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来全，谢锦玲

（广西贺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 贺州 542899）

溯源法是编写地方志挖掘资料的基本方法
——以编修《贺州市志》为例

钟来全，谢锦玲

（广西贺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 贺州 542899）

志书编写需要追溯事物的发端，要溯源清本，所以史料收集整理的方法与途径就成了地方志编写的决定性因素。用溯源法挖掘资料可以使地方志主线突出、特色凸显，充分展现一个行政区域内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文章以《贺州市志》编纂的几个问题为例，论述溯源法在志书编写中的地位与作用。

地方志；挖掘资料；溯源法

地方志书编写的一个基本要求与基本原则是“纵述历史，横陈百科，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一本有价值的地方志书，历史主线、纵向的陈述不可割裂，横向的百科陈列不可缺项。要达到这样的编写要求，编纂者在编修地方志时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从浩瀚、复杂的材料中把握历史的脉搏，找出历史的关键点、关节点，发现历史的主要因素、重要事实。编修者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任务，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编修素养，还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去消化、吸收、整理历史资料。编纂者最常用的历史资料挖掘方法就是溯源法，这个方法与途径看似普通，但却是最实用、最可靠、最基本的手段，也是历史研究者、历史编纂者认为比较科学、合理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让历史资料线条清晰，要素列陈，便于历史编修者明古通今，把握编写侧重点，实施编纂工作。

一、用溯源法挖掘资料能使地方志编写纵不断线

地方志编修主要致力于地方历史发展的记载，在编修中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资料的来源与甄别。地方史书资料的收集，传统的手段主要是靠手抄、复印，资料来源的途径与范围以图书馆、档案馆、单位资料室为主，档案资料、各种书籍、报刊这类纸质文献是历史资料来源的主要内容，这种材料收集的方式与途径，现在也依然是地方志编纂网罗各类资料的主要手段。这种方法和途径的工作过程虽相对缓慢，但步骤扎实、稳妥，获取的资料比较可靠，同时由于资料来源有限，资料获取相对不足，造成不少的历史资料未能加以使用，对志书编纂的质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媒介的畅通对地方志的编修产生了巨大影响，志书资料收集可以说是穷尽所能，原来看不到的资料纷纷呈现在眼前。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何取舍资料、如何辨别历史材料真伪？诸如此类的问题横呈在编纂人员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一个正确、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历史材料、甄别取舍历史资料，采用溯源法挖掘历史资料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入了编纂者的视野。所谓溯源法，就是从历史的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脉络，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

贺州市成立于2002年12月，《贺州市志》于2012年启动编纂创修志书。虽然成立的时间短，但贺州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贺州市在历史上行政区划隶属多变，行政机构设置变动频繁，且记载贺州发生、发展、延续脉络的相关资料并非持续相连，历史的线索不是一条清晰、完整的线。外加历史原因，不少相关资料的丢失、缺漏，给志书的编纂带来很大困难。

《贺州市志》上限追溯至人类历史发展初期时的贺州状况，下限至2005年贺州所发生之事，记载的历史跨度大、内容广，编修工作起步较晚，工作任务繁杂。在《贺州市志》编纂的过程中，涉及贺州市行政区域发展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为了清本溯源，还原历史的真貌，必须掌握丰富的贺州历史资料。为此，编纂人员由“内”到“外”查阅历史资料。从“内”查阅资料，即先查阅贺州市现存的古籍志书：清《（光绪）贺县志》《（乾隆）昭平县志》《（乾隆）富川县志》《（光绪）富川县志》《（光绪）富川县乡土志》《（民国）昭平志》《（民国）贺县志》《（民国）钟山县志》，1992年版《昭平县志》、1993年版《富川瑶族自治县志》、1995年版《钟山县志》、2001年版《贺州市志》（县级贺州市志书）等，到市内博物馆、图书馆，档案局查阅资料。从“外”查阅资料，即组织市志编辑人员到广西博物馆、广西方志馆等查阅有关贺州的地情资料，再查阅与贺州有历史渊源的《道州府志》《永州市志》《肇庆市志》《怀集县志》《平乐府志》等书籍，又从《水经注》《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宋史》《岭外代答》《明史》等典籍中查阅与贺州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寻找贺州历史发展的蛛丝马迹，确保创修《贺州市志》“纵不断线”。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编纂人员逐渐理清了贺州地域的归属问题。

