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

2017-01-27粟用湘

伦理学研究 2017年4期

粟用湘

胡林翼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

粟用湘

胡林翼作为晚清“中兴名臣”，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亘古不变的定律。同时，他的家世和成长环境，使他深切感受到平民百姓生活的艰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胡林翼对普通百姓充满了同情，军政实践具有浓郁的民本情怀。本文主要从爱民利民、恤民惠民、安民救民等方面，对胡林翼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探究。

胡林翼；以民为本；政治伦理

何为政治伦理？万俊人教授认为，“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诸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并把政治伦理“大致地分为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伦理和政治美德以及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政治理念和理想三大层面，亦可简称为制度、行为和观念（意识）三个层面”[1]。笔者认为，政治伦理思想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道德关系、道德规范、道德评价等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是从伦理的视角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进行考量、追问，以揭示政治伦理的规范体系和演变规律。政治思想与政治伦理思想密不可分。在我国古代，政治服从于伦理，政治规范道德化，政治思想从未脱离伦理的影响。政治伦理属于上层建筑，是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政治关系在道德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以民为本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核，它起源于周公的“敬德保民”，《尚书》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孔子“仁者爱人”仁学思想中内涵了爱民惠民的价值取向。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系统阐述了民本思想和得民心的重要性，主张“仁政”。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孟子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水舟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P3），具有突出的民本主义特征。以民为本思想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和尊重个体生命自由的政治旨归。

作为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具有浓郁的民本情怀，一方面，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亘古不变的定律；另一方面，他的家世和成长环境，使他深切感受到平民百姓生活的艰难，对老百姓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同情。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极力倡导爱民利民、恤民惠民、安民救民，并身体力行，贯彻军政实践始终。

一、爱民利民

爱民利民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等思想。胡林翼崇尚仁政，把“仁爱”视为经邦治国的基本准则，尝谓：“治世与乱世不同用，而爱民之心则无不同”[3]（P200）。身为理学扛鼎级人物，胡林翼尊崇理学，把“仁爱”推崇至上，无论署理政务还是统帅三军，均秉持“仁礼”教义，以上率下，待军爱民以“仁爱”之心。强调“仁者，天理之公；恶者，人欲之私矣”[4]（P204），要求各级官吏将佐秉承“仁爱”之心，爱民亲民、富民利民。

胡林翼认为，以民为本要以爱民为先。胡林翼先祖自江西泰和徙居湖南益阳，世代种田，耕读相承。胡父胡达源金榜题名中了榜眼后，胡家仍然保持耕读传统。力田养家，胡母堪称典范，“臣生之始，臣母操井臼，日治百人食，即以田功”[5]（P507）。胡林翼从小就对普通劳动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这与家庭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沅湘大水，益阳受灾严重，堤垸溃决，洪水冲垮淹没房屋田禾，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有的灾民聚集一起抢掠财物，地主、富户惶惶不安，大多准备远逃他乡。在家读书的胡林翼看到乡民的艰难处境十分痛心，满腔热血去拜见县令，希望县府下令富民捐钱捐粮赈济灾民，并根据灾民家庭经济情况及受灾情况，提出了具体救灾方案。但地主、富户对胡林翼的劝捐无动于衷，十几天过去收效甚微。胡林翼义愤填膺，只好请岳父陶家先带头，捐出两千两银子，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心劝捐，终于说服地主富人积极捐款捐粮，不久就募集到数万两银子。“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众”[6]（P199）。

晚清吏治败坏，衙门差役丁胥个个如狼似虎，一心只想搜刮民脂民膏，官民关系如同水火，“乡民望官衙如溟海”[7]（P38）。针对这种形势，胡林翼指出，我们这些书生读书做官，最开始也是个个踌躇满志、胸怀爱民之心的，但踏入仕途后，有的被官场恶习沾染，有的被迫同流合污，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对百姓疾苦就置若罔闻了。吏治腐败，民生艰难，是动乱频仍的原因所在。要力挽狂澜，当务之急是要痛扫书差积弊，除莠安良。

