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田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新发展理念的辩证价值结构与中国新现代性

刘进田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是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发展实践的理性自觉，是中国新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从价值哲学角度看，新发展理念之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性价值结构，是发展价值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是中国新现代性在深层价值结构上的体现。

一、新发展理念是中国新现代性在价值观层面的理性自觉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普遍本质。中国的现代化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一样，毫无例外地要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即现代性。现代性的内容包括以人为本、理性、自由、发展、权利、民主等，其中发展是现代性的突出表现，发展就是价值。发展的实质，就是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作为目的本向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7页)。马克思说的“目的本身”不是具体目的，而是终极目的、最后目的。此“目的本身”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本身”，类似于柏拉图说的“美本身”“善本身”或“理念”。“目的本身”或“价值本身”的实质内涵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这里的“人类能力”类似康德哲学的中心概念：“人性能力”。马克思继承了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人性能力，将人性能力的发展贞定为价值本身、目的本身。李泽厚强调指出：“我以为，从‘人性能力’角度去阐说康德，才抓住了要害。”(李泽厚的《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要害都是价值，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而“人类能力的发展”正是现代性的根本所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现代就是现代性的精华，而这个精华就是马克思揭橥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凡有利于“人类能力发展”的事物都是有价值的事物或有价值的东西。在人类之前有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在生物之前有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宇宙的不断膨胀。从宇宙膨胀到生物进化，到人类发展，宇宙、生命、人类展示着气势恢宏的演进、发展运势，展示出一种宏伟的天道流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正处在宇宙演进的潮头，这里体现着宇宙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是普遍的、永恒的，是现代性的共同本质，但发展是在一定的具体社会形式下进行的，有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式的发展。发展的社会实践形式不同，会给发展带来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在特征上显示出中国性，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新现代性特征。

资本主义理论家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的，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强调自觉性。自然性和自觉性的区别明显地体现在“发展理念”这一组合概念中。在哲学上，理念与理念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反省与被反省的关系、范导与被范导的关系。在“发展理念”概念中，“发展”是被反映、被反省、被范导的对象，“理念”则是反映者、反省者、范导者。因此，“发展理念”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意味着发展进入自觉状态，进入了自省状态，进入了理性状态。这是发展从自发进升到自觉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特征的体现，亦是中国新现代性的体现。因为中国新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在尊重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同时，实现人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人的感性需要，自然本能及其满足是基础性的、重要的，发展就是要满足这种需要，但一任自然本能需要的满足，无理性自觉调控、制导，亦会造成严重后果，如现在令人讨厌的雾霾、环境破坏等，就是发展失去了自觉的理性调节所致。其实发展是人的发展，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值得的。人是理性的存在，因而发展与理性的结合，本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新“发展理念”思想正体现着发展与理性的结合。

二、新发展理念是中国新现代性在价值结构上的完善

新发展理念是发展与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具体体现在发展的价值结构的完善上。

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发展过程分为许多阶段。在前期的阶段上发展的价值结构常常有其片面性，不够完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穷、追求富裕。发展生产力，追求富裕价值的方法是工业化、市场化。工业化就是运用机器大规模改造自然，而改造自然既能带来幸福价值、富裕价值，同时亦能造成环境破坏，损失绿色价值、美丽价值，带来价值结构的片面化。发展经济的市场化方式，也是把双刃剑，它既能通过市场竞争，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大量生产财富，实现富裕价值，又能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再加上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使贫富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使得共享价值难以实现，这也使发展价值结构呈现出片面性、不完善性。改革开始实行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使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这也使发展价值结构形成片面性、不完善性。改革中的出口拉动战略，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但也使创新动力不足，内需不足。这也使价值结构片面化、不完善化。

正是针对改革开放前30年发展价值结构这种片面性和不完善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党中央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之所以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就是因为新发展理念蕴含着价值结构的完善化，是价值结构从不完善向完善的飞跃。具体来说，新发展理念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发展价值结构的完善化。

