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磊

(菏泽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山东菏泽 274015)



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陈光磊

(菏泽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山东菏泽 274015)

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做好科研是应当和必须的，也是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必要条件。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如何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回答。尽管地方本科院校的部分教师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仍有许多疑问，但作为大学教师从事一定程度的科研被更多的人认同。大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大学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要成为知识的发现者。以科研为支撑的教学有助于知识的发现与传授。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教师应根据自身任务的不同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与教学①

在高校，所有教师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评价及其相关的行为系统。由于在职称评审过程中，科研成果依然是过硬的条件，部分教师认为职称评审的关键在于“教”，在于上课工作量的多少，在于课堂，应该加大上课工作量在职称评定中的比重，更好地鼓励上课，而不应该让科研成果成为具有“决定性”的依据，或者专门设立教学型职称系列，或者降低科研成果在职称评定方面的比重。质疑的声音始终存在，但通过调查、访谈、观察就会发现，在职称评定中强化科研的做法始终没有多大改变，研究型大学是如此，地方本科院校依然如此。在职称评定的各种量化的过程中，科研成果依然占有较大比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依然对科研成果的分值恋恋不舍。

一、大学教师科研与教学的相关关系

19世纪以前，理论知识处于正统地位，大学注重理论知识，大学教师的作用与职能是传授理论知识。从层次和地位上说，理论知识比技术或者技能知识层级高，地位高，理论知识处于知识系统的金字塔地位，中世纪大学哲学的地位高于法学和医学。[1](P224～225)19世纪的纽曼认为大学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只有传授普遍的知识即科学知识才是教师根本的职责。而研究则是大学以外的事情，发现知识和教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需要不同的天赋，而同时具有两种天赋的则很少。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普遍知识作为科学知识无须寻找可以依托的外在目的，技艺性知识则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实用知识。[2](P31～33)而今大学强调知识传授，主要强调“通识知识”“博雅知识”“自由知识”的传授，这也是长期以来经典大学的传统。传授知识的传统标志着知识的高雅，知识占有者的高贵，含有一种与技能知识、生活知识相区分的意蕴。在欧洲历史上，哲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具体性知识，则被认为是较低的等级。在欧洲大学教学的历史上，被看重的则是哲学知识。

哲学家通过思考发现知识并对知识进行检验与验证，这是欧洲哲学家的传统，大学教师传授哲学家发现的知识，无需发现探索知识。在大学，按照纽曼所言对于不具备科研或者教学天赋的人而言，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是很难的，或者相互影响产生负的作用，或者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好，把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以此论之，集中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则不适宜于发现知识、研究知识。但洪堡大学的出现，则旗帜鲜明地改变了这一观念，洪堡认为研究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今天所理解的洪堡模式主要有以下标志性特征：一是研究的职能；二是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三是学术自由；四是哲学院、研究所、研讨班的组织制度。[3](P21～30)洪堡的研究职能和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为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主的大学等成为当时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仅此一点，就很大程度上说明科研对于大学的意义，对于高等教育的意义。

洪堡确立大学的科研职能近两个世纪以来，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总存在争议。稀缺模型、个性差异模型、不同激励系统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认为教学与科研存在负相关关系。稀缺模型认为，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时间、精力一定的情况下，在科研方面花费的时间多，教学方面的时间则会明显不足，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教学或者科研两方面，哪方面花费的时间多，则能取得好的效果，是正相关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会受到时间、精力等投入不足的影响。个性差异模式认为，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差异受个性不同取向的影响，教学与科研则会造成不同取向方面的困惑与矛盾，使科研与教学存在负相关关系。艾博尔认为，研究型个性取向喜欢单独思考、专注与沉静，不容易为外界因素影响，不喜欢处理与学生相关的事务；而教师教学需要注意课堂合作，妥善处理好外界的影响因素。[4](P66)不同激励系统模型认为，教学与科研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不同的激励措施，导致不同的期望与要求，教师对科研、教学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也是不一样的。

