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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的语言民俗与文化认同

2017-01-27蓝卡佳杨敬宇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语汇天眼山地

蓝卡佳,杨敬宇

(1.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6;2.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0)

《天眼》的语言民俗与文化认同

蓝卡佳1,杨敬宇2

(1.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6;2.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0)

文章以《天眼》的民俗语言为研究对象,透过作品中的民俗语汇表述,探究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文章从婚丧民俗词语、社会方言、地名词语、地域风俗名称等语汇层面予以分析,分析了文本民俗语汇与文化认同关系的文脉传承、文化精神、审美共识。通过对文本的社会方言的时代特征、民俗语汇的地域特征分析,揭示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冉正万;《天眼》;语言与文化

《天眼》是当代贵州作家冉正万的一部长篇小说。文本用娴熟的民俗语言,社会方言,描写了川黔交界处一个叫“燕毛顶”[1]的历史变迁与人物命运的变化历程。特殊的民俗语言表现特定的具有深厚内涵的社会思考,揭示社会与人性的复杂关系,让人凝重而无语,沉重而深思。正如王刚先生的述评“历史的东西洞穿封闭的存在,村民们被裹挟进去,只能随波逐流。”[2]

运用民俗语言叙写民俗文化是很多文学作品的特点,研究者多从作品的地域性来看待民俗语言。实际上,语言记录文化,文化的精神内涵对应于人的存在的生命意义建构。从民俗语汇的角度研究民俗文化是语言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语言民俗直接反映民俗语汇涵盖的民俗文化,因为语言是活化石,民俗语言是对社会和文化最直接最真切的记录。认同是一种意向性反应,也是社会语境因素影响的结果。文化不仅与人的“自我”联系在一起,还与人的“存在”,乃至关于“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这个“本能”决定了人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实际就是生活的内容,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无论是语言的习得、社会习俗的习得,还是价值规范的习得,都被内化成了“他的”东西[3]。因此民俗语汇的内涵与文化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语言民俗的角度看,《天眼》正是通过选用不同的民俗词语来实现作品叙事的历时性,人物命运的共时性的。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民俗语言承载民俗文化,民俗词语反映地域特征和地域文化,同时民俗语言还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人物心理特征,将人性与社会变迁通过民俗语汇高度关联。在社会语境限制下,民俗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吸纳新的社会方言,从而叙写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命运。特定的地域语境中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地域语境中人物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也是民众自然习得、高度认同、自觉传承和积累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4]

一、文本的婚丧民俗词语与文化认同

(一)婚俗词语与民俗文化

在《天眼》的叙事地域川黔交界地的“燕毛顶”,作品用了大量的婚俗词汇作为铺垫,从而叙写人物命运的多舛。如“青头姑娘//请媒人//开亲//三六九转//开庚帖//送“书子”(聘礼,去女方家订婚的文书,写上男女双方的年庚生月日)//头婚结亲在早上,二婚结亲在下午。//退亲”等,这些民俗词语基本涵盖了黔北男女婚嫁的基本特征。丰富的婚俗词语,可以看出当地人对待婚姻大事的态度。最初民众的婚俗文化认同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一般信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民俗,这种认同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因袭传承。社会习俗的认同制约人的命运,结婚后,不管双方以后的感情生活多么恶劣,轻易不离婚。因为只要离婚了,就会遭到别人的嘲笑。所以,在婚姻大事上,双方都很慎重,繁缛的婚俗礼节不仅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婚前考虑,同时也是一种庄重的仪式,仪式感和宣示性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认同。当地人认为女儿嫁出去,就等于没有了,变成了别人家的人,正如俗语“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米汤。”所以,会有文本人物“陈绍冒”退亲后女方的跳水自杀。但是在社会变迁裹挟下的“燕毛顶”,一方面生活的艰辛导致婚俗的逐步变异,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心理迷信和盲从更导致婚恋观的畸形。“燕毛顶”村民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迁冲突来不及思考和理解,更无法沉淀为新的习俗,对特定社会语境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异化和变异只能被动认同。“陈绍冒”与“罗品”的婚恋是婚俗变异被动认同的开始,而后“罗品”的再嫁,麻风病之女“文幺幺”因麻风病的父亲招人嫌弃难以嫁人,新知识青年“苏冬辉”的多舛婚恋等情节,包括后来“陈绍种”对“苏冬辉”的“意恋”,以及文本中关于婚恋的种种不伦描写,都是传统民俗和社会语境变迁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异化结果。传统习俗认同的习惯性与悖逆习俗的现状形成矛盾冲突,人物命运的被动认同叙写成为揭示人物命运悲剧形成的原因,从而反映社会语境下民俗的扭曲,人性的变异与无奈。