胡林翼认为，“百姓之天良最为真切，最易感动，行之以渐，积之以诚，断无梗阻之虞”[3]（P873）。为此，他详察民情，“延见士类及椎结苗头，自朝至暮口不绝音”[8]（P6）；视士绅为耳目心腹；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与平民百姓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了解民情，倾听民意，逐渐打破了官民之间的隔膜。胡林翼要求官员恪守爱民理念，强调官吏的职责使命就是“重在养民”[9]（P1）。咸丰十年二月，胡林翼在致严树森的信中说：“大抵天地父母之恩，必以养人为本。为民上者，不可一日无此心”[3]（P457）。了解到有的官吏对百姓漠不关心、不能与民分忧的情况后，他提出了严厉批评，希望他们“严为董戒”[9]（P24）。他对治下贪墨官吏予参予斥，毫不容情，表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即孰杀之歌，在所不恤”[3]（P1000）。

胡林翼还认为，爱民利民就必须关注民生。他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才会国家富强，长治久安。他重视百姓生计，主张发展生产，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反对不顾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一味搜刮。胡林翼认为，富国之道必须从富民利民入手，才是根本之计，如果采取涸泽而渔的手段攫取百姓财富，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他说：“民生病而国计亦伤”，如果“误民事而使鄂中得罪于民，无益于国，其祸大”[10]（P19）。湖北漕政改革前，“一县之陋规，竟高达一百五十一项”[11]（P208）。实施漕政改革“计为民间减省钱一百四十余万千，……减漕之举，亦大得民心，民情极为欢悦”（光绪版《武昌县志·赋役》卷四）。任安顺知府时，由于水源缺乏，每至旱季，安顺城内居民不得不去数里之外汲泉水为生，耗费巨大，水贵如油。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府城饮水问题，胡林翼带头捐款443两银子，带动绅民自愿集资兴工，筹银两千九百多两。整个工程的经费与用工，都交由地方绅民办理，“不经官吏之手，无可侵渔，功归实际，费不虚糜”[12]（P26）。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该饮水工程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开工，次年二月二十六日竣工，开闸放水，二日夜间，“各堰皆盈，一片汪洋，澄清如镜”[12]（P26）。困扰府城多年的饮水难题，终于解决了[11]（P21-22）。担任黎平知府期间，胡林翼看到很多肥沃的土地抛荒了，感到十分可惜，决定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耕作。他规定由地主购卖种子发给农民，至于种植何种农作物则根据土地具体情况确定，政府不强行规定。待耕种的作物成熟后，地主可分得收成的十分之三。从而达到“种子有余，接年而种，家有盖藏，人无饥谨”[5]（P36），利民富民的目的。

胡林翼认为，官吏爱民就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就要勤于官事，提高办事效率，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珍惜民力，少折腾老百姓。他指出，“官能勤于听断，不纵差役，不累百姓，是教民养民之精实事功也”[3]（P906）。道光二十八年，胡林翼在《论贵州境插花情形启》中痛陈了插花地不便于民的种种弊端，插花地（即所辖土地隔越他界——作者注）离所属官府有二三百里路程，而离相邻官府却只有数十里不到百里，路途遥远，军火粮饷转运困难，难以有效保障供给，且劳民伤财，既不利于用兵剿匪，也不利于士子参加考试；更不用说查处命案借口太远而迟延，以及查办盗窃案因交界而相互推诿了。即使普通的小官司，也“牵连他属者十之四五，辗转关移，百无一应。官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所谓大事。羁候日久，既无以恤其资财；证佐不齐，又无以剖其曲直。历数年而不见一官，历数官而不得一审，往往酿成大案”[3]（P971）。这是极不便于老百姓的。