传统智慧模型和“G”模型认为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传统智慧模型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高校教师和科研管理人员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高校的环境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在高校从事科研活动是成为优秀教师的必要条件之一。[5](P159～171)“G”模型认为，优秀的教学与成功的科研都是基于基本的素质与能力，都需要坚定不移的目标责任感、创新个性、富有创造性，优秀的教学和成功的科研将会提升基本素质和创造力，从而进一步促进教学与科研。

而不同活动模型、无关个性模型、官僚资助模型则认为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零相关关系。研究的结论各不相同，但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始终在追求科研效果，追求科研在大学内涵提升中的作用。大学追求科研是一种潮流，呈凸显趋势。在现实高等教育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教师愿意相信科研对于教学的促进作用。

2005年陆根书等人通过对高校与科研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进一步提高的趋势”。[6](P86～90)陆根书的研究代表了大学人对科研的观念、态度与行为，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因为人才培养是通过教学实现的。

二、大学教师科研成果与教学效果之高低

因为课堂上课情况的复杂性，课堂教学效果的优劣、教学水平的高低、学生学习获益的大小及其课堂教学对于学生成长的作用，都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而有效统计把握的。而科研成果则有国际、国内较为惯常的统计衡量标准与办法。在国际上有EI、SCI、SSCI之分，影响因子之分，在国内既有依据国外标准的划分方法，也有南大核心、北大中文核心、国家级、省部级的划分标准，以及获得奖励的不同层次进行较为客观的打分。课堂教学，既不能依据教案来给教师的课堂效果定高下，也不能依据个人的一堂听课来做出结论，即使多位专家进行听课，也难免出现不全面的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课堂评价也不能作为评价教师的唯一依据。为了鼓励教师的课堂教学，很多学校采取措施强化教学，但强化措施却成为教师晋升职称的底线，而不是有效晋升的条件，比如，增加多少课时量，才能在评定职称时多加一分，或者评定高级职称需要承担至少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课堂教学成为职称晋升的有效因素。

高校的教师与管理工作者都承认教学的重要性，但对课堂教学的定性评价比定量评价容易。在实际评价的过程中，会发现大学教师都有资格参与职称的评定，也就是说作为进阶职称的候选人，他们都是称职的，都有资格。既然都有资格，如何取舍呢？于是在决定评审资格的时候采取末尾淘汰的策略，至于最终是否能够评上高一级职称，对科研成果的认定就是重要的了。

在职称评定的时候，课堂教学是过去、未来可以看得见的存在，但不是职称评定时“即时”的现场存在。课堂教学的场景是过去的“即时”，如果要在评委评定职称时展现，只能录音、录像，所以是“过去”的存在；是未来的存在，教学效果要在学生身上发生，教学效果具有未来性、延时性。所以，课堂教学是未来的存在，我们不能把学生未来的成长放在“现在”评定。那么，在课堂效果的评定基本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或者层次的划分不明显的情况下，只有科研成果是职称评定会上即时的存在。即时的存在对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直接发生作用的。正如人们在交往的时候，打字、语音、电话还是不如见上一面更为直观。评委在面对评审对象的有关资料时，正如普通生活中做事情一样，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心中往往会默认一个前提，就是进入被评定的对象的基本教学情况是一致的，需要评定的则是科研科研成果所能达到的水平和层级。那么，这种情况下，科研成果获奖层次、论文发表的刊物影响状况就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或者是决定性的因素。假如一篇论文被公认的国际级期刊发表或者被国内顶尖级的期刊发表，其评定的结果则是不言而喻的。

