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反思
—— 第十六届《哲学分析》论坛综述

尹 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对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作了深入阐述。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表达了对中国治理、世界走向、人类和平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命题“超越性”的关切与思考。大会发言得到与会国家的广泛认可与赞同。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在其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中，明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也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广大成员国对这一理念的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价值观，乃至新的哲学，已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反响。在此背景下，第十六届《哲学分析》论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反思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8月5日在美丽的塞上湖城银川召开。来自《哲学分析》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宁夏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副所长主持；宁夏大学副校长马宗保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宁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任军教授、《哲学分析》主编何锡蓉研究员相继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各自单位哲学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论坛围绕这一伟大的时代命题，面向世界，立足现实，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的哲学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维度、人文科学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野与命运、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警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两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民族与国家”、信息文明的内涵及时代价值等维度展开深入讨论，在深刻的思想交锋中，凸显了哲学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辨析

在全球化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话题，而是一个近在眼前的“显白”事实。对于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学者各抒己见。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内在的“精神实质”是把握共同体概念的关键。就此而言，共同体首先是在语言、情感、信念等方面具有相互认可，甚至彼此支撑、相互依存的具有某种亲密关系人们的结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友谊可以被看作最小意义上的共同体。当文化、信仰、利益、地缘等更多要素加入，共同体就会不断向外扩展—— 地缘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乃至国家共同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其最大外延可以表现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龚群教授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当代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其所包含的和平、发展、正义、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分享”的普遍价值，也是当代国际新秩序的集中体 现。

浙江师范大学张法教授认为，就严格意义上的文明区分角度而言，不同文明对命运及共同体的理解存在的极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他对中国、西方、印度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及其各自的时空观念分别进行解读，并且提出：传统的西方文化重空间，印度文化重时间，中国文化则重整体，简单地套用一种文明去解读其他文明并非明智之举。但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而言，从不同文明中仍能找到共识，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应当具备“拥有共居之地”、“达成公共观念”、“实现求同存异”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集中反映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对于自身命运前景的理解与关照。张法教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真、善、美及正义观念，是人类对自身命运最为关切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从中国哲学“天下、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从历史层面对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生来就有的意识—— “天下”即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主体意识，它表现为“为公”的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民族”意识中出现过的“华夷之辨”就是基于共同利益、共同观念而逐渐变得清晰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及至现代国家“丛林”，命运共同体的边界已经突破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更多关注的是政治霸权、国家冲突、民族矛盾、贫困问题、生态危机等关乎全人类的福祉的现实性问题，以及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的探索。他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蕴含着高超哲学智慧，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智慧的高度再现。

宁夏大学潘忠宇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着眼于周边，确立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进而对外谋求对外扩张，注重“单元强盛”，最后升华到关切全人类命运走向，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共建人类美好家园。就目前人类科学技术之所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已经超出地球而涉及外太空。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与多重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哲学理应对其加以回应并构建相应的话语体系。宁夏大学李伟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深入交融、越来越多的必须共同面对的整体性危机、不同文明与价值体系的碰撞与冲突这三个基本事实。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话语的构建，必须面对五大哲学问题。第一个哲学问题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说谁是话语体系的主体—— 这种话语体系是以西方哲学为中心还是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第二个哲学问题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中因文化传统差异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前者强调抽象意义上的单极世界，后者强调各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第三个哲学问题是普遍主义与文化多样性。普遍主义强调某种价值可以以“应该”的形式被普遍推广或普遍化，成为一种对所有有关现象都无差别的“标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呼声则越来越高，个性化的需求有其广泛的思想市场和空间。第四个哲学问题是由第三个问题而来的，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它要应对的是普遍主义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的冲突—— 就前者而言，一些公认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理念或价值观在转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层面时，其普遍意义的合法性往往面临现实的考验；而对后者来说，在思想史的长河中，无论古今中外，尽管不断出现各种“重叠共识”，由于大多数方法都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人类普遍主义的规则还是无法被勾勒出来。第五个哲学问题，表现为文明的冲突、对话与和谐，它关注的是最终用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李伟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具有“反思特性”的哲学的内在必然要求，是21世纪初人类对自身现实困境与命运走向的哲学关怀，展示了中国人的哲学自信与文化自信，同时也凸显了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知与担当。

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解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认为，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式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延伸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人类克服现代性桎梏，实现人类自我解放事业的高度理论自觉。同时他还强调，任何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别，甚至即刻消除两种制度（价值）对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它们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加以警惕。

龚群教授指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正义维度是其核心的、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之一。他从三个角度出发进行了阐释：其一，是基于国际间交往的国际正义，应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提出并写入《联合国宪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准则；其二，是“基于每一个个体不可剥夺、不可转让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正义”，即个体正义，应将个体权利“作为道德考虑或正义关注的基本单位”，这是正义的基础含义；其三，是基于生态环境危机与治理难题的环境正义，即人类的活动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掠夺、污染与治理中的正义问题，特别是基于未来视角的环境代际正义，应以科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龚群教授指出，正义问题之所以是人们命运共同体中的核心问题，是因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无论是从共同体发展的整体角度，还是从个人权利的个别角度看，这个问题都是全球价值生态中最为脆弱的环节，特别是当人类已经处再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共同的命运必然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是当代人类的神圣使命。