(二)葬俗词语与民俗文化

《天眼》的叙事是从寨守陈灯高的意外身亡开始的。叙事语言运用了一系列的葬俗词语叙写民俗文化,更像是一场文化仪式,隆重而神秘,其中贯穿整个文本的是“挂落气袋”这一仪式,成为文本人物命运的总领。

“挂落气袋”是“燕毛顶”特有的葬俗,这个民俗词语贯穿整个文本,指的是人在去世时,要把人的最后一口气接在一个布袋子中然后挂起来,表示对人的灵魂的尊重。在“燕毛顶”,每家的堂屋都挂着逝去先人的“落气袋”,神秘而又神圣。从文本开篇“寨守陈灯高”的去世开始,到文本结束“罗景朝”的去世,“挂落气袋”这个民俗词语在整个文本中占的篇幅很大,好像是一条暗线,抑或是一种象征,像一条绳索捆绑人难以释怀,又像是幽灵般侵入人的灵魂,钳制着人物的命运。文本对“挂落气袋”的每一次描写,都有对人物心理特征的刻画和对这一民俗的不同解读。“死人、丧命”本是悲剧,但是文本却外化为能否正常“挂落气袋”的仪式感,反映了村民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民俗的习惯因袭,以及对民俗变异的被迫认同的复杂矛盾心理。而每一次“挂落气袋”仪式的民俗变异都裹挟着村民的懵懂无知,对无法正常“挂落气袋”的被动认同和无奈接受。

“树葬”在“燕毛顶”是很隆重的丧葬礼仪。与民俗“天葬”“水葬”同样具有庄重的仪式感。这个民俗词语在文本中也出现多次。“寨守”加“寨佬”陈灯高的葬礼写得很详细,描写了“树葬”详细的特殊经过。

“众人把遗体抬到堂屋,用十二种草药熬水擦洗三遍,叫十二道迷魂汤,把魂迷住,葬到树上不会发臭。洗干净后停放在四块木板搭就的灵床上,遗体慢慢变硬,冷冷地接受超度,从此阴阳两隔。”[1]

从民俗词语“树葬”到南无佛徒“唱经”;再到“说佛语”“打火碗”,作为燕毛顶的“寨守”加“寨佬”,陈灯高的葬礼充满仪式感,非常隆重。这一隆重的仪式,与后来陈家儿子陈绍冒、陈绍轮的惨死,以及其他人物各种死后的不同埋葬情状形成鲜明的对比,悲剧性和悲惨状在民俗文化的变异与对现状的被动认同过程中凸显无遗。文本通过这一民俗的变迁要表达的是,人性的冲动如果不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秩序产生联系,那么它就无法被确认和合理化,只能是悲剧。

通过对民俗变异的被迫接纳,“燕毛顶”村民的文化认同在发生变异。这种文化认同是被动的,是撕裂和痛苦的,是个体乃至群体被迫对社会变迁时不同的外来文化现象的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的过程中,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现象所产生的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这种认同开始于村民的懵懂无知,心理矛盾,理解焦灼,只能是被动接受,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漩涡,无法自拔,只能被裹挟。这就是“燕毛顶”村民悲剧性凸显的原因,也是人性撕裂与扭曲的见证。作者也正是通过这种文化认同的错位来凸显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荒诞性。文本中以“陈绍种”为代表的人物群像就是这一文化变异与被动认同的矛盾体。

二、文本的社会方言语汇与文化认同

《天眼》中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认同变迁叙写是通过各个时代的社会方言来实现的。反映社会背景的社会方言语汇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社会现象和社会因素,新的社会方言必将记录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滚滚而来的社会语境因素冲击着“燕毛顶”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社会文化浪头中随波逐流,来不及喘息和思考,只能被潮流般的社会文化浪头裹挟前行,被动认同。

