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

评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从《抗日战争》一书说起

孟祥才

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一书，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双重变奏，将历史的宏阔叙事与报告文学的细密的节点描绘相结合， 全方位、多维度、全景式地再现了那场悲壮的全民族抗战的艰难惨烈的历史。其中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抗战英烈的敬悼与礼赞，对日方“大东亚共荣”迷思的深入剖解和空前凶残暴行的揭露与批判，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多次战役结局的切中肯綮的辨析，都在严肃冷峻的深沉思考中达到新的学术高度。

抗日战争 敌我友 经验与教训

2015年，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庄严时刻，王树增先生推出了他精心构思的精品力作《抗日战争》。这部181万字的宏伟巨著，以满含激情的笔触,华美流畅的文字，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双重变奏，将历史的宏阔叙事与报告文学的细密的节点描绘相结合， 全方位、多维度、全景式地再现了那场悲壮的全民族抗战的艰难惨烈的历史。其中，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历代传人“大东亚共荣”迷思的深入剖解，有对侵华日军空前凶残暴行的愤怒揭露和批判，更有对中国军民不畏强敌、抗战英烈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的敬悼与礼赞，还有对许多次战役结局的切中肯綮的鞭辟入里的申述和辨析。全书既展示了激扬澎湃的爱国热情，又推出了严肃冷峻的深沉思考。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在学术上的新创获，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优秀成果。

一

一项学术成果所达到的高度和厚重程度，既表现在资料占有的丰减，也表现在驾驭和处理资料的水平，更表现在学术创新的维度。

王树增《抗日战争》一书所展现的学术水平，首先表现在对资料的广泛占有和引用处理资料的匠心独运，特别表现在对浩博资料的融会贯通、巧妙搭配和对比映照。抗日战争虽然过去了70多年，当年的参与者大多逝去，而留存于世者也已经进入垂垂暮年，但是，作为整个民族永不磨灭的记忆及其形诸文字的资料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史的资料。这里，既有我国境内各出版社推出的品类齐全的全史、专史、各次战役史、档案资料汇编、人物传记、亲历者的回忆录以及各种以不同视角撰写的专著；又有我国台湾出版的以正面战场为主轴的全史、档案、回忆录；还有世界各地如欧美等“二战”同盟国参与中国抗战的将士们与其他人士撰写的亲历记和众多学者撰写的著作；另有日本防卫厅等组织编写的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和其他有关的专著、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的时候，几乎所有档案都已经解密，这场战争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被学者仔细抉剔爬梳、探询研究过，从史实的辩证、细节的考订，到价值估定、道义评判，都在各种不同著作中展示出来。这些浩博的资料一方面给撰写综合史的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素材，另一方面自然也给他们增加了取舍的困难。如何在这些资料中选取最重要的内容并将其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对撰著者思想理论水平和学术功力的严峻考验。而王树增恰恰在这里展示了他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水平。《抗日战争》全书表明，作者曾将这些资料辛勤细致地爬梳翻捡，做到烂熟于心；同时，作者构思了全书的架构：以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为主轴，在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全方位再现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并对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深度诠释。所有资料都是建构这个宏伟大厦的砖石。全书引证的资料不下200种，而每一种的引用都服务于凸现全民抗战的核心内容。由于各种资料的编纂者具有非常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政治背景，其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又十分复杂，甚至尖锐对立，但这并不妨碍《抗日战争》引用这些资料。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尽管是日本官方编纂的一部史书，其立场观点与中国人民的立场观点有着明显的差距，但却是《抗日战争》引用最多的外域著作之一，原因就在于该书使用了大量原日本大本营的档案资料，而这些资料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显然，《抗日战争》一书在资料的引用上所专注的首先是其原始性、典型性、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看重的是其反映历史真实的程度。然而，著者对资料的引用又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了自己审慎的比较鉴别，特别是不同来源资料的互证互纠，所以资料的选择性又是很强的。正是从这里显示著者的匠心独运和史识的水平。正因为作者眼光的锐敏与洞彻，引用资料的丰富与浩博，选取资料的审慎与准确，保证了该书记述的史实的高度可靠性，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了本书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的权威性。当读者面对这样一部宏伟的巨著，细密审读每一个章节及其结构，就会意识到，作者对资料的处理就好像是铸造了一个“先验的结构”。

