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燕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122）

从手艺人形象塑造反观冯骥才地域性创作
——以微型小说《俗世奇人》为例

邓海燕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122）

冯骥才市井小说极富“津味”地域色彩，人物无脸谱化描绘亦无概念化塑形，微型小说《俗世奇人》中手艺人的形象便是承载着天津卫地域文化内涵。与同为“津味”小说代表作家的林希不同，冯骥才对于地域因素的运用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其中塑造的融有浓郁地域特征的手艺人形象恰恰是作者自身浸有的地域文化内涵的表征，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拥抱生活”的民间取向。

冯骥才；手艺人；地域性；民间取向

微型小说篇幅有限，多取材于凡人小事，反倒促成了其题材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文本构思的技巧性。冯骥才可谓是微型小说的大家，以故事情节的丰富、人物刻画的传神、思想内涵的丰厚对微型小说文体的规范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微型小说《俗世奇人》是其一部重要小说作品，以清末的天津卫为背景，18个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正是天津卫水陆码头市井人生的立体状描绘。正如汪曾祺所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冯骥才在《俗世奇人》里刻画的众生相均是最具生活本色的小人物，尤以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最为精彩。

一、 “津味”文化浸泡下的地域性格

生活的丰富内容从土地涌出，又终将复归于生存在这片土地的人群，无论是生活其中的作家还是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无不受到特定地域文化的熏陶。天津最具魅力和个性的时期当属清末民初转型期，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居，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多种文化交织碰撞，各色人等聚集并相融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鲜明的地域性格和独有的文化现象得以养成，这也为津门奇人怪事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传奇色彩具有一定合理性。

冯骥才的传奇性天津书写将视野定位于市井百姓，乐于在这些人物身上注入文化意味，书写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域文化性格。其中最具魅力的当属身怀绝技的能人、奇人、怪人，接骨迅速无痛却非要收七块银元的苏七块，干活必穿一身黑沾上白点不要钱的刷子李，袖子里捏泥人的泥人张。这些生活于底层的小生产者是天津卫不可缺少的鲜活力量，骨子里刻有强烈的天津卫地域性。地域性同时又是一种集体性，他们“共同展示着天津地域文化塑造出来的‘集体性格’，使读者读来能分明地感觉到他们只能来自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卫码头，而不可能出自其他地方。”1集体性格首先呈现为这些手艺人大多在技艺上精益求精的专一态度，就像刷子李“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再者，手艺人都有自己规矩。苏七块即使显得不近人情也不愿打破无论贫富亲疏必拿七块银元的规矩，刷子李立下身上有白点就不要钱的规矩，泥人张靠手艺吃饭不怵权贵，这些规矩或是准则是手艺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这种集体性格的养成与天津卫码头社会全凭能耐说话的“硬碰硬”环境不可分割，天津人好奇人奇事，也敬奇人奇事。天津卫内有一种平民意识和包容性，犹如一个开放的大舞台，手艺人的本事便是他们立足天津卫的底气。

“手艺人”也并非是一般模样，其中杨巴便是与众不同的天津卫手艺人（姑且算作手艺人），他没有杨七“硬碰硬”的手上本事，全凭一张好嘴。天津码头、商埠众多，发达的商业文化催化了天津人的八面玲珑和好口舌。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得传奇性书写多了几分必要的现实性，灵活机警是面对生存困境的顺世应变，而杨巴的成功恰恰反映了处于弱势的“杨七们”的困窘。如果说泥人张不卑不亢是艺术家的孤傲本性，那么杨巴务实投机则是小市民的性格发展。多种性格的养成也是天津卫的魅力，这两种手艺人都能为天津卫丰富的社会生活所容纳，不同的手艺人形象是作者对不同生存状态的临摹。

二、独具一格的地域人物塑造

人物在小说这种特定的虚构文体里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字数极其有限的微型小说，人物塑造显得至关重要又极其艰难。对此，乔治·普莱认为“没有地点，人物仅仅是抽象概念”，这里的地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物性格生成的地域空间。《俗世奇人·刷子李》开篇这样描写：“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人物还未登场，冯骥才就以津味十足的文字为手艺人铺展开天津卫真实而独特的乡土空间，是艺术化了的特定空间。“在叙事文本中书写出某一类足以成为人物本质特征之表征的特定空间，从而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像观看空间艺术那样具体而鲜活的印象，进而收到一种特别清晰而强烈的效果。”2这个特定空间所具有的浓厚而鲜明的地域色彩大大增加了人物的辨识度，同时人物的内涵也就远远不止于仅有的文字表述。这与作者二十年的专业绘画经验不无联系，习惯性的可视形象思维进入到文学创作中化为一种对画面感的不自觉追求。