社会方言记录特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由社会群体的不同性质而形成的语言变体。在语言学中,社会方言指的是在某一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或次文化群中被使用的语言。[5]在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会形成特定时期的社会方言,而这些特殊的社会方言带有特定的时代文化特征,一经出现,将会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天眼》的文本语言,并没有直接描写特定的社会背景,而是大量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方言进行表述和叙写。如:办识字班、抗美援朝、修超英水库——超英塘(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土改(选地主、斗地主、借地主)、“三反五反”、“大炼钢铁”、“新三反”(反贪污、反强迫命令、反多吃多占)、“五风一化”(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背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燕毛顶集体农庄、石门坎公社、燕毛顶大队(生产队)、集体食堂等等。这些社会方言记录着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动,对这些新词汇记录的社会文化现象,身处“燕毛顶”的人们新奇而懵懂,躁动而无知。

社会方言的大量使用,一方面符合“燕毛顶”人物群像的认知背景,另一方面也可以客观地叙写特殊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些社会方言的文化背景与燕毛顶村民的传统民俗交互,错位,不同社会现象伴随新奇的社会方言在封闭的村民的懵懂认知中跌宕起伏,犹如大浪淘沙,不甚理解,来不及认同,只能随波逐流;人物命运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无法自己主宰,文化的变异来不及认同却已经被裹挟。弟弟“陈绍伦”记忆力好,能倒背毛主席语录,一时震惊乡里,却又因此而丧命;“陈绍种”因为继承寨守职责被“选为”地主,来不及认同,却因此坎坷半生;“陈绍冒”因打鸟技术好先成为“灭害英雄”,继而又因其“英雄揭竿”而丧命。由于“燕毛顶”地域的闭塞,山民文化程度的低下,他们在传统文化习惯认同的惯性思维和文化急剧变异的冲击下,在强势外来文化被动认同过程中,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下,一切都来不及理解和思考,一切都只能被动认同,人物命运的荒诞性和悲剧性相互交织,一切都成为荒诞悲剧。

三、山地民俗语汇与山地文化认同

《天眼》文本中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传统文脉的认同;二是山地文化精神的认同;三是审美追求的认同。[6]《天眼》的叙事背景是黔北大娄山深处闭塞的语境,故事的因果、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展开也是以山地文化语境为叙事基础的。这样一来,山地民俗词语叙事与人物的山地文化认同成为文本建构的文化基础。

(一)地名词语的形象性与山地文化认同

《天眼》中的地名词语极具典型的大娄山地域形象性,山地文化特色丰富。地名词语的语素构成主要趋向形象特征,主要是在词语的构成中注重事物的形象描绘,渲染出生动的山地形象色彩,为“燕毛顶”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却又无法自保的特定地域进行典型描摹。比如《天眼》故事发生地“燕毛顶”这个地名,从构词语素就可看出是作者特意营构的一个川黔交界处与世隔绝的山地环境。

如:燕毛顶(位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上),偏岩穴,石门坎,老鹰崖,鹰嘴崖,龙峰坳,皂角井,首魃崖(来源《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行走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龙洞湾,磨子顶,月亮坑。

文本中的地名词语,都有语素“顶、崖、坎、坳、穴、坑、岩”,语素义都有山地文化特征。再看修饰语“老鹰、鹰嘴、燕毛、首魃”,这些更是典型的山地动物及其特征,再用来修饰具有山地特征的名词性语素,更具山地形象。可见,这些合成词的构词语素,本身就涵盖了山地文化特征,营构了“燕毛顶”特殊的地域文化。山地文化衍生的民俗传统、文化精神以及审美认同,为文本的社会事件,人物命运,特定情节做了整体铺垫。

(二)地域风俗名称与山地文化认同

1.对农事的熟悉和细节描写

大量的山地农事器物名称,如:枷担、铧铁、割生漆、沤堆肥、堆柴灰、堆玉米秸、存放农具、骚水牯、牛拐骨等。这些民俗词语与文本对山地农事的娴熟描写互为表里,揭示其简陋的生产条件,简单的生活方式,山民的生活真实、生动、传神,与文本的山地文化特征和人物的山民性格及命运形成一个整体,达成山地文化认同与审美共识。

