行主人蒲拉坨之妻女，及陶、谢二夫人”[12](P152)，洪钧在楼下接待的也只是使馆同人而非德国军政要人。有关赛金花外出的记载仅有一处，在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星使偕其如夫人及三洋妇，乘车赴五道门内照相馆中，由窗内看‘枪会’人经过”[13](P427)。日耳曼人好武善骑喜猎，从十六世纪就设有“射箭会”，后发明火枪，遂改为“枪会”。此次外出是观看德国的传统节日‘枪会’，而不是去皇宫觐见皇室。张德彝在随使日记中对去德国皇宫参加社交舞会的事情也确有记载，但出席的中方人员中没有赛金花。钟叔和细致考察了这部走向世界丛书的未刊稿《随使德国记》，在十二卷三十余万字的篇幅里，张德彝“逐日记事，琐屑不遗”[14](P76)，但“关于瓦德西的，却一个字也没有”[14](P77)。在德国，赛金花既没有曾朴小说所描绘的与瓦德西的爱情纠葛，也没有觐见皇室被宠爱的荣耀，更没有在使馆开办宴会时的惊艳出场。公使夫人在异国被君王接见、在使馆大宴宾客等活动，在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和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使西日记里确有记载，但主人公不是赛金花而是郭嵩焘的侍妾梁氏。

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中记载，光绪四年端午节“鼓得门为梁氏作小照，因留晚饭”[15](P609)。与张德彝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所记“星使召伦敦画工顾曼及李观察，马清臣，罗缉臣与彝等晚餐”[16](P562)，两者讲述的事情基本一致，鼓得门和顾曼是同一个人的音译名。郭嵩焘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廿二日的日记中记：“接沙乃斯白里信，示见君主之期，当以礼拜五赴阿断本行宫。以梁氏随行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乃决计令其一见君主，归为子姓言之，足证数万里之行，得与其君主相见，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17](P740)虽然郭嵩焘的使西日记曾因真实地记载了对西方先进文明的赞叹而遭遇毁版，却对渴望了解海外奇闻的人们产生了实际影响，郭嵩焘带着如夫人觐见英王一事传到国内，被樊增祥在他的《彩云曲》里演绎成公使夫人赛金花和英国女王合影照相的诗句。他把赛金花随洪钧出使德国之人，和梁氏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之事，加以“吸收”和“改编”，创作出“玻璃取影御床宽”、“英后殊施并写真”等诗句。

关于公使夫人在使馆宴请宾客一事，郭嵩焘在日记里也有记载：“十九日，邀请茶会，至者五百馀人，所费盖千四五百金。而凡客至皆以为欣幸，西人之好尚固如此。”[15](P626)此事在张德彝的日记中被描述的更为详尽。首先是公使的提前安排，在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张德彝随郭嵩焘外出途中，星使云：“择于五月十九日请茶会，可即同马清臣拣选应请人数，以便给郭太太印请帖。”[16](P560)然后，张德彝对“茶会”的情景详加叙述：“十九日戊辰，晴。请茶会，自晨至暮。经男女工匠收拾陈设，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中铺红毡。楼梯阑以白纱，挂红穗，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加非、冰乳、小食，一置热汤、冷荤、乾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华耀目。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内藏红衣乐工一班。饭厅旁马清臣住屋二间，以木板横支槅架，以便来者脱外袭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及凤夔九与彝原住二屋，皆开门去槅，联为一间。地铺红毡，壁挂灯镜，窗外支帐，列鲜花台，置五彩冰塔。第二层星使住屋五间，亦修饰华美整洁。悬花结彩，鼓乐喧天。门外支棚帐，雇巡捕六名，以便弹压一切。由亥正至寅初，男女绅富士民来者计七百九十馀人。”[16](P567～568)在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中，赛金花在驻德使馆大宴德国政要是一个重点渲染的情节，它既是公使夫人参与西方社交的重要出场活动，也为她在庚子国难中和瓦德西将军及克林德夫人的再度相逢打下伏笔。但在公使馆里宴请西国要人这件事不是发生在驻德使馆和赛金花身上，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驻英使馆里的郭嵩焘及如夫人梁氏。梁氏在国内没有赛金花有影响力，于是作为异国想象的载体就由赛金花来承担，宴请的对象则由英国的“绅富士民”变成了俾斯麦、瓦德西和克林德等中国人所熟知的德国人形象。

二、民国以来赛金花题材作品的涌现及其互文性关系

百年来各类赛金花题材的作品之间，及其与社会历史文本之间也有着互文性关系。这些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关系，集中突出了德国入侵者的统帅被中国的一个妓女所掌控，民众对赛金花所承载的“女色救国”之举是认可的。

