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雨菲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东欧犹太移民陆续进入英国，再次成为英国移民的重要群体。①1290年爱德华一世对英国犹太人下达驱逐令，直至1656年犹太人才被英国官方以默许的态度重新接纳，陆续进入英国。到19世纪，从近代早期进入英国的犹太人已融入英国社会甚至成为精英，是地道的“盎格鲁—犹太人”，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类犹太人在身份认同上实质属于英国人，或称本土犹太人。尤其是1880年至1914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数量激增，英国犹太人口总量从1880年的6万人上升至1914年的30万人。②Harold Pollins，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31.在此期间，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中港口城市成为英国接纳东欧犹太人的主要地区，据统计，185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近35000名犹太人中，大约有20000人集中在伦敦；到1914年大约已有18万犹太人定居在伦敦。①Susan L.Tananbaum，Philanthropy and Identity:Gender and Ethnicity in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7， Summer， p.953.由此可见，伦敦已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犹太移民聚居城市，这其中又以伦敦东部为最主要的犹太社区。1850年，伦敦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居住在城市东部，其人口数量为12000～13000人；1881年伦敦东区已聚集超过3万名犹太人；1901—1905年，伦敦容纳了大约144300名犹太人，伦敦东区就有近12万人；而到1914年伦敦东区的犹太居民竟达15万人之多，几乎占全英犹太总人口的一半。②Rosenbaum，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Vital and Other Satistics of the Jews of the United Kingdom.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05(3)，pp.539-541.

由于人口问题引起的资源分配的矛盾，加之东欧犹太移民普遍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本土文化格格不入的外来身份，“使他们缺乏生活自信与任何明确的生活标准”③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42.，这一社会问题在伦敦东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犹太移民状况时选取伦敦东区作为社区案例。基于目前资料，西方学界多集中论述英国本土对犹太移民的态度及措施，缺乏对犹太移民自身努力作用的关注。④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有:Lloyd P.Gartner，The Jewish Immigrant in England， 1870-1914.Valentine Mitchell， 1973； William J.Fishman， The Streets of East London.Duckworth， 1979； 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Marc.Brodie， The Politics of the Poor:the East End of London， 1885-1914.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国内英国犹太史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成果主要研究本土犹太社团的功能性作用，也有从本土犹太精英的视角探讨此次移民潮的影响的。⑤王本立:《1881至1914年的东欧犹太移民潮与英国社会》，《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1881至1914年东欧犹太移民潮对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经济影响》，《兰州学刊》2010年第4期；《英国犹太原住民同化移民的动机与策略(1881—1914)》，《英国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上成果为研究英国犹太史和英国移民史提供了方向，但也存在视角单一的局限，尤其是国内学界尚未出现以伦敦东区为案例和以当地犹太移民身份认同历程为主体的研究论著。为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处境，探讨他们如何处理与当地原住民的“睦邻关系”，如何改善自身的生存境地，以及如何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诸问题，错谬之处，尚望方家斧正。

一

在伦敦，1880—1914年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人数激增，在此期间伦敦的移民街区开始更深入地向东区扩展，使得伦敦东区甚至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①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68.从而也使伦敦东区的社区概念形成较晚。根据研究伦敦东区犹太史学者的观点，“社区”问题首先在有关伦敦东区的讨论中显示出了重要性。英国学者威廉·费什曼曾经感伤于伦敦东区“小街道和它们过去的社区”的消失，他认为社区可能正是理解伦敦东区人东欧情怀的关键环节。②William J.Fishman， The Streets of East London.Duckworth， 1979， pp.10-14.

20世纪初叶，伦敦东区逐渐成为象征英国工人阶级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假如当时伦敦东区真的具有如此丰富的公共文化，那么需要指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伦敦东区犹太人在这个社区文化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反犹主义的论题上，学者们试图探究反犹主义在伦敦东区盛行的原因，以及它对伦敦东区犹太人民生活的影响程度，并在讨论中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解释认为伦敦东区的社区关系被反犹主义所破坏，而另一种解释则指出伦敦东区具有和谐共存的特点。③Tony Kusher，Jew and Non-Jew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Relation.in Geoffrey Alderman， Colin Holmes， eds，Outsiders＆ Outcasts:Essays in Honour of William J.Fishman.Gerald Duckworth，1993，p.33.产生这一严重分歧的原因在于:某种程度上对反犹主义的过度关注导致了观点的错误走向。固然伦敦东区随处可见反犹主义的事例，但与此同时，社区内部相互包容、关系融洽的事例也不难发现。①Benjamin J.Lammers，The Birth of the East Ender:Neighborhood and Local Identity in Interwar East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005， Winter， p.332.

