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目田菌

说“书”

文丨目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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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沉睡在书本和地壳里的遗迹，历史所繁衍的文化是我们每天温习的课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的独特视角，一定会是你写作时的精彩素材，更是你反思生活的细致入口。

我这里要说的“书”，并非像单田方说《水浒传》那样的评书，也不是苏浙的评话一类的表演，只单单是想聊聊“书”这个物件在中国的故事。

书这件东西，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说藏书满室之家，就是课本、习题册乃至练习簿，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日日接触。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印刷物近在咫尺，如同空气般自然存在于周围，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便会视之为理所当然。如若我问，一本“现代的书籍”有哪些结构部分？普通人会列出封面、封底、正文，一些懂行的人还会提到衬页、版权页、国际标准书号等等。其实，不是从事出版或编辑行业的人们，还真不一定能详尽地列出一本书所必含的内容。

我们追本溯源，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书”，便会对手边这本寻常之物产生一种敬畏。

上古时期，人们尚未发明书写系统，记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这就是老子所言的上古先民“结绳而用之”。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仓颉模仿野兽足迹而创造了文字，有文字就需要有载体，从广义上来说，承载文字、图像，传播这些符号讯息的载体媒介，我们便可理解为“书”。但这种“书”和我们普遍认知中的书是相去甚远的，原因在于媒介的材质不同。比如，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普遍刻在泥板和石头上，汉谟拉比法典更是刻在黑色玄武岩上，我们不会认为这写有法典的大石头是“书”。同样，古代中国早期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铭在青铜器里，我们也很难想象，太学让学生每人背着一个大鼎来上课，“请同学们看到鼎内××行”，这种场景或许太搞笑了。

“便携”，实际成了我们对书籍的隐性要求。

《尚书》曾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便是装订好的竹片，可见商代便有了竹简。青竹先用大釜蒸煮，再经过火烤之后，让其脱水变干，这个步骤叫作“杀青”，杀青后的竹片，不易变形，难遭虫蛀，然后把竹片刮削平整，打孔装订成册，这样就成了便于书写的竹简，竹简的正面篾黄面和背面篾青面都可书写。孔子晚年嗜《易》，读《易》而韦编三绝，“韦编”指用来串联竹简的熟牛皮，韦编三绝便是指孔子翻《易》简牍之勤。

尽管竹简比甲骨、钟鼎更方便了，但数量一多仍会占据很大地方。《庄子》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搬运时当然异常麻烦。自然也有更轻便的帛书，即写在丝织品上的书，但丝绢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只能限于贵族使用。印度和中国西南有一种贝叶棕，东南亚和南亚的僧伽用其树叶书写佛经，装订后称为“贝叶经”，这也是限于热带地区的一种造书方法，不能大范围普及。

书籍的普及化，还是要说到纸和印刷术。蔡伦改进造纸术的故事早已是妇孺皆知，但书籍用纸不代表书多，古早的中国书籍仍是少数人才持有的稀罕之物，一般人难以接触到。国家保管档案的机构是资料最丰富的图书馆，然而每当战火频起，书免不了要遭兵燹之灾。隋朝秘书监官员牛弘曾提出隋前书籍损毁的“五厄”：秦始皇之焚书；西汉末赤眉入关；董卓移都；刘石乱华；南朝梁末魏师入郢，梁元帝下令焚书。动乱之后，官方往往会下令民间“献书”，以丰富库存。

印刷术的兴起才是书本普及的重要原因。自唐代开始流行雕版印刷，自此成为中国印刷行业的主流方法。实际上，由于汉字字库太大，毕昇之后发明的活字印刷难以流行开来，主流印刷还是刻板。雕版印刷顾名思义，便是为要印刷的内容先刻一板，之后刷一层油墨，铺一层宣纸，板压后取下，将宣纸折叠，然后装订成册。所以古籍和我们现代书的书页不同，现代书的一页正反两面都印有文字，而古装书只有正页有文字，折起来的背页是空白的。

印书刻板普及之后，盗版几乎与之同生。当然古人没有现代人的版权意识，借书传抄所产生的谬误不能说是盗版，这里的盗版是雕刻商和书商为牟利而使用的不良手段，当时的士人、官员都饱受盗版之害。苏轼曾写信给他的朋友陈传道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的书被盗版，脱字漏字，粗制滥造，还掺杂了其他人的著述，着实让人头痛，苏轼只得亲自去毁盗版，保护自己的权益。

盗版书商大多来自福建建阳，建阳盛产红梨木，这种木头木质松软，便于刻字，所以带起了当地的刻书行业，而建阳刻书又多来自当地的麻沙镇，被人们称为麻沙本。麻沙本低端量产，用纸粗糙，刻字太浅，校对也不准。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曾记载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教学官出了一道《易经》题考学生，题身是“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学生们大惑不解，拿了官府刻的《易》去找老师，才发现教学官用的是麻沙本《易经》，原文应当是“乾为金，坤为釜”，教学官才承认自己闹了笑话。麻沙书商损害他人权益自牟利益事小，书本乱印，误人子弟祸害便颇大了。

由此亦带出一个问题——书本里知识的校对、保存、流传。这又要提到陆游。陆游流传下来的诗歌有九千多首，当时我并不明白，中国有名的诗人那么多，为何陆游会是中国写诗写得最多的人？其实陆游不一定是写诗写得最多的，而是因为他的诗集文集是保存得最好的，他的儿子陆子聿是有名的藏书、刻书家，陆游的诗文集都是由他儿子自家刻书保存下来的。像李白文采飞扬，诗歌传颂度极高，也敌不过散佚这个大敌，李白的诗歌最后“十丧其九”，只有九百多首保存下来。

“流传”，是我们对书籍背后所代表的知识文化的一种尊重和奉献。

前段时间网络流行一篇文章，叫《今天能读到唐诗，你知有多幸运吗》，里面列举了好几位为保存唐诗而进行编辑、校对的人们，读此文让人感慨。幸运的是，自第一位编订古籍的孔子开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保存过往的书本知识，作了许多努力，甚至几代人共守藏书，如范钦家族的天一阁，毛晋家族的汲古阁。

现代社会书本早已不是什么宝贝罕物，商业印刷也让书库丰富，但仍有学者临深履薄，做着古籍的校对考订；编辑兢兢业业，保证出版的质量。加之历史上的众位先辈，他们着实担得起“文化”这沉重的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