苏曼殊在《焚剑记》中借小说中的人物讲了赛金花的事迹：“彩云为洪状元夫人，至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元帅瓦德斯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瓦德斯者，德意志雄主推毂之臣，乃慕彩云之风流，诏入禁内，常策骏马出入宫门。是故人又叹之曰‘曾卧龙床者’。又闻任长尝充彩云译官。今彩云老矣，神女生涯，令人有尊前白发之感耳。吾父闻至此，不觉鼓掌而叹曰：‘然则此人亦名留青史矣’。”[18](P10)从苏曼殊小说中旁观者的评价可以看出，民众对庚子国难时赛金花“女色救国”的事迹是持赞赏态度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也提到了大致相同的赛金花故事，他在第五章中写道：“北京城总算得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端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在光绪十三年，当时赛金花十四岁，已经是清廷驻俄、德、奥、荷兰各国大使洪钧的妾，跟着丈夫一同去柏林。……拳匪倡乱之始她到北平。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后，几个德国士兵在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游荡，发现一个歌姬会德国话。他们报告联军统帅瓦德西，赛金花就成了瓦德西的意中人。”[19](P86)这两部作品对赛金花的德国之行，以及她在庚子国难时和德国将军瓦德西的交往均有提及。林语堂这位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博士纠正了“以英代德”的错误，他在《京华烟云》中明确了赛金花跟随洪钧出使的是俄、德、奥，荷四国而非英国这一历史事实，与赛金花“照相”的主人公就变为洪钧出使德国时期的腓特烈皇后，即英王维多利亚之女，她的昵称是“维姬公主”，和曾朴《孽海花》里的飞蝶丽皇后，也即“维亚太太”是同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之际唤起了人们对外来入侵者的记忆，蜗居北京的赛金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刘半农及其学生商鸿逵亲访赛金花、晤谈十多次，写成《赛金花本事》，用当事者的口述勾勒了赛金花的一生，重点讲述的是她在庚子国难时的经历。1936年赛金花于再一次国难来临前凄惨地死去，当时报上登了一则挽联：“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于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郭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20](P249)挽联彰显了她在国难时的事迹和晚年的凄惨，表达了时人对这位奇女子的惋惜之情和对“女色救国”的追思。夏衍与熊佛西在1936年不约而同地创作了同名剧《赛金花》，“赛金花的形象塑造在新一轮的国难之中达到空前的统一化与完美化”[21](P50～51)。但夏衍的《赛金花》在演出时遭到当权者的“痰盂攻击”，而熊佛西即将演出的话剧《赛金花》也被国民党找借口“封杀”，他在一次宴会上表达了创作此剧的初衷：“一切，我感到与庚子年的情形太相同了，我恐怕庚子的故事又将在北平重演一回了。看到这些，我们能漠然视之吗？……所以我想借赛金花的事迹来发泄自己、提醒人们。”[5](P275)前朝国难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新一轮国难来临之际，剧作家用赛金花形象醒示民族的耻辱。女性的身份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当遭受外来侵略时，女性身份成为了民族的象征——被代表男性意象的外来强权所征服。

民国时期，除了夏衍和熊佛西禁演的《赛金花》外，北京上演过陕西易俗社的《颐和园》(又名《赛金花》)和新艳秋的《状元夫人》等，上海新民剧场上演过《庚子国耻记》、伶人小子和在天蟾舞台也演过《状元夫人》。与此同时，报刊上“赛金花访问记”之类的文字连篇累牍，关于赛金花的“自述”、“外传”之类的作品也出现了很多，如虞麓醉髯的《赛金花传》、蒋醒若的《赛金花》、曾繁的《赛金花外传》、沈云衣的《赛金花》等，这些都是赛金花生前的作品。赛金花去世后，还有沈云衣的《赛金花遗事：女界怪杰》、杜君谋的《赛金花遗事》、任苍厂的《一代尤物赛金花故事》、洪渊的《赛金花故事》等。这些作品大都有猎奇猎艳的倾向，且与报刊上关于赛金花的报道互相借鉴，瑜寿在《赛金花故事编年》中就提到：“1936年上海银星社出版的《赛金花自述》大段抄袭了他于1934年6月两次采访赛金花后所写的印象记。”[22](P37)热奈特《隐迹的稿本》一书中认为互文性“最逐字逐句和最直白的形式，就是传统手法上的引用；直白性和经典性稍逊一筹的形式是抄袭”[23](P20)。

