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义 增

(南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论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变异性
——以《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

靳 义 增

(南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宇文所安教授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解读，由于“前理解”的不同，这种“解读”必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变异。知识谱系上，零散性的文论被系统化地规整；概念范畴上，模糊性的文论被明晰化地界定；表达方式上，评点式批评被科学化解读。从而为跨文明文学理论交流的变异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文本。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古代文论；变异性

跨文明文论的变异性是指一种异质文论经过理论旅行抵达另一种异质文化后所发生的变异。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是从不同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是在基本文化规则和文论话语上根本相异的理论。西方文论是亚里士多德以“悲剧”文类为基础所总结的《诗学》传统，中国文论则是以“抒情诗”为基础所总结的《诗大序》传统，当两种文论相互交流、碰触时，必然会发生许多变异，“这些变异就符号来说是物质性的，就理解者来说则是认知性的”[1]21。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认识与理解，由于“前理解”的不同，宇文所安“理解”的中国古代文论必然是对原生态中国古代文论的变异。

一、知识谱系：对零散性文论的系统化规整

知识谱系上，中国古代文论如散金碎玉般存在于各种序言、诗话、词话、画论、乐论、评点之中，除了《文心雕龙》之外，基本上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对西方学者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宇文教授具有极其深厚的西方文化根基，他对中国文论的观察和阐释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西方文化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根植于其思维过程。所以，宇文教授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文论就不是“散金碎玉”般的存在方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个“稳定而一贯的人性诸维度”[2]20。该书第一章引用《论语·为政》中孔子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这句话在中国人所编的文论选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很少引证或分析，为什么宇文教授一开始就对这句话如此重视呢？这是因为他从这句话中发现了“一个丰富的非虚构文学传统的起源”[2]20。找到了中国文学思想的起源，找到了一个能够规整、统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理念。他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后世中国文学思想中还会经常遇到的三级阶段论(triadic sequence of stages)，而不是见之于西方语言理论和‘mimesis’ (模仿)或‘representation’(再现)概念中的二元意义结构(bipolar structure of significance)。孔子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个行为的样态(‘其所以’)，然后考虑行为的动机或具体起因(‘其所由’)，最后再推断行为的发出者会‘安’于什么样的状态(‘其所安’)。”[2]17-18

孔子认识事物的三级阶段论与西方的二元结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体现了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虽然中西方两种文论传统“都处理欺骗性的外表和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某种正确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但二者对这一对立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19，西方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始终认为:“世界的外表是欺骗性的，绝对的真理隐藏在欺骗性的外表之下——‘Becoming’(变化)与‘Being’(存在)的对立。”[2]19但对孔子来说，“‘存在’(being)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东西”[2]19。孔子认为：“在具体的内在状态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在内的东西向外流露(暗含在‘所由’中的一种向外呈现的过程观念)。外在的东西并非自觉地‘再现’(represent)内在的东西。”[2]18所以，柏拉图关注的是具体现象的短暂性、变化性、偶然性与“idea”(理念)的永恒性、不变性、自在性之间的对立。而孔子所关注的则是内在的东西确实影响了外在的东西(外表)，内在与外在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这个分歧是使两种传统在文学及各种其他思想上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论起点决定了后来的发展变化。需要明确的是，异质性文论是可以融通的，“二者共同关心的，即‘隐藏’，在欺骗和谎言的强大威胁下，有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而对欺骗和谎言的暗自担心是与对语言的关注分不开的”[2]19。从融通性上讲，柏拉图意义上的从“理念”到现象的过程就大体相当于中国的从内到外的过程，柏拉图讲的是先有固定的模子，然后再根据模子进行制作。而孔子则认为：“一切内在的东西——人的本性或贯穿在世界中的原则——都天然具有某种外发和显现的趋势。”[2]19宇文所安教授从孔子这种关于内外的构想中，找到了“三级阶段论”这一规整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观察点，把中国零散性的文论进行系统化的规范。