二

王树增通过《抗日战争》一书所展示的抗战史研究，最大程度地再现或接近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保证其学术水平居于高位的基础。该书用44章的篇幅，181万的文字，构筑起一座宏伟的中国全民族抗战史的辉煌殿堂。它通过“序章”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追述，历数丰臣秀吉侵朝、参与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二十一条”、长城抗战、《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冀东事变等，勾画出数百年间日本对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活动，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渊源、膨胀历程和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饕餮心态，作了一系列淋漓尽致的展现，从而为1937年“七七”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作了有力的铺垫。接着，按照历史顺序，依次记述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平型关之战、华北抗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广州之战、南昌保卫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广西昆仑关之战、枣宜会战、百团大战、上高会战、豫南会战、中条山之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之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之战、豫中会战、湘桂之战、衡阳保卫战、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之战、滇西收复国土之战、桂柳之战、老河口南阳之战、芷江之战等，其间穿插着二战爆发、苏德战争、珍珠港事变和太平洋战争，以及影响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英法绥靖暗流、德意日三国同盟、《大西洋宪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协定、联合国建立等，最后是美国投放两颗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从而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艰苦卓绝抗战的悲壮历程，凸现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随着作者的述论，一大批抗战英烈，佟麟阁、赵登禹、黄梅兴、谢晋元、饶国华、姜玉贞、郑廷珍、郝梦龄、易安华、朱赤、高致嵩、王铭章、罗甲申、邹慕陶、李碧藩、马龙威、赵锡章、张培梅、樊怀明、钟芳俊、赖传湘、张自忠、戴安澜、左权、彭士量、孙明瑾、许昌、吕公良、李家钰、王甲本、阚维雍、陈济桓等战死疆场的将军向你走来，一批血洒万里长空的中国空军健儿向你走来，数以百万计的牺牲官兵和志士仁人向你走来……他们为了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3000多名牺牲于驼峰航线上的美军驾驶员和数以百计的苏联空军志愿烈士向你走来，他们作为与中国并肩战斗的盟军战友，让热血与中国烈士的热血一起奔流！与此同时，阿部规秀、佐藤谦、水川伊夫、中村正雄、鲤登、酒井直次、中薗盛孝、佐久间为人、原田贞三、水上军藏等死于中国官兵枪刀下的日军将军和他们战死士兵的冤魂也在中国烈士英灵的羁押下低头走来，他们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牺牲品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真实再现中国全民抗战的重要场景，作者不仅对敌我双方统帅部全局的政治军事决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展示和评判，而且对每次比较重要的战役都进行了翔实的记述和辨析。大到政治军事背景、战场地理形势、交战双方的指挥系统、参战部队番号、军、师、旅、团级军事主官的姓名，敌我双方的战略谋划、排兵布阵、情报收集、战术运思、战役结局；小到一个山头的攻防、一次奇袭的实施、一次白刃格斗的往来冲杀、一位士兵射出的最后一粒子弹的效用，都有绘形绘声的描绘，使人如置身疆场，目睹英烈们奋勇拼杀、慷慨赴死的雄姿和日军的凶狠、顽劣、野蛮、残酷、无耻以及在军事技能上的素养。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作者的想当然的文学虚构，而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经过精心提炼而凝聚笔端的绽放。作者通过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华北大扫荡等典型事例的记述和描绘，将日军极端的非人道暴行、无以复加的兽性肆虐，展示给读者。通过数以百计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壮烈殉国，数以百万计国军将士的英勇战死，数以十万计八路军新四军将士的喋血疆场，昭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品格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尽管正面战场上的国军几乎屡战屡败，但中国军队却屡败屡战，屡败不降，将抗战到底的决心昭告全世界。而一系列的大捷，如平型关、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长沙会战等，更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灭亡中国的迷梦，昭示着中国人民最后胜利的前景。请看南昌保卫战中国士兵击毙日军联队长的记述：

