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耀

内容提要 山西多“子”，從先秦的子夏、李悝、荀子、韓非，到隋末的王通，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孫復、司馬光，金元時期的元好問、郝經，明代的薛瑄、孔天胤，到清代的傅山、閻若璩、陳廷敬、范鄗鼎、孫嘉淦、祁寯藻、徐繼畬等人，山西獨特的地域特點，造就了一批務實勤奮、學問篤實的學者；而這些學者，又在先秦“子學”的研究中有着承前啓後的作用。本文意在梳理山西學術的源流，分析山西學術形成的原因，盤點當代山西“子學”的研究現狀，對山西“子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提出看法。

關鍵詞 山西 子學 子夏 王通 司馬光 傅山

説到山西“子學”，至少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山西歷代學人對於先秦諸子學的研究，二是當代學術界對於山西歷代所産生的“子”的研究。這兩方面其實具有某種交叉性，對第二方面的研究中往往包含着第一項的内容，因爲山西歷代所産生的“子”，往往是在以儒家學説爲基點又兼通百家之學的基礎上，獲得了學術上的長足發展。本文擬從第二個方面的内容入手，通過對山西歷代所産生的“子”的梳理，兼談山西歷代“子學”研究。

作爲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又因具有黄河流域獨特的地域文化，山西自古以來就是文化大省。且不説山西産生了堯舜禹文化，《尚書·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今山西霍州)”，九州將各地所産浮於冀州，《詩經》“薄伐獫狁，至於太原”等等遠古的記載，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也將“三家分晉”作爲戰國時代的起點。而曹操征河東、劉琨守并州、李淵興唐、武則天爲帝、趙光義火燒晉陽城等重大歷史人文事件，又使山西這片土地充滿了文化的情味和産生學術繁榮的諸多可能。

然而説山西多“子”，還有一個前提，便是對“子”的時代定義，並不局限於“軸心時代”，而放寬到整個歷史文化領域，包含那些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有着重建人類社會秩序甚至是天人秩序的遠大抱負和情懷且有着重要學術建樹的人。本文對山西“子”的梳理時間邊界是由先秦至晚清，而對山西“子學”的梳理，則更多落腳於當代。

一、 山西“子學”源流述略

“山西學術”也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至少應該包括五個方面： 一是思想文化領域，二是史學領域，三是文學領域，四是小學訓詁領域，五是版本考據領域。這五個領域，山西皆有成就不凡之“子”，如史學領域的司馬遷[注]司馬遷故里一直存在着陝西、山西之争。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龍門”爲山西河津縣故稱。雍正《山西通志》卷十六“關隘”之河津縣：“龍門，西北二十五里，兩山壁立，中通河流，形如門闕，東西濶八十步，一名禹門。西與韓城、梁山並峙。”卷一百四十“人物”之絳州，列於前二者即爲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楊篤、司馬光，文學領域的薛道衡、王績、王勃、王維、王翰、宋之問、柳宗元、温庭筠、司空圖、文彦博、元好問、郝經、李俊民、白樸、關漢卿、羅貫中、吴雯、程康莊等人，注釋訓詁領域的郭璞(爲《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作注)、陳廷敬(主修《康熙字典》)、祁寯藻(著有《祁大夫字説》《十三經斷句考補》等)，版本考據領域的閻若璩(著有《尚書古文疏證》《四書釋地》《潛邱札記》《困學記聞注》《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集》等)。但從“子學”研究的角度，第一方面即“思想文化領域”更爲接近。故本文對“子”及“子學”的梳理，基本落腳於這個方面，兼及史學。

(一) 漢前： 從子夏到郭泰

山西“子學”的源頭，普遍認爲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即卜商，衛人。子夏不是山西人，卻是山西學術的開山人物。

《史記》載：“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魏，也就是“三家分晉”之後的魏國。關於卜子夏設教之西河到底在哪里，歷來也多有争議。有學者考證，史上三個地方都有“西河”，一是黄河以西的雍州西河、上郡西河、代西西河，二是黄河以東的汾州西河、離石西河，三是河南境内的衛地西河、安陽西河[注]王愷仁、劉瑞祥主編《汾州滄桑》第二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僅在山西，就有晉南説和汾州説。雍正《山西通志》河津縣“西河”條：“西河，《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戰國魏以吴起守西河，又子夏設教西河，即此。南有二石室，即子夏廟室也。”因魏文侯故迹在河東，河東古迹中也多有關於子夏的祠廟。但由於“西河”爲汾州古稱，汾州地方志中多將子夏設教之西河認定爲汾州之西河，汾州有多個子夏祠、子夏廟，與汾陽鄰近的文水神堂村有子夏山。萬曆《汾州府志》記載，汾州有卜山書院：“子夏退隱揭泉山，因名山以卜。元士民樊宗英世居山下，建祠祀之，因請於朝，得賜卜山書院額，令有司春秋祀焉。”汾陽有“桑棗坡”(喪子坡)、“愛子里”、“相子垣”(想子垣)，俱與子夏之子早殤的傳説有關。

