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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思《九辩》英译析评*

2017-01-27

国际汉学 2017年1期
关键词:宋玉霍克译文

在先秦辞赋创作中,通常屈、宋并称,但后人对宋玉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宋玉是仅次于屈原的楚地辞赋大家,其代表作《九辩》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悲秋之作的滥觞。这首长篇抒情诗沿袭了《离骚》抒情写志的风格,在写作手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重要创新,呈现出骚体向赋体过渡的某些特征。诗人将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离乡游宦、惆怅彷徨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引发了历代不少落魄失意、怀才不遇文人雅士的共鸣。《离骚》《九辩》等作品被收录在《楚辞》中,西方汉学家和中国翻译家都翻译过《楚辞》的若干篇目,但有关《九辩》英译及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如《离骚》。《离骚》诞生于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的转折时期,《九辩》创作于楚辞文化的衰落阶段。“楚辞在失去它的文化母体之后,宋玉以他的《九辩》为楚辞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就是《九辩》的特殊价值。”①陈桐生:《重评〈九辩〉》,《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第102页。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根据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所辑篇目为底本进行了翻译,1959年出版了《楚辞:南方之歌—古代中国文学选集》,1985年出版了修订本《南方之歌—屈原及中国古代其他诗人诗歌选集》,这是欧洲首部完整的《楚辞》英译本,其中包括了《九辩》英译文。从这篇英译文特征的碎片中,可以透视霍克思《楚辞》全译本的基本风貌。

一、信守忠实原则,尊重中国文化

译者作为原文欣赏者和译文创作者,必须忠实地再现作者意图和文本内容。忠实并不是亦步亦趋地翻译,而是契合原文的艺术性特征。对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最能反映译者的文化态度。文化专有项是民族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保持原文异质性的核心要素之一。下面以人名翻译和植物翻译为例,分析霍克思如何凸显文化差异性,保留中国文化色彩。

1.使用音译加注表达富含典故的人名

《九辩》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诸如申包胥、伯乐、尧舜、宁戚、桓公等人都是宋玉借古讽今的对象。人名翻译不仅是符号转换,而且还具有传递民族文化信息的功能,应兼顾读音和意义。霍克思凭借丰富的历史背景知识和深厚的汉学修养,参照历代学者的注疏和考据,去粗存精,对人名的历史渊源进行注释,以便目标语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相关典故。

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

恐时世之不固。

I love the great spirit of Shen Bao-xu,

But fear this present age’s unsteadfastness.①David Hawke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of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Harmondsworth,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1985, p.214.

这是诗人暗自赞美楚国大夫申包胥既看重友情,更忠诚国家的气概时发出的感叹。宋玉一生主要活动于楚顷襄王时期,他想效法申包胥,为拯救楚国挺身而出。但是,他又认为时世变迁,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霍克思用汉语拼音“Shen Bao-xu”翻译人名,并在文后注释中讲述“哭秦廷”的典故:申包胥的昔日好友伍子胥凭借吴国兵力攻打楚国,郢都危在旦夕,申包胥便在秦国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王发兵救楚。②Ibid., p.218.该阐释突出了申包胥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向秦王进谏以报效楚国的大义之举。姓名是个人的指称符号和社会符号,与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音译与文外加注既可以保留汉语语音特色,又可以揭示其所负载的特殊含义。

无伯乐之善相兮,

今谁使乎誉之。

But now there is no Bo Le with his good eye for a horse,

Who could be found to judge his worth?③Ibid., p.217.

宋玉虽然有过一段仕途顺利的时光,但很快就遭受排挤。他将这种变化归咎于未被贤明君主赏识,自己的出众才华被埋没了。诗人以齐桓公慧眼识才的例子进行今昔对比,认为如今再也无人能有“伯乐相马”的本领。霍克思仍用汉语拼音“Bo Le”翻译人名,并在文后注释中讲述该典故:伯乐是传说中管理马匹的神仙以及善于识马的人。一天,伯乐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在陡坡上艰难行进。待他走近时,马突然昂首嘶鸣。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这匹马英勇骁战,用于拉车实在可惜。④Ibid., p.218.深层文化翻译应为表层语言符号提供诠释,“因此我们在语际转换时需要采用一些技术—艺术手段才能达到审美再现的效果。其中之一是所谓‘诠释性铺垫’……”⑤刘宓庆:《文化翻译探索──兼评David Hawkes译屈原〈天问〉》,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91页。文外注释既方便普通读者了解原文的思想内涵,又适合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也丰富了译文的文化信息。

2.使用音译加直译或者直译表达具有隐喻意义的植物

宋玉唯恐年华流逝而仕途不顺,面对萧瑟秋景,消沉绝望,自然景物成了他抒发情志的载体,荷、蕙、梧楸等草木被赋予了丰富情感。“隐喻性实质上就是语言诗性的根源。在诗人不能用透明而清澈的语言直抒胸臆时,就会自觉地借助语言的隐喻性来进行诗性表述。诗人们致力于表达内心情感,却始终摆脱不了对外在物质的指涉。”⑥刘华文:《翻译: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98页。这些草木是言、象、意的结合体。霍克思旨在引导目标语读者因言取象、由象悟意,使他们头脑中出现的形象以及产生的联想接近于源语读者的阅读感受。

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离披此梧楸。

The white dew has fallen on the hundred flowers;

Thetongand catalpa trees will soon grow thin and bare.⑦Hawkes, op.cit., p.210.