日军在追击中国军队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杀戮。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一一一旅团第一一三联队长饭野贤十，在安义以东砍下了八颗被俘中国士兵的头颅。这个联队长还举着枪指向前面正在溃退的五名中国士兵，与他的副官稻田龟三打赌说，他能一枪把右边的那个中国士兵打倒。他举起枪，枪声响了，那个中国士兵依旧在狂逃，而饭野贤十自己却倒下了。日军官兵即刻围上去，看着饭野联队长背上冒血的弹孔不解。有人说，可能是中国士兵打的，可四下里没有中国士兵呀，如果有，只是躺在四周的中国士兵的尸体。稻田副官逐个摸那些中国士兵尸体上的步枪，终于发现有一名躺在地上的中国士兵的枪管是热的。

已经死亡的中国士兵，胸章上的中国字历历在目：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第七二一团，班长，强三娃。①《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3页。

这名中国士兵的名字应该长留青史，与天不老，与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王树增的抗战史研究特别注重展现全民族的抗战热忱，揭示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迅速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扬。《抗日战争》记述了为支援抗战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献金热潮，不少乞丐将自己乞讨得来的几个铜板尽数捐献。而海外华侨的捐献更是创造了许多令人潸然泪下的典型事例：

抗战爆发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努力帮助国家，无论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有资料显示，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华侨筹集的抗战军需物资总数在三千批以上,平均每个月就有一百批抵达中国的沿海港口。一九三九年春夏,南洋华侨总会就募集了五十万套棉衣、二百一十七架飞机、二十三辆坦克和一千辆救护车。华侨还特别关注战场药品的筹集，他们希望抗日子弟即使负伤了也要多一点活下来的可能。于是，仅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几个月内，华侨就筹集了足够五十万伤员服用一个月的药品。华侨希望自己的祖国不要因为战争垮塌，尽管城市在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华侨仍以投资的方式向国内输入了大量资本，即使明明知道没有利润回报，甚至可能倾家荡产……

华侨还为国民政府拮据的财政募捐。他们节衣缩食，各尽所能，采取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捐、义演义卖捐等形式，每月向国内输入的款额多达一千多万元，成为国民政府一项稳定的财政来源（华侨巨商李国钦、陈嘉庚、李清泉、胡文虎都捐了巨款）。印尼华侨刘长英捐出巨款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一九三九年其子刘盛芳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老人把国民政府发给他的一万元抚恤金又寄回国内，要求充作抗战军费。

华侨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很多人捐出来的都是毕生的血汗积蓄。……

英属北婆罗洲华侨小贩郑潮炯，虽然生活困顿，得知国家遭受巨大苦难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他人，将所得八十元悉数捐献；仰光华侨叶秋蓬，把楼房和财产变卖所得全部捐献后，自己出家为尼，日夜为祖国祷告；马来西亚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筹集捐献，竟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可娶之回家；越南西贡的一些华人妓女与旅馆老板商量后，决定以对折房租的方式优惠顾客九天，收入的房租连同她们的卖身钱共计八千元，这些被社会认为最下贱的女人分文不少地全部寄给了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

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长期积贫积弱，因而一再被列强欺凌而赴诉无门。但是，日军的侵略暴行却激发了人民的觉醒，所以才有全国一致的抗日热潮。正是人民的觉醒和他们对抗战的热忱，奠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民意之基。有这样虽然贫穷但却傲然挺立的人民支撑的国家，怎么会亡于蕞尔小国日本呢！

