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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唐后主词之自然与悲慨

2017-01-27朱绍雨范嘉晨

唐都学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后主故国李煜

朱绍雨, 范嘉晨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文学艺术研究】

论南唐后主词之自然与悲慨

朱绍雨, 范嘉晨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前人论南唐后主词颇多,却鲜有确论概括后主之词旨。今以《二十四诗品》之“自然”与“悲慨”尝试论述后主词,其“自然”之表现在:意象选取的自然贴切、情感抒发的率性任真和语言风格的本色天然。而悲慨则是李煜后期词作的意境呈现,其后期词抒写了个人命运之悲与家国巨变的伤痛,再一进推及人世无常的悲叹,构造出后主词深沉博大的“悲慨”之境,从而成就了后主在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南唐;后主词;《二十四诗品》;自然;悲慨

李煜(937—978)是南唐后主,降宋以后被宋太宗以牵机药毒死。史载后主精书法、通音律、工绘画、善诗词,尤以词之成就最高,今存词30多首*本文所引李煜词皆出自《南唐二主词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以下不再注明。有必要说明的是,王仲闻校订的李煜词(下称“王本”)一共33首(含残篇),新出的陈书良、刘娟笺注本(下称“笺注本”)收录34首,笺注本多录一首,两本篇什也有所不同,兹录在下:笺注本收《渔父》二首、《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共三首,王本存疑;王本收《更漏子(金雀钗)》《蝶恋花(遥夜庭皋闲信步)》,共二首,而笺注本存疑。所据版本不同,词频统计或意象统计偶或出入,总体来说并不影响对后主词的研究。。前人论后主词,多论其白描式的语言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此处就部分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对后主词的评述简述如下:其一,林庚《中国文学史》(1936)尤其重视后主词的语言,评其“字句天成”。其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和抒情技巧进行评论。其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批评李煜词缺乏奋斗的力量而陷在长愁里不能自拔,同时认为李煜的词史地位决定于其艺术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李煜以词抒发个人情感推动了词的发展;善用白描手法;善用贴切的比喻;语言明净优美近口语。其四,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强调其抒情和语言风格。其五,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李煜词前后期的一贯特点是“真”,其词的本色和真情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以血泪写词遂感人至深、语言不事雕琢丽质天成及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纵观各本文学史著作之论述,基本上都注意到了李煜的词史地位及其语言风格、抒情技巧等方面,但显然没有确论概括后主词之词旨。,显然不及张炎以“清空”“骚雅”四字论姜白石词之精到深刻,今有意效之,借《二十四诗品》之“自然”与“悲慨”论后主之词。

一、后主词之自然

《二十四诗品》之“自然”云: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薄言情悟,悠悠天钧[1]19。

杨振刚《诗品解》说:“犹恐过于雕琢,沦入涩滞一途,纵使雕绘满目,终如翦彩为花,而生气亡矣。故进之以自然。”杨振刚的解释抓住了“自然”这一风格的最大特点,即不事雕琢。“俯拾即是,不取诸邻”,讲的是随手拈来,但拈的是“己所本有”;“俱道适往,著手成春”,郭绍虞的解释是:“既与道俱而再适往,自然无所勉强;如画工之笔极自然之妙,而着手成春。”那么,所谓创造作品的过程应该就像在春天逢见花开,一年尽了新的一年到来,其过程与大自然的运转一样是自然的。只有自然而得才能不被“夺走”,如果强力而为,反而很容易失去。整个的创作过程,好比隐士居于空山,“新雨”之后采摘草,“偶尔相值,行所无事,则出诸自然”,最后要我们感悟到“悠悠天钧”,就是与天时自然齐等。据此可得“自然”之内涵:不事雕琢,无须强力人为,从“己所本有”拈出,得之自然,而“所得”亦非常自然。

吴承学在《从“自然”看风格概念的历史性》一文中言道:“可以说,自然是司空图美学思想的核心。”其一表现即是创作方面的自然天成[2]。以“自然”论后主词,较早如蔡嵩云的《柯亭词论》:“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3]蔡嵩云是从文学体裁演进规律立论,确有慧眼卓识。詹安泰在评《清平乐》时道:“用春草的随处生长来比离恨,很自然也很切合。”[4]詹安泰的评述指出后主词“自然”的第一点表现:意象选取的自然贴切。先看原词: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这首词写在分别很久以后,词人说自离别以来,春天都过了一半了,“你”还没有回来,紧接着写他的愁恨:凡是目所能及之地,春色如此的好,但“你”始终没有回来——这就是断肠的原因。词人看见阶下的梅花落了一层一层,其降落之姿之乱如同降雪。这个比喻很妙,我们知道雪堆得厚了,是看不出什么乱不乱的,但是这里的梅花很乱,说明梅花还正在凋落中,就像从天而降的雪花,毫无规则,飘飘洒洒,落在身上,拂去一层,再落一层,又满身了。“我”是多么无聊啊,站在这树下,等花落满身、拂去、又满身。也许词人是在极目远望,看远方有无大雁归来,这不是春天都过去一半了吗?怎么还没有音信传来呢!“路遥归梦难成”是替离别的人设想:路途遥远,就算梦里想要归来应该也是很难的。这种节奏是舒缓的,下阕有四句六字句,其节奏为“二—二—二”,可谓“一波三折”。因着节奏舒缓,心中的惆怅更加绵延。想念远人而无论如何也不得归来,心中的愁恨郁结,又如何纾解呢?这离恨就像春草一样,极目望去,长满在“你”离去的路上,路有多长,“恨”就有多长。

