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纪彬

(河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河南 新乡 453007)

【文学艺术研究】

中古佛典序跋讲说方式的譬喻性

赵纪彬

(河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河南 新乡 453007)

譬喻是中古佛典序跋重要的讲说方式之一，持续与广泛存在于中古时期的各个阶段与各类题写者所作的佛典序跋中。中古佛典序跋譬喻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譬喻本身的属性、对佛教譬喻经的借鉴、中土业已存在的譬论等因素密不可分。中古佛典序跋的譬喻性具有重要价值，不仅使自身形象化、拉近了与诵读者之间的距离、扩大了自身的受众范围，而且把中古各个历史阶段及各类题写者的佛典序跋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起它们之间的共性。

中古;佛典序跋；讲说方式；譬喻性

一、譬喻释义

譬喻实则是佛典的一种讲说方式，由佛陀首创，他在舍卫城为胜光王(波斯匿王)讲说了佛教史上的第一个譬喻故事，其内容大致如下：从前有一人获罪于国王，在潜逃的过程中，为国王命令的一只醉象(后世传诵或绘画时多以虎代象，被称之为“无常虎”)所追捕，他在惊慌之际堕入枯井，当起身至半空时，发现井底有个凶恶的龙在吐毒汁，龙的旁边还有五条毒蛇，于是此人牢牢抓住一把草以免坠落井底。偏巧此时有黑白两只老鼠在啃他手中的草，在草将要被啃断之际，醉象在他头上也时刻准备用鼻子袭击他。就在此人恐怖万状之时，又有新情况发生，他头顶上有一棵树，树上有个蜂窝，蜂窝中甘甜清爽的蜂蜜断断续续地滴落到他口中，这就使他暂时忘却处境的危险。这个故事后来被收入《维摩诘经》卷二，题名为《是身如丘井》。由此可知，譬喻最初是佛陀宣扬佛理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譬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演变的过程中被赋予多重含义，就其梵文而言，有三种表达方式：aupamya、drstānta、avadāna。aupamya“接近于以此喻彼的修辞学意义上的譬喻”[1]88，由此可知它具有现代修辞手法——比喻的某些属性，二者在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drstānta具有特殊含义，今人刘正平认为它“是因明喻支中的譬喻，具有例证、证明的意思，其作用是为所说的道理提供例证。广泛地说，使用多个故事说明同一道理，都可被认为是例证的形式”[1]88，即以讲故事的方式阐发义理，形成“先喻后理”的模式，以讲述故事为先导而后阐发佛教义理，此乃譬喻的第二层含义，与之最初之义相符，因此为佛家广泛使用，进而形成了以之为主要特征的文体。drstānta的汉译之意与中土业已存在的譬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以讲故事为表达手段，以说理为表达目的。avadāna的汉译之意带有证喻的意味，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充满了神通示现，既以神通示现证明佛菩萨超现实的真实，又以超现实的真实证明一乘佛法的永恒性，用以达到令人信著、乐著的目的”[2]，它以神通的方式证明与宣扬佛法，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很强的神奇色彩。譬喻具有多义性，在整体上可概括为比喻手法及“先喻后理”的模式，由于譬喻的多义性而导致它成为佛教重要的讲说方式之一，广泛存在于汉译佛典及编纂于中土的佛典，对中古佛典的构成部分而言，其序跋也相应如此。

二、中古佛典序跋的譬喻性

譬喻广泛存在于中古*在本文，“中古”是指始于建安元年(196)而止于北宋(960)的建立，横跨764年。佛典序跋，为之持续使用，由此成为此时期内佛典序跋的主要讲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古佛典序跋的讲说方式中，譬喻占据主导地位；以譬喻为主要讲说方式的佛典序跋，在中古佛典序跋的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中古各类题写者所作的佛典序跋都涉及譬喻，唯有比重的差异而已；中古各个历史阶段的佛典序跋对譬喻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中古佛典序跋譬喻的浓厚性，主要表现在比喻手法的广泛使用，此乃其自身的属性所致，由于中古佛典序跋篇幅短小而不能够融入大量的故事成分，所以也就无法形成“先喻后理”的模式。