2.对山地民俗的细节描写

文本有大量的山地神祀崇拜描写,如“猫耳朵痛的传说和预示”,有对“离骚”的另类解读,有对山地神话传说的信奉,这些民俗语汇的叙写展示了“燕毛顶”山民的精神文化传承。文本中还反复出现山地特有的饮食名词,如:包娥饭、两造饭、佛豆;特殊的生活物件和山地植物,如:秧缟鞯(是将稻秧晒干后编织的毯子,重达三十斤,像门板一样硬,穷苦人家拿它当被子用,不贴身,像盖着块石板。),马儿秆(旱地芦苇),叶子烟(自制旱烟),篾片儿,木撮瓢,火塘屋,楼福(楼横梁),小火笼,八角丁(绿刺蛾)等。这些民俗语汇的山地文化特征反映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山为食,依山为用,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文化追求和审美都只能是简单粗放式的,这种山地文化认同揭示了人物命运在裹挟的社会文化洪流下的必然。

3.特殊的民俗称谓和常用词语

特殊的民俗称谓,如:老跩跩,嘎公,嘎婆(外公外婆),寨守,寨佬,堂叔,懑(mèn)龙(不动脑子,还给别人添麻烦的人。),邋抓儿(乞丐)等。称谓词语的民俗性,也与特定地域文化特征相统一,这些民俗词语也营构了特定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

4.比喻喻体用词与山地文化认同

(1)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成了人干,像烟火熏了三年的腊肉。(火熏腊肉是山民的特有习俗,而且由于物质生活的缺乏,火熏三年的腊肉是难得的佳肴。)

(2)在别人眼里,陈绍轮更像一根从屋角找出来的松明子,又黑又亮,一粒火星就能点燃。(松明子是燕毛顶的照明工具,也是最常见的日常生活物品,用做喻体,亲切、自然,随意。)

(3)人嘛,没有文化和桶没有桶绳一样,摸到哪里都是湿乍乍的,都不好提起来。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一提就离地,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喻体特征形象、简单、易懂、事理特征明确。)

从这些例证可以发现,文本的比喻构成也是建立在山地文化物象的基础上的,喻体的选择既有山地特色,也具山民思维方式和认知特点,山地文化特征突出,文化认同典型。

当然,由于受普通话影响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地域风俗的交叉,文本中的民俗语汇使用也还有不太统一的地方。比如对“蚕豆”的名称书写,写成了“佛豆”,实际上西南方言都应该是“胡豆”(外来的事物部分冠之以语素“胡”),而从读音到字形,都不符合川黔地域方言特征。又如比喻句“这包干豆豉的味道很特别,就像被一千个不同的人用胳肢窝夹过。”这里的喻体词语“胳肢窝”就是普通话词语,本地应该是“夹肢孔”或“夹[xia21,jia21]孔”。这样一来,对文本民俗词语和民俗事像的整体性就有一定影响。

四、结语

文化是一种“根”,几千年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已经是一种非物质文化,是一种因袭和自觉的文脉,是一种自然习得。文化就像空气一样,它已化为社会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化为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等,其心理和精神上的意义已变成他的“自我”。就此而言,文化认同虽然是“有意识”地按文化的逻辑保持与它的同构的联系,但文化更多是内化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民俗语汇记录民俗文化,叙写民俗文化,文化认同的传统文脉认同、精神文化认同、审美追求认同都离不开语汇。民俗词语能透过时空,记录文化,还原社会,作者正是运用大量的民俗词语与社会方言,来交织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错位这一矛盾体,在人物文化认同的同一性和变异性过程中,反映历史的变迁,反映社会性与人性的荒诞,反映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的错位,从而凸显人物的悲剧性。

[1]冉正万.天眼[J].长篇小说选刊,2015,(5):121.

[2]王刚.现实的观照与历史的审视[N].遵义师范学院报,2015-11(295).

[3](美)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M].王大鹏译.上海: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4]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李春雨.文化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审美张力[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81-87.

(责任编辑:罗智文)

On the Linguistic Folk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Eye in the Sky”

LAN Ka-jia1,YANG Jing-yu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2.Guilin Normal College,Guilin 541000,China)

Taking the folk language in Eye in the Sky as subje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 of the language to cultural identity in terms of folk words of marriage and funeral,social dialect,place name,name of regional custom,etc.A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rangement inheritance,cultural spirit,esthetic commonality between folk words and cultural identity.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pochal features of social dialect and regional feature of folk words,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lation of changing context about social culture to cultural identity.

Ran Zheng-fang;Eye in the Sky;language and culture

I206.7

A

1009-3583(2017)-0061-04

2016-10-02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遵义黔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JD201)

蓝卡佳,女,四川资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教师工作处处长。研究方向:语言与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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