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为时代点灯的孩子

——第三代独立诗人张锋诗歌简评

⊙林 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让第三代诗人正式涌入诗坛。张锋作为第三代独立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应运而生，在形式上带着第三代诗歌的反文化特征，日常化、口语化、叙述化以及消解崇高。然而第三代诗歌的反文化不自觉地走向极端，逐渐沉沦于琐屑的世俗生活的当下，流于浅薄与轻俏。而张锋的诗歌在形式上的反文化特征之下，其内核却承袭了传统的诗歌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历史使命感、人道关怀、政治反思等，在反文化的非理性形式下蕴含着一种理性精神，它是对诗歌的“诗性”与“神性”的回归。

张锋诗歌 日常化 粗粝口语 理想主义

1986年《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举办两报诗歌大展，即“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第三代诗人群正式涌入诗坛，张锋即是其中一员。作为第三代独立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应运而生，一开始就带上了第三代诗歌显著的时代特征——反文化。

这种反文化的诗歌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这群年轻诗人对抗朦胧诗人话语霸权的独特方式。他们认为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朦胧诗人，其诗歌中的“我”总是依附于民族、时代的“大我”之中，诗歌实际仍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写，“其语言中充盈着的理想激情和强烈的使命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公共书写对个体的淹没”，从未抵达真实个体的生命体验。他们认为诗歌不应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而应沉降、下潜到日常生活，去表现“建立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这种反文化的诗歌策略具体呈现为日常化、口语化、叙述化、解构化等特征。

一、诗歌形式上的反文化倾向

（一）日常化

第三代诗回到日常化的世俗生活语境，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回到日常化平凡生活的场景，回归平凡个体的存在，用最日常化的口语来捕捉生活当下。

朦胧诗中的“我”并非真正的个体，而是贵族、英雄，是人文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们理性、有文化，是为世界立下规则的作为世界中心的人。与朦胧诗不同，第三代诗人诗歌中的“我”不再是代言人的精英形象，不再是作为一种角色、身份的“集体共同存在”，而是下滑、还原为一个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平凡个体，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既非崇高亦非卑下，他只不过如此这般孤独无聊地生活着。

即使有再多的友谊再多的爱情

人啊注定也是孤独的

夜半时分灯火还辉煌

这小城和它的芸芸众生

碌碌无为欲罢不能

而“我”亦是这小城里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我还是做我的凡夫俗子

安慰自己大隐隐于市，好死不如赖活

或许死去或逃避更容易，活着才更艰难

“我”没有任何崇高，只是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的凡夫俗子。“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是有着青春的性冲动和一切原始冲动的人，是被不正常的人视为不正常的人，是男人和女人，人。”

平安夜我在想

做一个好人多好

要多好有多好

做一个平凡的人多好

要多平凡有多平凡

粗茶淡饭随遇而安

平平淡淡也就会

平平安安

“我”就是一个平凡地生活在粗茶淡饭中，要多平凡有多平凡的人，他平平淡淡地生活。而活着本身也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伟大事情，就是活着而已，无聊琐屑，“多少年了我活得漫无目的鸡零狗碎”。

（二）口语化

以口语入诗，是第三代诗人自觉的诗歌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面对当时朦胧诗派的话语霸权，这些年轻诗人以口语诗的革命，来实施他们对当时庸俗的主流文化的反叛与对话语权的争夺，如莽汉派诗人李亚伟所说：“当时我们对真正好诗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写我们在普通生活里折腾的场景。砸烂庸俗的主流文化，打倒虚伪的文化，争夺话语权。在一个庸俗麻木的文化幻境中，刺穿让人厌烦的世界的刀剑。”“他们唾弃以意象、象征为代表的高雅的文化人语言,用凡俗、琐碎的口语来应对朦胧诗的艰深冷涩”，试图用最真实的口语去抵达最原始的世俗生活与个体体验。

话说，度过漫长的成长期来到中年这道坎上

我过着我的小日子不好不坏无惊无喜

老婆会在微博上对我说饭在被窝里她在锅里

去除象征、意象，去除深度与蕴藉，还原为平面化的口语，让诗回到语言自身，如韩东所说“诗到语言为止”。诗歌的语态不再是代言人精英式的高声呐喊，而是下滑、还原为一个日常化生活中平凡个体的低吟与独白，是卸下任何的修饰的琐碎的个人话语。

