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01331）

与杜甫《北征》诗比较看蔡琰《悲愤诗》的艺术特色

朱俊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01331）

蔡琰是建安时期杰出的女诗人，她的五言体《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女子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它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等五言叙事诗深受蔡诗影响。

蔡琰；悲愤诗；特色

蔡琰是建安时期杰出的女诗人，她的五言体《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女子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它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等五言叙事诗深受蔡诗影响。胡小石先生《杜甫〈北征〉小笺》，（《胡小石论文集》）云：“杜甫《北征》其描写最动人处，如还家见妻儿一段，则兼有蔡文姬《悲愤诗》、左太冲《娇儿》两作之长。”下面我们就《北征》和《悲愤诗》中写儿女一段试作比较。

同为表达父母爱子之情，蔡诗先喜后悲，杜诗先悲后喜 。蔡文姬身陷胡中十二年，一代才女长居蛮荒之地，作为才子，饱经书香的她当更多承受“人俗少义理”的痛苦；作为女子，她必须更多承受失去自由与尊严的羞辱，一年年的岁月荒凉，没有希望。所以虽生二子，仍“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盼望能回家乡。而一旦“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时，这种苦难即将解脱的幸福感迅速被一种痛苦铺天盖地地掩埋：“己自当解免，当复弃儿子”。漫长的苦难岁月里，满是胡风霜雪的异乡荒凉，她忍受痛苦煎熬的生趣何在？唯有这一双温软幼子的呀呀稚语，恋恋情怀，而今却要生人做死别，“存亡永乖隔”了，以至为母亲的文姬一时间如痴如狂，如催五内。相传文姬归汉后因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甚至遭到“托命与新人”的丈夫董祀的嫌弃，直至董犯法当死，由文姬蓬首徒足向曹操求情得救后方有改观。可见归汉时的母子生别当是这一代才女最后饱蘸血泪的一笔。杜甫的《北征》也同样表达了舔犊情深，却是先悲而后喜。一家人在乱世之中久别重逢，劫后余生，在反反复复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后，乍一相见不觉失声一哭：“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痛定思痛后方于喜悦的泪花中看娇儿痴女的宛转情态：“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战乱之年，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家消息不通，户户生死未卜。一封家书尚且贵抵万金，何况是经年隔绝。战乱时代的思亲怀远牵挂与恐惧并存，彼此都有最坏情况的构想体验，一旦亲人聚首，纵然是个个“颜色白胜雪”、“垢腻脚不袜”，可他们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象一颗颗伶仃的蓬草。难怪千辛万苦回到家中的杜甫能与喜悦中道一句：“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了。

同是以细节传情，手法不同。蔡诗中以对话形式，杜诗却始终是为人父的旁观叙述。蔡一方面直接叙述“去去割情恋”之痛：“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一方面又以童稚之语，更言人母生离死别时的撕心裂肺：“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直用小儿语，在深深得恋母情怀中也了无遮拦地责怪着母亲的狠心遗弃。他人之责犹可忍也，爱子之责无可忍也，此时能解文姬一身悲苦者更复有谁！对话形式在汉代五言诗中，尤其乐府诗中并不少见，如《孔雀东南飞》中对话形式几乎贯穿全篇：“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文人五言诗形成于东汉末年，源出于汉乐府民歌。乐府民歌本属闾巷歌谣，语言多是喷涌而出不加含蓄的，句式也没有一定，到汉末就趋向整齐的五言诗体。文人作乐府，兴趣偏于五言，到了汉末始形成五言诗特别繁荣的气象，但在语言上还没有完全脱尽民间的语体色彩，很质朴的，明白诚恳。经魏晋两代约二百年的发展，文人五言诗已经定型，更加整齐，不复见对话形式了。晋代左思的的《娇女诗》即是一例，他分别写了两个幼女的可爱情态：“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其姊字慧芳，面目璨如画。轻庄喜缕边，临镜忘纺绩。”……通篇写娇痴游戏，却无一处对话细节，也已脱尽民间语言色彩，纯文人化的了。到杜甫的时代更不待言，那是文人全体作诗的时代。

从声律学角度看，杜甫《北征》明显更规整严格，韵律和谐。如“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粉黛亦解包，衾绸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而《悲愤诗》则是遵循自然声响而歌的：“处所多风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蔡琰创作五言诗的建安时期，还没有对诗歌声律的探索和总结，没有对语言文字声律的人为总结和约定，也就是说近体诗还没有出现。直到南齐才出现一套旨在增加诗文声音和谐动听的声律理论，通称永明声律论。永明声律论是对以前遵循自然声响而吟咏诗歌的一次丕变，使古诗创作朝着格律化的方向跨了一大步。诗文中对偶句也早已出现，如《悲愤诗》中“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亦唏嘘，行路亦呜咽。”但这是文势使之然，非有意用排偶。用意排偶至宋齐梁陈时盛行，如颜延之，谢眺，江淹，沈约等诗文中比比皆是。而且越趋工整，于是创作上人工渐胜天成的变化就很鲜明，到了唐代律诗更进一步成熟，杜甫诗作即是律诗成就的代表。

以上是对蔡琰《悲愤诗》和杜甫《北征》的一点比较，从中或可略见我国古代诗歌继承发展的一点脉络。

朱俊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会员，重庆市戏曲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