1949年之后，由于海峡两岸处于分治状态，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自然出现某些偏颇。台湾国民党的主流史学，极力夸大国民党军队的贡献，刻意贬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肆意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大陆史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数以十计的会战不见踪影。大中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只记载八路军击毙日军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给人的印象似乎十四年抗战中国军队也就是击毙了这样一个日军高级将领，而将数以十计的被正面战场击毙的日军大将、中将、少将的名字隐去。而日本右翼的历史著作，则有意凸显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致命进击，故意贬低中国抗日军民在打败日本侵略者战斗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一再挫败，但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对日军“英勇顽强”的赞誉和对中国军队的轻蔑。本书则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既充分肯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也不回避它存在的痼疾；既肯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决定作用，也不将这种作用定位为“唯一”。而是在肯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双轮驱动的前提下，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特别凸显统一战线在促进国共两党战略互动、战役配合方面的决定作用。对于日军，除了肯定他在基本国力、小兵团布阵、战场指挥、单兵技术、军队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优长外，重点揭示其“大东亚圣战”宏观战略上的根本谬误和不自量力的蛇吞鲸贪的种种局限，以及岛国的狭隘心态、促狭器局、武士道的野蛮凶残，论证了导致他一步步走向死灭结局的必然性。这就从大的格局上启示了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

② 《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139页。

三

历史学家永远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史实的唯一性与记载多样性的矛盾，要求历史学家理清事实，做出正确的事实判断。而搞清事实永远是史学的第一要义，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二是史实的唯一性与认识评判多样性的矛盾。同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评价，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即正确的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到位的。所以《抗日战争》一书也有着较高的学术含量。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认为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国共两党对实行持久战战略的认识是一种共识，因而贬低毛泽东《论持久战》指导抗战的特殊价值和巨大贡献。本书并不否认国共两党在持久战问题上的一定程度的共识，因为当时凡是具有正常理性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只要认真对比中日两国的军力就会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早在庐山谈话会上就告诫蒋介石，中日之战是持久战，中国军队的处境只能是屡战屡败，但必须坚持屡败屡战，就是不能讲和与投降，最后待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蒋介石、陈诚等也有不少关于持久战的言论，如“持久抗战”就在蒋介石的文告中多次出现。但是，即使如此，本书也同时认定，《论持久战》的价值仍然不容低估。原因很简单：尽管中国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中日之战是持久战，然而，对持久战的战略、策略、战术以及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预设，还有其他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问题，给予高瞻远瞩和深刻精辟论述的，则只有《论持久战》。而这恰恰是毛泽东超越当时所有敌我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超凡入圣的明证，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独特贡献：

《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作的又一历史贡献，它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的问世，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规模巨大且将耗时甚长的战争中的砥柱作用，那就是无论日本侵略者国力军力有多么强大，无论中国的抵抗作战如何失利，也无论哪个党派或哪些国人有怎样的悲观论调，甚至哪怕是国民政府的高层中出现了妥协乃至投降，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屈服。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保证着中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作者进而指出，白崇禧虽然也认定中国的抗日战略是持久战，但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后也感佩莫名，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要求官兵认真学习领悟。后来抗日战争的进程，证明了《论持久战》的伟大正确和精准的预见性。