我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了/冬天又来了

风吹着你的小屋/雪下在你的门前

一条狗/一只猫/这两样动物和一个小火炉/陪着你

漫漫长夜/80岁的老母亲/这样的冬夜/你会想些什么/你能想些什么

音流语感更加契合身体本身情绪的流动，没有事先刻意的经营、结构、安排，语词就随着生命情绪的流动，缓缓地、自然地流淌出来，紧紧地贴合着生命的原态。

（三）叙述化

第三代诗人的诗歌，是空间性的、叙述化的，叙述眼中所及的日常生活场景。诗歌强调现场感，不再是迥异的意象的组合、杂糅，不需要通过联想、想象，挖掘出隐藏的意义。

一壶茶,一个女人,

眼前的几个朋友

别处的几个小人,

冬日的一个下午,暖洋洋的

舒服但心有不安

每每有一种

悲从中来的感觉。

诗歌中一切自然而然地呈现，追随个体“当下”的生命体验，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细节与具体经验，当下的情绪流动，对当下生活境遇的关注。无须依附任何或历史，或文化，或传统的意义，它就是生命本身。属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身。从外在的“他性”的文化、传统、规范摆脱出来，回归到原初的生命体验，追寻着生命原真的状态。

（四）消解崇高

第三代诗人在诗歌中消解崇高，消解一本正经，常常以幽默、反讽、调侃的口语写作。

在幽默、讥诮的口语中，消解、调侃人的生命来源的非崇高性、生物性与偶然性。

活了一半有余

我想说的是命运本身就太二了

我也不想跟了

其实是说这话的我太二了

因为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诗歌要消解人的所谓理性的崇高，要消解加诸人身上的一切社会性、文化性的伪装与矫饰，还原人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一个在人世游历半辈子的游子，此刻要回到妈妈的子宫，回到生命的原初，“妈妈 我的妈妈 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这块肉已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诗人不仅解构人崇高的社会性存在，同时也在诗歌写作中解构着诗歌写作的意义。

为了凑成一篇博文

我又无病呻吟一番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

从生到死彻头彻尾的无聊

诗歌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可能只是人的无病呻吟，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彻底的无聊。诗人在诗歌中逃避意义，消解深度。

很多人写文章也是这样

把苦难和美德夸张了来写

写着写着自己就当真了

写作的人嘲讽写作这件事。写作有时候是不是一种“人性本身的做戏感”？写作者自己欺骗了自己，自己把自己感动了，而真相却可能从未被触及。

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诉苦的时候

说着说着就脱离了事实

真相永远不会被说出或呈现

张锋在诗中大胆深刻地对写作本身进行质疑、审视与嘲讽，解构写作本身的严肃性、真实性，质疑语言与真实的关系。

然而第三代诗歌的反文化与解构，在不自觉地走向极端，对“人类大事失去关怀，对崇高彻底唾弃”，诗歌完全蜕变为纯个人隐私的喋喋不休，完全沉沦于琐屑的世俗生活的当下，流于浅薄与平庸，沉沦为轻俏、无聊的口水诗。海德格尔说，诗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而在第三代诗中，普遍的理想与信仰缺席，意义缺失，失去了一种超越精神，遗失了诗歌的“诗性”与“神性”的尺度。

相比较之下，在形式上的反文化特征之下，张锋诗歌的内核中却承袭了传统的诗歌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历史使命感、人道关怀、政治反思等，在反文化的非理性形式下蕴含着一种理性精神，它是对诗歌传统的理性精神的回归，是对诗歌“诗性”与“神性”的召唤。

二、诗歌非理性形式下的理性精神的回归

（一）对真相的反复诉说

诗歌中这个人到中年，愤怒的男人，在世间流浪几十年，看到过太多污浊，洞穿了太多谎言，内心住着的却还是个孩子。这个孩子敏感天真，温和善良，固执地守望着心中那一片麦田。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我成人后依然像个孩子

当我人到中年依然像个孩子的时候

我懂得一切

但我不能说出一切

“那个地方/狗屎遍地开花/鲜花却像牛粪一样”，面对那个充斥着谎言的虚伪、强权的压制、欲望的嚣张，是非颠倒烂泥般的现世，孩子恐惧、不解，心中充满了失望的哀伤：“话说，他们没有深邃的感情他们怎么会这样？他们没有从始到终的善良他们怎么会这样？他们不懂得到大地山川的深处找点甘泉喝喝他们怎么会这样？”