三、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对教学的支撑与反哺关系

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是因为地方基本相同的客观条件及相似的办学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要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基础上建设新中国，需要拥有知识的人才。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转向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不断增长。[7](P70～82)随着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为了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重点强调培养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知识，全面发展的各类建设人才。这个时期，基于我国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重点强调的是掌握科技技术和文化知识，教学是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学习，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认识汉字，是读书或者是扫除文盲。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科技相对落后，科技对国家教育系统的支撑反哺作用不明显。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强调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建设需要的人才，科学研究由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进行，这个阶段既不牵涉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问题，大学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也很难进行科学研究，科研的理念没有得到形成与强化。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经济需要提升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8](P41)改革开放需要提升生产力，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需要人才的支撑逐渐提到教育的日程上来。高校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拿什么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自然是鲜活的科技教育内容。科技教育内容来自于科技的发展，来自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反哺教学情况也日趋明显，而且愈是基础性的科研，对教学的反哺作用愈大。

随着深化改革、高等教育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大学支撑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的作用日益得到突显。“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非常关键的阶段，同时面临着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基础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比较高，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国家，都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劲和“加速能力”则来自相对于国家自身经济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大、质量好。日本、韩国、新加坡就是因为高等教育存储了高质量人力资本，平均用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当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支撑的时候，就要求人力资本的创造性，要求科学技术的创新。如果高等教育继续停留在“知识的存储”“知识的传授与掌握”上，是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创新驱动力方面的人才的。高校要进行科研，要利用科研反哺教学，促进教学。国际国内的事实表明“一流大学”在科研方面是突出的，因而培养出了杰出的优秀人才，培养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正是因为硅谷周围一流大学的科研提升，造就了硅谷的杰出人才。无论是学校的科研文化、科研氛围、科研成果、科研方法等都会直接、间接地渗透到教学中，以不同的方式反哺教学。

在高校，人们普遍看好科研，对科研有较高的认同感。世界一流大学在评定教师职称或者设定职位时，都对科研有准确的要求。如哈佛大学在设立人文社会方面的职位时，基本的标准是“处于前沿知识领域，并体现出突破传统边界的特征”。具体要求就是学科内的成果是引用率高的热门文章，在学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获得一系列的荣誉，在主要学术期刊、学术组织担任职务。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教师职务的晋升除了要求智力素质、教学能力外，还要求具有研究能力，包括“质量和原创性、产出的数量、与政策的相关性、合作研究活动”情况等。[9](P13～20)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学者身上凝聚着通过科研来显示自身所具有的创造素质，这种素质会通过在学校教育的多种教学活动作用于教学，反哺教学。

具有一流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教师，走在了知识金字塔的顶端，基础厚重而广博，这本身就是科研对教师的反哺也是对教育教学的反哺。

四、地方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从大学的职能作用上看，大学教学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职能，大学教师的天然职责就是传授知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从康德到洪堡德意志的大学理念随着德意志在理智上的突然爆发，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开始对大学从行动到理念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康德把知识分为记述性知识和纯粹理性知识，记述性知识是关乎经验的，纯粹性知识关于自然和道德的形而上学的。[10](P61～70)谢林继而探讨了“专门知识”和“普遍、绝对知识”的关系，认为大学生需要学习专门知识，但是专门知识的学习需要放在普遍、绝对知识之中才有价值。谢林认为，大学教学与学习中很多领域无法单纯传授知识，只有全面、准确理解他人创造知识的能力，且亲身参与知识的发现研究才能做到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谢林表达出了“教学与研究统一”的思想。[11](P1～6)洪堡认为知识的探索发现和研究应该成为教师闲暇时的兴趣，大学教师应该执着于知识的追求。洪堡对大学的职能作用的理念在纽曼经典理论与传统实践的基础上推进了变革性的一步，影响是巨大的。高校教师有兴趣沉浸在自由探索知识的闲暇时光中。

洪堡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影响了德国大学的理性前进，高等教育方面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继而影响了来欧洲留学的人员，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欧洲的德国，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服务美国经济发展的人才，科研的探索与创新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实力与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表明，大学教师可以从事教学与科研。