在古代的许多地理文献记载中提及“苍梧之野”，这一概念到底所指的范围有多广，古书没有明确的说明。按照2011年胡宝清主编的《广西地理》所述，“苍梧之野”北及湖南宁远县、广西全州县境界，南至广东的信宜市、罗定市境界，西到广西大瑶山，东达广东连县、肇庆市境界，这些地域都在“苍梧之野”范围。据此定义，贺州正处于“苍梧之野”的核心位置。而今，贺州依然是湘桂粤三省区中心，与过去历史记载相吻合。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五路大军征战岭南，其中的一路大军从湖南九嶷山沿萌渚岭峡谷经贺州向南推进。平定岭南后，贺州属秦朝岭南三郡中的南海郡。秦末，南海郡慰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此到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前，贺州属南越国辖制，与西汉长沙国毗连，是南越国与长沙国的前沿阵地。为了加强对岭南各地的统治，阻止中原汉王朝的军队南下，南越国在其统治的九十三年间，在辖区内分设了诸多王国。其中贺州被分封为王国，其王城在今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东村高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形图》上标注的“封中”就是这一地域，依据考古出土文物印证，①蓝日勇，覃义生，覃光荣.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J］.考古，1986（3）.“封中”是南越国的一个诸侯封国，“封中”应该是指封中王国。因为资料来源的限制，未能把地方考古研究资源加以充分利用，所以“封中”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史学界。《贺州市志》编纂工作人员经过现场考证、资料查询，认为“封中”是指南越国的一个诸侯王国名称，而非一个地域名称。贺州在五代十国也被分封为诸侯王国，佐证了“封中”是诸侯王国的事实。

西汉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遣10万军队分五路进攻南越国。其中由归义侯下濑将军“甲”率领的一支军队即从贺州取道南下。汉平南越后，在贺江流域原古苍梧的基础上设立了苍梧郡，今贺州境内设置了封阳、临贺、富川、冯乘等县。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管理，汉王朝沿潇贺古道择地势险要之处屯兵设卡、驻扎军队，贺州由此出现了关阙接踵、城楼相望的人文景观。从此，南戍的部队与往来的客商日益频繁穿梭于潇贺古道之上，贺州成了“海上丝绸之路”萌渚岭段的中枢城郭。到东汉中晚期，贺州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开始与中原同步繁荣。

三国时期，处于潇贺古道要冲的贺州，因其富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盘踞南方各大军事集团的必争之地。荆州刘表、东吴孙权的部队都曾在贺州驻守过，交州士燮、士壹兄弟的政治势力也牢牢控制贺州。为了更好地发挥贺州进入岭南的桥头堡作用，吴国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将临贺县升格为临贺郡，这是贺州设郡之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废临贺郡置贺州，贺州之名由此产生。宋朝时期，贺州先属广南东路，大观二年（1108）改属广南西路，改属广西的根本原因是贺州经济发达，为了保证广西财力的均衡与发展，所以将贺州从广东划归广西，这也恰恰证明了贺州在历史上地位的重要性。据历史记载，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广南西道（广西）每年商税达一千贯的有17个州，达三千贯以上的有六个州，贺州是其中之一。

三国至唐末五代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多次的朝代更替，斗转星移，但是对萌渚岭大通道的建设却一直没有停止。随着交通道路及其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潇贺古道已成为保持岭南稳定的政治和军事通道，保障五岭南北物流畅通的商旅通道和保护中原客家迁徙促进民族融合的文化通道。晚清时期，贺州成为广西工商业重镇。通过溯源，贺州发生、发展、延续的脉络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用溯源法挖掘资料能使地方志编写横不缺项