(一)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的譬喻性

譬喻尤其是比喻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中广泛存在，为其各类题写者*关于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详见拙文《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的演变》载于《理论月刊》2016年第3期。所使用。

1.僧众。由于僧众构成了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的写作者主体，相对于其他题写者而言，他们所作的佛典序跋相对丰富，对譬喻的使用也相对较多。

(1)域外僧人。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有8位域外僧人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运用譬喻者，康法邃的《譬喻经序》阐释了譬喻的基本特征，“牵物引类，转相证据”[3]354。再者，竺昙无兰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在阐释不以戒自禁的危害时运用了比喻手法，“若不以戒自禁，驰心于六境，而欲望免于三恶道者，其犹如无舟而求渡巨海乎。亦如鱼出于深渊，鸿毛入于盛火，希不死燋者，未之有也”[3]414，若不受戒自禁而欲免于三恶道者，犹如无舟而欲渡巨海，又好比鱼脱离深渊及鸿毛掉入盛火，却不希望死亡及烧焦者，实乃未曾有之事。整体观之，在汉末魏晋南北朝域外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中，涉及譬喻者唯此二篇，尽管数量偏微，但其中所折射出的意义不容忽视，它们构成了譬喻为当时各类佛典序跋题写者所使用的一部分。

(2)域内僧人。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有32位域内僧人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使用譬喻者，释道安的《阴持入经序》曰：“其为病也，犹癞疾焉，入骨徹髓、良医拱手；犹癫蹶焉，来则冥然，莫有所识。”[3]248该佛典序文用比喻手法阐释了“阴持入”的危害，此病犹如癞病，病入骨髓以致良医束手无策，又好比癫蹶，毫无症状不为人所察觉。释道安的《十二门经序》也运用了譬喻手法，详情可参见该佛典序文的相关内容，于此不再详述之。释慧远的《阿毗昙心序》在赞誉《阿毗昙心论》时运用了比喻手法，“其颂声也，擬象天乐，若云籥自发，仪行群品，触物有寄。若乃一吟一咏，状鸟步兽行也；一弄一引，类乎物情也”[3]378，其声好似演奏云籥，仪行如万事万物，触物有寄，当一吟一咏时，好比鸟步兽行，所奏乐声与物情相类。僧叡法师的《关中出禅经序》与《中论序》、慧观法师的《胜鬘经序》、僧肇法师的《梵网经序》、道梴法师的《毗婆沙经序》、弘充法师的《新出首楞严经序》等其他域内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譬喻手法，于此不再详述之。由上述可知，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内外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对譬喻尤其是比喻手法均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彰显出它们讲说方式的共性。整体观之，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内僧众所作佛典序跋对譬喻的使用程度要远远高于域外僧人，此情形与中古佛典序跋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2.最高统治者。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四位统治者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由此形成五篇作品，尽管其数量偏少，但却不乏使用譬喻者。姚兴的《释摩诃衍论序》曰：“《释摩诃衍论》者，斯乃穷性海之源密藏，罄行因之本渊词。以轮星而过乎月珠，君子莫识其旨归；以锦华而达于日域，和畴莫测其涯际。可谓一山界中在两日月，一天下中在两皇帝。”[4]76该佛典序文在赞誉《释摩诃衍论》时运用了比喻手法。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最高统治者所作的佛典序跋中，涉及譬喻手法者唯此一篇，尽管其数量单薄却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方面构成了譬喻为当时各类佛典序跋题写者所使用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推动了譬喻为当时其他佛典序跋的题写者所广泛使用。