子夏對於山西學術影響深遠，成爲開啓山西思想學術的重要源頭。山西學者高專誠先生認爲：“孔子去世後，弟子之間的思想分歧開始明朗化，並在戰國時代先後出現了‘儒分爲八’的局面，從留存於後世的典籍的研究來看，齊魯之儒始於曾子、子思，到戰國中期出現了孟子之儒；而三晉之儒則始於子夏，到戰國中後期出現了荀子之儒。”[注]高專誠《子夏與三晉儒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子夏教授於西河，弟子衆多，且後來發展爲各個流派。《史記·儒林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田子方、段干木後來與子夏一同成爲魏文侯師。《資治通鑒·周紀》：“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比師之。”正因爲魏文侯以子夏、子方、干木爲師，纔創造了魏國的中興。正如山西明代學者孔天胤所説：“子夏體聖人，粹文學，而老於西河之上，而干木、子方確然守其道而與之俱。其誰能知之者？魏文侯乃能於子夏則師尊之，於子木、子方則長敬之，三子者道不少屈而魏益重，故文侯不過一小國之諸侯，而其風聲采色震曜四國，雄藩鉅敵日夜睥睨而不敢動。”[注]孔天胤《重修三賢閣記》，萬曆《山西通志》卷二十八《藝文上·記》，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938 頁。

在子夏的弟子中，禽滑釐後來成爲墨子的弟子，是墨家學派的重要傳人，而吴起則成爲兵家的重要開山人物，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五“經籍”中，在“子類”中列有“《吴起》四十八篇”，“集類”中列有“周吴起《吴子兵法》一卷(一作三卷，朱服校定作二篇)，又《玉帳陰符》三卷”，目前只有《吴子兵法》傳世且被列入《武經七書》，但其真僞也一直存在争議。當然，子夏儒學發展出的重要支脈，便是法家一派。高專誠先生認爲，魏文侯重臣李悝也是子夏的弟子[注]高專誠《子夏與三晉儒學》，第16頁。。李悝是魏國政治經濟改革的重要人物，後來成爲法家的開山人物，所著《法經》六篇被後世認爲是中國最早的法典。李悝之後，子夏思想在三晉所影響的重要人物，便是荀子。“一般認爲，荀子思想具有由儒轉法的傾向，對於戰國法家思想的走向成熟，特别是對於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之思想的形成，發揮了關鍵作用”，“荀子所研習的儒家經典，有好幾部被認爲是傳自子夏的。清代學者章學誠甚至認爲，荀子之學就是出自子夏儒學。也就是説，三晉儒學從子夏開始，到荀子時又出現了一個高潮”[注]同上書，第22～23頁。。荀子上承子夏之儒，下啓韓非之法，是三晉學術乃至中國學術承上啓下的重要學者。

子夏設教於魏，荀子(約前340—前245)成長於趙，韓非(前280—前233)成長於韓，但其活動區域均在山西南部。晉南也成爲三晉學術的重要發源地。

山西學術發展到東漢，可圈可點者當屬介休郭泰(128—169)，字林宗，因曾任有道之職，世稱郭有道。據載其“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郭有道碑》)，是東漢太學生運動的首領。山西歷代地方志中都有蔡邕《郭有道碑》，蔡邕對其評價極高，惜其著述不傳。

(二) 隋唐宋： 從王通到司馬光

漢代之後，魏晉南北朝，山西一度陷於戰亂，學術式微。隋末，河東出了一代大儒王通(584—617)，字仲淹，諡號文中子，河東郡龍門縣通化鎮(今山西萬榮縣通化鎮)人。王通“聚徒河汾間，仿古作《六經》，又爲《中説》以擬《論語》”(《新唐書》)。王通開創了山西一個重要的學術流派，叫“河汾學派”。

“河汾”是黄河與汾水的並稱，從地理概念上，它指山西西南部地區甚至整個山西。《史記·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但另一方面，它更指由隋朝山西學者王通創立的山西學術流派。王通曾設教於河汾之間，遠近來此求學者達一千餘人。《中説·文中子世家》：“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王通弟子多爲唐初的重臣，時稱“河汾門下”。“河汾門下”後來也成爲師出名門的代稱。

一般認爲，唐代韓愈《原道》是宋明理學的思想基礎，但山西學者尹協理先生認爲，宋明理學的思想基礎最初的萌芽，是在隋朝的王通，他認爲“王通是理學的初創者”[注]尹協理《王通評傳》，北嶽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321頁。。王通的哲學基礎是“中”，“他最早把堯、舜、禹‘十六字心傳密旨’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作爲他的哲學基礎，而這也是後來的理學的哲學基礎”；“王通的天人觀，是要抛棄自秦漢以來的天人感應論和讖緯迷信，重新建立以人爲本的新的天人觀”；王通“最早認識到理學的‘性即理’的觀點，明確提出並強調道德修養的主要目標就是後來理學家的‘窮理盡性’學説”；“在文學理論上，王通最早提出‘文以明理’‘文以濟義’的觀點”。尹協理先生的結論是：“王通是天人感應論和讖緯迷信的終結者、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文以載道思想的先行者、新儒學即理學的開創者。”[注]同上書，第454～455頁。王通《文中子·問易》中，學生程元問“三教何如”，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的説法，通常王通也被認爲是“三教合一”最早的提出者。

有學者認爲，王通“河汾之學”對唐初的“貞觀之治”有着重要的開啓作用。主要觀點有：“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在歷史時間上的連續性，尤其在文化精神上的一致性，表明河汾之學乃是貞觀之治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刻準備。”“河汾門弟子、問學者薛收、陳叔達、杜淹、魏徵，成爲唐朝開國創業和貞觀之治的參與者、創造者。”“河汾之學在思想資源和人材資源兩方面，爲後來達成貞觀之治發生了深刻的、重大的作用。”結論是：“今天，就貞觀之治的文化精神而論，應當説： 唐源流出於河汾。”[注]鄧小軍《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的關係》，《四川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6期，收入《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