二、恤民惠民

宋代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认为：“民惟邦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朱熹也强调：“人君为政在于得人”（《宋史·朱熹传》），“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19]。作为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者，胡林翼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价值观与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较好地进行了糅合。他深知要匡护王权，关键是要行仁政、得民心。他说：与其让朝廷养百姓，不如让老百姓自己养自己。老百姓一贫如洗，盗窃要处死，忍饥挨饿也会死，犯法处死还可多活些时日，忍饥挨饿则会很快饿死，所以不少百姓不惜铤而走险，去干盗窃抢劫的行当[13]（P1064）。为恤民安民、赢得民心，胡林翼积极绥辑灾黎，请求朝廷蠲免赋税。王闿运论道：“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战，既克省城，则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县钱粮，以苏民困。”[14]（P34）由于太平军侵占鄂省大部分地区，战火连绵不断，农民离乡背井，根本没种庄稼。只有那些偏僻点的地方，没有太平军入侵，才种了点农作物[5]（P463）。不少地区入夏后久旱无雨，种植的农作物干萎枯黄，颗粒无收，天灾人祸叠加，使老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身体强悍的到处流窜为盗为匪，老实懦弱的四处讨生活。田地荒芜，朝廷根本无法征集到钱粮[5]（P464）。胡林翼多次上疏恳请蠲免钱粮赋税。如：咸丰六年十二月在《乞蠲缓各属本年应征钱粮各项疏》中说：“民情本属瘠苦，兹更迁徒流离，应将钱漕一律缓征。又武昌府属之江夏县，汉阳府属之汉阳县，被水受旱，兼之贼扰过甚，请将本年钱漕一律豁免，以纾民困。”[15]（P176）“……前已奏明，通饬被灾各州县，劝谕殷实富户，各就灾区，随地周济，妥筹安抚，已据各该州县禀报遵办，是灾民糊口有资，不致流离失所，毋庸动项赈。第成灾之区，颗粒无收，困苦异常，实堪悯恻，其勘不成灾各处，亦皆耕获失时，收成歉薄，且逼近贼氛之地，办理团练堵剿，按田捐费，民力颇形拮据。自应分别豁免蠲缓银来，以广皇仁而示体恤。”[15]（P177）咸丰七年十二月，胡林翼上奏《勘明各州县卫被淹情形乞分别缓征疏》：“赖本年麦收尚稔，或补种杂粮，或捕鱼为业，得赡生计，勘不成灾。所有应纳咸丰七年银米，堤闸河费，芦课闲丁租饷，并应带征六年银米等款，请分别缓征递缓，以纾民力。……本年湖北各州县被淹田地，业经臣等核拨复勘，叠次更正。虽均勘不成灾，然皆耕获失时，收成歉薄，自应分别缓征递缓，以广皇仁而纾民困。”[15]（P372）“各应征新赋钱粮南米，堤闸河费、闲丁租饷等项，一并缓至来年秋后，限一年带征。其原缓六年银米等项，缓至九年秋后带征。”[15]（P373）咸丰八年五月，在《奏陈被扰受旱州县恳恩豁免征收疏》中，胡林翼说：“臣等伏查各属水旱成灾，例应勘明成灾分数，分别抚赈，蠲缓蠲剩银米，分年带征。今武昌等州县被扰受旱，人口逃亡，屋宇焚毁，其颠连困苦较之水旱灾荒为尤甚。……值此绥辑灾黎，培养元气，损上益下，民命攸关，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武昌府属之武昌……等银，渥沛恩施，邀免勘办成灾分数，一律全行豁免。”[15]（P424）并严申，一经查实有不良官役私自征收、中饱私囊，必定严惩不贷。在军饷难以为继情况下，胡林翼在咸丰七年先后两次、咸丰八年先后三次、咸丰九年先后三次专折奏疏，恳请广皇仁而恤民困，豁免缓征银米漕粮。他要求各级官吏“绥辑灾黎，培养元气，损上益下”[5]（P463）。他常告诫属吏要以爱民为务，不能专事催科，而要敦劝农桑，讲信修睦。对有的地方在税收外另加亩费的做法，胡林翼坚决反对。他说，兵乱才平息，还未恢复元气，是百姓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当前必须以安贫为保富之策[5]（P199），以让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负圣上关爱百姓、心系黎民之皇恩[5]（P200），藏富于民。