3.官僚士大夫。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有10位官僚士大夫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由此形成11篇作品，其中多篇涉及到譬喻手法，陆云公的《御讲般若经序》运用了比喻手法，阐述了梁武帝组织宣讲《般若经》时的轰动场面，“于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纲，示之迷方，归以正辙，莫不涣然冰释，欣然顶戴，若莲花之渐开，譬月初而增长”[4]12。王僧孺的《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在赞誉建安殿下的高尚品德时运用了双重的比喻手法，“损己利人，忘我济物，傍通兼善，无礙无私。若空谷之必应，如洪钟之虚受，匡法弘道，以善为乐”[4]134，萧子显的《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序》、刘虬的《无量义经序》等当时官僚士大夫的佛典序跋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譬喻，于此不再详述之。整体观之，汉末魏晋南北朝官僚士大夫所作佛典序跋的譬喻性处于僧众与最高统治之间，这就与他们参与佛典序跋活动的程度相一致。

由上述可知，譬喻为汉末魏晋南北朝各类佛典序跋题写者所运用，彰显出其存在的广泛性，尽管所涉及的篇幅及其比重有所差异，然而折射出它们讲说方式的共性。

(二)隋唐佛典序跋的譬喻性

譬喻不仅广泛存在于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而且在隋唐佛典序跋领域得以延续，与前者相比较而言，后者所涉及的程度相对较高。

一是僧众。在隋唐时期，有71位僧人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使用譬喻手法者。在隋唐时期，参与佛典序跋题写活动的域内僧人有66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使用譬喻者。释法琳的《般若灯论序》把“去圣时远”时的纷乱状态比作上雪山采药而多收毒草、潜深水求珠却获瓦砾，“属以去圣时远，众论纷然，致令雪山采药，多收毒草，深水求珠，兢持瓦砾”[4]223。释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序》在广泛赞誉正法时，运用了比喻手法，“原夫正法称宝，诚有其由，良是出俗之津途，入真之轨辙。所以历劫英圣，仰之如父母；遂古沿今，隆之如日月”[4]250。释道基的《摄大乘论释序》、释靖迈的《法蕴足论后序》、释窥基的《观弥勒菩萨上兜率天经题序》、释慧沼的《因明入正理论义断引》、释慧苑的《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序》等其他隋唐域内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对譬喻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于此不一一述之。要而言之，在隋唐时期，域内僧众所作佛典序跋的譬喻性相对较强，这就与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相一致。

在隋唐时期，有五位域外僧人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题写者的偏少也导致了相关作品的偏少，其中涉及譬喻者则少之又少，唯释吉藏的《金刚般若经序》，该佛典序文盛赞《金刚般若经》在统万行时，认为它“若沧海之纳众流；荡纷异，若冬霜之凋百草”[4]205，释圆测的《造塔功德经序》、实叉难陀的《华严经骨目序》与《大乘入楞伽经序》、释不空的《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序》《译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礼序》《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提婆的《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序》等其他域外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都没有涉及譬喻。尽管隋唐域外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对譬喻的使用程度相对较弱，然而构成了该手法为隋唐各类佛典序跋题写者所使用的一个层面。隋唐域外僧人所作佛典序跋譬喻性的相对薄弱，与他们在当时佛典序跋活动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在隋唐时期，无论域外还是域内僧人所作的佛典序跋对譬喻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僧众是隋唐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其作品对譬喻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譬喻在当时佛典序跋讲说方式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最高统治者。在隋唐时期，有六位最高统治者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在与之相关的九篇作品中不乏运用譬喻者，李世民的《三藏圣教序》在赞誉玄奘法师时曰：“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4]274。再者，李治的《圣记三藏经序》曰：“窃以法性凝寂，靡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岂谓重昏之夜，烛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泽。于是百川异流，同会于海，……。”[4]315赞誉了唐太宗奉行佛事的行为，认为他智地玄奥而感其诚恳，犹如重昏夜中的慧炬之光，法雨的润泽而撒至火宅之朝。武则天、李隆基等其他最高统治者所作的佛典序跋则未运用譬喻。尽管隋唐最高统治者所作佛典序跋的譬喻性相对较弱，其中所折射出的意义不容忽视，一方面彰显出隋唐佛典序跋讲说方式对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的继承，另一方面构筑起譬喻为当时各类佛典序跋题写者所使用的一个层面。