透过反犹主义所观察到的伦敦东区显然无法彻底反映该区域内犹太人的真实生活，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立足于社区，清楚地区分东区内部两种迥异的社区类型。而为了掌握伦敦东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邻居的相处方式，我们同样也需要区分这两类社区。第一种社区是当地慈善型经济援助社区，该类型社区会为其成员提供安全庇护，因而深受工人阶级欢迎。它的概念非常本土化，在这种社区内工人阶级的街道总是门户大开，街坊之间也会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地互相帮助。第二种类型的概念是将伦敦东区视作整体的社区——一个工人阶级社区在共同的身份认同下团结起来。②John Benson，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 1850-1939.IB Tauris， 2003，p.118.明确两种社区的区分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伦敦东区内犹太移民的生存状况。大多数情况下犹太社区和非犹太社区完全分离，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家庭分别构成了社区中枢的组织网络，同时在创建伦敦东区的过程中，犹太人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一层面，犹太人可以称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伦敦东区人，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作伦敦东区人。

工人阶级社区的区域化团体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产生，③John Benson，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 1850-1939.IB Tauris， 2003，p.127.而本土社区是针对普遍贫困的社区居民而设立的。两种类型的社区都建立在个体关系上，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本土社区在邻里街坊的日常活动中产生，尤其妇女间的互动又起主要作用。而整个伦敦东区，以及伦敦东区内部居民的身份认同，同样也是在一系列个体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不过此种意义的社区并非联系紧密、“面对面式”的工人阶级街道社区，而是一种理想化的社区。正是这种理想化的社区，孵化出英国典型的工人阶级形态——伦敦东区人。①Benjamin J.Lammers，The Birth of the East Ender:Neighborhood and Local Identity in Interwar East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005， Winter， p.333.

工人阶级社区内部对如何理解“社区”的概念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是缘于原住民与外来者之间的隔阂。东欧犹太人大批抵达伦敦东区的移民浪潮开始于19世纪后期，终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时犹太移民进入的地区已经成功建立起本土社区。众所周知，伦敦本土的工人阶级社团极其排斥外来者，不仅是当下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还有大量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到来的犹太移民，都激起了一直生活在伦敦东区原住民的不满。这段时期犹太人与原住民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而尝试驱逐犹太移民的排外分子已经在世纪之交对伦敦东区取得了一些“成绩”。伦敦东区的内部关系充满了隔阂，甚至因为冲突、竞争和猜疑而产生分裂。导致隔阂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伦敦东区居民的贫穷非但没有引起社区内无产者们必然的相怜相惜和团结意识，反倒因为本就稀少的资源占有而使彼此产生妒忌心理和竞争意识。社区内亦存在复杂的社会地位等级，家庭背景甚至个人的卫生习惯都会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②Joanna Bourke， Working-Class Cultures in Britain， 1890-1960: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Routledge， 1994， pp.161-162.一些看似微小的差异便有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争端，究其根源在于伦敦东区内部不仅存在地域上的分割，也缺乏相应的沟通媒介和对话平台。

尽管伦敦东区的居民没有展示出工人阶级间紧密的关系和共同的世界观，但是必须要正视社区内部所存在的身份认同。因为纵然犹太与非犹太工人阶级间存在分歧，但他们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为居民们提供了归属感和本土认同感。尤其对于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来说，要想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给，加强与社区原住民的融合、明确身份认同就显得极为迫切。

二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伦敦东区的犹太与非犹太社团尚未融合，犹太人与原住民常常通过社区工业的经济网进行联系。英国犹太移民史学家劳埃德·P.加特纳曾经宣称:“移民社区的经济创造于一群人，并且有利于逐步创造出一群被人们所熟知的模范——‘犹太工人’。”①Lloyd P.Gartner， The Jewish Immigrant in England， 1870-1914.Valentine Mitchell， 1973， p.100.可见犹太移民的经济地位已尤为瞩目，正如当地一名公众领袖所说:“我相信犹太工人的影响力再也不能被忽视。”②Greater London Record Office， Federation of Synagogues Records， Acc.2893/1， letter from Montagu dated November 6， 1889.in Susan L.Tananbaum，Philanthropy and Identity:Gender and Ethnicity in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97， Summer， p.944.