不管原来的人们如何认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移动时代、信息即时传输交流的时代，大学教师“记忆知识”、传授知识，而不去进行知识的探索和研究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即使教师对知识的记忆再精致、课堂教学形式如何精美，如果没有对知识的探索与研究，正如柯达胶卷被淘汰的命运一样都会被学生淘汰。因为知识来源的数字化、集聚化、大数据化改变着移动终端对知识浏览、储存、使用方式。只有对知识的探索与研究才能使自己处于一种在线的状态与大学生共鸣、才能与时代的知识达到一定的协同性、才能使自己合着时代的信息前进或者起到引领作用。大学是“高深学问”的所在，“高深学问”被普遍认为是大学在现代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布鲁贝克认为大学要探求高深学问，蔡元培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2](P8)在当今人们也都普遍认为大学要有真实的学问，要有自己的探索与成长。这些都是对大学搞好科学研究的朴素要求。

说到底教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让学生掌握知识，提升能力，精神成长，激发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与力量。教学论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嘴”让知识的溪流，通过学生的注意进入学生的大脑。夸美纽斯认为知识进入学生头脑的机制在于学生的注意。赫尔巴特强调各阶段学生的心理状态，主张通过从新旧知识的联系中学习新知识。新旧知识之间的差距给学生带来的困难，在百年之后，被杜威认识到，于是提出“做中学”。今天我国学者认为，教学过程是学生个体认识的过程。[13](P8～26)教学与科研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学生个体认识过程。

教学过程是学生个体认识的过程，是一种“倒过来”的过程，表现为学生的认识是高起点的，是在知识积累的结果上进行，是个体对于多重认识对象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教师的帮助掌握教学内容，并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掌握，自身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基础。在大学教学过程中，这种“倒过来”的过程，首先需要教师对前沿成果的掌握，高校教师的掌握不同于中小学的掌握就是不仅要掌握结论还要掌握数据、数据得出的过程，要有自己的验证。虽然不一定要求创新知识，但一定要对结果产生的过程有全面的实践。在地方普通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原因在于学生学到了“知识”，却没有拥有与知识对应的能力。这是地方普通高校面对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时期面对的问题所在，也是应用型转型的关键所在。地方普通高校要通过培养学生的应用型能力，寻求高校的发展空间。应用型转型要求教师教的转型，要求教师的双师型，而不仅是停留在既有知识的传授。应用型教师要有针对地方的科研与成果，要有创新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为地方服务，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应该认为培养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人才，都需要高校教师的学术修养。母小勇对1985～2014年间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研究发现，有174位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在他们的自传中提到了大学本科时期受到的重要学术影响。62%的获奖者声称，名师的本科教学、演讲报告、学术沙龙交流、实验或者实践指导对其科学生涯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做”实证等的经历影响最大。[14](P18～24)所以，不管哪个类型和层次的高校教师，要有足够的教学与科研功底才能对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雅思贝尔斯说得好，“只有那些亲身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能够真正地传授知识。其他的人只不过是传播一整套按照教学法组织起来的事实而已”。[15](P74)雅思贝尔斯的观点值得仅仅满足上好课的高校教师深思。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10多年的外延规模的快速扩张，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由于资源、效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从“整体上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学生专业分布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从而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短缺。[16](P92～104)如何解决同时产生的两个方面问题，学校和社会都有责任，地方普通高校的责任在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能够培养出一线的工程师、工艺师、技师等，让应用型人才对应产业链条上的不同层次，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吻合。如何吻合，是学生的能力问题，根本在于教师教的问题。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地方普通高校教师需要搞好科研，通过科研了解产业链条上的人才需求，了解产业企业转型升级方面遇到的难题，了解转型升级需要攻克哪些方面的问题，了解产业企业等国际发展的趋势。高校教师还要通过科研进入到学科专业的科研前沿，通过科研掌握解决理论、技术方面的能力。在高校，只抱着教科书，而不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做法本身就是教学退步。

地方教师搞好科研的目的是为地方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科研的任务就是瞄准地方发展，研究地方发展，研究地方特色。认为地方没有研究可做，是一种不认真研究地方的态度，是一种不讲求实际的态度。任何区域内正如方言一样都有自身的特色，平原有平原的特色，山区有山区的特色。就山东而言，整体上东西不同，南北不同。只要扎根地方，服务地方，进行校地结合，校企合作，就能够钻研出自己的东西来。那么，学生在课堂上既能感到大学理论的高度，又能感到未来的道路就在脚下。