王通學説影響深遠，也爲唐代山西學術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傳承作用。

唐代河東學術可圈可點者，當爲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爲“韓柳”，兩人共同發起了唐代的“古文運動”，内容上變南朝言之無物專事塗澤的作風，改爲有内容有思想的作品；形式上變南朝講究駢儷講究聲律的技巧，改爲直言散行接近口語的作品。也因此，柳宗元如韓愈一般，常被列入“文學家”行列，但兩人的成就和影響應該更多在思想學術領域。柳宗元有《天説》《封建論》《斷刑論》《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闡述自己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的政論代表作。對於儒、釋的關係，柳宗元提出了“綜合儒釋”，當是受到了王通“三教可一”觀的影響。“綜觀柳宗元所有的學術思想，是以天人相分思想爲前提的。……柳宗元繼承了王充的元氣一元論思想，認爲天地萬物都是由元氣構成的，在元氣的推動下自然而然地生成的，不需要什麽神靈的幫助。同時，萬物的變化發展也是遵循各自規律的，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然運動，具有無意識性”。“柳宗元認爲人類社會是從無序無意識狀態，由於某種需要而形成的有組織有制度的人類社會，而這種社會的形成及其發展是遵循‘勢’的歷史觀要求的”[注]李長海《柳宗元學術思想研究》，西北大學專門史2010年碩士論文，導師張茂澤。。

宋代山西學術，孫復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存在。孫復(992—1057)，字明復，號富春，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因曾講學於泰山書院，世稱“泰山先生”。孫復與胡瑗(字安定)、石介(字守道)被合稱爲“宋初三先生”，被認爲是宋明理學的開山人物。王夫之《宋論·真宗一》：“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書院興，以成乎周(敦頤)、程(頤、顥)、張(載)、朱(熹)之盛。”民國學者錢穆對孫復評價極高，認爲“胡瑗是教育家，而孫復則可説是大師，他在當時代表着師道的尊嚴”[注]錢穆《宋明理學概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孫復有《儒辱篇》，認爲“不能排佛老，乃儒者之辱”[注]同上。；又有《春秋尊王發微》，把孟子看作“道統”鏈條中繼續孔子之後的主要環節。他説“孔子既殁，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説，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之爲首，故其功鉅”。孫復的弟子石介更認爲孔子之後的發展出現了斷層，到孟子時，纔發揚光大。在以孫復爲代表的泰山學派的推動下，孟子的思想被後來更多人認識，孟子的地位隨之不斷提高，《孟子》一書也由“子”部上升爲“經”部。

司馬光是繼孫復之後的又一位山西學術大家。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之學，將儒學導向了史學。錢穆説，“王安石是經學家，司馬光是史學家”，並且是“史學中的經驗主義者”[注]錢穆《宋明理學概述》，第12頁。，其歷時十九年所著《資治通鑒》成爲後世帝王將相的必讀書。其著述除《資治通鑒》外，還有《通鑒舉要曆》八十卷、《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説》《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司馬光之學，被稱爲“篤學”，劉漫堂《麻城學記》：“温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注]黄宗羲《宋元學案》卷八之《涑水學案下》，清道光二十六年何紹基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司馬光爲人篤誠，錢穆也評價説：“我們若説劉敞是經師，則司馬光是一個君子。”[注]錢穆《宋明理學概述》，第12頁。

(三) 金元明清： 從薛瑄到徐繼畬

金元山西學者可圈可點者，如元好問(1290—11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官至知制誥。金亡不仕，奔走搜訪史料，立志存史，後《金史》《元史》頗采其述；又編有《中州集》。其弟子郝經(1223—1275)，字伯常，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縣)人，曾任翰林侍讀學士。作爲政治家，郝經反對“華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主張天下一統；作爲思想家，郝經推崇理學，希望在蒙古人漢化過程中，以儒家思想來影響他們，使國家逐步走向大治；作爲學者文人，通字畫，著述頗豐，收於《陵川集》中。

薛瑄是山西學術繼王通、司馬光之後的又一位中堅人物，也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上上承宋學、下啓明清理學的重要人物。黄宗羲《明儒學案》、孫奇逢《理學宗傳》均對薛瑄及其學術有專章介紹。山西明代學者孔天胤梳理山西學術認爲：

三子(指子夏、干木、子方)之後，有郭有道豹炳於綿山，王文中(指王通)龍隱於汾河。狄武[注]指狄青，宋代西河(山西汾州)狄家社人，今屬文水。鷹揚於宋室，而有良將之材；薛文清(指薛瑄)鳳鳴於皇朝，而得道學之旨。[注]孔天胤《重修三賢閣記》，萬曆《山西通志》卷二十八《藝文上》，第938頁。

薛瑄(1389—1464)，字德温，號敬軒，河津(今山西省河津縣)人，官至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清，故後世稱其爲“薛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明史·薛瑄傳》)，卒後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其著作《讀書録》被頒於國學，要求六館誦習。薛瑄繼王通“河汾學派”之後，又開創了“河東之學”，因此世稱“薛河東”。清人視薛學爲朱學傳宗，稱之爲“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高攀龍認爲，有明一代，學脈有二： 一是南方的陽明之學，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可見其影響之大。但“薛瑄學宗朱子，但並不盲從朱子，在理氣關係問題上，他批評了朱子‘理在氣充’和‘理氣決是二物’的理氣觀，得出了‘理氣無先後’‘理氣不相高’的結論，揭露了朱子學説的内在矛盾，促進了朱子哲學的分化”[注]常裕《河汾道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頁。。薛瑄“門徒遍及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甘肅等地，在北方影響甚大，其後學一部分融入關中，直接推動了關中之學的興起，另一部分融入心學流派中。薛瑄及其河東學派對明初理學兼采朱陸開了先河，其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注]常裕《河汾道統》，第306頁。。薛瑄學術與人格達到了高度統一，明代名臣李賢評價：“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居恆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注]李賢《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内閣薛公瑄神道碑銘》，焦竑《國朝獻征録》卷十三。薛瑄後來成爲明代崇祀孔廟第一人。薛瑄嫡傳和再傳弟子如閻禹錫、段堅、王鴻儒、周蕙、薛敬之等人也都很有成就。