李后主在本词中选取的意象如“春草”“雁”“落梅”“梦”都是古诗词中常用或生活中常见的。据统计,李煜三十多首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意象有“花”18次,“梦”16次,“月”12次,“春”11次,“风”、“雨”、“帘”各8次,“泪”、“深院”各7次,“窗”和“夜”各6次。这些意象不仅在其他古诗词中极为常见,而且与他的帝王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是身为帝王还是阶下囚,他都被囿于“庭院”之中,看“花”开“花”落,“月”圆“月”亏,他在“夜”里透过“窗”与“帘”听“风”识“雨”,愁苦至极之时,即使在“梦”里亦是以“泪”洗面。由此可知,后主词的意象选取是不经心的、自然的,这些意象组合是个人情感抒发的载体。同时,这种情感抒发也极为真挚。这就是后主词“自然”的另一表现:情感抒发的率性任真。叶嘉莹指出,不论前期之词还是后期之词,“李煜之所以为李煜与李煜词之所以为李煜词,在基本上却原有一点不变的特色,此即为其敢于以全心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情感。”[5]44*叶嘉莹先生还有一首绝句论后主词:悲欢一例付歌吟,乐既沉酣痛亦深。莫道后先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刘毓盘《词史》说李煜词“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二者可相互印证。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这是后主前期的作品,写男欢女爱之乐,其描绘之直白,不免让人对后主多有责意。《南唐书》载“后主乐府词有‘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韩熙载以下,皆为诗以讽焉,而后主不之谴。”就连《南唐书》也认定此词写的是后主与小周后偷情之事。直白如此,率性如此,与徐铉报告宋太宗李煜悔杀潘佑、李平一事,不仅说明李煜在处事上不够理智,就连言语间也缺少理性的节制,无怪乎王国维评其“为人君所短”,他又怎敌得过宋祖宋宗二人。而这也正是《人间词话》所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所长处——“不失其赤子之心”。后主一任其情感随心而走,虽然身为阶下囚,不仅其绝命词《虞美人》念念不忘故国,还有如《望江南》亦是如此: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后主此词赋咏本题,以“梦”作桥,其中的“恨”与“泪”都在此刻与昔日的强烈对比中展开。昔日是回不去的,但还依旧可以追忆:“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上苑风光以及“笙歌吹彻水云间”的快乐。越是回忆,越是“肠断”。往昔之乐更乐,今朝之“恨”愈恨。强忍泪水,结果却是“断脸复横颐”。其中之痛与恨,并不加以节制,而是任其自然流露。后主词风前后差异很大,这种差异背后隐藏着一颗“词心”:任真。确实,后主是纯情的,也是“任真”的,不论身为人主还是降为阶下囚,这种性情之真,无不自然。正如叶嘉莹所说,这颗“任真”的词心在词的情感表达上是那样的率真任情,像一条倾泻的江水,“其姿态是随物赋形的,因四周环境之不同而时时有着变异,经过蜿蜒的涧曲,它自会发为撩人情意的潺湲,经过陡峭的山壁,它也自会发为震人心魄的长号,以最任纵最纯真的反应来映现一切的遭遇。”[5]81

明人潘游龙《古今词余醉》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道:“结语极俚极真”,这还只是说后主此词不避俚语、言语极真,毛暎的《词的》则说:“竟不是作词,恍如对话矣。”后主词《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有句:“酒恶时拈花蕊嗅”,宋代赵令说其“用乡人语也”,与之仿佛。这些评论都指出后主词的语言风格特色:不事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多本色天然之语。