于是孩子变成一个愤怒的诗人，挥舞语言的刀剑，开始他的抗争与反叛。他不停地诉说，可惜，听者寥寥，“谁想听你的那几句童言无忌？49年后他们习惯了谎言”。

语言，从来都不只是语言而已。在一个言论通道闭塞的社会，语言是不透明的，它总会沦为强权的工具，成为掌握话语权力者私欲与阴谋的掩护与装饰。语言被染污，成为空洞的谎言，且往往被包装、修饰得高尚、文雅，听起来是那么美好。大多数人就在谎言的美丽囚笼里麻痹地沉睡。真相被谎言掩盖，语言成了真相的刽子手。

可诗人是清醒的，他看穿了谎言的把戏，“令人不解的是假大空那一套你们玩不腻吗？一茬又一茬像韭菜一样”“它们继续用废话冒充智慧我们继续沙漠中的呐喊”，诗人不停地诉说，试图唤醒沉睡的人们，让他们看到真相，辨出方向，他渴望着“成为原野上的一株野草，在世间的作用，只是显示给过路的人们，让他们看到风从哪个方向吹来”。

可是诗人有时也会陷入自我怀疑，他质问自己“当人们沉睡时，为什么要把他们唤醒，让他们看到头上的乌云呢？”然而，诗人注定无法沉默，不停诉说真相是他的宿命，“我可以不说话，但我说出来的话必须是真话”。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社会里，沉默即是说谎者的共犯，“我此刻无声，将来亦会无声，那些在我缄默之时亦无声无息的，须得讲出一切方可死去”。是的，“我”可以不说话，像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那样，但真相必须有人讲出，历史之痛不可被人遗忘，那是“哪怕变成石头，也依然存在的疼痛”。所以，只要谎言还在，“我”就会一直说下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因为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一切都会回来，一切都会重来一遍”。

张锋的诗歌有明确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自觉的担当意识，它要在这个昏暗世界点亮一盏明灯，让人们看到方向。保罗·策兰说：“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正是以这种对时代艰巨的“穿过”，以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诗人把自己的诗与那些空洞媚俗、无病呻吟之作区别了开来。

（二）粗粝口语的“胡说八道”

诗的革命首先从语言开始。威廉·詹姆斯说“语言是思想的囚笼”。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是体制规训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它构成一种无形的囚笼，塑造、约束了人们的观念与认知。因此诗人对规训与权力的反抗，对假丑恶的鞭挞，对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追寻，必须从言说方式的冒险与革命开始，如墨西哥诗人帕斯所说：“诗歌创造是以对语言施加暴力为开端的。”

张锋选择以粗粝口语来开始他“奋不顾身的胡说八道”，如“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李亚伟）。粗粝口语，是尚未被主流文化所规训的语言，因而保留着一种原始质朴的自由力量。诗人以粗粝口语入诗，正是一种与主流文化对着干的话语活动，是对官话、官样文章、社会禁忌、理性束缚、高雅文化的反叛。

今天这头猪。

明天那条狗。

昨天那头驴。

……

现实这个骚货。

历史那堆狗屎。

未来这个蠢货。

这些诗句中语词不合逻辑的搭配，“骚货”“狗屎”等粗粝口语的使用，构成一种“胡说八道”看似疯癫的言语方式，用一种随性语言的连缀与放射，破坏一本正经，破坏诗歌的文雅，破坏文明与理性，打破由习以为常的语言习惯所造成的思想牢笼。福柯认为，“疯癫”的语言，是一种自在语言的恢复，它是反文化，反理性的，是对体制、规训的“冒犯”“僭越”，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他者”，它以自己的存在，去置疑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奋不顾身的胡说八道”恰恰是因为诗人对真相看得太清楚，他无法容忍那些看似一本正经的高尚谎言，他要狠狠地嘲讽与戳穿它们。然而这样不合时宜的胡说八道，需要诗人有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奋不顾身的勇气，也不得不承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以及被沉默的大多数误解与排斥的苦闷。

粗粝口语，也是对精英文化作出的区别，它表明诗人所坚持的草根立场，用普通人的语言，为普通人说话。同时他们也以口语诗表明他们与朦胧诗人不同的草根立场，即以世俗生活中一个平凡真实的人的身份，描写质朴的生活场景，言说真实的生存感受。“因为我们当时希望把诗歌写得谁都能懂，谁都能喜欢，要‘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万夏语），要把爱情诗献给女干部和青年女工，把打架和醉酒的诗献给旷课的男生、卡车司机和餐馆老板。”