山西明代重臣、太原王瓊(1459—1532)之父王永亨即受學於薛瑄[注]霍韜《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王公瓊神道碑銘》：“公先子静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 焦竑《國朝獻徵録》卷二十四，又見《渭涯文集》卷题作《太保尚書王晉溪神道碑》。。王瓊後官至禮部、吏部、户部、兵部尚書，重用王守仁(陽明)，平定了武宗時的甯王宸濠之亂。王瓊著有《雙溪雜記》《户部奏議》《兵部奏議》《漕河圖志》等，儘管並非學術著作，但其政治學術思想盡寓其中。

比王瓊稍晚，有汾州學者孔天胤。明代理學家、浙江錢薇曾有文寫道：

汾晉之間，高山大岑，不異泰岱，英賢時起。時有王文中氏，以王道陳闕下，退而續經，以繼皇緒。我明有薛文清氏，以聖學入贊密勿，救正爲多。文谷(指孔天胤)繼之，而興顯名當代。[注]錢薇《論四十不惑與孔文谷》，《海石先生文集》卷十二，明萬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錢氏刻清乾隆間修補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册，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本，第9～11頁。

孔天胤(1505—1581)，字汝錫，號文谷，又號管涔山人，汾州文同里百金堡(今屬山西文水縣)人。曾任陝西提學、祁州(今河北安國縣)知州、潁州兵備等職，後歴官河南左參議，浙江提學副使，陝西參政、按察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致仕。歸汾後，修《汾州志》八卷，並爲《山西通志》《介休縣志》作序，爲山西的歷史文化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

孔天胤以精研理學著稱，寫有《論語解》《大學解》《中庸解》《孟子解》四文[注]孔天胤《論語解》《大學解》《中庸解》《孟子解》，俱見《孔文谷文集》卷十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5册，第178～179頁。，又以分而論之的方式，闡述了自己對儒家“四書”的理解。總體來説，他認爲《論語》是“聖門求仁之書”，《大學》是“聖門窮理之書”，《中庸》是“聖門盡性之書”，《孟子》是“明善之書”。儘管這四部經典都博大精深，但孔天胤皆抓住其核心思想，即他所謂“只一綱一領焉可也”。在教育理念上，他講求“先行實而後文藝”[注]趙訥《文谷孔先生文集序》，《孔文谷詩集》卷前，第1～2頁。，更注重實學和實業。孔天胤任浙江提學時，刻有程顥《明道先生語略》，在序言中，他認爲儒學傳至宋朝，周敦頤和程顥、程頤兄弟爲正宗，而程顥之學説最爲醇正，“其言簡粹精貫，直指道源，顧伊川不及也”。即使朱熹，也没有完全領略其中和之意，而朱子之章句又是士子必讀書，“今學者徒守朱子之章句，而不知尚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則無本之學也”[注]孔天胤《刻明道先生語略序》，《孔文谷文集》卷三，第45頁。。又刻有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孔天胤認爲朱熹晚年之學，纔是朱熹學術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朱熹爲《周易》《詩經》及“四書”等作傳注，“初意蓋欲由講解以爲入道之門”，並非就是學術定論；然“一時門人遂以綴輯而張大之”，加上後代學儒者固守其説而不詳其旨，“至於信傳而不信經，從人而不從天，學術支離，道體蒙障，則章句爲有禍焉，此門人黨伐過矣”。孔天胤認爲，朱熹晚年對自己前期著作多有悔意，“朱子已非自誑，而學人之自誑者於今猶烈也”，“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説，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注]孔天胤《刻朱子晚年定論序》，《孔文谷文集》卷三，第46頁。，重新刊刻傳布，正是爲了正本清源。

孔天胤去世後，其學生趙訥在《文靖先生孔公墓碑》中，梳理了千年來山西學術的淵源及其發展，對其師孔天胤在山西學術史上的地位給予充分肯定。周公平定唐人之亂，封成王之弟唐叔虞於晉，山西開始了真正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上的發展。在學術史上，最有成就的是王通，“繼司馬子長(司馬遷)崛起龍門，道學爲河汾一脈”，“堯、舜、禹之傳於孔子者，初自子夏入晉，至是爲再傳矣”。王通直接承繼子夏，間接承續孔子，開創了山西河汾學術流派。進入明朝，有薛瑄“亦産於龍門”，承繼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學術，“超出俗儒文學之習”，“爲一代理學首倡”。薛瑄之後，其師孔天胤“繼子夏起於西河，蓋文學足以繼而傳之”；“督學秦越，特尚古雅”，重行實而輕文藝；致仕歸汾後，名其堂曰“善信”，“敦厚抱抑，反觀内省”，躬身篤行，談論者“以爲再見魏文侯之師子夏”[注]趙訥《文靖先生孔公墓碑》，王堉昌《汾陽縣金石類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