由于种种原因，战争中伤亡缴获之类的统计数字在记载上最容易出现歧异。一方面，战场现场不容许从容细致地统计，即使无意造假，也难以绝对真实地统计确切数字；一方面，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夸大战果、虚报浮夸的情况必然司空见惯。比如红军长征时期，白崇禧在受到蒋介石关于桂军围剿红军不力的指责后，立即反舌相击，说蒋指挥的各路部队呈送的围剿红军的报告、上报的消灭红军的数字早已超过红军的总数，可红军依然在存在并打败政府军！抗日战争中各战役的统计数字，日本和中国的记载差距很大，因而推断出一个真实的数字就十分困难。本书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尽最大努力恢复事实真相。例如，平型关战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科书给出的数字是消灭日军三千余人。直到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当年率部参战的开国上将李天佑的女儿李亚宁在纪念文章中仍坚持这个数字。可是日本的资料记载却少得多。“文革”后的教科书根据聂荣臻元帅的指示定为千余人。本书根据敌我双方的资料，对陷入我军伏击圈的敌军数量是这样记述的：“二十五日上午，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携带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这是一支由八十多辆汽车、一百多辆马车和几百名官兵组成的队伍。”②《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页。而据日本资料记载，这些官兵全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平型关战役八路军115师消灭的日本官兵也就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六兵站的“几百名”人员。又如台儿庄战役消灭敌军的数字，作者用的是日方的记载：“日方统计，台儿庄作战，第五师团战死一千二百八十一人，负伤五千四百七十八人；第十师团战死一千零八十八人，负伤四千二百三十七人。”③《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6页。显然，作者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有些战役，敌我双方的统计数字相差太远，作者一时也难以考证出比较接近事实的数字，就实录双方记载，留给读者评判。对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结果就是如此处理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中国方面的统计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二万余人，击落敌机三架，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余人。

① 《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0页。

日本方面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尸四万四千具，被俘约四千名”；“我方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①《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

第三次长沙会战：

日方战后的发布是：日方战死一千五百九十一人，其中军官一百零八人；负伤四千四百一十二人，其中军官二百四十一人。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二万八千六百二十一具，被俘一千九百六十五人。

中方战后的发布是：日军死亡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一人，其中联队长四人，大队长五人，其他校尉官三人；负伤二万三千零三人，俘虏一百三十九人，其中中队长一人。中国军队阵亡军官二百七十九人，士兵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人；负伤军官七百八十三人，士兵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三人；失踪军官二十六人，士兵二千一百二十五人。②《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2页。

显而易见，双方的统计都与实际情况有着相当距离。作者如此处理，表现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严谨学风。

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是胜少败多，几乎一直处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状态。就是号称“大捷”的台儿庄战役、万家岭战役、一、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之战，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也远远超过日军或至少与日军相当。本书并不回避中国军队为抗击敌人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更着意探索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分析武汉会战失败的军事上的原因时，作者写道：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上，尽管强调了“积极的运动防御”，甚至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作战指导，但大多数的中国军队既没有真正领会，也不会具体实施。③《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指挥作战时，依旧是连续不断的一线阵地式防御，实力薄弱的兵力被分散在各条防御线上，既缺乏有力的预备兵团，也少有在防御中的协同攻击。“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以至于作战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每每都在应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进攻，采取的措施除“剜肉补疮”外似乎没有他法。其结果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同中国的官场，结构复杂而臃肿。……“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同时各指挥官又有根深蒂固的派系之见，于是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另一个致命的痼疾：没有协同意识。……协同作战不讲联络，友军危机不去相救，奉命增援敷衍了事，两军衔接推诿扯皮造成空隙。……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中国第三战区所有部队均按兵不动，既没有向日军的后方或侧翼进行有力攻击以牵制敌人，也没有对日军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④《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1页。

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就在武汉失守后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也痛彻地指出了国军的“十二耻辱”，内容涉及了更多的方面。1944年4月，日军开始进行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此时的日军尽管已经是强弩之末，然而，在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中，以蒋鼎文和汤恩伯为首的第一战区部队却一败涂地，丧师失地，丢尽颜面。在辨析此战失利的原因时，作者借用了陈诚的总结：

