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同顺 邝利芬

美国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的共振效应

程同顺 邝利芬

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分为戒酒、禁酒和废禁三个阶段，不论在哪一个阶段都有妇女的积极参与。禁酒运动与那个时期的女权运动具有高度的同步性，两者互相发展壮大、相得益彰。禁酒运动为女权运动提供了载体和发展机遇，而女权运动的政治化促进了禁酒运动在不同阶段的成功。

女权运动；禁酒运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

美国的禁酒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内战之前为倡导戒酒的“戒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内战之后是一些城市、村镇呼吁用强硬的法律手段阻止喝酒的“禁酒运动”(Prohibition Movement)，1919年到1933年是废除禁酒立法的“废禁运动”(Anti-prohibition Movement)。美国有组织的禁酒运动从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这也正是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不断发展并走向衰落的时期。美国禁酒运动和女权运动在时间上高度同步，在实践中密切互动、彼此共振，相互壮大和促进，产生了特有的叠加效应，演绎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二重奏。

一、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的历史机缘

回首美国禁酒的历史，人们不免感到奇怪，像美国这样一个把民主与自由视为至高无上价值的国家，怎么能让禁酒写进宪法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私人习惯，这个困惑应该从男女不同性别对于饮酒的态度来理解。美国禁酒运动独具特色的一面，在于它是一场妇女加盟并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社会改革运动。禁酒运动是美国妇女在伦理道德和保护家庭的掩护下，为争取妇女权利、提高妇女地位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政治实践。美国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能够同步发生，不仅在于它们彼此对另一方都有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历史契机提供了条件。

1.妇女参与禁酒运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合法性

在整个禁酒运动过程中，妇女是禁酒运动的生力军。妇女能够成为禁酒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于妇女参与禁酒运动的社会合法性。这里的社会合法性与是否符合法律无关，它指的是是否被社会大众的态度所接受。在那个时期，妇女参与禁酒运动的正当性能够被社会大众所认可，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禁酒运动横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领域原则是19世纪指导美国处理两性关系的一条重要的社会规范，这一原则认为妇女从心理和生理上都不适合公共事务，她们只需要在家里履行好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就可以了。处在私人领域的妇女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能进入禁酒活动所属的公共领域。而酗酒对妇女以及家庭造成的直接伤害恰好提供了这个契机。在倡导戒酒和推动禁酒立法时期，妇女认为男子饮酒过量不仅导致身体的疾病，还可能使家庭陷入经济的泥潭；醉酒回家的丈夫常有暴力倾向，对妻子是一种身心的折磨，也不利于儿童的成长，严重影响了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正因为酗酒对家庭的危害，使得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密切相关的禁酒运动具有了一定私人领域的色彩，从而为当时想参与公共事务但又碍于传统家庭观念束缚的妇女找到了一个通往公共领域的突破口。妇女以捍卫传统家庭、保护儿童为出发点，获得了参与禁酒运动的合理依据。

第二，禁酒运动是一场关乎道德的社会改良运动。妇女参加禁酒运动，符合社会对妇女传统道德形象的要求。一方面，禁酒的缘起是美国19世纪初期兴起的社会福音运动。由饮酒滋生的罪恶正好与福音派的伦理价值以及改革理想背道而驰，为此他们传播禁酒思想，开展了各种轰轰烈烈的禁酒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强调和推崇的女性美德是以妇女宗教上的虔诚信仰为核心的，妇女为丈夫和孩子提供道德指导被认为是她们的基本任务，因此妇女参加教会组织的活动并没有违背领域原则的要求。参加公共祈祷是她们不再需要取得男性权威人士的首肯而完全按自己的想法行动的第一步。[1]75因此，妇女参加禁酒运动既符合“家政崇拜”的妇女形象，又切合社会福音派道德改良要求。

2.妇女参与禁酒运动的主观条件已经成熟

从19世纪起，美国妇女逐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到镀金时代①指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的那一段美国历史。（19世纪最后30年），更多的美国妇女，尤其是一些中产阶级妇女已具备了参与一定社会公共事务的前提条件。