孔天胤之後，明末清初的大學者，當屬傅山(1607—1684)，山西太原人。傅山遍通經史諸子，與顧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顒、顔元一起被梁啓超稱爲“清初六大師”。精研老、莊，對道家傳統思想作了發展。傅山自謂：“癸巳之冬，自汾洲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華經》，時時在目。”他曾以顔體小楷書寫《莊子》中的《逍遥遊》《人間世》《外物》《則陽》等篇，並常以老莊之徒自居。傅山對《管子》學研究也多有成就。他又對哲學、醫學、内丹、儒學、佛學、詩歌、書法、繪畫、金石、武術、考據等無所不通。與傅山交遊的人物，多爲學術大家，如江蘇顧炎武、河南孫其逢等人。傅山周圍，又有一大批山西學者，如閻若璩(1638—1704)，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考據學家；朱之俊(1596—1671)，字擢秀，號滄起，山西汾州人，曾任内翰林秘書院侍讀，兼《明史》副總裁；胡庭，汾州人，“與弟(胡)同並隱居講學。庭於《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有論著”[注]乾隆《汾陽縣志》卷六“人物”。。

比傅山略晚，有范鄗鼎(1626—1705)，字漢銘，號彪西，山西洪洞人，承其師絳州辛全之學，著有《理學備考》《五經堂文集》等，創立婁山學派。《清儒學案》稱其爲“三晉理學之最”、“巍然爲清代山右儒宗”。清代學者中，孫嘉淦(1683—1753)也是重要的一個。孫嘉淦字錫公，號静軒，山西興縣人，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諫而出名。著有《近思録輯要》《春秋義》《詩經補注》《周易述義》等，其中《詩經補助》經乾隆審定後，改名爲《御纂詩義折中》。孫嘉淦又對《莊子》進行了解讀，著有《南華通》七卷。

清代山西學術至五台縣徐潤第(1761—1827)、徐繼畬(1795—1873)父子而達到高峰。徐潤第字德夫，號廣軒；徐繼畬字松龕，又字健男，别號牧田，書齋名退密齋。徐潤第窮研《周易》，兼讀先儒諸理學書，著有《大學古本》《中庸遺語》《敦艮齋遺書》十七卷及《徐廣軒撰書王月潭小傳》，其中《敦艮齋遺書》以心靈自由爲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爲一爐，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徐繼畬則發揚其父學風，著有《瀛寰志略》《古詩源評注》《退密齋時文》《退密齋時文補編》等。特别是《瀛寰志略》一書，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影響深遠，曾任福建巡撫的劉鴻翔贊譽此書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紐約時報》稱徐繼畬爲“東方伽利略”。咸豐三年(1853)六月，浙江寧波府集《瀛寰志略》書中有關介紹美國和推崇華盛頓的文字，鐫刻贈送美國，被砌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塔第十級内壁上。後來，徐繼畬的名字被美國收進了《世界名人録》。史學方面，則有鄉寧人楊篤(1834—1894)，一生主撰《山西通志》等十三部志書，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個人修志種數最多的記録。

二、 山西“子學”成因探析

(一) 山西地域文化的影響及對本地學術的繼承發揚

山西境内有黄河與汾河，獨特的地域特點，造就了山西人責任感強烈，務實、勤懇，不浮泛虚華的性格特點。由《詩經·魏風》的“葛屨履霜”“坎坎伐檀”，到子夏、李悝、荀子、韓非的實用思想，再到司馬光的“腳踏實地”、薛瑄的“踐履篤實”，孔天胤的“先行實而後文藝”，再到傅山的博學多藝、徐繼畬的勤奮搜集海外資料，都呈現出一種務實的特點。

而在發展傳承方面，山西“子學”也一直在前赴後繼、前承後啓，氣脈貫通。荀子繼承並深化子夏儒學，韓非繼承並發展荀子思想中的法家成分，薛瑄繼承王通的“河汾之學”開創“河東學派”，徐繼畬父子對於傅山思想的研究和深化，都能看出這種重要承繼關係。而王通、薛瑄、范鄗鼎等皆聚徒講學，先後形成了“河汾”、“河東”、“婁山”三大學派，對三晉學術影響巨大。

明代薛瑄有一組詩叫《河汾五賢詠》[注]光緒《河津縣志》卷十三《藝文三》，三晉出版社2010年校注本，第845頁。，爲卜子夏、段干木、司馬遷、王通、王績(王通之弟)各寫詩一首。他贊揚卜子夏：

浩浩西河流，遥遥東魯山。山河遠相隔，千里獨遊還。

升堂奥可入，豈曰文辭觀。相從陳蔡厄，松柏知天寒。

索居晚歸來，侯國師甘盤。去之幾千載，高風灑塵寰。

子夏對於山西學者的引領和鼓舞，不可小視。孔天胤晚年寫有《卜亭行》一首，記載卜子夏開創河汾文化之源的作用以及對於河汾學士的精神指引：“此山崒嵂横地維，綿亙百里深委蛇。中有石室似天造，要令文儒隱在兹。”[注]孔天胤《卜亭行》，《文谷漁嬉稿》隆慶三年卷，第417頁。

薛瑄同樣贊揚王通，比之於伊川(程頤)，稱“時無伊川子，此意將誰論”。這種地方鄉賢的精神引領，對於後世學術的發展以及成就有志哲人，提供了重要的信仰力量。

對於朱熹所攻擊王通的“僭越聖人”之説，孔天胤大爲叫屈。孔天胤寫有《王朱辨》[注]孔天胤《王朱辨》，《孔文谷文集》卷十三，第177頁。一文，對王通受到朱熹的批判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孔天胤提出：