首先，新发展理念体现着价值主体结构的完善化。个体、群体、人类是人的存在的三种主要形态。发展的价值主体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种那是不完善的。发展的价值主体只是人类，那就会忽视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当年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搞改革，提出的所谓“新思维”就是人类思维，就是只强调价值主体的人类形态，未充分注意民族国家，结果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在全球化的今天，强调人类共同利益诚然很重要，但只重视此一种价值主体是不够的。新发展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主张“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理念。新发展理念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同“以人为本”理念一脉相承。人、人民又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录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这样发展的价值主体就既有人类，又有人民、还有个人。在此三种价值主体中，人类是发展的人类学主体，人民是发展的政治学主体，个人是发展的人道或人文主体。这样在发展的价值主体上把人类学、政治学、人文学辩证统一起来了，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最终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发展，但没有人民和人类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也难以实现，人道主义价值就难以实现。

其次，新发展理念体现着幸福价值的完善化。价值是人本身和人的自我完成。人本身的发展体现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幸福价值形态；体现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是正义价值形态；体现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中是崇高价值形态。而幸福、正义、崇高三大价值形态都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幸福的含义是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财富的享用。为了得到充分的物质财富，人就要改造自然，在改造自然中自然容易受到破坏，如环境污染、雾霾天气。人虽享用着物质财富，但总呼吸雾霾，就觉得不幸福。这样幸福就不仅是物质财富的享用，还应是空气清新、环境美丽。换言之，幸福价值的含义应从物质需要的满足扩展到环境美丽，幸福是财富价值和美丽价值的统一。新发展理念提出的绿色发展，就是对幸福价值的完善。幸福价值既要求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物质需要；又要绿色发展，保护环境，使人能享受到绿色清洁的空气、水和食物。这样就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价值的完善化。

再次，新发展理念体现着正义价值的完善化。发展应是正义的发展。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当性关系。正义是不损害他人，也不被他人损害。不损害他人是我的义务；不被他人损害是我的权利。因而正义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正义范围越大正义就越完善。

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是正义价值形态的完善，就是因为新发展理念使正义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体现着正义范围的拓展和扩大。协调发展要求在空间上推展正义的范围。协调发展重点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发展中的不平衡、不正义。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建立正义关系。城乡区域的居民都是国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在经济关系、物质生活上不应有过大的差距，这样才能有公正的关系。共享发展也是要扩大和完善正义价值。共享发展就是让发展成果不使少数人享有，而是让全体人民享有，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共享发展主要是分配正义，发展成果要合理正当地分配，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分配正义了，发展动力才能增强，人民团结才能增进，社会正义才能实现。

开放发展就是要把正义价值从民族国家内部扩大到民族国家之间，扩大到人类世界。开放发展的理论根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正迅速从世界边缘向世界中心迈进。中国同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合作交往日益广泛深入。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交往关系不是霸权性质的关系，而是公平正义性质的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把正义价值关系只限制在民族国家内部，在民族国家之间则实行以力横决天下的“丛林”法则，正义扩展不到民族国家之间。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不想修改‘丛林’事实的内在逻辑(即私欲至上的逻辑)，而只想修改这种逻辑的表现方式，只想把那种无规则的野蛮争夺方式修改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方式，而又默许只要一旦有条件超越规则就可以恢复无规则的争夺(例如在拥有明显暴力优势时就超越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法或联合国)。与此不同，中国哲学要修改的正是‘丛林’事实的内在逻辑，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人际逻辑(比如由道德和礼制所定义的人际逻辑关系)以代替自发自生的丛林逻辑。”(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中国开放发展所主张的国际间互利共赢关系，是一种正义的国际关系，它将正义价值扩大到民族国家之间，这是对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超越，是正义价值的全球性完善，尽管这种正义关系还在努力建构中。

最后，新发展理念体现着崇高价值与幸福价值的统一。物质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幸福，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崇高。物质文明是硬实力，精神文明是软实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讲到协调发展时，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求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从价值哲学看，这种协调就是要把幸福价值和崇高价值协调起来。在德哲康德看来，德福是二律背反的，在现实中有德者缺福，有福者缺德。因而，人类总想把德和福两种价值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起来，康德认为要靠上帝，上帝给有德之人配以相应的幸福。其实正义是德福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只要我们在实践中发展生产，实现正义，崇高和幸福两种异质价值就能统一起来。

[责任编辑 王银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