在其后论述孟子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和“陂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时，宇文教授认为：孔子三级阶段的论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运用到孟子关于‘知言’的主张之中。语言是外在显现的最终形式，它最完美地(尽管也存在问题)体现了内与外之间的相应关系”[2]21。孔子所说的“所以—所由—所安”三个阶段，到孟子这里就成为“文—辞—志”的三级跳。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文学的理解：文学是“知人”的一种方式，因为“内在真实可以从外在显现中看出来”[2]29。在理解“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时，又成为“志—言—文”的三级阶段。理解“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时，则成为“意—言—书”的三者关系。理解陆机《文赋》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则变为“意—物—文”三项结构。在论述《文赋》“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时，宇文教授指出：“我们对陆机的理解始终离不开孟子那个‘知言’的主张。”[2]119当然，也离不开孔子那个内外结构、由内向外的显现阶段。

中国文论知识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存在状态，中国人研究中国文论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稳定而一贯”的维度，一个文学传统的起源，而宇文所安教授却看到了。其中的原因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言：“他有极其深厚的西方文化根基，对文学有十分敏感的鉴赏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文学又有很高的造诣。他对中国文论的观察和阐释以西方文论为背景而形成了天然的互动。”[2]序言3正是西方的二元结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来考察中国的特殊认识方式，没有二元结构的比照也就不会有宇文所安对孔子三级阶段理论特殊的敏感和关注。宇文所安教授以孔子的三级阶段理论把中国零散的文论观点整合到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实质是对中国古代零散性文论的系统化规整。

二、概念范畴：对模糊性文论的明晰化界定

宇文教授十分清楚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模糊性特点。他说：“在中国思想史的各个领域，关键词的含义都是通过它们在人所共知的文本中的使用而被确定的，文学领域也是如此。现代学者，无论中西方，经常为中文概念语汇的‘模糊性’(vagueness)表示悲叹。……在中国传统中，概念的准确性不被重视，所以也就没有人需要维持那个愉快的幻觉：确实存在一套精确的技术词汇。就像西方读者能识别‘plot’(情节)、‘tragedy’(悲剧)、‘mimesis’(模仿)和‘representation’(再现)，中国读者或许始终不能准确说出什么是‘虚’‘文’‘志’等等，但只要它们一露面，他们就知道是它们。”[2]3

中国文论概念的模糊性与西方文论概念的明晰性形成了一种对照，成为中西方文论异质性的又一体现。二者的差别在于：“在西方传统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一边追求精确的定义，一边追求它们在文学术语中的回响；而中国传统只看重‘回响’。”[2]3在概念范畴上，西方文学思想传统汇入到整个西方文化对“定义”的热望之中，它们希望把词语的意义固定下来，以便控制词语。因此，寻求定义始终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但是这种追寻在中国文学思想中的缺席以及在中国思想史其他领域中的缺席就显得颇为惊人：“在中国文学思想传统中，对于核心术语人们也会顺便提供简短的、经常是经典性的定义，但尝试对术语作系统解释则难得发生……换句话说，该传统不觉得‘定义’自身就足以构成一个重要目标。”[2]3