贺州市是广西离首府南宁最远的一个地级市，经济落后，基础工业薄弱。2012年末，贺州市有常住人口232.38万人，其中市区人口44.45万人。在编写《贺州市志》初稿过程中，由于受资料的制约，近的资料多，远的资料缺，只有现状，缺少历史。这样，地方志的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真实性、连续性和编纂体例的独特性都不能体现出来。因此，市志编纂工作人员用溯源法追溯贺州的发展历史，还原贺州在广西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光。

人口问题有其现实的社会意义和行政需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修志者一般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古代，人口多寡是判断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当年官吏们招徕人口就像今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一样重要。人口总量这一指标显示，南朝陈时贺州人口最多不超过2000户，但是到了唐初，据《新唐书·志·地理》（619卷）记载，贺州人口已增加到4552户，居桂林市之后，梧州、柳州市之先。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宋史·地理志》，还有宋王存等人纂的《元丰九域志》资料显示，唐宋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贺州人口总量在广西排名都十分靠前，其中唐代贺州人口总量在广西排位基本上保持在第四到第五之间，到了北宋中期的元丰年间迅速上升到了第二位。这些资料说明，贺州是当时除广西省级行政管理中心桂林之外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州郡。

虽然现在贺州市的工业总量排在广西其他城市的后面，但溯源贺州发展历史，贺州曾是广西工商业的重镇，采矿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贺州地处萌渚岭南缘，地理构造复杂，成矿地质条件有利，矿产种类繁多。截至2012年底，贺州市已经发现的煤、铁、锰、钛、钨、锡、铜、铅、锌、锑、钼、金、银、稀土、硫铁矿、砷、磷、水晶、饰面花岗岩、饰面大理岩、水泥用灰岩、白云岩、粘土、陶瓷土、硅灰石、重晶石、钾长石、萤石等有用矿产约60多种，主要矿产为饰面大理岩、饰面花岗岩、铁矿、钨矿、锡矿、铅锌矿、金矿、银矿、稀土、硅灰石和水泥用石灰岩，矿产地有97处。探明储量的共有28种（含伴生矿种），其中大型矿床11处，中型9处，小型71处。饰面大理石、钨矿、锡矿、稀土矿、硅灰石等探明储量位居广西前列，稀土矿、饰面花岗岩、饰面大理石、硅灰石等保有资源量居广西第一位。

在众多的矿类中，贺州的锡矿，无论是蕴藏数量、矿产品质还是开采历史年代久远性在国内都是艳压群芳，独步天下。据《神农本草经》记载，锡“生桂阳山谷”，①马继兴，谢海洲，尚志均.神农本草经辑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桂阳”是现今湖南省桂阳县，西汉初期为“桂阳郡”，先秦时期没有“桂阳”这个行政建置。按照中国传统地理方位的称呼，“阳”是指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桂阳”即“桂”之“阳”。所以，“桂阳山谷”指的不是今天湖南省桂阳县界内的山谷，而是指桂岭之“阳”，即今天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南面的山岭。南朝时期，梁国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解释：“锡，《本经》云生桂阳，今乃出临贺，临贺犹是分桂阳所置。”②［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上海：群联出版社，1995.西汉初期，贺州归南越国管理，西汉中央政权实际上没有管控贺州，只是名义上把贺州划归长沙国桂阳郡管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金石部》（卷8）解释：“（别录曰）锡生桂阳山谷。（弘景曰）今出临贺，犹是桂阳地界。”③［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合肥：黄山书社，2005.也就是说，从文献记载和历史的实际情况看，说“锡生桂阳”是现今湖南省桂阳产锡也没有错，因为贺州曾经归桂阳管理，但真正的产地是贺州，不是桂阳县。过去和现在的桂阳县都没有开采锡矿的历史，所以“锡生桂阳”实际指的是贺州。清《（光绪）贺县志》记载，贺州在汉代时已有采锡坑厂。到了唐朝，贺州之“贺”成了锡的代名词。贺州之“贺”之所以能够成为锡的代名词，就是因为天下之锡以贺州所产者最精、品位高，冠绝天下。在古代，贺州之锡不仅满足于青铜制造业、钱币制造业、手工业等方面的需要，还被用来入药。由于贺州之锡最为精致，所以医家只用贺州所产之锡作为药引。于是一些医家为了称呼方便，干脆就将贺州之锡简称为“贺”。唐朝医学家苏恭在他的医学专著《本草图经》中就把锡称为“贺”。渐渐地，贺州之“贺”也就成了锡的别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金石部》（卷8）中对“锡”的解释是：“白鑞音腊，鈏音引，贺（时珍曰）。尔雅：锡谓之鈏。郭璞注云：白鑞也。方术家谓之‘贺’，盖锡以临贺出者为美也。”《本草纲目·兽部》（卷5）又一次提到：“贺，锡也，出贺州”④［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合肥：黄山书社，2005.。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五金》（卷14）中称：“凡锡，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今贺州）产锡最盛而得名也。”⑤［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明崇祯十年涂绍煃刊本，1637.194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实用大字典》中说贺州产锡最盛，所以锡也叫“贺”。