抚鄂期间，他在《汉阳府详请漕折章程批》曰：“民为邦本，兵燹之余，非整顿漕务，剔弊除奸，更无实惠及民之事”[3]（P893）。胡林翼对放高利贷深恶痛绝，认为是趁火打劫，祸害最深。他说，高利贷盘剥百姓银钱，利息超过三分，甚至借放一担谷，要求还两担，因正是青黄不接时借放，所以俗称“断头谷”，结果穷人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最后连帐都还不起。对放高利贷者，除官府访拿重办外，准许受害人随时控告，官府要严治其罪；对那些田主不惜佃户，放借断头谷，要求加倍偿还的，就好比剜肉医疮，最终会害人害己，更加要严惩不贷。

上述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鄂省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湖北减漕后，据胡林翼奏称，全省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踊跃缴纳漕粮，数十年所未有的局面。

他不仅要求地方官吏心中有民，关心百姓疾苦，还要求军队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对违反者予以严惩。咸丰九年十月，胡林翼在给鲍超、蒋凝学的信中说：国家、百姓养兵是用来保卫老百姓的，兵不爱民，老百姓还要兵干嘛？粮饷军火，是部队的必需物质，不得不备，但可以体恤民情、节省民力之地方，一定要想方设法体恤节省，这样才不负杀贼安民的初衷。我听说霆营请假、办差在外的勇丁，都擅自使用民夫。这真是不知道爱民，也是不自爱的做法。现在粮饷军火即将由石牌转运太湖。希望你们严查各种不爱民不惜民的做法，尽可能运转便民；不要只贪图获取米粮便宜方便，而不顾老百姓转运赔垫之苦。并就如何严禁兵勇借口办差擅自征用民夫的事，一一查处后报告我，千万不要徇私徇情纵容。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不顾百姓死活，引起百姓聚众反抗，那么即使有百战的功劳，也无法抵偿过失了[3]（P348）。他在咸丰十年致保弟信中说：“民力万分凋弊，又何忍为竭泽而渔之计？刘晏复生，亦将束手。……涤丈（指曾国藩——作者注）前有信言，谓欲富国，须减用；欲强兵，须裁兵。此乃千古不刊之名论。”[3]（P1008）

三、安民救民

明代宰相张居正深谙安民对于国家社稷之要义：“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庶民可生遂，而邦本获宁也。”“以节财爱民为务。”[13]（P970）胡林翼兢兢以安民为念，至有“御贼之法，先结民心，救乱之略，先保民命”[16]（P42）之论。

