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达祥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 肇庆 526040）

论邬庆时的方志思想

郭达祥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 肇庆 526040）

邬庆时，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在抗战军兴之际，修志不辍，著有方志专著《方志序例》，修有民国《番禺县续志》、民国《宝安县志》、民国《高要县志》等志书近十种。提出为保全民族文化的命脉计，志书“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创新修志的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因应时代的要求，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及表现形式不断进行创新。

邬庆时；民国；方志；思想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修志。早在1914年就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1916年又咨令各地纂修志书。1928年再令各省、县一律修志，次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1930年又通咨各省督促县、市编修地方志书。1946年10月，重新公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并规定没有成立修志馆的省、市、县，应设置文献委员会，具体负责修志事宜，并颁布《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1］黄苇，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35-243.但方志的编修依然面临“艰于人才、艰于经济、艰于时局”的困境，方志的编修在艰难中前行。地处革命前沿的广东，政局更加动荡，内忧外患频任，方志的编修更是困难重重，民国时期的广东“修志式微”［2］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519；520.。有学者统计，民国期间广东的95个县（含今海南省和广西钦州、廉州地区），仅修有志书51部，其中未成稿9部，实际修成只有42部。［3］胡巧利.民国广东方志体例和记述内容浅析［A］.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2：224.但我们稍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民国时期广东方志编修虽然种类和数量不多，但对方志发展的影响却不小。因为民国时期的广东，修志名家辈出。［4］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519；520.其中，就有多位对方志发展影响深远的大师和名家，如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他全面总结了清代方志的成就，并就方志的性质、编纂、价值及修志者的素质等方志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方志学”。梁启超被誉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和资产阶级方志理论的开创者”［5］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385.，可谓是方志学界的大师。在民国广东众多修志名家中，有一位在方志史上尤其是广东方志史上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人物，他就是广东番禺人邬庆时。邬庆时是民国著名方志学家，他不仅编修了近十部志书，而且还出版了方志理论专著，对民国方志的影响较大。遗憾的是，邬庆时及其方志思想在后世却不太为人熟知，在方志学的不少权威著作中，如黄苇的《方志学》和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对他均未提及，更不要说研究了。邬庆时是民国广东方志学界的领军人物，研究他的方志及其方志思想，不仅有利于梳理和评价民国方志的发展，而且对今后的修志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就有限的资料，粗作此文，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邬庆时的修志实践

邬庆时（1882-1968年），字伯健，号楷才、白坚，广东番禺南村人，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少年时代就学于广东第一个新式学堂——时敏学堂，三十一岁时，进两广方言学堂，四年后毕业。［1］邬祥光，鄭敏穗.邬庆时生平记述［A］.番禺文史资料:第5辑［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番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179.求学期间，邬庆时师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和程大璋。先后在广东省香山（今中山）、龙门、宝安、高要、新兴等县担任教育局长。还担任过中山、新兴两县政府的秘书工作。1926年5月离开财政部，任中山大学庶务主任兼文科讲师，与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和岭南学者冼玉清等多有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邬庆时应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之请，编纂《两广少数民族史料》。

邬庆时与方志的结缘，始于早年母亲对他的熏陶。邬庆时童年时期，其母经常给他讲乡贤屈大均（被誉为“广东徐霞客”和“岭南三大家”之一）的事迹，使其开始接触方志等地方文献。其后，邬庆时决心编修《屈大均年谱》，耗时30年，五易其稿，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前修成《屈大均年谱》，并由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作跋，拟交中华书局出版。后因故搁浅，直至2006年该书才得以面世，可谓历尽曲折。早在1909年，18岁的邬庆时在读《番禺县志》时，认识到修志的重要性，“修志之不可以或缓也”，并作《读邑志》诗一首。其后，邬庆时穷其一生于方志的编修和研究。

邬庆时学识渊博，治史一丝不苟，尤其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仅其编撰的家集《邬氏丛书》就达十六册［2］裘陈江.民初“孔教会”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还辑有“半帆楼丛书”27种49卷［3］龚伯洪.方志学家邬庆时及其方志理论［J］.广东史志，2002（4）.。在方志的研究和编修上，邬庆时更是成果丰硕，不仅著有方志专著《方志序例》，更是直接主持编纂志书。粗略统计，邬庆时参与编修志书近十种，在民国广东“修志式微”的情况下贡献实多，为民国广东方志学界的领军人物。据笔者所见，邬庆时至少参与和主持了以下几部志书的编纂：

一是民国七年（1918年），邬庆时担任《番禺县续志》的分纂。该志是由梁鼎芬倡修，吴道镕、丁仁长、梁庆桂总纂的。邬庆时为六名分纂之一，主要负责“实业志”的编纂。其后，邬庆时又在该志稿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实地采访、搜集资料、参证修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编纂了《番禺末业志》4卷，详实记载了广州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商品贸易等状况，保持了大量民国时期广州的经济史料。［4］广东地方志纪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17-118.