第一，妇女就业和教育水平初步提高。美国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很快进入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家用电器的普遍化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减轻了妇女家务劳动的负担，使得妇女走出家庭、走向职场成为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男子大量走上战场，原来很多由男子主导的行业和领域让妇女有了补充进来的机会，妇女成了社会生产的重要成员。大萧条时期，由于妇女的劳动力价值低廉，使她们成了少数工作机会的宠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产阶级妇女参加白领工作成为女性就业的一个新现象和发展趋势，已婚妇女就业也越来越普遍。[2]279

此外，美国妇女在教育方面也有了相当的发展。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公共小学已普遍招收男女学生，19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一批全新且严格的私立学校，为女生开设了地理、数学、语法、修辞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课程。1860年招收女生的高等院校已有61所，大多数高等院校开始实行男女同校。[1]326-328虽然美国妇女教育的初衷是培养贤妻良母，但始料不及的影响却是促进了妇女走向独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妇女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智力条件开展禁酒活动。妇女能够成为禁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原因就在于妇女禁酒组织是由一批拥有经济实力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组成的。

第二，美国妇女逐步获得参政权。19世纪初，最初的禁酒组织大多具有教会背景，妇女只能以宗教组织成员的身份参与禁酒活动。戒酒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男子手里，妇女作为酗酒的直接受害者，却不能对禁酒活动进行表决，妇女经常处在从属地位。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发挥道德的力量，在家里对丈夫和孩子进行规劝禁酒的教育。

20世纪初，妇女选举权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到1913年，包括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等在内的九个州都给了妇女完全的选举权，之后越来越多的州承认了妇女的选举权利。妇女逐渐摆脱之前在禁酒组织中受男子控制与指使的处境，组建了完全由自己主导的禁酒组织，并把禁酒活动与争取选举权的女权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禁酒运动的一支独立力量。如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CTU）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它成立后开展的系列改革活动都是把禁酒与提高妇女权利结合起来的。

各州陆续开展的妇女参政权运动不仅提高了妇女在州议会中对禁酒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利，而且锻炼了妇女开展禁酒运动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为妇女把禁酒运动上升到政治的轨道做了充分的铺垫。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确立了全体适龄妇女选举权的法律地位，这为“湿派”②禁酒运动分化为“干派”和“湿派”，干派支持禁酒运动，湿派则抵制禁酒运动。妇女在反禁酒时期走上前台，成为反禁酒的支柱性力量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二、禁酒运动为女权运动提供了舞台和机遇

禁酒运动往往和其他的社会改革运动交织在一起，女权运动也是其中之一。借助禁酒运动，有些女权组织与禁酒组织联合起来开展争取妇女权利的活动，有些女权组织只是借用禁酒的“名”而从事女权运动的“实”，有些女权组织在禁酒运动中发现了新的女权问题。禁酒运动增加了女权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女权运动的内容，为女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1.从“家政崇拜”到“禁酒勇士”：推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从美国建国初期“共和母亲”到19世纪“家政崇拜”的转换，只不过是肯定了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但同时将她们对公共政治的直接参与降低到最低程度。[3]115

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妇女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如社会福音运动、社区改良运动、废奴运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禁酒运动等。在这些运动中，禁酒运动吸引了当时最广泛妇女群众的参与。

社会福音派展开的禁酒活动，为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公共事务找到了一条最切合现实的途径。早期禁酒运动的倡导者福音教派，为了壮大宗教队伍和实现宗教改良社会的理想，积极吸收妇女参与禁酒活动，有着庞大宗教信仰队伍的妇女也借此参与到了公共事务中。禁酒活动让她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产生了拯救人类、改良社会的历史使命感，也让她们借此加强了“姐妹情谊”，锻炼了组织技能和政治技巧。之后，随着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提高，她们便不再甘于在禁酒组织中的无权和受排挤地位，于是，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摆脱宗教组织的束缚，独立开展禁酒运动，便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1874年，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在俄亥俄州成立。它吸取以前禁酒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把妇女的禁酒改革纳入主流政治，从而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影响。它与反对酒馆联盟（ASL）联合，共同推动了1917年有关禁酒立法的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出台。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的禁酒活动使妇女走出教区的藩篱，在走向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打开了千万妇女的眼睛，使她们为了家庭和国家的利益，担当起她们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寻求的公民责任。[4]

1920年，保利娜·萨宾领导的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WONPR）宣布成立。它不仅瓦解了铁板一块的妇女禁酒阵营，而且推动了废除禁酒的宪法第21条修正案的出台。禁酒运动促进了妇女从“家政崇拜”到“斗酒勇士”的角色转换，加快了妇女独立走向社会的进程。