宋玉所处的时代,君王昏庸、权臣枉法。在强秦不断进攻下,楚国风雨飘摇,濒临灭亡。内忧外患正是诗人悲秋之作产生的历史背景。汉语拼音“tong”表示“梧桐”,其根深叶茂,雌雄同株。雨落梧桐,催人哀愁。“catalpa trees”是指“楸树”,其树冠茂密,枝干挺拔,材貌双全,俗称“木王”。衰黄的树叶纷纷飘离了梧桐和楸树枝头,秋之萧条与悲秋心境彼此映照。恩斯特·奥古思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认为,任何言语交际都是以认知关联为基础的。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动态明示过程,评判译文标准的实质是最佳关联性的传递问题。最佳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语境效果。①Ernst 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pp.190—191.虽然中西文化语境不同,但是目标语读者可以根据知识经验推测这些枯败草木所引起的联想,体验诗人坎坷境遇与凄清秋景之间的关系。

以为君独服此蕙兮,

羌无以异于众芳。

I had thought that my lord would only wear these orchids,

But he treated them no differently from any other flower.②Hawkes, op.cit., p.211.

宋玉曾在朝廷谋职,有过君臣和谐共处的时光,因此在被迫背井离乡后还一直对楚王心存希望。没想到楚王将高雅的“蕙”视同普通花草,也就是将自己看作平庸之辈。“蕙”用“orchids”来表达,喻指脱俗、清廉、忠贞等美好品质。植物隐喻是利用表里双层语义这一模式,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翻译中的适当留白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人类经验的共通性使得某些植物意象具有互文性特征,“orchids”给目标语读者带来与源语读者相似的联想,“蕙”的芳香特点与君子的高洁人格紧密相关。霍克思体物入神,直译架构了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感之间的关联,比较客观地保存了言外之义所依附的对象,有助于了解原文意象的审美渊源。

二、倾向交际翻译,注重读者接受

文化协商和审美折中是文学翻译的两种属性。译者必须兼顾作者和读者,根据翻译目的选择具体翻译方法。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指出:交际翻译试图使读者阅读译文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地接近源语读者阅读原文所产生的效果。③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1页。翻译的交际功能要求译文具有忠实于原文的可读性。霍克思兼顾中西文化传统和审美旨趣,参照作者意图和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传递信息。

1.使用直接转换打通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相似之处

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些交叉现象。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既要充分尊重源语文化,又要善于发现异质文化中的共性部分。如果两种文化在某一方面具有相似性,那么就可以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霍克思运用直接转换,实现社会文化信息交际的功能对等。

太公九十乃显荣兮,

诚未遇其匹合。

Duke Tai was ninety years old before he was honoured,

Simply because, before that, he had never met his match.④Hawkes, op.cit., p.212.

宋玉没有高贵的出身背景和显赫的家世渊源,也没有与黑暗势力竭力抗争的勇气,他对姜太公、申包胥等先贤的丰功伟绩十分钦慕,对自己仕途未能显荣而哀叹,由此联想到姜太公由于未遇明君,直到九十岁才扬名显赫时深有感触。“太公”用“Duke Tai”表达,因为在封建制度下,西方的爵位等级与中国的爵位等级相似,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霍克思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姜太公,吕氏,名望,字子牙,年轻时当过屠夫,但始终勤奋钻研治国安邦之道,可是70岁时还是默默无闻。后来周文王慧眼独具,封他为“太师”。姜太公是周武王克纣的谋划者,也是齐国兵圣以及中国武祖。⑤Ibid., p.218.目标语读者由此可以感受“才人迟暮”的落寞和无奈之情。霍克思明晰的“读者意识”使他以中国文化为依归,同时注重挖掘中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相通成分。

2.使用间接转换迎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

翻译就是要用最恰切、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信息,而译文的形成又受源语和目标语文化语境的双重制约。原文的语言特征、文化意蕴、美学因素映射到译者的头脑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视野、文化取向、想象视域等对原文文本进行一定改写。霍克思兼顾作者、读者与文本三个要素,适当借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概念,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窃慕诗人之遗风兮,

愿托志乎素餐。

I love the spirit of that old poet:

I should like to take as my motto what he said of the “bread of idleness”.①Ibid., p.214.