二是民国九年（1920年），邬庆时协助其师程大璋完成《桂平县志》的编修。桂平地处广西，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就在该地爆发并燃遍全国。邬庆时参编的民国《桂平县志》地方特色鲜明，不仅“对里甲之变迁，物产之发展，农田水利之兴建等记载颇有特色，对苛捐杂税之记载也较详尽”，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对太平天国领导人物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以立传，更使其史料价值较为珍贵”，被后世学者誉为“民国著名方志”。［5］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M］.黄山书社，1986：193.

三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邬庆时主持重修《宝安县志》。邬庆时任宝安县教育局长后，发现县人对该县的“伤心史”，“大半茫然无以应”，深感修志意义的重大，因而提议重修《宝安县志》。此后历经曲折，在邬庆时的感召下，宝安乡绅“闻风而起，各举所知，以助修志”。邬庆时极其注重实地考查和采访，“亲历原属宝安县地的香港、九龙、新界各地，召集宝安人士作详细采访”。并“回广州参稽载籍，整理来稿，时或分赴各图书馆，亦或驰赴宝安各乡镇继续搜集有用之见闻而辑录之”，历时一年时间完成志稿的编纂。民国《宝安县志》全志40卷。值得一提的是该志编修时正值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在如此艰难的时局之下，该志编修“殊为不易”。［1］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592；591. 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594.

四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邬庆时应龙门县长招念慈之请，总纂《龙门县志》。该志“仿《宝安县志》”，是邬庆时编修志书中耗时最长的一部。该志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资料强。在其修志名录中，仅负责搜集资料的“探访”就达84人。该志“在前志的基础上，别择访册，查阅档案，参考群书而编成。”其资料较诸前志“无论文字、事实，皆有增而无减”。二是在体例上进行创新。因应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邬庆时对前志的类目进行调整，专门设立“图片”“团体”“实业”等新目，全书分县地志、县民志、县官志、县政志、县事志、县文志、县物志、县志志，“以事分类”。［2］王延红.民国《龙门县志》及其编撰者邬庆时［J］.广东史志，2013（6）.三是慎为人物立传，坚持“生人不立传”。［3］李默编.广东方志要录［Z］.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7：57；291.

五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邬庆时应高要县参议会之请，担任《高要县志》总纂。民国《高要县志》堪称民国时期广东县志编修中耗时最长的一部志书，始倡于民国四年（1915年），终成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出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前后历时23年，中经五停五修。民国二十三年，《高要县志》总纂陈焕章在志稿“既未编订完成且凌乱难以整理”的情况下“病卒”，作为学生的邬庆时决心“继师志续成之”。高要县更是看重了邬庆时的才能和修志履历，“邬君，番禺人，毕业前清两广方言学堂，高材生，尤娴文学，历修《宝安县志》《龙门县志》及《番禺续志》等”。［4］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民国二十七年）高要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11.于是礼聘邬庆时为总纂。邬庆时接任总纂后，遭遇“掌故不详”和“前之纂辑人员多已亡故”的双重困境，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对志稿“釐整一再”，终于成书。但因故该稿并没有马上付印，迟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在高要县县长“以志书久未出版，决定邀请邑中绅学界审查其事”的情况下，高要县召开专门修志会议，讨论志稿问题。最后，考虑到邬氏志稿记载断至清宣统三年，而民国成立已二十余年，决定将邬氏志稿命名为“宣统志”，而另外设志局编修“民国志”，再将两者“合为一编”。该志体例上仿朱一新的光绪《德庆州志》，资料性较强。后世学者对它的评价是“是志较详，旧志均已收入。每册末附有刊误”。［5］李默编.广东方志要录［Z］.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7：57；291.