最初，新涌入东区的东欧犹太移民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劳动机会却也因此变得尤为紧张。为获得工作，东欧犹太人不计日夜甚至不计酬劳地在血汗工场里做工，甘愿遭受剥削的态度使其得到加工制造业资本家的青睐，伦敦东区大量犹太人集中在该行业。加特纳在他的著作里曾做过统计:1895—1896年和1907—1908年的记录表明，从事制造业的东欧移民者集中在制衣、制鞋和木工三大领域，比例分别占22.7%、10.8%和7.9%。③Lloyd P.Gartner， The Jewish Immigrant in England， 1870-1914.Valentine Mitchell， 1973， pp.57-58.这种情形招致本土工人的强烈不满。除了工作机会的竞争，犹太人的妥协使资本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低薪资，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工人的生存条件愈加恶化。自1848年以来由英国工人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取得的进步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破坏。

事实上，犹太工人与本土工人间矛盾的根源始终只停留在对生产劳动机会的争夺上，这种矛盾也只充斥在伦敦东区的社区内部。当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尚留有一丝余地，那么生产劳动的机会直接关乎这些贫苦工人的生存，犹太工人与本土工人间的矛盾难以有效调和。然而，一旦资产阶级的剥削愈加沉重，资产阶级便站在了全体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阶级矛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伦敦东区也不例外地笼罩在其阴影下。工人阶级只有暂时放下个体间的冲突，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大资本家的倾轧，方能使自己摆脱被野蛮剥削的处境。在这一点认识上伦敦东区的犹太工人和本土工人不谋而合。

1889—1890年，英国工会建立并飞速发展，且扩展到伦敦东区。1889年8月26日，犹太裁缝工人在会议上提出声明，召集同行进行一次全体罢工。他们要求:实行12小时工作制，其中必须包括1小时午休时间和30分钟茶饮时间；必须严格控制超时劳动并要另付工薪。①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16.这次会议立即引起工人们的强烈反应，成为伦敦犹太移民第一次全体罢工的导火索。罢工运动迅速席卷伦敦东区，上万名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对于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来说，1889年罢工运动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这是首次出现人数如此众多的犹太工人参与的罢工运动。可见，犹太人在此的作用并非仅仅扩大一场先导性工会运动的规模，而是意味着他们直接酝酿了运动的诞生。他们宣布犹太现代历史从此出现一支崭新的政治力量。

这场发生在伦敦东区的码头罢工，以其激动人心的成功阐释了为何服装业的内部争论最终能够演变成为整个手工制造业的全体罢工。毋论其起源，这次罢工使社区内部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人士打破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建立起友好联系。犹太工人的游行队伍与其他行业的罢工团队会合，罢工工人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将斗争扩散到伦敦东区的各条街道，以及伦敦的其他地方。游行成功动员了社会公众的支持，罢工者的地位也获得当地一些工厂主的信用承诺而得到提高。种种表明，罢工者和工厂主、外来移民和本土工人、工会人士和革命人士通过此次罢工紧紧联合在一起。除此之外，罢工游行还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属于裁缝工人的联合体已经在伦敦东区形成。

鉴于来自犹太移民的直接竞争，英国工会开始有意识地营造犹太移民和本土工人间的联合。1890年4月初，来自伦敦东区制鞋业的犹太工人联合万名英国工人走上罢工的街头，他们要求室内工作以及取消转包合同。4月16日雇主经协商后同意提供作坊，并为第三等级的制鞋业工作制作价格报告。①Alan Fox， AHistory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Boot and Shoe Operatives， 1874-1957.Blackwell， 1958， pp.110-115.罢工随之结束。