王通挺生絶學之後，志欲興周公之功，修孔子之業，實爲吾道立一赤幟。而朱晦庵詈之，曾“互鄉童子之弗如”，謂其“僭擬聖人”。夫聖人可學而至也，擬之而言，何僭之有？

他認爲，朱熹對王通的責難是没有道理的。《中説》“大哉中之爲義，上不蕩於虚無，下不局於器用。唯變所適，唯義所在”，所以，如果有人還是襲用朱熹之言來批判《中説》，稱其“以模範《論語》爲病”，那麽，這純屬“皮膚之見”，而非“心解”。

注重傳承也是山西學術可以千年有繼的重要原因。子夏、王通、薛瑄都曾聚徒講學，爲開啓政治、學術的良好風氣，培養治世經國的重要人才，做出了傑出貢獻。明代孔天胤致仕歸汾後，非常注重王府的教育，曾爲第八代慶成王朱慎鍾開出了一份書單：

竊計“四書”“五經”，《性理》《通鑒》，乃本朝經筵進講、便殿觀覽之書；《文章正宗》《古今韻會》《唐音》，李杜等書，乃本朝教太子諸王、翰林起士之書，宜各置一部，列之玉几，但暇則取玩味。必先經書而後子史，以次及於詩文。

把這份書單展開，可知有：“四書”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之《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這些是書生舉業的必讀之書，即使不走舉業之途的藩王，也應該將之作爲必修課；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明代胡廣《性理大全書》，宋代真德秀編著的《文章正宗》，元代黄公紹編著的《古今韻會》，元代楊士宏所編的《唐音》，以及李白、杜甫詩歌，也應是有暇則讀的重要典籍。孔天胤還強調了讀書的順序，即“先經書而後子史，以次及於詩文”。“經部”在前，“子部”“史部”在後，而“集部”詩文類則更在其次。在頗遭人詬病的慶成王府宗室中，朱慎鍾修身自好，有《寶善堂稿》傳世，不可不謂孔天胤的功績。

孔天胤任浙江提學時，主持刊刻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及《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佈於學官，既爲浙江學子學習，也爲傳承山西前輩學人的著作做出了重要貢獻。《資治通鑒》嘉靖二十四年(1545)孔天胤杭州刻本，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和臺灣“國圖”等均有收藏[注]李裕民《山西刻書年表(宋至明)》，《晉圖學刊》1986年2～4期。。孔天胤還寫有“題辭”，對《資治通鑒》内容、記事始末，成書、得名過程進行了簡介，並做了中肯簡要的評價[注]孔天胤《刻司馬温公〈資治通鑒〉題辭》，《孔文谷文集》卷十三，第171頁。。孔天胤認爲，《資治通鑒》是《史記》《漢書》等史學著作在關乎國家興衰、生民休戚標準下的精編版，其編選的目的有二，一是删繁就簡便於通覽，二是能够經史合一運用於實際。《資治通鑒》除了有經世之用，很大的意義也在於使學者“善可爲法，惡可爲戒”。

正因爲有了這種可貴的傳承，山西學術氣脈綿延，千年不絶。

(二) 山西學者“走出去”吸收學術營養

山西傑出的學者，大多有爲官的經歷，且有不少爲國之重臣。一方面，政治上的節節上升，拓寬了學者的思想、理論與實踐的領地，也使其學術能够在經世治用的大背景中展開，而不僅僅是語言文字之學；另一方面，“走出去”也使學者們結識到更多志同道合的高層學者，使其原本的學術基礎在切磋、論辯中，獲得更爲精進廣博的提升。

司馬光在洛陽與邵雍、二程住得很近，常相來往，不但切磋學問，還留下了很多佳話。正是因爲有了這樣的學術氛圍，纔使他們各有自己的領域卻又相互呼應、相互欣賞、相互促進，共同創造了宋代儒學的繁榮。

浙江是王陽明的故鄉，孔天胤任浙江提學時，王陽明已去世，孔天胤曾去祭拜王陽明，寫有《祭王陽明先生文》[注]孔天胤《祭王陽明先生文》，《孔文谷文集》卷十六，第228～229頁。，這是向王陽明的精神致敬。而主持刊刻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同樣是向王陽明的致敬之舉。浙江作爲陽明“心學”的大本營，有衆多陽明嫡傳弟子和私淑弟子以及擁躉。孔天胤同年中，就有王陽明最重要的兩個弟子王畿和錢德洪。錢德洪和王畿經常輪流主講一方，在王陽明故去後，成爲浙中王學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孔天胤的好友。陽明弟子中，孔天胤和著名哲學家黄綰、戚賢、鄒守愚、徐樾、唐順之、林春等也有往來。此外孔天胤周邊受陽明心學影響的人還很多，如楊欽、錢薇、趙維垣等。與這些好友的談學論道，也加深了孔天胤對於王陽明心學的進一步理解。孔天胤曾和同樣是陽明後學中的殿軍人物黄綰展開論學，就“俗學支離，學者不知道德仁藝爲何物”向黄綰請教[注]孔天胤《與黄久庵先生》，《孔文谷文集》卷十五，第209頁。；亦曾和錢薇就“道心之旨”展開討論，認爲道心經過長期傳承流播已經失真，失去了其根本，正如“玩花不培其根，乃摘置瓶罌，雖復沃之以水，而原本既失”[注]錢薇《與孔文谷督學論通鑒書》，《海石先生文集》卷十三，第11～13頁。。他有感於聖學之微，士子徒守朱子章句，而不知其本源，因而欲刻《明道先生語略》，就此請教於王畿。孔天胤後來無論講學還是闡述理學思想，都以“正心”爲核心。他寫有《策秀才講學正心文六首》,提出了“正心”與學習、爲文之間的關係。