三是官僚士大夫。在隋唐时期，有29位官僚士大夫参与了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在其34篇作品中，涉及譬喻者有两篇，陈子良的《辩证论序》运用比喻的手法，阐释了法琳法师的《辩证论》驳斥了李仲卿等对正法的毁谤，其情形犹如“叶坠柯摧，云销雾卷，状鸿炉之焚纤羽，犹炎景之铄轻冰”[4]226，乔匡舜的《新得贞元录大小乘经等序》运用比喻手法阐释了贤者与不贤者对《新得贞元录大小乘经等》价值认识的差异，“盖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譬如一雨洒地，厥润无差，而卉物有甘苦之异；一日照天，厥明无殊，而群动有昼夜之别”[4]451，犹如一雨洒地，其润泽并无差异，卉物则有甘苦之异，一日照天，其明亮程度并无二，万物却有昼夜之别。由此观之，隋唐官僚士大夫所作佛典序跋对譬喻的使用，延续了自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譬喻为此类佛典序跋题写者所沿用的传统。

譬喻在中古佛典序跋中的运用具有广泛性与持续性，为各个历史阶段与各类题写者的佛典序跋所使用，尽管没有涵盖当时所有的佛典序跋，然而在其讲说方式中则占有主导地位，由此架构起中古佛典序跋讲说方式的共性。中古佛典序跋譬喻性的形成具有必然性，由多个因素使之然。

三、中古佛典序跋譬喻性的成因

譬喻之所以能够在中古佛典序跋广泛存在与持续使用，乃由多个因素使然。

一是譬喻本身的属性。李小荣认为譬喻“用浅近的世俗语言，按照一定的顺序(如由浅及深、由近到远等)来说理，从而使听众(受众)明了相关的佛理”[5]，譬喻是重要的说理方式，它把义理讲说的浅显易懂与明了以便为听众(受众)所知晓。譬喻的功能属性其实早已为佛教所意识，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大智度论》就此曰：“譬喻为庄严议论，令人信著故。以五情所见以喻意识。令其得悟。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复次，一切众生著世间乐、闻道得涅槃则不信不乐，以是故，以眼见事喻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蜜，服之则易。”[6]譬喻之所以能够使“庄严议论”容易为人所接受，就在于它把意识这一抽象的事物比喻为具体可见的五情，好比登楼，凭借梯子则相对容易。再者，由于众生著世间乐，对道德、涅槃等抽象事物不信不乐，若将二者比喻为具体可见之物则容易理解。犹如药虽苦难以服用却有利于病，若配之以蜜则易被服用。通过比喻与联想等手段剥去佛典抽象的面孔而使之形象可感，化佛典的深奥难晓为通俗易懂，譬喻的这种功能属性为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所意识到并为之所用。

中古佛典序跋的譬喻手法确实具有上述功能，竺昙无兰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运用双重的比喻手法阐释了不受戒的危害，无舟而欲渡海、鱼出渊而死、鸿毛入盛火而被烧焦，将不受戒所产生的危害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加以阐释，使之形象具体，更容易被理解。陆云公的《御讲般若经序》在阐释《般若经》的功效时，将之比喻为慢慢开放的莲花与渐圆的初月，形象具体可感。陈子良的《辩证论序》运用比喻的手法，阐释了法琳法师的《辩证论》驳斥李仲卿等对正法的毁谤，认为后者的不堪一击犹如叶坠柯被摧毁、云散烟消，与鸿炉焚纤羽、炎热的日光铄轻冰相类似，相关事例不再一一举之。总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借助比喻与联想等手段，将抽象难以知晓的佛教事物比喻为或联想为具体可感之物，使之趋于形象化，更加具体可感。