英国本土工人希望第三等级的价格报告和室内作业的限制要求能够将犹太工人置于工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同时阻止他们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劳动力。经过双方的努力与相互妥协，东区犹太工人与英国本土工人达成协议。在商谈过程中，一名热心于此的工会领袖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从此将共同前进，在这之间他们彼此一直心怀芥蒂。”《人民报》(People's Press)的评论认为，没有犹太工人的帮助，罢工运动可能无法成功。②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22.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在1889年和1890年的两次罢工中团结犹太工人，英国工会很难赢得他们现有的结果，英国工人亦不会经历1890—1892年工时调整和提高工薪的黄金时代。

然而在此之后的20年里，伦敦犹太工人运动陷入低谷，其间偶有发生的工人运动也因规模较小而多以妥协告终，直到1912年发生在伦敦东区的犹太裁缝女工大罢工才以其漫长而艰难的胜利终结了斗争阶段。罢工加深了阶级间的工业斗争，提高了犹太东区无政府主义者的声望，促进了工会进程的全面发展。这些胜利果实也使许多学者对犹太工会赞赏有加，认为1912年罢工不仅是犹太工人早期斗争的高潮，更为日后斗争胜利奠定了基础。③William J.Fishman， East End Jewish Radicals.Duckworth， 1975， p.171.

通过反复开展更为广泛、更为协调的罢工运动，伦敦东区工人们终于获得胜利。不可忽视的是，犹太工人组织罢工的要求也存在许多局限性，比如工人摆脱雇主的同时也摆脱了仲裁的束缚，犹太工人依旧通过出售薪酬低于总体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获得流水线作业，甚至还有犹太工会在罢工成功后勒令工人主动脱离工会。犹太东区的新工会主义没能改善竞争状况，也没能发起成立一个成熟稳定的工会，但其组织模式和反抗模式却已经在早前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群体间开创了先河。联系犹太东区工人大联合的环境，它证明了一则存在于政治和社团间的预言:尽管本土雇工和工人领袖在斗争运动中会遭遇挫折，但在他们的面前将会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景象。①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25-226.正因如此，伦敦东区的工业关系将再也不会同针对它的政策重合，这里的各个行业和各层阶级都开始大刀阔斧地建立起新组织和联盟，随时筹谋着新的抗议运动。

犹太移民通过工人运动保护了他们的生存基础、改善了他们的工作条件，更通过工人运动开始寻求与其他无产者的紧密结合，打破了长期矗立在犹太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交流屏障，这些成就的作用远远超过犹太人在联合中所遇到的困难。它揭示了伦敦犹太东区内部社会关系的模式、身份认同以及犹太移民内心对融入社会的强烈渴望。犹太工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东区的英国原住民愿意接受犹太人作为伦敦东区扩展人群，开始认同他们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三

自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起，社团就逐渐成为团结在英犹太人的最有效渠道，不仅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经济作出卓越贡献，为帮助犹太移民提高社会地位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东欧犹太移民大量进入英国，犹太社团再次活跃在英国犹太移民史的舞台上。在东区，犹太社团与非犹太社团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社区群众间的联系。移民时期的东区犹太人经常和来自东欧的同乡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直到20世纪初伦敦东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还十分疏远。由于这种隔离，社区街道间的打架斗殴时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敌对行动引起了不同街道和社区间的典型对抗。②Benjamin J.Lammers，The Birth of the East Ender:Neighborhood and Local Identity in Interwar East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005， Winter， p.335.

东伦敦各街区间所产生的分裂，一是由于犹太移民的从业方式威胁到原住民的生存利益。二是由于犹太移民的脏乱落后，社区文化差异过大。经常关注犹太贫民困境的《犹太纪事报》(The Jewish Chronicle)就曾宣称，这些来自东欧的犹太贫民并不在意生活在拥挤肮脏又混乱的房屋里，因为他们有着东欧人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①Susan L.Tananbaum，Philanthropy and Identity:Gender and Ethnicity in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7， Summer， p.941.为此，犹太人内部展开自我检讨，分析犹太移民的缺陷，并尝试通过各种手段改善他们目前糟糕的境地，争取身份认同。