作爲提學副使，孔天胤遍歴浙江，考察學官，考選士子。在湖州，課士之餘深夜獨坐，他想到了曾設教於湖州的宋代大儒胡瑗，想到胡瑗的教育理念，於是有了一次與湖州教育前賢的精神對話，一口氣寫下了十首七絶，題爲《湖州夜坐感懷安定先生十首》[注]孔天胤《湖州夜坐感懷安定先生十首》，《孔文谷詩集》卷二《澤鳴稿》，第303頁。。第七首曰：“莫道明經爲上乘，屯田水利亦高玄。假如三百篇俱誦，不曾施爲只惘然。”難道誦讀《詩經》三百零五篇，僅僅是爲了舉業嗎？難道其中不包含着屯田水利的實際運用？在這種與先賢的對話中，孔天胤的精神也得到了成長。

走出去之後，“河汾”也纔成爲一種文化地標，成爲仕宦他鄉的山西學者的精神故鄉。孔天胤爲他人所寫書序中，先前是“汾州孔天胤”“汾陽孔天胤”“太原孔天胤”等，浙江之後，落款全部成爲“河汾孔天胤”。當然這也並非孔天胤獨有。既融會外地學術的精華，内心又秉持着對“河汾”精神的理解和傳承，成爲山西學術源流不斷的重要原因。

(三) 各地到山西任職的學者推動學術發展

由於山西歷來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有着重要地位，因此來山西任職的大學者不乏其人。檢《山西通志》“名宦”部分可知，先秦有子夏弟子吴起守西河，漢代有經學家趙岐，做過皮氏(今山西河津縣)長、并州刺史；又有學者崔寔做過聞喜(今山西聞喜縣)長、陳寔做過五原(今山西忻州地區)太守。隋末有王通弟子陳叔達做過絳州(今山西絳縣)通守，唐代有文壇領袖張説做過并州長史，著名書法家顔真卿做過蒲州刺史，褚遂良做過河東觀察史，等等。宋代在山西做官的學者更是多到了驚人，韓琦、歐陽修、范仲淹、吕夷簡、程顥、邵伯温等都曾任職山西。金元時期，趙秉文、王惲等學者才士亦曾任職山西。到明代，任職山西的學者則有曹端、楊一清、李夢陽、吕柟、韓邦奇、周斯盛、禇相、王世貞等人，清代則有吕履恆、劉庸、曾國荃、張之洞、胡聘之等人。這些學官名師在山西期間，勤講學，正士風，選學子，修廟學，建書院，編方志，輯文集，爲山西的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爲推動山西學術起到了重要作用，歷代《山西通志》皆有事迹可考。

而學官名師的著作，在山西也起到了重要的教育推動作用。如明代霍州學正曹端(1376—1434)，字正夫，號月川，世称“月川先生”，河南澠池人，在儒學發展史上是重要的學者，黄宗羲《明儒學案》中有《曹端學案》。曹端著述甚豐，主要著作有《〈太極圖説〉述解》《〈通書〉述解》《〈西銘〉述解》《四書詳説》《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等。曹端學務躬行实践，而以静存爲要，歷來評價甚高。明代學者陳建所著《通紀》曰：“本朝武功首推劉誠意(劉基)，理學肇自曹静修(曹端)。”《明史·曹端列傳》稱他爲“明初理學之冠”。明宣德九年(1434)九月，這位明代理學之冠病死於霍州學正官署，享年五十九歲。諸生爲之服喪三年，私諡“静修”。他的死霍州人竟至“罷市巷哭”，至今曹端墓尚存，爲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再比如明代山西提學周斯盛，陝西人，雍正《山西通志》“名宦”記載：“周斯盛，寧州人，嘉靖間以進士任山西提學副使，築河汾書院，集雋異士肄業其間，月有課，季有試，文教大興。”校士之暇，主纂《山西通志》，“中間於鄉賢節孝更極慎重”。離任後，諸生立祠祀之。明末任職於山西的袁繼咸，擴充三立書院，恢復講學制度，在全省選拔三百多生員到書院深造。傅山就是在此次選拔中以優異的成績入讀三立書院，並深得袁繼咸賞識，成了書院中祭酒式的人物，後來袁繼咸被人誣告押往京城，傅山與二百山西學子一起進京營救，演繹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佳話。

外來學官與本地學者之間多有交遊，其學術也互相交流，對提升山西學子學術水準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嘉靖年間霍州知州褚相，史載其創建霍山正學書院，庠彦講習其中。每月朔望，詣學剖疑，寒暑不輟，數年如一。重修州署大衙，興建唐堯古祠，並親自主持編修《霍州志》，這是霍州歷史上第一本縣志。褚相著述頗豐，在霍州期間，其著作《四書膚解》刊佈，孔天胤作爲地方學者，爲其寫序，對《四書》要旨及褚相之作，皆作了深入發揮[注]孔天胤《刊四書膚解序》，《孔文谷文集》卷五，第67～68頁。。而周斯盛主修的嘉靖《山西通志》，其中王好問序言也爲孔天胤代寫；周斯盛還編輯了一册三晉詩文作品集《崇正録》(已佚)，刊刻佈行，孔天胤也爲之作了序[注]孔天胤《崇正録序》，《孔文谷文集》卷六，第84～85頁。。

