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丽

(南阳师范学院 图书馆，河南 南阳 473061)



汉代的读书和入仕

鲁 丽

(南阳师范学院 图书馆，河南 南阳 473061)

读书在汉代是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两汉丞相多是读书人。入仕所读之书主要为儒家五经，靠读书入仕根植于两汉独尊儒术的治国需要和重视图书的社会风气，也跟帝王个人对图书的爱好以及对老师的尊重有关。入仕的途径主要靠官方教育，也与私人教育和家庭教育分不开。由读书而入仕为汉代培养了高素质的官僚队伍，引领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但同时，因读书入仕而结成的利益团体为东汉的割据分裂埋下了隐患，并使读书人成为东汉党议祸难中受害最大的群体。

汉代；读书；入仕；五经

孔子云：“学而优则仕。”其中指出了学习和入仕的关系，学习优秀是做官的一个重要条件。汉代因读书而入仕的情况非常多见，且读书与入仕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宰相须用读书人”[1]12504，这种情况其实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西汉宰相陈平、张苍、韦贤、邴吉、黄霸、韦玄成、匡衡等人在入仕前都喜欢读书。如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2]2038。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3]2676。韦贤“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邴吉“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黄霸“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韦玄成为前韦丞相韦贤之子，“其人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匡衡“好读书，从博士受《诗》”[3]2686-2688。西汉因读书而做官的宰相还有兒宽，他早年师从欧阳生，后又受业孔安国，“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张汤对兒宽非常欣赏，并向天子推荐，“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3]3125。除以上所列宰相外，汉代因读书而做官的还有不少。如位至九卿的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后受到贵臣严助的推荐被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2]2791。文学之士因读书而入仕的情况也很多，如：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2221；东方朔“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2841。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3]2999。为其入仕提供了充足的知识才能储备。东汉因读书而入仕的情况也非常多，如杜林、丁鸿、桓郁、徐防都由于精通五经而位至三公。本文试图论述一下汉代读书与入仕的关系。

一、汉代入仕所读之书

汉代入仕所读之书非常丰富，总的说来不外乎五经六艺。“五经六籍，咸谓之书”[3]1157，“《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2]3589。由于《乐》失传，故汉代人入仕主要靠其他五经。在汉代，研读五经中的任何一经都可以成为入仕之阶。

就《诗》来说，西汉初期有三家占据主流，“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2]1708。三家皆列于学官，此外还有毛公之学。申公的后学韦贤、韦玄成父子都因治《诗》而位至宰相。薛广德“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广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后苍是齐辕固后学，其弟子翼奉为谏大夫、萧望之为前将军、匡衡为丞相[2]3608-3613。

《尚书》在秦焚书时由伏生壁藏，汉初平定后，伏生所藏《尚书》亡佚数十篇，仅剩29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3]3125。东汉虞诩，12岁便“能通《尚书》”[4]1865，官至尚书令。钟离意“父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至辽东太守。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以召对合旨，擢拜阿阳侯相。建初中，征为尚书”[4]1414。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4]2138。牟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4]2557。宋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为汝阴令，政为明能，号称‘神父’。迁赵相，入为尚书仆射”[4]2557。鲍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4]1017。

《礼》在西汉初期主要指《士礼》，也就是后来的《仪礼》。西汉初兴，鲁高堂生传《士礼》17篇，而鲁徐生擅长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其孙徐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其孙徐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资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萧奋的后传弟子中，戴德为信都太傅，戴圣至九江太守。庆普为豫章太守，桥仁为大鸿胪，杨荣为琅邪太守[2]3614-3615。

由《易经》而入仕者也屡屡有之。西汉时期，田何因为《易》官而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3]3127。

《春秋》向来为儒家推崇。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3]3128。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3]3127。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3]3118。东汉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4]1217。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东汉末年，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孔融等侍讲禁中，后“累迁秘书监、侍中”[4]2058。

学者们在读书入仕的过程中，往往兼通数经。如西汉的后仓兼通《诗》《礼》，苏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4]1041。冯衍元帝时为大鸿胪，他“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4]962。夏侯始昌“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2]3154。东汉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4]2719。

除占据主流的五经之外，汉人所读之书还包括先秦的治国理政之书、五经之外的其他史书、宗教类、法律、诸子、术数等多种图书。治国理政的书比较多，如：“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3]2136商鞅曾著《商君书》，司马迁曾读过该书，“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3]2237。还有图书档案类，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3]2014。史书类如西汉田蚡为孝景王皇后同母弟，“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皇后贤之”[2]2377-2378。东汉乐成王刘党，“永平九年赐号重熹王，十五年封乐成王。党聪惠，善《史书》，喜正文字”[4]1672。汉初的张苍和西汉中期的张汤都擅长法律。宗教类和方术类书也有人读，但在入仕方面不占主流。顺帝时，琅琊人宫崇诣阙献书，“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4]1084。由于汉代独尊儒术，其他学派受到压抑，但也有少数人攻读，如蜀人严君平讲授《老子》，扬雄年少时曾师从于他。

二、 汉代读书入仕的途径

各家学统的树立，在五经当中，每一家都有多个传承体系，汉代的学官制度促进了读书的兴起和图书事业的繁荣。

(一)通过选官制度入仕

西汉的选官制度以察举和征辟为主，选官不仅看重人的道德，更看重人的文化素养，东汉的对策更是看重人的才学。如东汉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4]1311。李法“博通群书，性刚而有节。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良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4]1601。无论是察举还是征召一般都需要有人举荐，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往往是老师与弟子门生关系。这种制度对读书人做官的推动作用很大，很多人因读书而做官，在做官后继续传经收徒，拥有官员和老师的双重身份，而在举荐官吏的时候，他们往往推荐自己的弟子，师生关系便成为上下级的关系，故而在汉代弟子门生与故吏并称。东汉因师从高官而入仕者比比皆是，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4]2560。丁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4]1263，后来代袁安为司徒。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4]2564。卫宏“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4]2575。正因为如此，汉代的师生感情深厚，为师长服三年丧礼者屡见不鲜，在《风俗通义》中有不少记载。