二是对佛教譬喻经的借鉴。譬喻的功能早已为佛教所意识，这就推动了佛典譬喻经的形成，其中直接以譬喻命名的有五部：题为康僧会所译的《旧杂譬喻经》，题为支娄迦谶所译的《杂譬喻经》，失译《杂譬喻经》，比丘道略集、鸠摩罗什所译的《杂譬喻经》，僧伽斯那撰、南齐求那毗地所译的《百句譬喻经》。孙昌武先生认为除上述佛典之外，还有两类佛典也可归入佛教譬喻经的范畴：“一种是单本譬喻经，如《箭喻经》《奈女耆婆经》等。……另一种是别有标题的譬喻故事集,如题为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马鸣撰·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等”[7]，毋容置疑佛典中存在多部譬喻经。佛教譬喻经以譬喻为主要讲说方式，这就为中古佛典序跋譬喻性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为其题写者提供了参考。由于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是僧众，他们接触佛教譬喻经的机会相对较多，对譬喻手法理应有所认识，在写作佛典序跋的过程中加以借鉴。再者，最高统治者、官僚士大夫、文人学者等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也都具备一定的佛学修养，在参与佛事活动时能够接触到佛教譬喻经并且在写作佛典序跋时加以借鉴。

三是中土业已存在的譬论，为中土人接受譬喻奠定了基础。陈洪师认为譬论就是用譬喻故事(丛残小语)来议论*参见陈洪《古小说史三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地，2006年版，第282～285页。，因此譬论与佛典中“先喻后理”的譬喻属性具有一定的共性。尽管譬喻与譬论的名称有所差异，然而在手段和目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二者都以讲故事为主要表述手段、以论议为目的，只是所讲述的故事与论议的内容、被使用的范围有所不同。陈洪师认为“‘譬论’约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以《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为代表；中经《韩诗外传》以故事说诗；‘譬论’定型于汉代，以《说苑》为代表”[8]。譬论滥觞于先秦诸子的言说方式，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譬论在我国的文化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业师陈洪教授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早期小说的文体特征*参见陈洪《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文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要而言之，譬论在我国的历史悠久，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之中。来华的域外僧众、中土僧人、最高统治者、官僚士大夫、文人学者等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生活于中土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能够接触到譬论，这就为他们接受与吸纳佛典中的譬喻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综上可知，譬喻在中古佛典序跋的讲说方式中持续存在并为之广泛使用，这就构成了其自身共性的一个层面。譬喻把中古各个历史阶段与各类题写者的佛典序跋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古佛典序跋的譬喻性具有多重价值，不仅使自身的形象具体可感，而且彰显出对中土文化的吸纳，构成了佛典中国化的一个层面，主要体现在它与中土业已存在的譬论具有一定的共性。中古佛典序跋譬喻性的形成与譬喻本身的属性、对佛教譬喻经的借鉴、中土业已存在的譬论等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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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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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洪.譬论的定型——以《说苑》为例[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8-35.

FigurativenessforBuddhistPrefacesandPostscriptsintheMediaevalTimes

Zhao Ji-bin

(Library,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Figurativen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common ways of speaking for Buddhis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n the mediaeval times, which resulted from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active factors and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nature of figurativeness, the references from Buddhist figurative speeches, and China’s existing figurative speeches. The figurativeness for Buddhis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n the mediaeval time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not only visualized itself, narrowed down the distance among readers, extended its wide-ranging audience, but also connected all the Buddhis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by various authors into an organic whole, and found out their commonness.

mediaeval times; Buddhist preface and postscript; speaking ways; figurativeness

B948

A

1001-0300(2017)05-0084-05

2017-04-2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佛教文学通史”(12JZD008)；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研究”(2016-ZD-017)；2015年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支持课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序跋研究”(QD15197)

赵纪彬，男，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宗教文化与文学、图书馆学研究。

[责任编辑朱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