2.从单一到多元：深化和扩展了女权运动的疆域

诚然，禁酒运动并不是女权运动的天然土壤。在触及禁酒活动之前，为改善地位和争取权利，妇女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抗争，如“废奴运动”、“女装改革运动”、“控制生育运动”等。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妇女的影响力，但范围非常有限。禁酒运动不仅为女权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而且使女权运动的内容由单一向多元发展，增加了它的深度和广度。禁酒运动使业已开展的女权运动在内容上得到了巨大拓展。

首先，禁酒运动扩大了妇女的政治权利。当禁酒从道德改革转移到法律改革时，由于妇女在一些州还没有投票权，这给妇女参与禁酒运动带来很大的不便。这些州的妇女便把禁酒运动与取得妇女投票权运动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妇女选举权运动向更多的州扩展。

其次，禁酒运动扩大了女权运动的主体范围。第一波女权运动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领导的，她们早期关注的主要是和她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教育以及平等的参政权等问题，禁酒运动使得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跳出了阶层的局限，开始关注农村妇女、黑人妇女、妓女等社会底层妇女的权利。1878年，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成立堕落妇女工作委员会，抛弃双重标准，给愿意改过自新的女犯人、妓女等的生活、就业提供条件。

最后，禁酒运动促使女权运动开始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禁酒运动扩展了妇女的视野，使她们的注意力从家庭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将影响力由家庭渗透到社区或地方乃至全国政治生活。禁酒运动使她们把触角深入到了包括清洁用水、街道照明、垃圾清理、公共图书馆设置等在内的其他社会问题。正是因为在学校向孩子宣传禁酒，她们才关注到童工和儿童受虐问题，才推动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工法》的出台；正是因为到监狱禁酒，她们才关注到监狱制度，才有了监狱委员会的设置；正是因为寻找替代饮酒的消遣方式，她们才关注到妓女，才有了堕落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出现。若没有禁酒运动，这些问题都很有可能是女权运动关注的盲点。再以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为例，其1882年在全国的20个部门中只有3个部门的活动是脱离禁酒的核心目标的，第二年在31个部门中则有9个不单是以禁酒为目标的，到1896年时在39个部门中竟有25个的活动完全或基本上与禁酒不相关了。[4]

三、女权运动为禁酒运动掀抬声势

追根溯源，美国的第一波女权运动是由两大分支组成的：一支指向上层妇女的家庭角色，另一支关注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内战后，这两支继续分别发展成两个分支：一支与家庭和宗教紧密相连，为战后禁酒运动提供了支持；另一支更为世俗，与政府和法律紧密相连，它是由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推动的，这一支的政治化实践经验对禁酒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大分支从不同层面促进了妇女的解放，为妇女成为禁酒运动的生力军提供了物质准备以及智力支持。

1.以“保护家庭”为口号推动禁酒运动走向深入

尽管美国女权运动的这两大分支在发展脉络上有些不同，但是两者都坚持一个基本的信念，即相信妇女的力量和权利都来自日常公民家庭和宗教活动，这也是切合美国社会领域原则的一个现实选择。妇女推动社会改革要想为社会接受，取得理想效果，就必然不能过多地跨越性别角色的鸿沟。

在戒酒时期，妇女充分利用教徒身份，配合宗教禁酒组织，从道德、宗教和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家庭和社区宣传酗酒的社会危害，规劝人们放弃饮酒恶习，从而达到净化社会道德、提高生产效率、保护家庭的目的。在她们的努力下，整个社会对过量饮酒的恶果有了一个共识，一些州颁布了禁酒法令，禁酒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1873年底，俄亥俄州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清教徒妇女为了保护孩子、丈夫以及亲人免受纵酒带来的痛苦，发起了一场被媒体称为妇女战争的禁酒的“圣战”运动，她们走上街头，手拿圣经，跪在酒馆门前，吟诵赞美诗，祈求酒馆业主关门停业。她们的行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随后许多城镇、乡村都成立了妇女禁酒协会，仅仅几个月之内就有1000多家酒馆被迫关闭。[5]130