宋玉刚正不阿、洁身自好。面对政治腐败、黑白颠倒的楚国心生忧患,面对奸臣当道、君王无能的状况束手无策。既然建功立业十分渺茫,诗人只有独善其身,愿以简朴的生活方式寄托心志,体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素餐”用“bread of idleness”表达,意思是“活命粮”。面包是西方人的主食,霍克思抓住了与诗人意图相对应的最佳关联。译文虽然表达地道,但中国的饮食文化色彩已经淡化。翻译的目的是保留异质文化因素,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如果仅仅满足于表达意思,而忽视美学内涵和文化差异,就会造成文化误解。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接受是一个渐进过程,一些表达方式在习以为常之后就会逐渐融入自身词汇系统。

3.以西方宗教概念比附中国宗教概念

西方汉学家的归化策略虽然能减轻一些阅读负担,但同时制约了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和互文参照或多或少会对翻译产生干扰。霍克思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倾注在翻译过程中,用主体文化思维对原文进行阐释,这是偏向于西方文化而对原文进行的改写。对渗透着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词语,以异化翻译保留中国文化特征更加合适。

属雷师之阗阗兮,

通飞廉之衙衙。

With rumblings the Lord of Thunder shall bring up the rear;

And the rushing Wind God shall lead the way.”②Hawkes, op.cit., p.217.

《九辩》辞藻丰富,叠字、联绵词的运用较为普遍。宋玉在与君王疏远、效忠无望的情况下,展开丰富想象遨游天界,以求精神超脱,并且为祈祷楚王安然无恙奠定基调。他将起伏变化的情感融合在一种恢弘气势中,任凭自己的思绪号令神奇之物:雷师咚咚敲鼓紧随在后,风伯走在前面开辟道路。霍克思用“Wind God”表达“飞廉(风伯)”,这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形象,目标语读者会以为中国文化里也有西方宗教中的上帝、天国,从而模糊了中西文化差异。宗教译名涉及基督教和中国宗教的概念问题。在注重考虑目标语读者接受心理的同时,应以不违背源语文化的民族性为前提。诸如此类的概念可采取音译加注以突出中国宗教文化特色。

三、遵循英语规范,确保意义优先

在语言形式层面上,译者应考虑英语诗学规范和形合特点。吉恩·图里(Gideon Toury)提出预规范和操作规范的问题。预规范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目标语文化的翻译政策决定的,操作规范是针对翻译过程本身所作的实际决策。③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58.霍克思遵循预规范和操作规范,在某些情况下,翻译表层之失也获得了深层之得,这正是操作规范在翻译实践中的调节功能。

1.突出诗眼、以虚译实营构意境

诗的意境与诗眼密切相关。“诗而有眼的焦点结构的形成,在于诗人对句式和用字的精审选择,以及对词性、语义的微妙变异和发掘,在以往未可能之处发现了或实现了新的可能。”④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776页。诗眼并不一定是华美辞藻,却能在表现诗人的思想和情感时令人震撼。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语系,有各自显化或隐化的方式。霍克思在深刻理解原文内涵的基础上,以提取关键词进行显化翻译,营造诗眼的特殊效果。对于原文中一些写实的表达,则采用模糊化翻译铸情染意。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惆怅兮而私自怜。

Afflicted: the poor esquire has lost his office and his heart rebels;

Desolate: on his long journey he rests with never a friend;

Melancholy: he nurses a private sorrow.①Hawkes, op.cit., p.209.

以上诗句是《九辩》的点睛之笔,奠定了“羁旅悲秋”的氛围。宋玉在寒冷的秋风中离乡远行,草木枯槁,大雁南飞,自怜自叹:仕途无望人生凄凉,天涯孤旅无处依归,思念故友怅然若失。诗人的一切哀怨都因朝廷不再任用自己而引发,他没有倾诉的对象,任凭思绪纵横驰骋。“兮”字用于句中,每句诗被分成两段,前后词语长短的不同形成了散文式的句式,与诗人郁闷忧愁的心绪交相辉映。显化翻译的审美价值在于形象鲜明、情感浓郁。霍克思将三个关键词“afflicted”(悲哀)、“desolate”(落寞)、“melancholy”(郁闷)放在各诗行之首,突出了诗眼,又仿佛是原文“兮”字产生的间隔效果,意思更加直接明晰,加深了低徊凄婉的气氛,突出了贫士失职、悲秋怜己的主题。

岂不郁陶而思君兮?

君之门以九重。

How should I not think anxiously of my lord?

But nine gates, gate within gate, divide me from him.②Ibid., p.212.