新时期以来，赛金花题材的作品又纷纷出现：八十年代有金东方的《赛金花传》、王健元编写的《名妓赛金花遗事》和潘冠杰的《晚清名妓赛金花》等。九十年代后则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创作涌现出来，既有通俗小说家的速成作品，也有作家学者的精心之作。如：霍必烈的《赛金花传》、野岭伊人的《一代名妓赛金花》、伍国庆编辑的《晚清四大奇案》里有“赛金花瓦德西公案”、朱翔的《赛金花全传》、柯兴的《赛金花传》、阿成的《绝世风姿——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志勤的《一个真实的赛金花》、齐燕妮的《赛金花传》、紫霞的《彩云易散琉璃脆：洪钧与赛金花》、华东师大教授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历史学者李冬君的《孽海自由花：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等等。张弦未能拍出的剧本，被其妻秦志钰写成了小说《红颜无尽——赛金花传奇》、旅欧华裔女作家赵淑侠的小说《赛金花》被拍成电视剧。赛金花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除了文学的传播还有影视戏剧的演绎，在当代影响最大的则是2012年在北京首演后又在全国巡演的，由田沁鑫导演、刘晓庆主演的传奇话剧《风华绝代》。如果说赛金花题材的作品在民国时期的大量出现存在抄袭形式的互文关系，那么当代赛金花题材的作品则是利用之前的诗文、小说和本事、外传等作品的既有情节和历史事件进行创造性地“吸收”和“改编”，呈现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更为丰富的德国想象。

总之，从晚清到当代，赛金花题材作品中有关德国的想象在各类文本中都具有互文关系和欲望化写作的倾向。

三、赛金花“女色救国”的书写与民间对德国想象的一致性

赛金花题材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赛金花在民族危难之际的“救国”之举，与她的德国之行有很大关系。但赛金花与瓦德西是否认识、他们的关系如何？从诸多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可以判断赛金花与瓦德西并无发生艳情的可能性，瓦、赛故事是出于当时的流言传播以及文艺作品的虚构，不具有历史真实性。黄濬在《花随人圣庵谈摭忆》中考证：“樊山后《彩云曲》，所述仪鸾殿火，瓦德西裸抱赛穿窗出云云，余尝叩之樊翁，亦仅得之传说。”[24](P36)。黄濬认为樊增祥之所以写后《彩云曲》，是因“晚清士大夫皆匿怨于那拉氏，故于女宠秽乱宫闱，特倍为诟责，此则论诗论世者所当知耳”[24](P36～37)。赛金花形象的首位塑造者樊增祥虽然在诗中申明的是“女子祸水论”，但他在后《彩云曲》中讲述的却是中国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女色救国”的故事。正如夏衍借剧中人物所说“咱们中国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靠女人来解决问题的事情，本来是不稀奇的”[25](P39)。在民族存亡的紧迫时刻，把女性作为交换的象征符号，以她的身体遭受强暴者的玷辱来换取国族的尊严和安全是值得的。这是因为“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洁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且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26](P285)。因而赛金花的“女色救国”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至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

性别问题一直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建构息息相关的重要社会问题。“亡国的压力虽然有助于化减旧有道德和伦常体系对身体的垄断与支配，但也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身体许多新的政治使命”[27](P22)。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赛金花在庚子无政府时代，在民间的想象中她承载了救国的使命。她以卑贱之身劝阻联军暴行的传说虽非史事，但却反映了民间对德国的臆想和对满清政府的嘲讽态度。被时人和后人不断演绎的“瓦赛公案”，是特定时代由流言所造成的历史假象，中德间的外交与战争在历史表述、流言传播和文学作品的虚构中，通过赛金花的传奇人生构筑了国人对德国的集体想象。不论是她随夫出使欧洲成为德国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宠儿，还是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城后和瓦德西的暧昧关系，赛金花题材作品中有关德国的想象在各类文本中都具有重言的互文关系和欲望化写作的倾向。赛金花的“女色救国”与民间对德国的想象有其一致性，从晚清到当代赛金花题材作品共同塑造了社会集体想象中的异国形象。

[1](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徐珂.清稗类钞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导言[M].北京：三联书店，2009.

[4]《许文肃公遗稿卷三》记载，许景澄在光绪廿六年(1900)五月廿一日的奏折《局势危迫请图补救摺》中建议任用“素有谋略”的记名道府武术军幕僚樊增祥等人。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8册.

[5]刘半农等著，吴德铎整理.赛金花本事[M].长沙：岳麓书社，1985.

[6]周乐诗.清末小说中的女性想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7]恽毓鼎，景善.光绪皇帝外传·景善日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8]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9]燕谷老人.续孽海花·楔子[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0](德)拉尔德·韦尔策著，李斌等人译.社会记忆 : 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