伦敦东区的社团通常以地域网为基础开展援助，其中犹太社团试图从教育、卫生等环节提供社会服务，并致力解决伦敦东区空间拥挤的问题，缓和由于犹太人口过多造成的突出矛盾。又因为这里的犹太人领袖提倡传统的犹太教义，坚持实现伦敦东区的现代化，所以一些社团也提供宗教教育、技术学习等方面的服务。不过这也引起人们另一方面的思考:这种模式是否揭示了犹太人传统的观念——对反犹主义的担忧、对后来移民的偏见，以及因其尚未适应英式生活而对社会化的强烈需求？②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1840-1914.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

本土犹太社团的领袖迫切渴望使这些外来者转变为市民，使之拥有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务必找到伦敦东区犹太人身份认同与犹太社团隐藏的无能间的平衡成为犹太人监护委员会(the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JBG)最为艰巨的任务。③Eugene C.Black， The Social Politics of Anglo-Jewry， 1880-1920.Blackwell，1989，p.72.恰如英国学者劳拉·马克斯所说，JBG这一移民机构有着较为民主友好的管理方式。④Lara V.Marks， Model Mothers—Jewish Mothers and Maternity Provision in East London， 1870-193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6-37.19世纪80年代，JBG正式通过家庭和工厂的改革，包括改善卫生健康不合格的情况以及消除犹太人刻板老套的不良影响。1884年，JBG开始视察伦敦东区移民的住房条件，考察他们身份的首要认同，以及向当地行政官施压要求恢复卫生建制。这类工作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由此可见，犹太慈善家并没有对犹太贫民的不良习俗保持沉默或加以回避，JBG也没有对此作过多辩护。

在文化适应方面，慈善活动遍及伦敦东区的青年工作，其实质是为消除犹太移民自身的狭隘性。社团志愿者向他们逐步灌输公共学校的价值，慈善组织建立少年班和男女生俱乐部，并赞助现代宗教教育、文化教育和体育教育内容。在少年班里女生可以学习家政，男生可以训练小型步枪的射击。青年俱乐部设置有学校，可以为犹太青年提供课程与补助。最初开办文化扶助的目的很简单，慈善家们建立的各类学习机构只是“为了能在闲暇时间内给拥挤的家庭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避难所”①Susan L.Tananbaum，Philanthropy and Identity:Gender and Ethnicity in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7， Summer， p.939.。而它最终带来的结果则使所有人大受裨益。基础培训帮助犹太社团解决了犹太移民行为差异所带来的尴尬，也帮助伦敦东区的犹太青年摆脱了教育缺失的困境。这些努力培养了女生操持家务的能力，以及男生独立的性格和强壮的体魄，使在英犹太人享受并体会到英国公民部分优良待遇，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身份识别和爱国热情。

犹太少年旅(the Jewish Lad's Brigade，JLB)是1897年2月在伦敦东区成立的一家男生俱乐部。它以教会少年旅(the Church Lad's Brigade)为雏形，因其有基督教背景的成员且拒绝与犹太公司合作，所以组织形式较为松散。JLB倡导勇武、坚毅和名誉精神，坚持将培养犹太青年健康身心作为目标服务社区，也因此获得犹太社团的持续支持并得以长期发展。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这家俱乐部仍然通过清理犹太贫民窟的方式帮助穷困的犹太青年及其家庭。

对于伦敦东区的犹太妇女而言，社区的重要性似乎显得略逊一筹，因为她们更愿意依靠由本土犹太精英提供的大量慈善服务，却不接受邻居提供同等程度的帮助。②Lara V.Marks， Model Mothers—Jewish Mothers and Maternity Provision in East London， 1870-193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4.本土社团逐渐创立支持犹太人的机构，而犹太社团成立的目的也大多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从中获取便利成为既定事实。然而在公共领域内，犹太社团提供的便利只是当地基督教徒和男性的特权。因此，犹太妇女争取进入公共领域的道路十分艰难，不但需要从容应对来自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对她们的双重干扰，更要主动突出女性的角色定位以及她们与生俱来的独特的能力。犹太移民一致认为，尽管提高妇女公共参与度可能会让她们回归传统的社会角色，但这足以改善犹太英国化的经典模式。社会工作志愿者所做的慈善行动主要是为犹太女性提供技能培训，使其具备经济独立的能力并帮助她们提前适应未来的社会角色。1902年召开的犹太妇女会议(the Conference of Jewish Women)引起了社会讨论，《犹太纪事报》认为这次会议是妇女运动的巨大进步，它强调了犹太妇女在犹太机构中重要的地位，也显示妇女将在公共活动中更加活跃。①Susan L.Tananbaum，Philanthropy and Identity:Gender and Ethnicity in Lond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7， Summer， pp.946-947.随着犹太妇女会议的席位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工人成为会议成员，逐渐构成大会的中流砥柱。