六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邬庆时主持编纂《广州年鉴》。该鉴体例与今之年鉴体例并不相同，采用类似“志书资料长编”的形式进行编写，“其实也是一部志书”［6］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592；591.。在邬庆时的主持下，成立了年鉴编纂委员会，吸收了当时广东诸多名家参与编纂。该鉴内容注重资料，尤其注意用统计数据和图片去反映社会变迁，“以445份表格、130幅图表述广州历史沿革和社会民生，内容丰富，数据翔实，弥足珍贵”。［7］广东地方志纪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23-124.民国二十四年《广州年鉴》被后人评为“编纂质量上乘”。

七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应中山县长杨子毅之邀，邬庆时担任《中山县志》总纂。时值抗战全面爆发前夜，邬庆时感觉“如不抓早抓紧必不能完成”，后来果然因战事日近，未能完成，题名《中山县志稿》。该志稿特点有：一是不受旧志体例的制约，在卷首特载孙中山传，以示崇敬，在人物传中采用互见之法。二是为明国耻，突出对澳门地理历史的记述，专设“租借地”一篇。三是广为搜集图片，图史并重，插图篇幅与文字相等甚至更多。［1］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592；591. 陈泽泓.岭表志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594.此后，他还相继编修了《新兴县志》《茂名县志》及《河源县志》。［2］龚伯洪.方志学家邬庆时及其方志理论［J］.广东史志，2002（4）.

二、邬庆时的方志思想

邬庆时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修志人物之一，从1915年起开始研究方志，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五十年，颇有造诣。邬庆时不仅有丰富的修志经验，而且在方志理论上也有不少创见。［3］侯月祥.明代以来广东著名修志人物事略（下）［J］.广东史志，1986（4）.邬庆时的方志思想目前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但在他1938年编集的《方志序例》［4］邬庆时.方志序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一书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升修志的意义，保全民族文化的命脉

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5］樊克政，编.龚自珍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55.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修志已不仅仅是一项文化工作，而是上升到保全民族文化命脉的高度。不仅国人在修志，日伪敌对势力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修志工作，通过大力修志一方面大量搜集中国地情资料，一方面美化其侵略本质，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服务于其文化侵略中国的目的。其中仅北京市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初至上半叶期间，日本人所编写的北京方志就达13种之多。［6］刘宗永.民国时期日本人所编部分北京方志史料价值举隅［A］.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2：9.因此，为实现救亡图存，保全民族文化命脉，学人多呼吁通过修志进行文化自卫。“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7］黎锦熙.方志今议·序：方志学两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3.作为“一方之全史”的方志，要“凡一才一艺，一言一行，一事一物，犹谆谆不厌其详，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8］黎锦熙.（民国）洛川县志·跋言［Z］.民国33年（1944）泰华印刷厂铅印本.1938年，邬庆时在其《方志序例》的序言中也说:“现在困难方殷，警报不断，重修方志，似属不急之务。但战争愈烈，保存文献之心愈急，方志为各地文献之总汇，是不可不修。庆时有志三十年，至今尚未竟成，此所以日处危城之中，尤复高谈修志也。”对邬庆时等学人来说，志书乃民族文化的命脉，“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为此，邬庆时“尽吾力之所能，行吾心之所安”，“奋勇前进，打出一条生路”。从现存的民国广东方志而言，邬庆时编修的方志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为民国时期广东的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创新修志的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