历史上，产锡业一直是贺州地方经济的一大重要支柱。贺州产锡量大，《宋史·志》（卷180）载：“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⑥［元］脱脱，阿图鲁.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宋朝时贺州的太平场是当时全国的九大锡产地之一，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卷18）载：“产锡有九场……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清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食货》对贺州太平场锡年产量进行了详细记载：“元丰元年（1078），贺州市场太平场元额五十万斤，元年收八十七万八千九百五十斤……元丰元年（全国）收总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贺州太平场一万二千六百斤赴韶州永通监、饶州永平监、赣州铸钱院铸钱。”⑧［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贺州的太平场的锡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锡年产量的37.9%，是北宋重要的锡产地。贺州的锡不仅供自用、进贡，还运往广东、江西的钱监供铸钱所用。由此可见，贺州的锡矿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起到了很大程度的支撑作用。南宋乾道年间，贺州平均每年外运铸钱的锡占全国的6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一天没有贺州锡矿的供应，全国就没钱用。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由于大量的广东资本注入贺州采矿业，又在贺州催生了路花、西湾、黄田、牛庙等许多圩市。晚清时期，贺州锡矿产业被列为广西工矿业的重要指标，并因丰富的锡产业成为广西工商业重镇。民国时期，贺州锡矿产业依然是整个广西财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旧桂系为培育财力，采取了管办民营或民营等多种手段吸纳民间资本进入矿业，贺州锡业快速发展，成为广西的重要经济支柱。也正是由于贺州锡业的丰厚利润解决了军饷所需，驻扎贺州的军阀沈鸿英所部成为旧桂系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二战时期，锡为军火制造必需品，锡贸易存在巨大利润。新桂系于1927年至1931年间采取放开开采、统一提炼的政策。吸引了大量资金，也引入了国外先进技术投入到贺州的锡矿生产，由此推动了冶锡业的发展。1934年，广西年产锡200万斤，其中贺州192万斤，占整个广西锡产量的96%。为此，新桂系代表人物白崇禧于1932年4月提出了将贺州锡矿业建设成为广西矿业“保姆”的计划。

