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丽琼

“兵以诈立”与先秦兵家之“信”

章丽琼

先秦兵家所说的“诡”“诈”，是指在作战过程中趁敌方不备采用突袭、设陷阱或用伏兵等非常规形式的战争手段，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是其理论基础，自春秋至战国，诡诈之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渐趋频繁；且兵家在强调“诡道”“诈立”的同时，也认可“信”在治军作战中的重要性。虽“诡”“诈”与“信”词意相悖，但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下，欲在纷乱的战争环境保持立足之地，两者皆是兵家为取得战争胜利所采用的手段。与“是盟也信”“信近于义”的价值追求相比，兵家所崇尚的“信”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功利需求。

诡 诈 信 价值理想 现实需求

“兵以诈立”是先秦军事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重心是强调“诈”。其实，兵家在作战理论中，也非常重视“信”对治军作战的重要意义。兵家的“诡”“诈”与“信”之间的联系及其形成原因，都有讨论的空间和价值。本文旨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兵家诡诈之术与重信之道的内容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共性特征，力求突出兵家思想兼有人本主义与现实的功利主义双重特色，与其求“变”的哲学精髓。如有不妥，敬请方家指正。

一

《孙子兵法》直言“兵者，诡道也”，强调“兵以诈立”，确立了其以诡诈为核心的用兵法则。这一点，为历来军事家所欣赏，历代注家对此也多有关注。如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张预注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①[春秋]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