修志之难，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五难”之说，章学诚将其总结为“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民国时期，修志遭遇乱世，更是难上加难，故有“三难”之说。即“方志有三难，才也，材也，财也。盖得才难，取材尤难，筹款更难”［9］（民国）《镇宁县志》卷首，胡翯序，民国36年（1947）石印本。。从明清的修志“五难”到民国的“三难”，看似数量上有减少，其实不然，“五难”更多是从编纂志书的角度而言，而“三难”则涵盖了修志的全过程和全环节。在“三难”的困境中，民国志书的编修就广东省来看，如前文所说，可谓“举步维艰”，因此“修志式微”。全省95个县“成书仅42部”。如何破解乱世修志的困局，邬庆时提出并尝试“三不四最”法。所谓“三不”是指“不在乎人多，不在乎钱多，不在乎时间多”，“四最”是指“以最短时期、最少费用，而获最多之助力，以成最良之新志”。为实施其提出的“三不四最”法，他在编修民国《宝安县志》时，尝试采取“不用人不支薪之法”，结果仅用一年时间就编修出了质量较高并得到时人认可的《宝安县志》。其后，在编修民国《龙门县志》、民国《中山县志》时又屡试不爽。在编纂民国《广州年鉴》时，设立编纂委员会，实行“主任有责任有报酬而委员无责任无报酬”的办法，其实是“不用人不支薪之法”的一种变通。时至今日，邬庆时所探索并实践的“三不四最”法对修志来说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因应时代的要求，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及表现形式进行创新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方志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体现在体例上就是在承袭旧志传统体例的同时勇于创新。一方面表现为表现创立概述、章节体，设置大事记、大事年表等门目；另一方面则根据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普遍设立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篇目如“团体”“实业”“图片”等，实行“以事归类”。对于志书的体例，邬庆时提出应因时因地制宜，“今非昔比，不应于日新又新之今日，而犹墨守百年以前之成法，以故不敢自封，而尤不敢自逸”“各县市修志之办法既有不同，编纂体例亦因而各异”“因时之不同，或地之不同，辄复不能一致”。因此，邬庆时在编修《番禺县续志》时，专门为近代广州所出现的实业如树艺、渔业、畜牧、工商业等方面的内容设置新的门目予以记载。在编修《龙门县志》时，也专门设置了“团体”“实业”“图片”等专目，对新的事物予以记述。还值得一提的是，邬庆时在编修《龙门县志》时创立了“前志志”，专门“汇录各前志的书名、卷数、序、跋、凡例、目录以及修志姓名、年月，并加以提要，附于卷末”，这种做法，对此后的修志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内容是志书的根本，民国方志强调对社会经济和民事的记载。国学大师钱穆曾就治史方法说：“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46.考之于方志的编修，也是一样。民国时期，“民主”“实业”“科学”“救国”是时代的最强音，方志的编修因应时代的潮流，关注“民生”，注重“实业”，倡导“科学”，呼吁“救国”。“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既志，必详且尽焉。”“凡不属于民生休戚地方利病者，无宁从略也。”［2］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M］.黄山：黄山书社，1986：511.邬庆时早年追随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在大总统府的财政部从事经济工作，并写有供职于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时的工作笔记《穷忙小记》一部，个中记有对经济工作深刻的感悟：“理财之道，苟或不当，其弊甚于司法。司法不当，仅一家哭矣，理财不当，则一路哭矣。”此后又投身于教育，先后担任教育局长和中山大学庶务长等职。邬庆时经济和教育的工作经历为他从事方志的编修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他编修的方志中，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特色。如在他专门编纂记载广州经济发展的《番禺末业志》中，就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广州地区的渔业、畜牧、矿业、工商业等难得的经济资料。此外，鉴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摄影技术的普遍使用，邬庆时注重将图片引入志书，他认为图片是“无言之史”，其价值“或与文字相等”，极其重视图片的入志。要求“有价值之图片，层见叠出，至为可贵，自应广为搜集，图史并重”“凡于历史上有重要价值者，……尽力搜求，制版编入，以垂永远”。在编修《龙门县志》时，专门在首一卷中增设“图片”，将龙门县地图、学宫图、公路路线图、电话线图、古迹、名人、金石、书画、特产等极具价值的图片收入其中。在编修志书时，邬庆时还注重在志书中凸显地方特色。比如在编修《中山县志》和《宝安县志》时，邬庆时紧跟抗战军兴的形势，结合中山和宝安（今深圳）邻近澳门、香港等地的实际，注重对澳门、香港、九龙、新界等地历史地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专门在志书中设置“租借地”“割让地”“失地”等篇目进行详细的记载，这样既唤起国人对“国耻”的注意，又保留了大量的地情资料，服务于抗战救国的需要。

至民国时期，方志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了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就是引进了西方的年鉴。早在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就出版了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年鉴《世界年鉴》。1929年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更提出“方志新体例及进行办法案”，主张解散方志旧体，编辑年鉴、专门调查及省史三书。其中年鉴含地理、地质、户口、……、民生等16个门目。［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362.当时的年鉴主要是仿照志书的编写体例，以“区域为范围，举凡政、教、农、商、矿、经济、社会以及一切自然事物，靡不网罗周到，俾能提供一般人参考”。广州的第一部综合年鉴就是民国二十四年编纂的《广州年鉴》，它以邬庆时为编纂组长，由著名学者如江孔殷、李怀霜、伦明、徐绍棨、邓植仪、谭荔垣等39人组成编纂委员会编纂而成。全鉴共21卷，卷前多设“概述”，卷中多用“图”和“表”去反映广州历史沿革和社会民生，项目细致，统计深入。如卷三“土地”中就列有表《广州市历年推定地价一览》，收入该市所属各区1926年、1929年、1932年及1933年的地价情况表，并附有文字说明。［2］广东地方志纪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29.这些资料对研究民国广州地价的变化很有史料价值。民国二十四年《广州年鉴》不仅编纂质量上乘，而且印刷精美，用纸讲究，精装2册，4000页。它体现了邬庆时等民国广东方志人对方志表现形式的创新和尝试。

三、结语

古语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当前，地方志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总结历史的经验，吸收历史的智慧，对于推动地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显得尤为迫切。民国是中国方志转型的极其重要时期，研究民国方志及其名家对当前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近代以来，地处“欧风美雨”前沿的广东，社会急剧转型，以梁启超、邬庆时等为代表的广东学人为民国方志的转型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宝贵的探索，考察其修志历程，评价其方志价值，研究其方志理论，不仅能为今后的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而且也是构建方志学科体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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