诗人出生于内蒙古高原中部一个名叫河西的小村子，平凡普通的农民出身，艰辛的成长经历，让他的诗歌天然地关注着那些最原始真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底层普通人，对他们的处境与遭遇，抱着深深的悲悯与同情，为这些人的权利与尊严呐喊，是其诗歌定锚的价值，“人民从此开始流浪，这之前我们怀揣着梦想，从那以后宿命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慈悲再也没有离开过我”。这种悲悯同情，让诗人对那些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权力执掌者、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嚣张与虚伪进行强有力的嘲讽与对抗：“没上台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上了台就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向一棵含羞草学习羞耻吧。见到土豆白菜和农民就叫大爷。心服口服。”他要用粗粝口语撕裂虚伪者的虚伪与无耻，为普通人的权利与自由呐喊。

（三）真善美的细腻歌颂——坚固深厚的理想主义情怀

诗歌对污浊现实的抗争源于诗人内心坚固深厚的理想主义情怀。真正的诗人绝不会是一个混世的犬儒主义者，在一个污浊的世间可以佯装糊涂、苟且偷生。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张锋写诗是要“在一个铁器时代”去寻求“黄金般的生活”，这种“黄金般的生活”就是诗人心中那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世界，然而这种寻求注定是艰难而徒劳的，但是“永远不要怀疑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民族”，“从古到今理想主义者都是通过入地而上天”。坚固深厚的理想信念，支持着诗人不停的诉说。

诗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也表现在对于世间真善美的呵护与爱怜，“在世间的真善美面前，他像尘土般谦卑”。在一个看过世间太多污浊的人眼中，那些真善美之物是那么珍贵，它们让人心生温暖与希望，“但是善良的人啊，我是多么的爱你们！人之初子，你们是多么闪亮！”在张锋的诗中，一片僻静的海，一个梦中“笑而不语笑而不答的女子”，一小碗阳光照耀下的圣女果，一个小小的可爱茶壶，总之，这平凡世间一切细小、可爱、纯真的东西，都被诗人赋予了无比的爱怜与留恋，它们给予他疲惫斑驳的灵魂以休憩与安慰。

诗人写一小碗阳光下的圣女果，在诗人眼中，这一颗颗小小的圣女果，“如此晶莹剔透像婴儿像处子像初发心，像真理像胚胎，像人类的童年小小的红红的，每一粒仿佛都是观音菩萨现世阳光下，她们如此安静如此迷人，似乎此物只应天上有，她们在我面前闪亮，我几乎要跪拜下来”。这些小小的圣女果，是大自然的赠予，那天然的红色，光滑圆润的样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安静美丽，那是一个与喧嚣扰攘、尔虞我诈的人世完全不同的纯真自然的世界，让人心生欢喜。诗人怀着无比温柔的情感写来，诗句中透露着单纯静谧的氛围。

对假丑恶的愤怒与对真善美的爱怜，同时并存于张锋的诗歌中。这让他的诗歌语言，呈现出分裂的两极，一极是粗粝愤怒，另一极却是细腻柔和。但看似分裂的两极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只有那些看多了世间污浊的人，才会分外珍惜与小心呵护仅存的真善美。只有那些心中怀有深沉持久的爱与慈悲的人，才会反抗一切加诸生命之上的暴力、压制与剥夺。诗人针砭一切，正是因为他对一切都爱得深沉，“追求真善美的人们不妨像尘土般谦卑，把自己降到尘土之下做同伴中的最卑微者，佛或神的慈悲或许才能降临”，张锋诗歌中所有的抗争与鞭挞的最终归宿，正是生命中那片真善美的澄明之境，“天地之间有大美/所有的诗篇也只是为了呼唤它”。诗人要做这世间纯真的保护神，“真的好想做个与世无争的纯真人儿，哪怕是驻扎在一个天真无邪的国度牢笼里面”。

每个诗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纯真善良的孩子，它是诗歌力量与光芒之源。这份纯真是在历经世故之后的返璞归真，可以说是一种“世故的天真”，与孩子那未经世事的单纯天真相比，它显得更加珍贵、深沉与丰富。

当我人到中年依然像个孩子的时候

我懂得一切

但我不能说出一切

这个从河西村走出来的孩子，后来离开了乡村，去到了很多喧闹繁华的城市，可内心里依然保持着生长于斯的那份纯真自然与质朴，它也成为诗人内心最深的依恋。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河西，在一条小河的西边 所以就叫河西，那是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它流向哪里我不知道，只看到它向东流去，浅浅的河水，夏天会有很多青蛙和蝌蚪，冬天会结冰，村里的孩子们，整个漫长的冬天会在上面滑着自制的冰车，那差不多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大的乐趣，河的旁边是低矮的小山或者叫微微起伏的丘陵，山上有一片野杏林，夏天的时候，那些野杏果，也差不多是村里孩子们童年时代最好吃的美味。