犹太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承接英国本土妇女的典型工作，表明她们愿意接受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慈善帮扶。也因此她们不仅获得了英国社会的接纳，更展露了她们在公共舞台上的魅力。犹太妇女争取平等权的道路深刻地证明了无论是否在其能力范围内，本土犹太社团及其成员推动犹太慈善活动的热情和目的都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但毋庸置疑，犹太妇女的新地位标志着她们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成功，她们鼓励了当时英国社会支援犹太贫民的工作，从而加速犹太移民的英国化。

“犹太型”社会参与模式的产生不仅源于传统犹太文化中的慈善义务，也源于对反犹主义的反击，更因为犹太精英普遍具备认同外来移民需要实现社会化的谦逊态度。犹太人为进入主流社会竭尽全力，往往却只是为了创造有利的社会圈来帮助其他被排挤或贫苦的犹太人。②Geoffrey Alderman， Modern British Jew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76-77.本土的犹太精英选择支援犹太贫民往往出于很多方面的考虑，他们既认为自己有宗教层面的帮扶义务，又认为帮助移民脱离贫困直至不再领取救济金，能够证明他们对英国政府宽容接纳受迫害犹太人的感恩之心。①Vivian D.Lipman，A Century of Social Service:The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Routledge， 1959， pp.10-13.同样，他们同意英国政府对犹太贫民实施《济贫法》，但他们依旧认为建造救济院才是正确的长久之计。犹太社团以极具针对性和“家长式途径”的帮扶工作使伦敦东区的社区卫生、教育、医疗等基础规划得到长足改善，伦敦东区犹太移民的知识水平、行为习惯、综合素质越来越接近英国化。在这种文化融入的过程中伦敦东区犹太移民文化与英国本土文化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他们对英国文化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显著提高，这也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建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英国犹太人的经历说明社会公共圈不可能是永久单一的形式，外来移民定会为获取自身价值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交竞技场”。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活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逐渐摆脱了曾经格格不入的个人习惯，深入对英国制度与自由的认知，使他们迅速成为热情的爱国者。

四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东欧犹太移民潮引发了英国的诸多民族与社会矛盾，犹太移民的外来者身份极为敏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为英国人所接受，故定居在英国的犹太移民群体其身份认同过程十分坎坷与复杂。

反犹主义的存在是迫使伦敦东区犹太移民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犹太工人要求获得合理的资源分配、犹太贫民要求摆脱穷困现状、犹太移民要求参与公共管理领域也是其身份认同形成的因素。在政治上，犹太工会的力量日益强化，犹太慈善社团为缓解政府压力做出了许多努力，犹太移民有意识地在公共舞台展露头角；在经济上，犹太工人的劳资问题和工作环境问题得到解决，犹太内部集团对犹太贫民提供慈善援助；在文化上，除了犹太教义的学习与信仰，犹太人还注意吸纳英国本土文化。

这一时期伦敦东区犹太移民的社会经历相似，也导致伦敦东区犹太移民明确身份认同的要求十分统一。首先，犹太移民在自我识别时依旧将犹太人作为第一身份，这是由于反犹主义和不断涌入伦敦东区、来自东欧家乡的同族时刻提醒着他们外来者的身份。其次，随着生活的稳定以及处处遭遇的不平等对待，犹太移民又竭力要求转变成为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最后，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生产资源，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们又不得不时时站在英国本土工人和东区原住民的对立面。由此可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伦敦东区犹太移民尚处于由犹太身份转向英国公民身份的过渡时期。一旦国际环境遭遇剧变，移民浪潮退却后，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便会迅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