在禁酒时期，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成立。之后它在弗兰西斯·威拉德的领导下，到19世纪末便发展成了当时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禁酒改革组织，会员多达17.6万人。威拉德把禁酒与政治嫁接在一起，充分利用政治渠道，提高妇女的社会影响力，把妇女的禁酒改革纳入主流政治，成功地实现了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的伟大会师，它们相互壮大，同步推进。1917年，在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和反对酒馆联盟的联合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立法禁酒的宪法第18条修正案。

在反禁酒时期，女权运动影响下的新女性打破了男性为主导的酒馆和酒文化，把新女性与饮酒、性紧紧连在一起，作为表达时尚、独立与成熟的新方式。新女性饮酒文化以及禁酒以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促使了妇女禁酒阵营的瓦解，保利娜·萨宾为代表的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在反禁酒组织中脱颖而出。无独有偶，萨宾打着“保护家庭”的口号，反对禁酒给社会带来的一切恶果。最终，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成功地推动了宪法第21条修正案的出台。

2.女权运动的政治化对禁酒运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政治化是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反对酒馆联盟、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这三大禁酒组织制胜的法宝。

19世纪80年代之前，禁酒运动取得的影响仅限于地方层面，禁酒的成效非常有限，而且时常有反复。1874年，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吸取妇女“圣战”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意识到，要想使禁酒超出地方的限制，取得全国范围的影响，就必须把禁酒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为了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试图将激进分子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团结在一起。它先后与禁酒党(The Prohibition Party)、平民党(The People’s Party)、格兰奇妇女组织(Grange Women’s Organization)、反对酒馆联盟一同结成统一战线。它打破了镀金时代强调党员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的政党政治传统，宣布其只支持承诺支持禁酒立场的政党候选人，成功地把禁酒与政治嫁接在一起，迫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禁酒问题上都表明他们的态度。

1895年成立的美国反对酒馆联盟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结盟，组成了美国当时最有效、强大的院外政治游说集团。它执行实用主义策略，制定比较现实的目标，灵活操作，对现任政府官员或者政客软硬兼施，推动了禁酒运动的进展。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借着各方推动禁酒的力量，美国反对酒馆联盟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联合起来，再次启用机会主义的政治策略，最后实现了禁酒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

随之，由于禁酒立法滋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铁板一块的妇女禁酒阵营内部开始瓦解。保利娜·萨宾领导妇女组成了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反禁组织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她延续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与美国反对酒馆联盟的政治化经验，尽量将废禁运动与民主党捆绑在一起，让废除禁酒写进民主党党纲，将废禁运动发展成全国性政治运动。萨宾坚持不与任何一个政党结盟，提出只要两党中任何总统候选人支持废禁运动，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都将给予大力支持，这个做法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和美国反对酒馆联盟政治化的策略别无二致。1933年，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成功地促使国会废除了禁酒的宪法修正案。

四、结语

趁着历史的机缘，禁酒运动恰好与19世纪第一波女权运动相遇了。它们两者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共振效应，互相影响，互相壮大。禁酒运动丰富了女权运动的内容，反过来，女权运动也为禁酒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持。相似的进步主义时代大背景是它们合作的前提，但主体、目标、运动模式等方面的不同，注定了它们终将回归各自的轨道，按照各自的运动规律发展。禁酒运动落幕以后，饮酒问题逐渐远离政治，主要依靠科学引导与道德规范进行调节。而第一波女权运动在20世纪初走向衰落之后，由于其在政治层面还有未竟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机的逐步成熟，在以后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1]（美）萨拉·M·埃文斯.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M].杨俊峰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2]（美）洛伊斯·班纳.美国现代妇女[M].侯文蕙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3]（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周辉荣.19世纪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J].史学月刊.2002，（5）.

[5]郭九林.美国市民与禁酒[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秦飞

The Resonance Effec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 the Temperance Movement in the USA

CHENGTongshun,KUANGLifen

The Temperance Movement in the US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emperance Movement, Prohibition Movement and Anti-prohibition Movement.Due to the women’s active participation,the Temperance Movement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has a high level of synchronization.The two grewtogether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The Temperance Movement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Feminist Movement,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the Feminist Movement alsocontributed tothe success ofthe Temperance Movement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Feminist Movement;the Temperance Movement;public sector;private sector

10.13277/j.cnki.jcwu.2017.01.012

2016-10-11

C913.68

A

1007-3698（2017）01-0098-05

程同顺，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中国农村政治；邝利芬，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政治学。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