后主词极少用典,尽管如“离恨恰如春草”有用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但用得非常贴切,不仅“春草”是其所见之物,而且“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春草也正如他的“愁”一样,——“剪不断,理还乱”。唐圭璋评《清平乐》(别来春半)道:“妙在无一字一句之雕琢,纯是自然流露,丰神秀绝。”[6]以此观以上诸词,是为可信。此采叶嘉莹之论加以说明:“就后主词之用字造句而言,他的基本态度也是全以任纵与纯真为主的,摆落词华,一空依傍,不避口语,惯用白描,无论其为亡国前之作品或亡国后之作品,都同样是以任纵与纯真为其基本之表现方式的。”[7]

后主词的自然本色即表现于其意象选取的自然贴切、情感抒发的率性任真和语言风格的本色天然。正因如此,周济才会认为“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如同毛嫱西施一样,“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二、后主词之悲慨

后主词风以国破降宋为界,前期有清丽淫靡之音,后期则多为悲郁愁苦之辞。“词为艳科”,五代词坛显然还没有苏轼这样的词人登场“以诗入词”,抒写个人情志。后主因其特殊的身世经历,独辟一径,在其降宋之后的词作中尽情抒发个人情感,因其深沉博大,故可以《二十四诗品》之“悲慨”概括之。“悲慨”一词最早出现在王羲之的《又与殷浩书》:“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被用来评论文学作品则是在《二十四诗品》中: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1]34-35。

为了形象地描述出“悲慨”的内涵,此品以“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这样震撼的自然现象为始,描述了悲慨的几重内涵:正当思之疾苦欲死,所招憩之人却不肯来,内心郁结的就是悲慨;便如人生百岁,如水逝去,大富大贵,转眼就成了冷灰,这是一种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悲慨;世之大道日益沦丧,悲天悯人的壮士拂剑而起,孤身以一己之力拯救苍生,这是整个世界的悲哀。这种悲哀是难以表达的,这个孤独壮士的晚年,如落叶萧萧、漏雨苍苔,萧瑟寂寥,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感极悲哀。“大道日丧”与王羲之“天下将有土崩之势”是多么相似!所谓“悲慨”是凄凉的,同时也是广阔的。它不等于悲伤,也不同于慨叹,而是由一人推及世道的“悲痛慨叹”。只有经历世道变幻,才能道出“百岁如流,富贵冷灰”这样的凄凉语。若不经历人世沧桑,怎能有这一番悲慨之气?

叶嘉莹《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就多次谈到后主词的悲慨,又其在《〈人间词话〉七讲》中就明确以“悲慨”评后主词,指出“悲慨”具有着人世无常的感叹,这种感叹网罗宏富,几乎包括了“古今所有人类”的情感。前面论述了其词的自然本色,这是贯穿前后词作的风格,然而,就李煜来说,他的前期词作并没有叶先生所言的“悲慨”,因为其个人身世的变故才是他后期词作充盈“悲慨”之音的根本原因。他先是戏剧性地成为皇位继承人,继位之后在宋太祖的“卧榻之侧”酣睡十五年,最后“归为臣虏”,客死异乡,富贵与囚徒共尝,欢乐和凄苦同在,一人而身历诸多变故,对他来说,郁结在心中的这口气,写在词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如《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上阕回忆故国,记忆中的故国还是一片繁华。那三千里山河,几曾干戈四起。他在问:几曾识干戈?是他不识干戈还是说南唐少有战争呢?都有。后主本人信佛,南唐尊崇佛教,而且自先主李弁开国,南唐一直保持相对比较安宁的环境。这一问,表现出李后主对家国覆亡的难以置信。下阕写个人身世的巨大变换:曾经帝王,今朝臣虏。对贵为帝王的后主来讲,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国一体。因此,国破之时家也亡了,他个人的身世是与国家的衰亡紧紧绑在一起的。所以,当南唐灭亡而他自己仍旧苟活,他对故国的情怀就只能表现在回忆和感念中,他也因此瘦了、憔悴了。这种由切身经历阐发的悲慨推及家国灭亡的巨大变幻,在后主词里,唯以“血书”视之乃可。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序》云:“声音感人,回肠荡气,以李重光为君。”即陈廷焯说的“情词凄婉”。究其原因,还因后主性情之纯真及身世经历复杂之故。因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不深,性情亦真,故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他能敏锐地察觉到由于个人身份的变换而导致身形的“消磨”与内心的凄苦,“一旦归为臣虏”,就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看“月如钩”,任“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而曾经贵为天子,繁华的“三千里地山河”景象如“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车如流水马如龙”却葬送在自己手里,此中悲痛何曾想到,故言“几曾识干戈”。而于己于家于国的悲痛,无一例外地都由他个人默默承受,正如《相见欢》所写: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片写“此时此地”之景,“无言”二字点出词人此时的心境,“独上”写出他的孤独与无奈,后面三句勾勒营造出寂静萧冷的情境,与词人此时的“无言”相契,渲染其愁苦至极的心情,为下片做了铺垫。下片写其内心的感受,主要是抒发排遣心中的离愁。于李煜来说,离愁无疑就是对故国的思念。这“离愁”无法剪断,也理不清楚,相对于其他的苦痛来说,离愁“别是一番滋味”,不能声张,也无法用言语排遣,只能让它萦绕在心头。除去这种无法言说的个人悲痛之外,后主还敏锐地察觉到宇宙之无尽与人世无常对比的痛苦。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再如《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两首词都是写亡国以后身为囚徒的感受。《虞美人》一词以问句始,以自问自答终。俞平伯谓开头两句如“奇语劈空而下”,用字平常,但道出了亘古依旧的事实:春花秋月,无穷无尽。虽然年年有春花,岁岁赏秋月,但一切都在变,离“我”的故国越来越远,故国与往事,“我”还能记得多少?目前的愁苦何时才能了尽?这是一个充满愁思的问题。春风昨夜吹过曾经笙歌达旦的小楼,但此时此刻,“我”身为阶下囚,再也回不去了。“不堪回首”,是已经“回首”,正因为“回首”,故国难归,平添“往事知多少”的疑问;亦因为回首,所以“不堪”。那怎么办呢?曾经月亮可是照见一切的——“待踏马蹄清月夜”,故国曾收在月亮中,它的雕栏玉砌兴许还在,可是“我”憔悴了,那个醉酒享乐的君主如今成了阶下囚,“朱颜”已改,因为愁,因为怀念和相思。到底有多少呢?它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去,绵绵不尽,从春天流到冬天,再到春天,它是无止无休地流——“我”也是无止无休地回首。