另外，冯骥才在微型小说人物塑造有意吸收“无奇不传”的传奇叙事。《俗世奇人》借鉴天津说书艺术，说书人的叙事口吻使得故事的新奇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效果，而人物的单向性书写不至于过分突出。《刷子李》中曹小三把裤子上的小洞误以为是白点，《好嘴杨巴》里李鸿章把芝麻误以为灰尘，而《泥人张》则是体现一种智斗情节，在斗争过程中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误会和智斗的设计使得人物更具表现力。这与作者其他中长篇小说不同，选取的人物截面留有的想象空间极大，读者在感受和想象中更具有主动性，人物“后味”更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微型小说文体的局限，《俗世奇人》刻画的手艺人在人物性格、人物命运上略显单一，再者这种市井小说在内容上侧重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展示因而压缩了人物塑造的空间。就他中长篇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这些手艺人的塑造并不算丰满立体，缺乏人物内心矛盾的心理描绘。《三寸金莲》里的戈香莲该是冯骥才刻画较为成功的圆形人物，在压抑的现实生活中求生和挣扎，在扭曲的精神世界里的自我摧毁和拯救，人物的魅力便是在与命运的抗争过程中得以诠释的。

三、反思与关怀的积极民间趋向

“文学创作仍需要对社会和人生表达自己的关注，发出自己的声音。”3从叙事动力看，选取市井人物尤其是手艺人为刻画对象透露着冯骥才对于市井文学独特的关注，也是对于自己熟悉的天津市井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力的发酵。市井意识文学基本属于民间形态文学，这也体现出作者的民间文学倾向。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视角的独特性是作者文学视野的关键。“手艺人”是一个独特群体，作家对于他们的书写，或赞扬手艺，或颂扬品行，或揭示生存困境，都是人文主义关怀倾向的具象化。

冯骥才在市井人物的关注上与同样是“津味”小说代表作家的林希有着不同之处。林希笔下的天津卫有一种畸形的膨胀，外寇入侵、军阀混战下各色人物躁动不已，较冯骥才同类地域文化作品带有更为浓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意识。林希笔下的市井人物多为流氓无赖、身无长物的穷光蛋、混饭吃的“闲人”，这些底层人物依靠着天津卫特殊的文化背景往往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大人物”翻云覆雨的棋子，他们的命运往往是被操控的、无力的。以苏鸿达为例的“闲人文化”更多的是爱惹闲事、管闲事，见缝插针、见财伸手的传统文化劣根性，林希对于这些人物多为针砭态度，而冯骥才则在批判反思之余对市井人物更多有一种关怀和希望。不同于“知识分子叙事”居高临下的姿态，或是旁观者冷静的审视，他所运用的民间叙事是“把自己融入于市井生活之中，与人物内在精神融为一体，从生活固有的方式进行叙事”4。我以为他是以平等姿态拥抱生活，内含一种民间取向。作品中浓郁的说书意味便是形式上向民间的一种靠拢，以说书人口吻讲述手艺人的奇事趣闻，呈现亦庄亦谐的艺术效果。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说书叙事增强了故事可读性。这种应时的雅俗共赏叙事方法是天津卫地域文化孕育的成果，也是作者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反馈。

作品讲述的传奇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但又不同于泛滥的天津市井生活实录（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反映的客观现实不等同于现实生活，它是作者的再创作，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表现。如果说《神鞭》是对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三寸金莲》是对文化自我自缚力的反思，那么《俗世奇人》应该是对地域文化的积极展现。冯骥才在采访中曾提及《俗世奇人》的创作，他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容易失忆的时代”，想用《俗世奇人》“从人的集体性格去记录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这也作证了之前提及的冯骥才对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反思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和赞扬，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在文学中，艺术不仅仅是手法和形式，还有作者本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认知。冯骥才的人物塑造里便融有天津地域文化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他自身对于这种传统地域文化的情感倾向。

四、结语

会写小说的人不少，但会讲故事的人却不一定多。冯骥才发挥微型小说特有的长处在《俗世奇人》中借助地域文化的书写塑造富有血肉又个性鲜活的手艺人形象，从地域入手实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避免了对天津卫传奇故事和风俗人情的简单陈述。地域文化总是或隐或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心理性格，进而渗入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冯骥才作品裹有的浓郁“津味”或许正如林希所说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现象，是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学成就”。不论是“津味”还是“京味”亦或是别的味，都不能仅仅看作文学领域的奇特风景，它更是作家对长期生活的脚下土地的不可言状、永不退色的情怀。

注释：

1.朱于国.天津卫码头手艺人的“集体性格”——对《好嘴杨巴》和《泥人张》的整体解读[J].中学语文教学，2008（1）：49-51.

2.龙迪勇.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J].江海学刊，2011（1）：204-215+239.

3.张勇.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J].云梦学刊，2014（1）：104-108.

4.陈思和编.《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206.

[1]佟雪，张文东.试论冯骥才市井人生小说中的传奇叙事[J].当代文坛，2012，01：59-61.

[2]《新时期文化小说丛书·天津闲人》，林希著，丁帆主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3]《冯骥才自述》，冯骥才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4]莫振良.近代天津人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因素[J].城市史研究，2004，00：117-130.

[5]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想到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1：40-56.

邓海燕，就读于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