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胡广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但未被采纳。经学和奏章是入仕的重要途径，这带动了经学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此外，读书出身的官员升迁比较迅捷，如汉代的博士本身就是官员，秩六百石左右，但其地位不可忽视：“博士秩卑而尊，所以极易升迁。汉代博士一般任职时间不久，通否政事均可升迁。升迁又往往是超迁，通常一跃即为二千石。”[5]439-440难怪东汉有人说：“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6]

(二)通过良好教育走上仕途

学校教育是读书人入仕的重要途径。西汉从武帝开始设立太学，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2]2512。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4]1606。明帝在位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4]2546，太学教育盛况空前。汉代不仅有以太学教育为代表的中央官学，还有地方官学体系，官学教育带动了社会的读书之风。尹敏“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4]2558。

在汉代的学校教育中，由于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经典成为法定教科书，也是读书人入仕的重要法宝。夏侯胜教育学生时经常说，学习经术就是为了做官，只要明经术，就能“取青紫如俯拾地芥”[2]3159。以儒学传授而入仕者在两汉也非常普遍。如王良“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4]932。东汉鲁丕“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4]883。牟融“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为丰令，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4]915，明帝时位至司空。寒朗“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举孝廉”[4]1417。张酺“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又事太常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永平九年，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4]1528-1529。

家族教育也是读书入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汉代，有不少都是子承父业乃至数代相传。很多父子都是喜爱读书的大家，西汉如刘向刘歆父子、东汉桓荣桓郁父子、班彪班超父子、贾徽贾逵父子等等。如桓荣桓郁父子学业相承，桓荣早年“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府。后来被拜为议郎，入授太子，深受明帝敬重。桓荣的儿子桓郁“少以父任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4]1254。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他还为《左氏传》《国语》作《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4]1235。此外还有徐宣、徐宪、徐防祖孙三代。徐防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宪，“亦传宣业”，防“少习父祖学”，“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历任司空、司徒，延平元年又迁太尉，“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数受赏赐，甚见优宠”[4]1502。徐防依靠祖上对《易》学的精通，最后官至太尉这样的宰相之位。翟酺之子翟超，“四世传《诗》。酺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4]1602。

东汉杨震一家几代都喜欢读书。“父宝，习《欧阳尚书》。”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官至太尉。震中子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杨震的孙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桓帝时教授灵帝《尚书》，“侍讲于华光殿中”[4]1759-1776。杨震的玄孙杨修“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杨氏家族在东汉累世贵显，确实罕见，这与其家族读书传家的教育传统是分不开的。

(三)研习五经并通过大臣推荐或帝王诏书仕进

两汉重视经学，西汉文帝时，开始设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2]159。为研习五经，西汉宣帝时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在这场学术争辩中，不少人获得升迁。如张山拊“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2]3605，戴圣“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2]3615。可以说，在五经之中，每一经的学术传承中都有借此入仕或升迁者。“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2]3620。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召集相关官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2]3620。两汉对五经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精通五经者往往加以重用。

在任用经术之士的过程中，大臣举荐和皇帝下诏选用是任官的两个重要途径。西汉时期，一些丞相对读书人的重视和举荐扩大了读书人入仕的途径，前述叔孙通曾向汉高祖刘邦推荐弟子为官。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3]3118。武帝时公孙弘为学官，上书要求选拔明礼通学者做官，如建议“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建议被采纳，“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3]3119-3120。

东汉时期，皇帝不定时下诏选拔精通五经者入仕。安帝时“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4]237。所谓“三署”，就是指五官署，左、右署，各置中郎将来管理[4]193。灵帝时，“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4]344。东汉贾逵为五经作注，受章帝宠信，被升为卫士令。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4]1239。

三、汉代读书入仕对后世的影响

汉代重视从读书人中选拔人才，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官员队伍，特别是隋唐科举制推行以后，读书遂成为入仕的不二通途。基于读书的需要，汉代对图书整理的贡献非常大，后世的很多经典都是汉代人整理的。如“三礼学”文献、五经，对后代文化的传播、教育和研究奠定了基础。读书入仕也对官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东汉刘睦“少好学，博通书传”，他“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4]557。梁扈“永元中，擢为黄门侍郎，历位卿、校尉。温恭谦让，亦敦《诗》《书》。永初中，为长乐少府”[4]1170。但因读书而结成的门生故吏关系形成了利益集团，一定程度上干预了皇权，影响了国家政令的权威。如欧阳歙被征为大司徒后，因犯贪污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欧阳歙死在狱中后，“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此外，曹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4]2556。这些因学缘关系而结成了官场上的关系，互相维护，对专制皇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威胁。东汉末年，袁绍能够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与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4]2375是分不开的。有学者认为，汉室覆亡，同后汉时期门生与举主之关系密切相关，以袁氏为代表的汉末豪强之具不臣之心，蓄谋已久[7]。太学诸生读书学经，是入仕的后备力量，社会动乱时也首当其祸。后来在桓帝灵帝之间，“党议祸起，太学首离其难，所诛党人，十九皆太学生也”[8]。这些消极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不论怎样，汉代对图书整理的贡献以及开创的读书入仕优良传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1984：439-440．

[6]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51．

[7]孙生．门生举主之关系与汉室覆亡[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52-58．

[8]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61．

[责任编辑：刘太祥]

2017-04-06

鲁 丽(1973— )，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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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320(2017)04-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