回首故国,思曾经之欢乐与今日之愁苦,在两相对比中,将上文中所说的“个人身世变换”之悲和“家国灭亡”之悲寓于其中,且借常见意象“春花”“秋月”“春水”表达其对于人世无常和宇宙无尽的苦恼和追问:何时是尽头?如《相见欢》一词,“林花”凋谢本是大自然的规律,但有了朝朝暮暮的寒雨晚风,那就不一样了。“寒雨晚风”是朝朝暮暮的,好比人生的打击和挫折,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经受不了长期的摧折。林花凋谢的悲感经后主以其人生经历的感发,便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情感。后主不仅常用美好的意象易受摧折比兴人生的遭遇,而且经常用一些字来修饰或表达内心的愁苦。譬如“恨”字和“断”字各出现10次,“长”字多与“夜”连用,出现8次(“夜”字出现6次),“泪”“愁”“寒”各7次,“醉”和“闲”各出现5次。这些字的使用,不但反映出后主内心对于外界感触之敏锐,而且营造出一种凄苦萧寒之境,对增强“悲慨”的抒情力度极有帮助。

三、结语

后主作词,不以思力经营,纯以感发为之。前面论述其词的自然本色对于塑造悲慨的境界多有助力,尤其是其率性任真的情感抒发,将个人身世变化之悲及家国覆亡之痛,通过具体平常的意象“以血书”写出,进而推及人世无常的悲慨,开拓了五代词少有的博大气象。王国维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足以证之。唯有此,“情致缠绵”的五代词到了后主手里才会有“感慨遂深”的士大夫寄寓之感。所以说,正是后期词具有深沉博大的悲慨之境,方才成就了李后主在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1] 司空图,袁枚著,郭绍虞辑注.诗品集解 续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5-236.

[3] 蔡嵩云.柯亭词论[M]∥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4202.

[4] 詹安泰.李璟李煜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2.

[5] 叶嘉莹.论李煜词[M]∥唐宋词名家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4.

[7]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1.

[责任编辑 张 敏]

Spontaneity and Indignation in Li Yu’s Ci

ZHU Shao-yu, FAN Jia-chen

(SchoolofLiterature,Qingdao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There are many commentaries by previous scholars on Li Yu’s Ci (Note: Li Yu: emperor of Southern Tang Dynasty), but the intention of his works is rarely summarized. This paper is aimed at making a summary by its traits of spontaneity and indignation in hisTwenty-fourPoeticStyles. Its spontaneity finds its proper expressio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natural and appropriate in image selection,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in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natural linguistic style. Indignation characterizes his later works, expressing the sorrow of his own fate and the anguish of fall of his nation, lamenting the life’s uncertainty, creating a broad and deep tone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and thus earning him the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i.

Southern Tang Dynasty; Li Yu’s Ci;Twenty-fourPoeticStyles; spontaneity; indignation

I206.2

A

1001-0300(2017)02-0123-05

2016-06-02

朱绍雨,男,云南曲靖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及诗词研究; 范嘉晨,男,吉林公主岭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红学及《金瓶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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