借苏格拉底对“虔诚”的普遍定义求索的方法，山西大学安希孟教授指出，人们应该走出价值相对主义的误区。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是狭隘的以社群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而应是以普遍正义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即正义应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

潘忠宇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已是不争的事实，就理论深刻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思想的升华。在多元文明并存的地球村，价值冲突客观存在，但价值认同并非易事。其中，价值独断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是极具危害性和迷惑性价值“两极”，是人们极易走进的两个误区，对此要加以警惕。潘忠宇教授还指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不应把地球村变成纯粹的相互利益博弈的竞技场。

三、人文科学、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文科学更被挤压到狭小不堪的空间，人文科学如何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命运又将如何？针对这些问题，同济大学孙周兴教授指出，在古希腊时期作为诸学之王、无所不包的哲学，在近代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人文科学科范围，甚至在论题和方法上亦被自然科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加快发展，核能、互联网、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推进，成了当代全球人类生活事实上的统治形式。在此技术浪潮中，人文科学的空心化愈演愈烈，人文与科技的相互背离和不信任日益加剧，人文科学进入了一个不被理睬而只能顾影自怜的颓败过程中。孙教授指出，这种颓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文科学的“空心化”，即尽管人文科学从来都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在客观事实上，它并不能改变被自然科学挤压到一个狭小空间的事实；其二，基于人文科学历史性的特点，人文科学在与自然科学的对抗中表现出一种艰难、沉重且充满哀怨的复古基调，而在今日学界，这种复古情绪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关怀与政治主张；其三，面对与技术工业的隔阂，人文科学最终沦落到一种几近装饰性角色的边缘地位，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的畏惧感。尽管如此，孙周兴教授对人文科学依然持积极的态度，他指出，对现实没有反应能力和对未来没有预期能力的人文科学是无未来的，一味的复古哀怨亦丝毫无益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改进，反而会陷入虚妄。因此，人文科学要重新正视自己的处境，展示面向未来的姿态，重整旗鼓，并需要创造性地用新的文明样式，继续捍卫和保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

任军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譬如人机互联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应用，虽然缺少了人文因素的参与，但在客观上提高了司法审判的高效性和客观性，反而把人类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和复杂的人情世故中解放出来，而人文关怀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在审判、审核中，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相对于人文精神而言，人工智能并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可以丰富和深化人文精神。

成素梅研究员认为，近十年是信息文明全面展开的时期，它以互联网普及、人工智能高度发达、大数据分析的规模化展开为主要特征，信息文明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每个环节。在信息洪流中，人类对自身文明的走向、关于自由的理解、思维范式的创新、人文与技术的鸿沟，以及人类面临的数字化症候群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命各个环节的尖锐问题，都进行了更加深入彻底的反省，人类对自身的命运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警觉。尽管如此，成素梅研究员依然对信息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信息文明至少从四个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第一，信息文明有助于打造互动、包容、安全、边界的全球化社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互动交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第二，信息文明有助于人们淡化竞争意识，强化共享意识；第三，信息文明使人类面临对人性的彻底反思，为人类自觉提高伦理道德素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第四，信息文明缔造了数字化的共享理念，从而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何锡蓉研究员在主持小结中指出，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某种意义上已然造就出一个“无用阶级”，人类理应对自身的处境有所警醒，而不应只沉溺于科技带来的便捷与快感中，更不应在社会进步的同时精神却不断退化。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思路

与会学者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略或实现途径，表达了各种的观点。田鹏颖教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必刻意为“中国特色”而创造特色，又不宜狭隘地将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拒斥为“西方文明”，既要客观上承认世界各国维护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民族主义的鼓噪，同时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战略，即从团结、和平的愿望出发，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与和平，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怀承教授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一般意义上要协调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性质的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要协调好人与其他生命、人与人工智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要高度重视个体的“自我管理”，要从内外两个视角，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并健全管理。

潘忠宇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冲突下的不宽容阴影、民族主义激化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构力量和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在国际社会利益博弈中的无处不在以及霸权主义的横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威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主体、行为和制度层面进行培育。从主体层面看，个人、社会、国家、国际组织是不同层次行为的主体，宽容应成为建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培养具有宽容意识的世界公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从行为层面看，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紧张关系是世界复杂性、差异性、矛盾性的外在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异质文化间的对话和互鉴、融合，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因此交流互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在本质上是约束行为主体的一种规则或秩序安排，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处在可能而尚未实现的阶段，因此以宽容为原则的制度支撑，通过制度共同体的各个成员使自己角色与责任得以定位，保证各主体行为对共同目标的指向，保证有效、公正的制度供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关键。

五、总结

会议在主办方热情洋溢的欢迎中开始，在与会学者意犹未尽的热烈讨论中结束。最后，成素梅研究员为本届论坛作总结。她对宁夏大学李伟教授提出的这样一个与时代精神紧密契合的会议选题加以高度赞扬，同时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规模虽然不大，但学术层次和思想含量都很高，问题讨论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科技哲学等诸多研究领域，是一次跨专业的对话。

尹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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