而隐居海岛上的生活，蓝天、大海、绿色，则仿佛母亲温暖湿润的子宫，继续滋润呵护着诗人的赤子心，“岛上的空气可以自由地呼吸，蓝天，大海，绿色，每次从内地回来，从机场到家的路上，我会情不自禁地默念回到海南，仿佛重新回到母亲温暖湿润的子宫，子宫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国”。

（四）孤独自我的忧伤与虚无之感

张锋诗歌中的“我”是一个孤独流浪的局外人，世界的局外人，自身的局外人。在这个世界中，又仿佛不在这个世界中，永远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带着若即若离的忧郁眼光去写生活，写自我，写时代，“如凡人一样生活，却像上帝一样思考”（于坚语）。

诗人放逐自己，自由而孤独地在这世间流浪。这种自由与流浪是深刻而痛苦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彻底的孤独，是揪心断肠的自我折磨，但它是诗人作为诗人的基点与依据，是他们的宿命，别无选择，他们命中注定是人生旅途中的流浪者。“他们的诗不是书斋中哼哈而成，而是在流浪中顺手拈来。”诗人孤独地流浪在世间，听凭自己的心自由去感受生活，又在诗歌中自由言说，“我的灵魂在游走路上却没有喝茶和撒尿的驿站”“我要一个人去大地私奔，一个人去触摸天堂/我要一个人去玷污庙堂”。

尽管有着抗争的力量与理想的情怀，张锋的诗歌似乎仍永远笼罩着一种忧伤与虚无之感，“我的心我的肝/为你们哭过那么多/苦果那么多”，这种忧伤，或许来自诗人对现实的无力，对冤屈者的哀恸，对人性的怀疑以及对生命虚无本质的深深体认，诗歌中有一种冷眼旁观的冷静，仿佛看破红尘般，“由于宿命的安排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看破红尘”“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每个人最后都是一堆小小的土/来于尘/归于尘”。这一切都让诗人那颗沉重而焦虑的心灵从未得到容许拥有片刻安宁。张锋的诗歌充满矛盾感，时而富于力量，时而又会陷入绝望与怀疑中，“世界只是一堆泥土/别无他物/歇着吧”，“我迈出了一小步/世人也不会迈出任何一步”，在绝望中抗争，又在抗争后绝望，带着浓重的宿命感，“生命即是根深蒂固的绝望”，“注定只能是历史的废物点心一小块”。这种在虚无荒诞中的痛苦与挣扎，仿佛那个一次次推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透露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之感。

张锋的诗歌中有一种巨大的真实。他不断努力，试图用文字去抵达真实，历史的真实、现实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然而诗人又在真实中质疑、解构着真实本身。真的有所谓的真实吗？还是一切都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虚幻？由此，张锋的诗歌又笼罩着一种虚幻之感。可是，人不能沉沦于虚幻感。人之为人最伟大之处，应该是在看透了生命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是向死而生的勇气与力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执与信念。穿透虚幻感的无力，张锋的诗歌中涌动着力量，这种力量是对假丑恶的有力鞭挞，是对真善美的细腻歌颂，是对那个理想世界的执着追寻。而诗人本身，更是一个如此真实的人。他的写作，卸下一切虚名、矫饰与伪装，坦诚勇敢地揭露着人世间的丑陋与罪恶，诉说着生命中的愤怒与温柔、喜悦与苦闷。这样坦诚的写作，在这个矫揉造作、浮夸功利的时代，有着一种异常动人的力量。

（注：本文中所引用的诗句均出自张锋的诗集《河西村的孩子》）

[1][2][5]杨扬：《“第三代诗”的反文化特征及其影响》，《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3][12]赵林：《第三代诗人与第四层人生》，《文艺评论》1996年第2期，第42页。

[4]柏桦：《与神语——第三代诗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第202页。

[6]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7]王家新、芮虎译：《保罗·策兰诗文选》序言，原标题《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保罗·策兰诗文选〉译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帕斯文集》（上卷），赵明德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9]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页。

[11]万杰：《“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5期。

[1]杨扬.“第三代诗”的反文化特征及其影响[J].当代文坛，2011（5）.

[2]赵林.第三代诗人与第四层人生[J].文艺评论，1996（2）.

[3]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J].文学评论，2002（5）.

[4]万杰.“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J].社会科学论坛，2008（5）.

[5]奥克塔维奥·帕斯.帕斯文集（上卷）[M].赵明德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柏桦.与神语——第三代诗人批评与自我批评[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7]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作 者：

林 琳，在读博士，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现代文论、诗歌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