1949年以后，贺州锡矿的开采和管理主要由平桂矿务局来进行。平桂矿务局的前身就是1907年清政府设立的矿局，总部设在钟山县西湾镇（今贺州市平桂区西湾街道）。新中国建立后，矿务局从官僚资本企业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1952年7月，有色金属工业广西分公司从桂林迁至西湾，与平桂矿务局合组成新的广西分局，管辖全省的有色金属工业企业，下辖10个锡矿和分矿、2个炼锡厂，以及锑矿、煤矿、电厂等17个生产矿厂。1953-1957年，平桂矿务局的精锡年产量从3461吨增至5380吨，年年盈利。1958-1976年，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加上锡矿资源出现衰竭，平桂矿务局基本处于亏损和半停产状态。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的扶持，矿务局重新扭转局面，实现连年盈利。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锡矿资源濒临枯竭，平桂矿务局的工作进入低潮，2000年关闭重组，贺州的锡矿开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49年到2000年，平桂矿务局的工作虽经历了曲折和低谷，但仍然为国家大幅创汇和创税，矿业成为贺州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贺州锡业生产创造了一系列广西乃至全国第一。1907年，广西巡抚在贺州设西湾管矿局，成为广西官办有色金属矿冶业的开端。1927年3月，贺州从马来西亚引进英国人的全套锡矿采选设备，用柴油机发电供应动力，成为广西使用现代技术开矿的发端。1938年，为供应锡业生产的八步电力分厂建成，装机容量2×1600千瓦，是当时广西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41年2月，坐落于平桂西湾镇的炼锡厂建成广西首座8.5平方米粗炼反射炉。1982年，冶金部在平桂局召开锡选矿会议，由平桂冶炼厂与试验所共同制定的锡精矿化学分析方法被列入国家标准。1988年，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评定，平桂矿务局列为中国50家最大经营规模工业企业，居全国有色金属矿采选行业第7位。①平桂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平桂矿务局志［Z］.内部出版，1997.如果不用溯源法，只看现状，就看不到贺州工业曾经的辉煌历史。

三、用溯源法挖掘资料能使地方志编写明古详今

由于贺州市成立的时间不长，《贺州市志》编纂启动晚，再加《贺州市志》承编单位不少编写人员没有经过专门的地方志纂写培训，也没有纂写历史资料的经历，缺乏历史编修的基本素养，不懂得如何撰写材料，在提供志稿的过程中局限于从年鉴、本单位所保存资料中去找材料。正因为这样，由于资料来源的有限性和资料自身的时限性，造成了许多单位提供的市志稿件绝大多数是“厚今薄古”，而贺州的历史发展状况却正相反，即“古厚今薄”，所以资料没有能够有效、有质量地提供。为解决修志这个常见问题，常用的出路和办法依然是溯源法。

贺州的采矿在过去是传统产业，也是支柱产业，在采矿中一定会涉及采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在编修《贺州市志》时，环境保护篇缺乏相关的资料，原有的历史资料也没有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志编辑人员想方设法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尝试深度挖掘历史资料。一位编辑人员回忆起在贺州辖区内曾见到过一块清代的防止开矿污水破坏农田告示的石碑。于是市志编辑人员进行了实地考察，找到了这块石碑，碑高1.3米，宽0.62米，厚0.12米。碑文记载，清水江，源起湖南，蜿蜒向西南流。倒水源的瑶民，以此清水江灌溉两岸农田。明隆庆二年（1568），在清水江的上游，即姑婆山一带陆续开始开采锡砂等矿，由此，清水江内黄流滚滚，泥沙俱下。而清水江流至倒水源的棉地山村时，江水往岩洞潜于地下而去，这样，清水江内的矿石泥沙冲流下来，日积月累，淤塞严重，造成两岸农田深受其害，尤其是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农、矿纠纷不断。当朝为保证国家课税收入，维护农民利益，于是委派湖南永州府江华叶县和广西平乐府富川县两县正堂郑、刘深入实地查访，作出了严禁在清水江的上游开山采矿的禁令，以布告两省县，且刊石立碑于清水江下游之庙湾村旁，碑名《奉县封禁坑场碑》，现藏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慈云寺内。这块石碑是古代贺州环境保护珍贵的原始资料记录，前志没有记载，现记入史册，为全面记述贺州历史增添了一大亮点。

贺州市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陆对接线的交汇处，交通贸易发达。但是不少方志文献对贺州交通记载主要侧重于记述贺州陆路交通，水上交通资料单薄，199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航运志》对贺州水上交通运输也没有什么记载。事实上，贺州的古代交通主要还是依赖于水路运输。贺州古代用于运输的河道要么已经改道，要么已经堵塞，要么是现在河道上建了电站，阻碍了航道通行。《贺州市志》编辑部人员采用溯源法，通过查阅古籍，还原贺州古代水上交通的面貌。

