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欣瑞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1006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电影皇后”选举机制研究

郭欣瑞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10062）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电影女明星在上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在多重利益的驱使下，各大媒体在这一群体中发起“电影皇后”选举活动，张织云、胡蝶、阮玲玉、陈玉梅等女明星纷纷问鼎“电影皇后”的宝座。但与此同时，有关“电影皇后”选举活动的公正性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以上六位“电影皇后”的选举制度及选举标准进行分析，试图还原女星们真实的“加冕”之路。

电影皇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审美

随着电影东来，奥斯卡电影最佳女主角选举的风习也如影随形传入了中国上海。早在1926年，明星影片公司的女演员张织云就曾夺得新世界游乐场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活动的桂冠，成为中国第一位“影后”。到30年代前中期，明星影片公司的头牌女星胡蝶当选为第二届的“电影皇后”。随后类似评选活动举办过多次，胡蝶、阮玲玉、陈玉梅都得以荣膺桂冠。40年代初期，《青春电影》和《上海日报》又推出了陈云裳和周璇两位“电影皇后”后，这股风靡上海滩的选美热潮才开始慢慢褪去。

一、客观研究——选举制度

1.选举制度的严格性

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明星日报》和《影戏生活》等发起“电影皇后”选举活动的主办方们，目的只有一个——扩大自身影响力，提高自身知名度。所以无论哪位电影明星最终赢得殊荣，于主办方都不会有任何的利益损失。而且，如若在选举过程中弄虚作假，就有被广大群众发现的可能性，反而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此，各大主办方在进行赛事宣传和说明时都竭力强调选举的公开透明，以示选举结果的公平与公正。

1926年，第一届“电影皇后”选举作为上海新天地游乐场举办的“电影博览会”中一项会议的内容出现，由《新世界报》联合《申报》和《新闻报》共同进行选举活动的宣传方并充当投票媒介。新天地刊登《选举启示》表白其发起选举活动的初衷“庶使银幕隽材得公正之评判，银灯韵事永留艳影于尘寰。”还说明了“电影皇后”的选举办法：“由观众投票选出十二名电影女明星作为候选人，再对候选人进行复选，得票最多者即当选为‘电影皇后’”。选票印在每日发行的《新世界报》《申报》和《新闻报》上，一说是由观众填写完毕后投入新天地游乐场内密封的投票箱内，另一说是将选票或报纸邮寄回报社。经过近一个月的投票后，初选结果在新天地游乐场开票，邀请了两位律师做公证人，还临时邀请两位游客上台监察开票过程。1张织云以最高票当选初选第一名，但不知何故原本计划的复选却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新天地为此次选举活动的公平性做了大量文章，反复强调律师公证的行为。影响最大的第二届“电影皇后”选举在1933年元旦由《明星日报》创刊人陈蝶衣发起。他在《明星日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则《电影皇后选举大会启示》，启示中还有选举的具体执行方式：“在《明星日报》上附印选票，使之随报自然流散”。然后将选票放进特制的选举箱里，为期两个月。这次选举的创新之处就在《明星日报》和《影戏生活》中设置了一个“今日票数揭晓”的栏目，将每位投票者的姓名及被选举人当天的得票数及前一天的得票数公诸报端。这种记名式的投票方式保证了票数的公平公正，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假票、买票和重复票，如此的开诚布公或许也是此次选举活动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的原因。

2.选举制度的质疑

选美比赛无论怎样开诚布公总是逃脱不掉“黑幕”话题。事实上，在当时的上海媒体和电影公司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印刷媒介在二三十年代有关电影女明星的话语塑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银幕之外女明星重要的表演场域。于是，各大电影公司对于“电影皇后”这一宝座的争夺战使得选举活动不再单纯。看似公平公正的“电影皇后”选举活动背后或许也有着电影人和媒体人的利益交易。

第一届“电影皇后”选举活动的优胜者张织云争议比较少，但是原本计划在“海选”之后的“复选”却悄无声息的消失了，事后上海新天地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的解释说明。这一届选举活动的“烂尾”令人对新天地举办选举活动的态度是否严谨产生质疑，从而质疑整个选举活动的专业性和公正性。此外，新天地创办人经润三与张织云所在的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张石川的亲戚关系也不得不令人有所质疑是否舅舅和外甥联合发起了这个双赢的活动呢？

第二届“电影皇后”选举活动看似严谨公正，仍有存疑之处，即陈玉梅票数一直领先胡蝶，截止投票结束的前一天陈玉梅票数为6948票，胡蝶只有5548票。投票截止当天胡蝶一下收到15786票，而陈玉梅仅收到6080票，还不及胡蝶的一半。胡蝶即刻反超陈玉梅成为第一，这一情况不可谓不反常。大热门阮玲玉的落败更使观众间“影后”之争更为激烈，当时有观众给阮玲玉写信称：“每年有每年的电影皇后，而只听不见你所隶属的公司为你来一下宣传。”这也代表了部分观众认为胡蝶当选“电影皇后”是其电影公司刻意宣传所致。

其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女明星的成名和衰落要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去理解——原有的绅士精英阶层逐渐衰落，愈来愈职业化的都市中产阶级崛起。与此相伴的是旧式名妓（courtesan）的“性欲化（sexualization），她们服务于绅士精英对娱乐和伴侣的需求，并且在绅士精英复制其文化和社会霸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电影皇后”这项可对声名产生巨大影响的比赛难免有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插手。比较典型的是第三届，即1934年上海《影戏生活》杂志发起“民国二十三年电影皇后选举”，中有一条选举规则为“一人多投，并不限制”。这为大量买票造假行为提供了机会，这届的“电影皇后”陈玉梅也是最不为大众所信服的“影后”。