为了解决中西方概念范畴模糊性与明晰性之间的矛盾，也为了使英文读者能够理解中国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含义，宇文所安教授从多个方面进行不懈努力，力争使中国文论概念的模糊性能够得以明晰化的界定。第一是简洁、优美的翻译。如：“以意逆志”译为“We use our understanding(意)to trace it back to what was [originally] in the writer’s mind(志)”；“文以气为主”译为“In literature qi is the dominant factor”,但是要“把一套在两千多年中发展起来的概念语汇，翻译给另一个拥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术语的传统”，“翻译的优雅往往表明它对译文读者的概念习惯做了大幅度让步”[2]14。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亦即会出现“变异”，出现“新的意义”。第二是“直译”。多数情况下，宇文教授“宁取表面笨拙的译文，以便能让英文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这种相对直译的译文自然僵硬有余，文雅不足”[2]14。但是，即使“文雅不足”的“直译”，“在中文里原本深刻和精确的观点，一经译成英文，就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2]14。第三是直译加注释或附加拼音。为了补救“直译”的弊端，在“直译”的同时进行注释或附加拼音，因为“如果不附加解说文字，那些译文简直不具备存在的理由”[2]14。直译加注释或附加拼音“这个方法虽然笨拙，但它可以不断提醒英文读者，被翻译过来的汉语词与它的英文对译其实并不是一个意思”[2]15。第四是根据语境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翻译。一种办法是固定一个英文翻译不变，如“变”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几乎总是被译作“mutation”，“意”通常被译为“concept”，以便让读者注意其确切含义，并区别于其他表示“变”或“意”的词。另一种办法是根据语境给出了多种翻译。如“法”在不同语境中分别译为“rule”(法则)、“regulation”(规则)、“method”(方法)；“格”与“气质风格”有关时译为“manner”，与结构体式有关时译为“structure”，而在“风格”中又接近英文“style”的意思。宇文所安教授专门做了“术语集释”加以说明。第五是多角度、分层次的阐释。例如，在论述陆机《文赋》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中的“所作”二字时，宇文教授用了近一千字来解释“所作”二字。他指出：不应把“作”与西方文学思想中的相关词汇如“fiction”(虚构)、“creation”(创造)混为一谈。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人/制作者是情节的制作者而非韵文制作者，而“‘情节的制作者’是以超验的必然律和或然律为根据，使老故事重新得到系统表述，而圣人只是为礼乐之性的先在知识提供系统表述，两相对照，圣人的做法更接近经验层面。亚里士多德式的制作者根据故事‘应该的样子’来重写故事；而圣人式的作者所系统表达的既有事物应该的样子也有事物历史上的实际样子”[2]81。因此，中国文学传统所说的“作”与西方文学思想中的“情节的制作者”不能等量齐观。通过这样的阐释，使中文的“作”有了一个明晰的含义。

总之，无论是优雅的翻译、直译、直译加注释或附加拼音、根据语境变化采取不同的翻译，还是多角度、多层次的阐释，都体现出宇文教授力图使中国文论概念范畴明晰化的努力。这种努力正是西方文化试图把词语意义固定下来的体现，正是西方文化对“定义”持续不断渴望的体现，换言之，是西方文化作用的结果，既是向西方文化的靠拢与融通，又是对中国文论概念模糊性的“变异”与改造。

三、表达方式：对评点式批评的科学化解读

正如宇文教授所言：“除了术语问题以外，古典中国话语的论说(argument)方式也常常令西方读者摸不着头脑。”[2]4西方“理论论文(即希腊的technologia)引用具体文本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它正在论证的观点……而中国文学话语传统的权威模式则是诱导式的……中国文学话语传统中固然也有论文，但其权威性和魅力直到近年仍然比不上以具体文本的感发为基础的评点式批评”[2]39。这是中西方文论表达方式上的异质性，西方文论围绕一个中心观点层层递进展开论述，中国文论则是以具体文本为基础的感悟式、诱导式、评点式批评。欲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论就需要对这种评点式批评进行科学化的解读。