宋玉自恃才智不凡,在政治上却屡屡遭挫,离开朝廷后流放荒野。他憧憬着圣君贤臣遇合的理想,抒发了思君怨君、报国无门的愤慨:满腔悲愤怎能不深切思念君王?君王的层层大门却无情阻挡。数字不仅表示数量的基本意义,而且还具有夸张、象征、比喻等修辞功能,其模糊语义常被用于抒情、状景、显势。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的“九”就是单数的极数,含有多、大、远、深、高等意义。原文数字“九”是实数,霍克思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用“gate within gate”表达“九重大门”,简洁明快,音韵流畅,形式整齐,呈现了君臣相见何其艰难的情景。数字具有实指功能和虚指功能。实指性数字只需要直译,虚指性数字需要改译形成一种隐美风格和夸张效果。

2.釆用无韵诗体达意传情

屈原创造的骚体赋,其基本用韵还是与诗体较为接近的。宋玉在继承骚体赋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量吸收散文句式,使赋形成了散文体式的模式。这种参差错落的散文句式,在《九辩》中已开始萌发。③高国藩:《论宋玉赋及其艺术特色》,《盐城师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8页。《九辩》用韵宽松灵活,骈散兼俱,为诗人铺陈复杂情感提供了自由空间。霍克思将原文的诗学要素进行取舍,借用英语的诗学要素,从诗行的排列、语气、节奏等层面加以整合,以保证意义确切表达以及语法合乎规范。

惟其纷糅而将落兮,

恨其失时而无当。

擥騑辔而下节兮,

聊逍遥以相佯。

I think of the rich profusion soon to fall,

And grieve that I missed the time when I might have met my master.

Seizing the reins, I slowed down the pace of my horses,

Thinking to find some pleasure in idle wandering.④Hawkes, op.cit., p.211.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建功立业的风尚对宋玉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未来难以预测。诗人希望在仕途上继续有所进取,但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矛盾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在孤寂的旅途中感慨万分:落叶和衰草相混杂啊,怅恨失去美好时光。抓住缰绳放下马鞭啊,缓缓前行暂且忘忧。本着意义优先传递的原则,霍克思并不拘泥于音韵之美。原文第二行的“当”和第四行的“羊”押韵,译文用词通俗而且不押韵。综观全文,原文不押韵之处,译文也不押韵,但诗行长短大致相当,形式上体现了诗体的某些特征。客观地说,借用英语诗歌的形式,采用韵体译诗更能体现诗情、诗境、诗味。译者可采取某些变通手法,做到原文押韵处译文也押韵,但不照搬原文的韵式。

3.舍形存意打造整体效果

《九辩》句式多变,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固定,全文韵律节奏相当灵活。开头的十几句诗行具有散文化倾向,其他部分基本沿用了《离骚》的句式。其中,严整的对偶句音韵和谐、结构对称、言简意丰。意美是音美和形美的基础,再现意美是翻译的基本要求。霍克思不刻意追求对仗工整,而是利用英语诗歌的语法特点来表达对偶结构的美感,以此美代替彼美。

谓骐骥兮安归?

谓凤凰兮安栖?

What of the fine steed? Where is he to turn?

What of the phoenix? Where is he to rest?①Ibid., p.213

宋玉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十分关注楚国命运,但更多的则是揭露统治者昏庸腐败、混淆是非的情形,并把自己比作骐骥和凤凰:骏马啊应当奔向何处?凤凰啊应当栖息何处?原文是工整的对偶,“兮”字位于句中,形成三二节奏,朗朗上口。霍克思立足于传递基本语义信息,他打破原文结构,将译文重组为四个疑问句,两组“What”和“Where” 押头韵,渲染了诗人悲伤忧愁、孤苦伶仃、仿佛浮萍飘零四方的心境。原文的对偶结构虽然没有保留,但译文重构了音乐美、视觉美以及意境美的感觉。诗歌翻译不排斥形似,但不能机械移植原文的形式,译者应充分发挥译语优势尽可能确切表达基本内容。

结语

宋玉的《九辩》在楚辞发展史中是继《离骚》之后的又一篇力作。发端于《楚辞》的悲秋文学经过一脉相承的演变,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派别。霍克思跨越了时空距离和文化藩篱进行审美移情,注重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性特征,同时兼顾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习惯,使用通俗流畅的现代英语诠释了《九辩》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霍克思曾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后来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对《楚辞》情有独钟。精湛的译笔与他广博的学识、严谨的考证精神、知难而上的勇气密不可分。尤其是他提供的详细注释和导读文字,体现出典籍英译的学术性特征。瑕不掩瑜,虽然霍克思的《九辩》英译文还存在一些淡化原文深层含义之处以及过度阐释的情况,但他为在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学经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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