二、主观研究——审美特征

艺术的核心是“美”和“真”。说到真，起用女人扮演女性角色当然最佳；说到美，在一种艺术形式的范围内，女性角色也十分必要。“在众多观众心中，他们都希望在其观看的影片中看到一个漂亮女人的演出”。大众视线聚焦于女明星光鲜靓丽的外表与身体。于是“电影皇后”这样的选中自然而然演变成一场大众“选美”，演技似乎并不是观众们最主要的考量标准。这或许是演技被公认超过胡蝶的阮玲玉落败的原因所在。

对女明星的建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众传媒的塑造和电影公司的宣传。她们在同时进行两套表演活动以接受社会的观看。一套是银幕表演，另一套就是生活表演。“电影皇后”无疑是观众对这两套表演超高认可度的褒奖。而“电影皇后”张织云、胡蝶、阮玲玉、陈玉梅等女明星所表演的实质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的变化。

1.生活形象审美

（1）外在形象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女明星是都市时髦女性的代表。她们的时装用度和消遣是上海时尚的风向，代表了当时社会审美的整体趋向与追求，“电影皇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届“影后”张织云的照片总是一副凄楚哀婉的神情，侧脸多低眉顺眼，正面宁静谦和，拘泥守礼木讷羞涩的女性形象完全符合我国对传统女性的审美标准。1930年之后，胡蝶的画报照片多以正面示人，含笑平视活泼开朗，姿态大方随意，一对酒窝颇有俏皮感。国人对病态美追求的转变，除了说明女明星对自己公众视野中的身体越来越有信心之外，也从侧面说明了她们对于自己的个体价值有着充分的自信。大众越来越更容易接受这种自然健康的状态。胡蝶身着的旗袍开始向晚礼服式发展。腰身更紧胸省出现，叉几乎开到臀下，与张织云所穿的长度适中活动方便的旗袍大相径庭，女性更乐于将自己美好的躯体展露出来。

（2）公众形象

1930年，随着提倡国货运动的开展，女明星成为了国货服装的主要代言人。沪上最大的国产丝编公司美亚举行建厂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邀请胡蝶等进行表演。1931明星公司胡蝶、夏佩珍主演的《红泪影》中，两位主角所着服装皆为美亚出品。1933年5月大陆商场国货公司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胡蝶等进行了时装表演。1934年，明星公司在实业界的赞助下，出品了专以提倡国产绸锻为宗旨的影片《展览会》，也以女明星为号召进行国货宣传。著名的鸿翔服装公司长期以胡蝶等女明星为代言人。这些活动成功为胡蝶塑造了爱国简朴的公众形象。另一“影后”陈玉梅打出了“检约救国”的旗号，以身作则推广布衣运动被奉为佳话。电影院在放映陈玉梅主演的电影时，也往往于放映前在银幕上打出“检约明星”的字样。观众不再痴迷于奢靡欧化的摩登女郎形象，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返璞归真平易近人的布衣女性形象。与20年代时期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女星的私生活上相比，大众开始关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女性形象。

2.电影人物形象审美

20年代好莱坞明星制度的特点是将演员在银幕上之角色向观众暗示为与其银幕下的形象等同。中国电影界受此影响，安排电影演员角色时力求与演员本人形象符合。观众很容易将女明星戏内戏外形象等同起来。出身青楼的宣景琳从影后所饰角色多是妓女；交际花杨耐梅在银幕上总饰演的水性杨花的女子。张织云的形象是温雅真情，“可怜闺女，到甚阮哈”，在二十年代被称为最受欢迎的“哭星”。这种楚楚动人惹人怜爱的形象完全被观众带入到了她本身。可到三十年代，柔弱感伤多情的正面女性形象被观众摒弃，转而开始接受被讴歌的"新女性”形象。而胡蝶就正是活拨少女及华贵妇人形象的完美演绎者，还得到了“东方曼丽毕克”称号。

三、“电影皇后”选举的现代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已经代替清末以来的妓女成为身体现代性的承载者。女明星们在电影广告和杂志中，以诱人的身体和动作，再加上大写的名字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女明星身体的商品化特征完全显现出来，而“电影皇后”这一称号能使明星身价倍涨。胡蝶夺得“影后”后《申报》中便有以“胡蝶牌擦面牙粉”的广告——“电影皇后胡蝶女士愿以其之芳名艳影作本擦面牙粉之商标足证此粉的确异乎寻常。”明星之所以能够为各利益团体带来利益效用，其原因就在于明星本身就是观众认可的消费品，观众们希望在特定的娱乐场所，可以享受由女明星的“美”提供的视觉以及心理上的服务，而“电影皇后”则正是具有了超高价值的消费品。所以各大电影公司和报纸杂志想要将商品化的明星身体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其实身体商品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波德里亚就认为：“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的普遍地位同样适用于身体、社会实践及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复现表象。”这也体现了民国城市社会走向现代的特点。

注释：

1.张伟.《沪渎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安克强.《从夺目的王位到耻辱之位：重新考察上海妓女》[J].现代中国，1996，22（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