總之，山西學術自身的滋養，山西學者走出去，外地學者走進來，都促進了山西學術的健康發展。

三、 山西“子學”研究現狀及不足

山西多“子”，而研究歷來不足。值得肯定的是，對於山西的一些大家，如荀子、韓非、郭有道、文彦博、柳宗元、司馬光、薛瑄、傅山、徐繼畬等人，目前有一些相關著述。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思想家評傳”中，有《荀子評傳》(孔繁)、《韓非評傳》(施覺懷)、《柳宗元評傳》(陳昌武)、《司馬光評傳》(李昌憲)、《傅山評傳》(魏宗禹)，這批著作，學術價值高，是不可多得的歷史人物評傳著作。另有何寶善《漢郭有道墓碑考》(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范兆飛《郭林宗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侯小寶《文彦博評傳》(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宋乃忠、常原生《閻若璩》(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秦鴻昌《郝經傳》(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任茂堂等《陳廷敬大傳》(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牛寨中《山西清朝第一名臣孫嘉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這些著作在山西學人研究闕如的情況下，起到了推廣普及、填補空白的作用，其功可表。但由於個别作者對傳主生平史料搜集不足，對傳主思想及文本研究不够，有一些還存在傳説與正史混用等問題，使傳記的歷史價值大打折扣。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常裕的《河汾道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即使是山西本地學人，也大多對“河汾”一詞較爲陌生的情況下，提出了“河汾學”的概念，梳理了河汾學的體系，令山西學人耳目一新。但由於此書只是作者當時的博士論文，且作者並非山西本土人士，對“河汾學”的梳理依然不夠系統全面，很多重要人物没有列入，研究也偏於概念化和線條化。若此書能够補充修訂，當會成爲研究“河汾學”的重要著作。

就山西本地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除魏宗禹先生寫有《傅山評傳》外，又有郝樹侯先生《傅山傳》(山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侯文正先生《傅山傳》(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成爲研究傅山的三種較爲權威的版本。山西學者降大任先生著有《元遺山新論》(北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任復興先生任徐繼畬研究會會長，三十年來執著於徐繼畬研究，並翻譯了美國學者德雷克的《徐繼畬及其瀛寰志略》，寫作了《徐繼畬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等，這些都是老一代學者對山西鄉賢的研究力作。山西省社科院高專誠先生幾年來致力於研究三晉學術，寫有《子夏與三晉儒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荀子與先秦學術的終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節制之父——韓非子》(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版)、《荀子傳》(北嶽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等書，尹協理先生寫有《王通評傳》(北嶽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山西學術的重要文獻。

在山西“子學”領域，研究時間最長、最有氛圍、最爲成氣候的，就是傅山研究。太原“中華傅山園”近幾年每年舉行一届傅山學術思想研討會，並辦有會刊《傅山研究》。美國學者白謙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15年版)、《傅山的交遊與應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成爲目前傅山研究的重要成果。山西學者尹協理先生在傅山研究方面貢獻卓著： 主持點校《傅山全書》，199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七卷本，2016年修訂爲二十卷本；主編有《傅山書法全集》八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早先出版有《傅山年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修訂出版了《新編傅山年譜》；另有《傅山管子研究》四萬餘字，在《名作欣賞》雜誌陸續連載。山西研究傅山的學者還有魏宗禹、降大任、姚國瑾先生等，都各有成果。姚國瑾先生著有《丹楓閣記賞析》(湖北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另寫有關於傅山交遊等論文多篇。除此之外，山西關於傅山的書畫集、長篇小説、論文成果等，數量也相當可觀。

在山西的古籍整理方面，目前也有一些成果。早在1934年，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就出版有《山右叢書初編》十六册，收入自唐迄清二十八位晉籍學者的著述，是目前研究山西文獻的重要資料。這套書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影印本；2014年，由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組織專家學者進行了點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套十二册。2016年，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組織專家學者點校出版《山右叢書》第二編，收録王瓊、王雲鳳、楊博、王家屏、張鳳翼、孫傳庭等人文集二十多種，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

另一方面，2015年，山西省政府牽頭成立了“山西文華”項目組，全面整理編纂出版山西歷史文獻著作，由三晉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嶽文藝出版社等規劃出版。圖書分爲“著述編”“史料編”“圖録編”三大部分，在品種選擇上注重精華性、全面性、學術性、權威性，旨在搶救、保護、整理、傳承山西優秀傳統文化，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其中“著述編”主要收録山西歷代名人專著及今人有關晉文化的研究性著作；“史料編”爲山西歷代文獻彙集；“圖録編”爲壁畫、彩塑等山西文化遺産的圖集。預計整理出版1 500種，分3期9年完成。僅文集方面，目前已有《荀子校釋》《柳宗元集校注》《元好問全集》《陳廷敬集》《祁韻士集》《祁寯藻集》《薛瑄全集》《于成龍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張慎言集》《吴雯集》等點校出版，還有大量學人文集正在點校過程中。

這兩個項目，對於整理山西歷史文化、山西“子學”研究來説，都是重大舉措，功不可没。

而在山西學人研究方面，山西出版又有另一舉措。從2015年起，北嶽文藝出版社策劃了《山西百位歷史名人叢書》，山西衆多學者如司馬光、柳宗元、薛瑄、孔天胤、陳廷敬、楊深秀等人俱列其中。有一些正在寫作過程中，有部分已出版。這是一個系列研究山西鄉賢學人的重要舉措，可喜可賀。

但無論是傅山研究還是關於山西其他學人的研究，顯然還遠遠不够，山西“子學”研究還存在大量的空白。本文所列也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尚有大量學者，其學術思想有待於進一步梳理和研究。所以梳理山西學術的源流，重建古今“河汾學”的學術體系，又是一件必須有人去做的大事。一方面，我們期待山西學人能有更多的學術擔當，另一方面，我輩也必當勉力爲之。