陈诚发现的问题有：一、军队内部的腐败。战区司令长官部内部竟然有一个“抢购委员会”，用军车到黄河北岸的日军占领区抢购物资用以买卖走私。结果,打仗的时候部队需要补给，兵站的运输车辆竟然没有了。同时，部队征用民间很多交通工具，多数是为军官运输私人货物或走私物品。战区的各仓库，平时把作战用的军粮用高利贷的形式放贷给当地群众，坐收利息，甚至还有盗卖军粮的事情发生，以致部队没有粮食吃，士兵只能自己弄来小麦自己磨面，有的部队直接去民间找饭吃，军民关系极度恶化。二、部队战斗意志衰退，在日军少量突击部队的攻击面前，不战自溃。当日军占领大片地域后，防务空虚，往往一个主战场周围多达六七个军的部队，却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三、蒋鼎文和汤恩伯钩心斗角，一个战区两个长官部，两边的部队互不往来，各自行动，一旦崩溃，不可收拾。尤其是汤恩伯排斥异己，使得战区的杂牌军与中央军离心离德。四、战区长官部在会战中几乎瘫痪，日军一旦发动进攻，长官部首先仓皇撤退，二十多名电报员全跑了，连电报密码本都丢了，导致无线电台与各部队的波长和呼号都发生了错乱，根本无法进行作战指挥。五、战区上上下下都在经商赚钱，蒋鼎文的长官部在洛阳开设了面粉厂，并利用陇海线运煤图利；汤恩伯的买卖更多，开有卷烟厂、酒精厂、造纸厂、纺织厂和煤矿。长官部如此，下级军官纷纷效尤，部队中的军官都成了腰缠万贯穷奢极欲的不法商人。部队军官普遍吃空饷，把吃空饷得来的军粮拿到市场上贩卖以饱私囊，洛阳城内出售的粮食一半都是由部队军官出售的。

六、军纪废弛。河南民间有“宁愿敌军烧

杀，不愿国军驻扎”之说，第一战区部队对百姓的残酷盘剥，导致第八十五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军惨遭民众洗劫，连军司令部都被百姓抢得“鸡犬不留”。七、军队的政治工作有名无实。各部队的政治部，平时不能宣传鼓动，战时望风而逃，只热衷于干涉地方行政，假名营私。——“由检讨而知的缺失尚不止此，此不过荦荦大者而已。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①《抗日战争》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227页。

接着引用蒋介石的话：“长此因循下去，再不力求振作，不要说我们的力量不能消灭日本，就是日本失败而灭亡了，也绝不是我们的胜利。”②《抗日战争》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用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自暴家丑”以论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后期腐败的不可救药，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连吃败仗的关键原因。

再如，本书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错综复杂关系的辨析，也冲破以前某些论著贴标签的简单化处理模式：如说苏联援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美、英等国援助是“别有用心”等。作者从“利益考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与这些盟友的关系。苏联开始的援助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而无力对苏开战；之后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并承认“满洲国”，是为了避免日军与德国法西斯东西两线夹击苏联；再后参加对日作战是为了从中国获得广泛权益。美国援助中国主要是为了让中国战场拖住日军主力以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而英国与中国结盟则纯粹是为了牺牲中国以保障其在亚洲的殖民地利益，所以其自私、傲慢、诡异的表现最为突出。这样，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在雅尔塔幕后交易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的决策，就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这种论证并不是否定三国，尤其是美、苏的援助对中国取得最后抗战胜利的贡献。

最后，本书的文体也有明显创新之处。它既不是传统模式的历史著作，也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作品，而是将二者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历史报告文学。这就使真实的历史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华美流畅的文字、生地传神的形象、细腻精雕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无形中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从而将学术性与普及性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了传播空间。

王树增先生相继推出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形式和魅力的史学著作的品类，给历史学界注入了一缕清风。期盼作者沿着这个路子继续探索前行，取得更显著的成就。

（责任编辑：周亨祥）

Review of Wang Shuzeng’s Studies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Beginning with the Book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eng Xiangcai

By means of utilizing logical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the book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Wang Shuzeng makes a combination of the grand narr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node of reportage, thus re-showing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rom multiple angle of views. The praise on the patrioti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martyrs sacrificing for the war, the disclosure and criticism of Japan’s dream of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and ruthless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the ends of many battles all reached academic level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nemy, Oneself and Friend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B22

A

2095-9176（2017）04-0072-09

2017-04-04

孟祥才，山东孙子研究会顾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