宇文所安教授分析了中国文论的三种论说方式：一是以《诗大序》为代表的注疏传统。“这种论说方式首先摆出最古老和最权威的陈述，然后再附加补充和引申性陈述，它们依重要性和一般性程度以及历史顺序等大致等级，依此出场。”[2]5注疏传统在文本展开过程中，把首要文本的重大意义及其影响一层层累积起来，体现了中国文化“累积型”的特点，但由于“它们不是把互为条件的若干陈述组织成一个有结构的序列，而是仅仅在主题上彼此相关的若干段落的集合，所以，这些文本就经常真的是支离破碎的”[2]5。二是以《文赋》为代表的修辞分析方法。它把“一个主题剖分为若干亚主题，然后再继续划分，分到不能再分，使被讨论的事物得到最详尽的阐述”[2]5。这是西方擅长的论述方式，但“在中国的修辞‘分析’中，主题的各组成部分的陈述不像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那么直白，所以，读者必须明察秋毫，准确无误地看出，A论题的各个亚主题在何时已经完成，并开始向B主题转移。这种论说结构有时十分严谨……而一经译为英文，就显得特别支离破碎”[2]5。三是以叶燮《原诗》为代表的流畅的线性论说结构。这种论说结构与英语世界严密的逻辑性应该是接近的，但是，一方面“在古汉语中，直白的逻辑术语在数量上少得多，也松散很多”[2]5；另一方面由于“确定的因果次序在汉语中本来是暗含的”，把这种暗含的因果次序直白地展示在英语中就“少不了若干直白的从句，而直白的从句只能造就大倒胃口的古汉语”[2]5。也就是说，在语言的转换中“变异”了汉语的因果次序，使本有的线性论说结构变得缺乏逻辑性。总结这三种论述方式，都体现出与西方文论表达方式的异质性。所以，翻译成为英语后，都会出现“支离破碎”“大倒胃口”的变异性。

面对这样“令西方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评点式批评，宇文所安教授如何把中国古代文论介绍给西方文学的学者和初学传统中国文学的学生，显然是颇费斟酌的。宇文所安教授对中国文论评点式的表述方式采取了科学化的解读。

首先表现在“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科学方法上。在“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与“要么为照顾某一文本的特殊需要而牺牲连贯性”[2]12的两难境地中，宇文所安教授选择了后者，以时间为线索把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讲述过程采用统一的形式：一段中文原文，一段英文译文，然后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进行解释并评述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解说形式根据不同文本的需要而有所变化，有的侧重于解决字词上的问题，如陆机《文赋》，有的侧重于学术旨趣，如欧阳修《诗话》。这种做法“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2]序言2。

其次表现在开放的解说结构上。中国古代文论繁复驳杂，尽管《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厚达75万字之多的学术著作，但也只能讨论中国传统近两千五百年中的若干点，要通过“若干点”讲清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全貌，宇文所安教授在解说上采取一个开放结构。一方面允许其他著述不断补充与加入，起到以点带面的解说效果。另一方面，“他往往在本人对材料的精细解读中融进了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的观点，将他自己对中国诗歌的精读经验自然带入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之中”[2]序言4。这就使得该书尽管是在讲述中国文论，但实际上却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双向阐释中产生互动，互见互视、互相照亮，从而生发出对中、西方文论的新认识。例如在讨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时，宇文所安教授指出：“西方理论家经常说语言本质上是隐喻的(metaphorical)，这是因为西方符号理论认为语言本质上是隐喻的：语句‘代表或代替’(stand in for)事物。儒家语言理论的核心假定则认为，语言本质上是提喻的(synecdochal)：内在整体显现出必然缩减的表面，而通过这个特别的‘部分’，整体即可被获知。”[2]32这段话既解说了西方符号理论，又生发出儒家语言理论的“新知”。这种以点带面、中西互释的开放式解说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比比皆是，从而使评点式批评得以精细化、科学化的解读。

总之，《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在知识谱系上，对中国文论的零散性进行了系统化的规整；在概念范畴上，对中国文论的模糊性进行了明晰化的界定；在表达方式上，对中国文论的评点式批评进行了科学化的解读，从而为跨文明文学理论交流的变异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文本。

[1]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

[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李法惠]

On the Varia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 Literature Theory——TakingChineseLiteraryTheory:EnglishTranslationwithCriticismas an Example

JIN Yi-z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ChineseLiteraryTheory:EnglishTranslationWithCriticismis professor Stephen Owen’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 Due to the different “pre-understanding”, his “interpretation” is inevitably a vari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 Whether from knowledge pedigree, or from conceptual category, or from means of expression, his work provides a typical text on the vari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 literary theories.

ChineseLiteraryTheory:EnglishTranslationwithCriticism;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 variation

2017-04-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1028。

靳义增(1965— )，男，河南省内乡县人，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比较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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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320(2017)04-00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