地方高校教师科研对准地方，是一种不务虚的态度，现实的情况是地方本科院校很难与国内老牌一流大学在各种资源配置上获得相同地位，一时间在基础研究、尖端创新研究达到国内一流大学的水平。因此，扎根地方以服务姿态进行科研就可以做出独到的成绩，从而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在这方面英国多科技术大学、德国科学技术大学、美国的社区学院都在为地方服务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功。在我国随着应用型转型发展，地方高校扎根地方的现实需求，进行科学研究与教学正在显示出自身特色，如武汉纺织大学、常熟理工学院、合肥学院等。

那么，地方高校教师如何开展科研呢？

第一，放下身段，开展调查，了解地方。坐落于地方的高校，首先要放下身段，了解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文化、区域特色。放下身段就是不要受到大学教师身份的束缚，放下高校知识分子的架子，压低身段，深入到社区，就自身的学科开展调查研究，遵照服务地方原则，就能发现自身作用的基点、起点。任何区域都有地方发展的产业、企业，都有区域文化和区域特色。选准了起点找准了路子，坚持攻关，就能获得突破。

第二，通过校地结合、校企结合，找到自身结合点。地方高校教师要对地方性的内涵进行全面的研究理解。地方性首先是一种面向地方、服务地方态度，是培养学生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能力。高校教师要通过科研探寻、探索、论证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的路径，或者通过科研具体地解决地方需要解决的科技创新方面难题，从而提升自身解决地方问题的能力。解决地方问题的途径就是校地结合、校企结合。通过学校搭建的平台，按照服务地方的原则与目标，找到适合自身学科的结合点，开展科学研究，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

第三，找准起点，聚焦目标，潜心研究。服务地方，为了地方，落地生根，地方高校教师要根据自身学科优势、专业优势、平台优势，找准自身研究的起点与最后要解决问题的目标。地方高校教师科研的起点，是要具有地方性，目标是为地方的发展服务，是为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起点准确，目标明确，潜心研究，就会有所建树。在英国19世纪中后期，城市学院的教授罗斯科通过自身专业服务地方和进行科学研究，为当地卫生检验化学做了大量工作，提供咨询与建议，为曼彻斯特城市供水做出决议。在我国地方高校中，临沂大学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所长郑晓廷教授等先后在《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就是潜心于地方地质与古生物的研究而取得的成果。结合地方，找准起点，潜心研究，结出硕果的例子不胜枚举。地方院校的所在区域都会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独特之处，咬住独特之处，开展产学研结合，就能做出特色。

地方高校教师的科研是为地方服务，是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科研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与教学。从新建走向新型，是新建院校未来发展方向，地方高校教师应当把科研与教学切实落实到地方性、应用型上面，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潜心持续耕耘，将“应用型”的地方性做实，将“应用型”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做实，就会在自身的成长中为学校、为地方做出贡献。

[1](加)许美德著.中国学术传统的特点和价值[A].蒋凯，沈文钦.北大讲座·教育卷(第1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英)约翰·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节本)[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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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E. Eble, The Craft of Teaching, 2nd Edition, San Francisco：Jossey- Ba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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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母小勇.论科学创新人才的一体化培养——来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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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闵维方.“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14(1).

[责任编辑：何 芳]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Local University Teachers

CHEN Guang-l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China)

It is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do research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universities to be type of research.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needs further thinking and answering. Although some teachers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teaching, more and more have accepted to undertake certain research. The course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eachers are not only the initiators but discoverers of knowledge. Teaching supported by research is helpful to the discovery and teaching of knowledge. Therefore, local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asks of their own.

local university; teacher; research and teaching

2016-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研究、教育决策、教育实践的界面管理与协同效应”(项目编号：71473140)。

陈光磊(1965-)，男，山东郓城人，菏泽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G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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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7)01-004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