胡林翼认为：“只在官吏择正人，不扰民，事事挟一至诚恻怛之心，以与民相见，便是实心爱养之道。若钱漕则正供也，国与民相维相系，仅有此耳。譬如父母待养，而子以病贫为词，欲人之代吾养也，欲父母不资吾养也，岂非悖逆子孙哉？”[3]（P897）咸丰三年，他在《陈办榔匪情形启四则》中说：“总以安民为心，以不嗜杀为主。”[3]（P97）咸丰三年在贵州任上，他就要求官吏轻车简从，不取百姓粒米分文：“尤须严约随丁，不带差役，与士民同体同心，不使其私受苗寨粒米分文，则苗民感德畏威，出力更倍。并须严饬各文武委员，所带兵练，勿使扰我良苗粒米分文。如有不遵旧约，……无论文武委员，立即禀参严究。”[3]（P124）抚鄂期间，胡林翼谕皖民：“今克期东下，乃尔士民再见天日之秋。已严饬兵勇，于破城后，不得妄杀被胁之众”[3]（P926）。他在《麻城县禀陈地方情形批》曰：“休养生息之道，须先严禁书差，及凶恶棍徒，刁健讼师。举凡扰民生诈民财之人，必期雷厉风行，明敕刑法，然后民生得所养，民力得少息也。官长必须日夜勤劬，心力交瘁。视民事如家事。……官劳而后民逸，吏瘦然后民肥，乃合于休养生息之本义，尤必劳民乃能爱民，必教民乃能养民，乃合乎休养生息之精意。古之从政者，率作兴事，日昃不皇，不为俗吏之旷废时日，亦不为名士之清谈高远。”[3]（P932）胡林翼特别强调严军纪、禁扰民。早在咸丰二年，他就在《办台清丹江盗匪说略》中说：“须防兵役滋扰，攫人财物，最为要着。”[3]（P73）他告诫部队将领：必须“约束官兵，爱惜百姓……使营团皆行所无事，不扰不惊，戢暴安良，斯为美备。”[3]（P424）“惟军行之处，必须秋毫无犯固结民心”[5]（P508）。他严肃军纪，禁止军队住民房，因为他担心军人纪律涣散；要求军队在驻防期间粮饷自筹，不得向地方索取。对违反军纪损害百姓利益的，严格军法处置。比如，建威营哨长彭瑾光等殴打百姓，就被“从宽记大过五次”[16]（P175）。又如，悍将鲍超能征惯战，但纪律不严，其所辖霆营滥用民力、随意征夫，兵民关系一度紧张。胡林翼知道情况后，先是劝诫，后更严厉申斥。他经常表扬军纪良好之师。如李续宾部，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扎营地百姓安居乐业，一尘不惊[5]（P531），他就将李续宾爱民之举上奏朝廷。通过军纪整顿和思想灌输，胡林翼所统楚军在当时堪称纪律严明，得到地方百姓拥戴，据时人记载，“至摄口，居人言，官兵不扰民。曾军同僧军同横，惟胡军差缉”[17]（P55）。

安民、爱民为古今名将用兵之本，因为安民止战、以战救民乃用兵之终极价值。胡林翼认为，除暴安良是保家卫国的关键所在和朝廷的重要职责。道光二十九年，他在要求郡绅缉拿土匪的手谕中说：就好像杂草不锄除，禾苗长不出来、长不好一样；不把凶暴之徒缉拿归案、绳之以法，老百姓也不得安宁。安顺多盗匪，行旅不安，尤其在汉苗杂处的偏远山区，颇有烧香结会、聚众抢劫者。胡林翼到任后，先深入摸底访查，然后以迅雷烈风之手段，痛加殄除。任事一年，前后擒巨盗二百余名，一郡肃然，盗窃衰息[11]（P22）。抚鄂期间，胡林翼还严惩地痞劣绅，整顿民间秩序。他说，乡间坏种，必须锄除，以免滋生蔓延，只有去掉害群之马，方可安驯良马[130]（P330），于是“兴保甲，劝农桑，儆游惰之风，戒奢侈之习，物力不穷，凶荒有备，遂使犬吠无惊”[13]（P330）。胡林翼表示，自己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朝廷是不得已而养兵，即使每天花费上万两银子，也是为了救民[3]（P891）。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带兵以讨贼而救民也……民生无依，即日杀千贼，无补大局。”[13]（P749）其战争救民宗旨溢于言词。

可见，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胡林翼政治伦理思想乃至全部思想的核心内涵。纵观胡林翼的一生，处处闪烁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光芒，尽管这一思想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1］万俊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J].伦理学研究，2005（1）.

［2］姚绍崇.论语衍义（卷二）[M].长沙：湖南工人资料编辑组，1982.

［3］胡林翼.胡林翼集（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姚绍崇.论语衍义（卷一）[M].长沙：湖南工人资料编辑组，1982.

［5］胡林翼.胡林翼集（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9.

［6］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胡林冀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7.

［7］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7）[M].思刊楼刊本，1897.

［8］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1）[M].上海：上海广百宋斋校印，1891.

［9］胡林翼.胡文忠公文集（卷65）[M].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

［10］胡林翼.胡文忠公文集（卷72）[M].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

［11］刘忆江.胡林翼评传[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