自汉代以来，尽管国内的变化盛衰更迭，但横贯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和纵贯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南来北往的商贸交易活动频繁发生。秦始皇修建的灵渠后来“为江水浇毁，渠逐浅”，需要开辟一条新的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交通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广西走出国门的中国航船是合浦，船“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梁书·海南诸国传》载：“置日南郡，其缴外诸国皆朝贡。”①［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南洋诸国“自汉代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路”。②［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交趾之路”就是广信以西的贺州古道。据1993年版《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扩建岭口古道成为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的秦通“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进入富川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170公里，境内约65公里。路宽1～1.5米，多为鹅卵石铺面，也有用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蜒于萌渚岭、越城岭山脉丘陵间，北连潇水、湘江，南连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为楚越交往打开通道。这条古道是研究人员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形图》中发现的，《地形图》图上勾勒着耒湟、潇贺、湘漓三条最古老的水陆联运交通线，如同三支利箭从长沙射出，分别射上东南、正南和西南三个方向。位于中央正南方向的这支利箭便是湖南潇江至广西贺江的水陆联运交通线。人们习惯称之为潇贺古道，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干道。市志编修人员通过溯源法挖掘资料，弥补了贺州水上交通志稿资料缺失的问题。

《贺州市志》开始编纂金融篇时，由于资料匮乏，记述内容单薄，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查，溯源贺州的金融史，不断发现闪光点。北宋时期，商业贸易空前繁荣，铜钱的需求量日趋增大，致使市面流通的官铸铜钱十分紧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宋政府于熙宁三年（1070）制定了“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的政策。虽然政策上说只限于广东、广西两个地区铸造并发行铁钱，但实际上由于商业贸易的需要，铁钱在全国也流通。当时，宋朝的北边的辽、金、夏等国物资相对匮乏，他们千方百计套取宋朝的铁钱来熔铸兵器以支持对宋朝的战争。为了既保证商贸流通有钱可用，又防止敌方用铁钱来制造兵器，宋朝就想了个办法，即在铁钱中加锡，使铁变脆。宋陈均撰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又名《九朝编年备要》）（卷26）记载：“加锡钱创始于（崇宁）二年（1103），河东运判洪中孚奏：‘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诏从之。”①［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2.贺州是宋代锡、铁矿的主产区，自然就成了夹锡铁钱制造厂的首选地。贺州铸造夹锡铁钱共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崇宁年间按照朝廷部署开铸铁钱，但因为夹锡铁钱容易被仿冒，被下令停用，铸钱活动也曾一度中止。第二次是政和二年（1112），由蔡京主持重开铸钱活动。《宋史·食货志》说：“政和二年（1112），蔡京复得政，条奏广、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精善，请复铸如故。”②［元］脱脱，阿图鲁.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这其中的“贺”就是广西贺州。

民国时期，在旧桂系军阀中，沈鸿英是比较有实力的人物，他发迹于贺州。当时贺州八步镇工贸发达，沈鸿英以此为中心扩充兵力，傲视整个广西。为了筹集经费支撑巨大的军队开支，沈鸿英在八步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广西临时军用票”。“临时军用票”主要在贺州、桂林、柳州三地发行。“广西临时军用票”共分纸币、银币、布币、镍币四种，主币面值壹圆、伍圆、十圆等多种，镍币面值为壹角、贰角、伍角。除硬币外，背面均印有“广西临时军用票条例”及“沈鸿英发行”字样，均加盖“沈鸿英印”朱色方章。“广西临时军用票”不用广西银行或某个金融组织的名义，而以沈鸿英个人名义发行，这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十分罕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地方志的存史价值，在于提供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在编写《贺州市志》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明古详今，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贺州，也为研究贺州的文化文明添加了新内容。运用溯源法，推进《贺州市志》编修的质量，利于发掘贺州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风土人情，恩泽于当代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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